开发城市建设中的蒙元文化资源

         近年来，伊旗在城市建设中，深入挖掘成吉思汗文化的内涵，建造了高质量的、规模较大的具有成吉思汗文化符号和形象特征的标志性建筑，包括城市雕塑，主题公园等，改善了居住环境，提升了城市品味。同时充分利用成吉思汗文化元素，加大对文化产品的开发，以成吉思汗陵为中心，成功开发了“成吉思汗文化旅游产业园”，打造文化旅游5A级品牌，形成了集参观旅游（成陵旅游区、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区）、住民族特色宾馆（天骄大营、布拉格宾馆）、品尝民族传统餐饮（奶食品、羊背子），欣赏民族歌舞演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鄂尔多斯婚礼》《蒙古族歌舞》等）、参与民族娱乐（骑马、射箭、摔跤）、购买民族旅游纪念品（蒙古刀、成吉思汗画像）等一系列民族文化活动，使一代天骄、蒙古族的缔造者，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文化遗产，以旅游产品的方式，受众于国内外的观光客，充分展示了草原风光和成吉思汗文化的魅力。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于进一步推动城市文化建设，深入开发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并扩大文化品牌，是一次重要的契机，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伊旗在开发利用成吉思汗文化推进城市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自身的历史文化优势，开发蒙元文化资源，扩展和延伸成吉思汗文化的链条,还有相当的空间，也会有新的市场需求。

         一、增强开发蒙元文化元素的必要性

        一般来讲，蒙元文化大体是指以成吉思汗时代为代表的蒙古文化和以忽必烈时代为代表的蒙古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二者既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又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扩大和延伸。伊旗依据自身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条件，率先提出对成吉思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蒙元文化资源，特别是忽必烈时代的元代文化，利用元代文化的特殊优势，将会顺势扩大对成吉思汗文化的延伸，打造出更能适应国内外需要的文化产品。目前，伊旗的文化产业与资源型经济产业开发相比，尚未形成产业支柱。开发新的文化资源，加大文化产业研发的力度，是增强综合实力的必要。

        伊旗打造“成吉思汗文化论坛”的文化研究品牌，已连续三年开展活动，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但对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文化产品的开发，还有一定的差距。如对成吉思汗箴言的讨论，有的专家建议组织力量收集整理，搞出一个基本准确的版本;有的专家建议转化为文化产品，比如开辟箴言长廊等，还没有得到实施。其中的一个内在原因可能是成吉思汗文化研究的成果受众面较窄，难以在短时间内打造成产品。还有可能是受成吉思汗这一特殊历史人物本身的局限，在某些方面认识不完全统一，在国内和国际进行文化宣传存在一些难度。在这种状况下，扩展对蒙元文化资源的认识，特别是利用忽必烈时期元代文化的一些优势，进行新的开发，对于提升大众对蒙古历史文化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

        目前国内在民族研究中对民族文化历史地位的认识并不统一。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人中，甚至有资深学术地位和背景的人士，对少数民族政权及其领袖人物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和文明的推动认识不足，时常有一些无端的指责、贬斥，甚至是极不和谐的杂音，不利于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不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不利于开发民族文化产品。最近我在凤凰台《世纪大讲堂》，看了一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演说，主讲人是一位资深的专家，她提出在中国历史上“异族的统治为什么要尊孔”，“为什么侵略者来了以后要提倡大家读孔子的书”;“元代给孔子的封号最高”，“康熙也提倡孔学”。她认为，核心问题是异族统治者“尊孔”，是让大家“顺从”他们的统治。于是孔学变成“官学”，其内涵就面目全非了。她不同意在国外建孔子学院弘扬中华文化的举措。我认为，这位专家对忽必烈、康熙提倡孔学的看法是偏颇的。无论是哪个民族作为统治民族，它接受并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个客观作用是应予肯定的，不能因为他是“异族”而予以否定。实际上，忽必烈建元，充分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包容各民族文化，才恢复并维护了中国的大一统，才有了西藏的归属、疆域的进一步确立和行省制度的建立。这些片面的看法，是对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大家庭一员的认识不足，对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及其在发展中华文化和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认识不足。“资深学者”的影响力加上媒体的作用，其后果是很不好的。我们的民族观教育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抓得很紧，而在政治文化中心和内地一些大、中城市却有所缺失，屡屡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建造和谐社会是相当不利的。因此，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必须持之以恒地发挥文化在振奋民族精神、引导教育人民、缓解社会情绪、营造稳定和谐局面中的独特作用。”（刘延东，201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伊金霍洛旗在弘扬传统文化、保护蒙古族优秀文化遗产中，扩大对成吉思汗文化研究，尤其是元朝文化的研究，以展示蒙元文化对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是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建设的一种社会的和民族的担当。

         二、挖掘蒙元文化的建议

        城市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提升，需要更深入地开发文化资源。其中非物质文化资源属于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思想的层面，这些资源要靠人们不断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升华而获得。发现和占有这些资源，就有了开发、创新和利用的先决条件，就有可能开拓新的领域，打造新的文化产品。

        伊旗的城市文化建设，在成功开发利用成吉思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看，可以进一步延伸，在蒙元文化领域里做进一步的开发，特别是对元朝忽必烈时期的文化进行开发利用。忽必烈建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其一系列治国安邦措施，不仅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忽必烈时期（1260年即汗位，1271年建元称帝，1294年去世）是由大蒙古国转向中国王朝正统继承者时期，是成吉思汗文化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政权不仅保持了蒙古民族的许多优秀文化，同时更多增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为更多民族所接受和认可；

        其二、忽必烈时期元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忽必烈一方面重视蒙古文化的发展，将儒家典籍译成蒙文，加速蒙古文化发展；另一方面重视吸收各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其三、忽必烈时期的文化具有世界性特点。在四大汗国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忽必烈仍然居于大汗之位，与四大汗国保持密切联系。中西文化交流增多，规模扩大。忽必烈还倡导引进外国文化，如引进阿拉伯的天文学和医学知识。忽必烈时期的中国文化为西方人所仰慕。  

        基于以上考虑，元代文化中有更多的元素呈现出包容开放的态度，呈现出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亲和力的特征，对于推进我国今天多民族文化共存共容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作为“成吉思汗遗产”的忽必烈（学界评语），仍有许多值得发掘的文化内涵。因此，忽必烈为代表的元代文化是成吉思汗文化和蒙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笔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利用伊金霍洛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平台，在展现成吉思汗文化的基础上，拓展新领域，找出新题材，开发出新产品，打造更多的地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特色品牌，以适应今天的需要。比如反映中西文化关系的忽必烈与马可波罗、反映成吉思汗对忽必烈的培养与器重等题材的舞台、影视作品，以及元代鄂尔多斯多民族交往史实的历史和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等。特别是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的故事值得开发。马可波罗在元朝生活十余年，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参加过忽必烈的生日庆典；到过上都，留仕元朝；多次奉命出使各地，对大都等十几个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活有详细的描写。《马可波罗行纪》是西方人了解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国元朝知识的主要来源，使欧亚两洲拉近，给了欧洲人一个了解东方知识的新天地。哥伦布就是阅读了此书，反方向寻找东方，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以忽必烈与马可波罗为元素的文化产品是可以开拓国内外文化市场的。总之，只要放开视野，开拓思路，结合鄂尔多斯的历史和伊金霍洛的特殊地位，结合成吉思汗文化的延伸及当前的需要，一定能开发出更多新的具有国内外影响的文化产品。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近日刘延东同志在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文章（人民日报2011年10月31日）中又指出，“我国国力的显著上升，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疑虑和不适应，如何增加国际社会对我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的理解和认同，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是我们软实力建设面临的新课题。”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性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