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名称与蒙古之地

        一．蒙古在伊斯兰文献中的称谓

        蒙古在元明时代的伊斯兰文献中写为مغول(mughūl)。后来在中亚定居下来的蒙古人后裔一直沿用此名。16世纪原居于今新疆喀什境外费尔干那盆地的帖木儿五世孙巴布尔（Babūr）南侵印度后，仍然自称为مغول(mughūl)。明末入华的法国传教士艾儒略著《职方外纪》，介绍海外地理知识，将巴布尔后裔在印度建立的王朝称为莫卧尔，其字源即مغول(mughūl)。此外，在明四夷馆所编《回回馆杂字》所编《回回馆杂字》中的“地理门”中有“مغول(mughūl)，鞑靼，卯斡勒”。

        对比蒙古的自称Monggol，可以看出，伊斯兰世界对蒙古的称谓مغول(mughūl)中少了一个词中鼻音-n-。那么，为什么这会样呢？

        我们可以设想两种可能性：

        （一） 蒙古人与操波斯语的民族当时无法直接沟通，需借助第三方，而这第三方的语言中恰缺少鼻音。在中国古代西北地区的地名中可以发现高昌/火州这样的证据。那么这个第三方是否会是当时金统治区近于草原地区的汉人呢？今山西北部地区的汉语正缺失鼻音。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则说明12—13世纪时，今山西北部地区的商人中有部分人是兼通蒙古语与波斯语的人，他们可能担任蒙-汉斯语的译员。这一假说似与清代山西晋商活跃于大漠南北相映证。元代不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同时对蒙统治下的波斯来说也同样。因此，元代波斯文献中，比既往任何时代都更多地出现了的源自汉语的词汇，其中有些直接来自汉语，如丞相（činksānk），平章（fīngjānk）；还有一些通过蒙古语或突厥语的中介传入波斯语，如长史/敝失（čankšī），塔阳/大王（Tāīyānk）、国王（Kūīyānk）等。这些借入波斯语的汉语词汇均包含后鼻音-ng字，且其中的鼻音-n均完美地拼出，这说明，13世纪与蒙古与中亚建立联系的汉人，并非主要来自缺失鼻音-n地区；换而言之，12-13世纪蒙古人与操波斯语世界交往时，并不借助于操缺失鼻音-n方言区的汉人。

        （二） 因此，我们不得考虑第二个可能性：最初接触蒙古人的中亚居民操一种缺失-n鼻音的波斯语方言，在元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回回学者答失蛮，如果对比其波斯语原字دانشمند (dānishmand)“学者”，我们可以发现汉语音译也缺失词中的鼻音-n-。再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波斯语的中亚方言，其代表为撒马儿罕（Samarqand）的塔吉克语，的确是缺失词中鼻音的。

        （三）那么，除了مغول(mughūl)“蒙古”与(dānishmand)“学者”以外，我们还能找出其他证据证明这一点吗？我从《回回馆杂字》中找到以下例词：

1．发音直接脱落鼻音-n的词例：

1）在会同馆本《回回馆杂字》日本阿波文库本“人事门”中有“安宁，阿妈”。而此字在会同馆系统的其他抄本中均为“安宁，阿忙”。两相对比，可发现阿波文库本的特点在于其读音无鼻音。而四夷馆本《回回馆杂字》“通用门”的同一个词则为“آمان (amān)，太平，阿妈恩” ，这是一个古老的闪含语词，经由阿拉伯语传入波斯语，意为安全，宽恕，救命，当心。犹太教、基督教呼为“阿门”。其汉字音译有鼻音。

        同样，在会同馆本《回回馆杂字》日本阿波文库本有“圣旨，法儿妈”，而此字在会同馆系统的其他抄本中均为“圣旨，法儿忙”。阿波文库本汉字注音为“法儿妈”。脱落鼻音尾音ن(-n)。这或许基于某种波斯语方言的读法farmā。例如：“会同馆本”“天文门”序号第1.(1011)词“天，阿思妈”；同门序号第21.(1031)词“天阴，体勒亦阿思妈”中的“阿思妈”均为波斯语آسمان(āsmān)即“天”的音译，这个词在“四夷馆本”“天文门”序号第１词中的被准确地注音为“阿思妈恩”。

2）“会同馆本”阿波文库本“器用门”序号第1287词“弓，克妈”，在会同馆系统的其他抄本中均作“弓，克忙”，阿波文库本的特点是将“妈”改为“忙”缺失鼻音。而此字在四夷馆本“器用门”中写为“کمان（kamān），弓，克妈恩”。

         以上例证说明，入华的回回人中也有部分操此种方言。

         2．畏兀儿语中的例证：

        1）“袁氏本”《委兀儿译语》中有“badrag，稍瓜，把的喇”，对照四夷馆本《回回馆杂字》“花木门”中“بادرنک(bādrank)，瓜，巴得郎克。” 而在“会同馆本”“花木门”序号第1151词“王瓜，把得郎革”，指一种黄瓜。

        2）“四夷馆本”高昌馆译书“花木门”中有“narič，桔，那力尺”，对照四夷馆本《回回馆杂字》“花木门”中“نارنج(nāranj)，橙，纳林知”，可知畏兀儿语中的“桔”借自波斯语。

这两个原本波斯语的词，在畏兀儿语中均脱落鼻音(-n-)，说明畏兀儿有可能是从撒马儿罕方言借入的。

        二．达达即狭义的蒙古

        辽金时代，达达/达怛/鞑靼通常指广义的草原游牧部落，如九姓达旦指克烈，黑鞑指蒙古，白达达指汪古等。元明以后，达达/达怛/鞑靼虽然广泛使用，但其意义与辽金时代似有缩小。如明代的鞑靼，指退出中原后的元室后裔所控制的各部。

        再看明代会同馆所编《回回馆杂字》的例子：在该《杂字》第255词，即“鸟兽门”门中有“达马，阿思必卯恶力”。已故日本本田实信指出，此字之波斯文原文应为مغول اسب（asb-i mughūl）。其中之“阿思必”（asb-i）为“四夷馆本”“鸟兽门”（序号381）之“اسب (asb) ，马，阿思卜”，加上波斯语耶扎菲结构之-i；其后一部分“卯恶力”مغول（mughūl）即“四夷馆本”“地理门”（序号91）之“مغول（mughūl），卯斡勒，鞑靼”。这是波斯人对蒙古的称呼。可见所谓“达马”即“达达马”的简称，指蒙古马。

        “达马”是明代官方对输入中原的各种马匹的一个分类。明朝将输入的马匹按明政府支付回赐的价格分为上中下三品，各品命名不同：上品称为大西马，中品称为阿鲁骨马，下品称为“达马”。其他两类马在《回回馆杂字》的不同版本中亦有提及，如阿鲁骨马在四夷馆本增续《杂字》第73词，即“鸟兽门”之“ارقوماق(arqumaq)，阿鲁骨马，阿儿兀妈革”。

        这是一个突厥语词，在《高昌馆译书》“鸟兽门”重复出现：“arghumaq，小西马，阿儿苦麻；arghımagh，阿鲁骨马，阿鲁骨马”，即此。亦见于19世纪萧（Shaw）所编《新疆突厥语词汇》，指阿拉伯马。这个字在察合台文和塔塔儿语喀山方言中读作arghamaq，专指土库曼培育的阿拉伯种马；而在柯尔克孜语和叶尼塞河上流的脱额烈思语中，则为arghimaq，指中亚阿拉伯种马。

        而大西马，在会同馆本“鸟兽门”中，为“西马，塔即”。本田实信指出，应为تازی(tāzī)，意为“大食的”（马）。阿波文库本注音为“他即”。这种马在《元朝秘史》中称为“脱必察”，亦见于《高昌馆译语》。指从西亚输入的良马。直至元顺帝时，罗马教皇派使节马黎诺里出使元廷时，所携入贡的马匹仍然被称为大西马。这一话题超出本文的议题，兹不详述。

        由此可见，所谓“达马”，即指从明近邻鞑靼输入的马匹。

        三．晋王的统辖的达达国土

        （一）晋王即位诏

        元世祖忽必烈之孙成宗铁穆耳去世后，元武宗海山即位。此后元帝多为海山后裔。但仁宗子英宗被弑后，至治三年（1323）甘麻剌之孙也孙铁木儿在龙居河（克鲁伦河）即皇位（泰定帝）时，在其即位诏书中申明：“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受封晋王，统领成吉思汗四大个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委付来。”为证明自己即位的后法性，他提出自己家族类曾执掌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与达达国土。

        晋王所管辖的地域为何会被称为“达达国土”？达达国土又是什么地方？四大斡耳朵又在哪里？

         （二）从晋邸追溯北平王斡耳朵

        那木罕镇守漠北时，忽必烈的主要军事力量正集中对南宋用兵。故镇守漠北的只能是蒙古本土各部。钦察大将土土哈在那木罕被擒后曾参加北征，苏天爵对此记载：“宗室海都粤自先朝，畔涣朔方。国家根本之地在北，诏遣皇子北平王率诸王镇守之。”那么，那木罕初至漠北，未赴阿力麻里之前，其驻地在何处，学者们见解不一。

        昔里吉叛变后，于至元十四年（1277）率军进攻漠北，“北平诸部暨祖宗所建大帐，尽为所掠。”这里所提到的“北部诸部”即北平王那木罕诸部，而“祖宗所建大帐”即成吉思汗大帐。史料将那木罕之部属与成吉思汗所建大帐并提，足见其部属驻于其地。同年，土土哈受命赴漠北平叛，八月“败敌于斡耳欢河，获所掠祖宗大帐。”那木罕被昔里吉集团叛王俘获后，其王位并未被夺。故而海都将他放归后，仍镇守漠北。至元二十一年（1284）东道诸王叛，阔列坚之后“也不坚引其趋怯绿憐河大帐”。可见那木罕在漠北时，成吉思汗所遗诸斡耳朵即在其治下。

        至元末年，真金次子甘麻剌受封晋王，按《泰定帝纪》的说法，他所接替的就是那木罕的位置：“初，世祖在第四子那木罕为北安王，镇北边。北安王薨，显宗以长孙封晋王代之，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

        查《诸王表》与《显宗传》均言，晋王甘麻剌原为梁王，受封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镇云南。二年后，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改为晋王，出镇成吉思汗大斡耳朵。而此时那木罕仍在位。那木罕逝于大德五年（1301），无嗣。故晋王与北安王两王并存近十年，所以上引《泰定帝纪》“北安王薨，显宗以长孙封晋王代之”一句所言不确。

晋王曾两赴漠北，取代北安王之事在其第二次出镇漠北之时。王恽曾作《范徽卿风雪和林图》诗一首，记范徽随晋王甘麻剌出镇漠北事：

       “天策桓桓控上游，边庭都付晋藩筹。

河山表带连中夏，风雪洪蒙戍北楼。

笑看奇谋收药笼，未妨民赋课瓯娄。

丈夫志在飞而食，不让班超定远侯”

        诗中“边庭都付晋藩筹”一句，即是描述晋王第二次赴漠北执掌漠北军务之事。至于王恽《总管范君和林逺行图诗序》中所述“至元丙戌（1286），诏皇孙晋王于其地，建藩开府，镇护诸郡”之事，李治安先生已经辩正其讹。

        晋王家族自视为那木罕的后继。也孙帖木儿即位时发布即位诏书再次申明，他为嗣晋王时，“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那木罕逝于大德五年（1301），而晋王甘麻剌逝于次年，同年也孙帖木儿袭封。所以泰定帝即位诏书中所述乃大德六年（1302）事。

        那木罕受封北平王事在至元二年（1265），至世祖朝末镇守漠北已二十余年，且因无嗣，以其他近亲诸王代之是可能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甘麻剌受封晋王时，朝廷命“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确有取代北安王那木罕的意义。当时便有大臣提议“今晋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视诸王宜有加”。此议为世祖采纳，遂设晋邸内史。而受旨担任内史者，正是北安王那木罕的王傅秃归。

        因而，从北安王与晋王权力交接的角度看，当初那木罕在阿里不哥之乱平定后受封北平王，赴漠北就镇时，所承担的使命之一也应当是“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可见考察晋王漠北的驻地对搞清那木罕的营地有重要意义。

        一般以为，那木罕既受命统御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其主要驻地应在其中之大斡耳朵，即上述至元二十一年（1284）叛王也不坚所图之“怯绿憐河大帐”。这个“大帐”应当就是也孙铁木儿在受封晋王时所守之“大营盘”。而至治三年（1323）年英宗被弑后，诸王大臣迎也孙帖木儿于其“镇所”。其即位之地为“龙居河”。此即上述“怯绿憐河大帐”。这里也应当是那木罕初至漠北时的居地。

        在[清]方履籛所撰《金石萃编补正》卷4中收有《莱阳洞林寺圣旨碑》元白话碑，为“虎儿年（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二十一日赤那思有时分写来”的嗣晋王也孙木儿的令旨。此地在元代又写作赤纳思、赤讷思等。李文田已经注意到这个重要地名，他写道：“赤讷思，诏遣御史大夫秃只等即赤讷思之地，集诸王军将问战胜功状。‘赤讷思’《元秘史》作‘赤那思’，是其地也。《秘史》卷四云：札木合回去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锅都煮了。张翥《蜕庵集》有《送郑喧宣伯赴赤那思山大斡尔朶诗》，云：‘那思山下水，曾覩六龙飞’”。

        李文田所提到的御史大夫秃只等事，即大德五年（1301）年帖坚古之战之后，朝廷遣御使大夫秃只、知枢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札鲁火赤秃忽鲁等朝廷大臣会集晋王、安西王阿难达、怀宁王海山等诸王与土土哈等，讨论战况的赤纳思之地之事。

        而《送郑喧宣伯赴赤那思山大斡尓朶儒学敎授》诗有四首，其一为：

         “圣祖兴王地，风云护大营。天垂紫塞阔，星戴赤山明。

           人俗殊淳古，皇文易化成。君行当劝学，无愧鲁诸生。”

        其二为：

         “絶漠同文轨，提封振古稀。大牙开武帐，元老秉天威。

           白马紫驼酒，青貂银鼠衣。那思山下水，曽睹六龙飞。”

        其三为：

         “野散千军帐，云横万里川。寒多雨是雪，日近海为天。

          黒黍甘供酿，黄羊饱割鲜。广文但少客，宁虑坐无毡。”

        其四为：

         “晨发戒行装，风沙碛路长。油韀白鼻马，蓝绶赤铜章。

           文学重新命，故人嗟异方。时时有北使，书札慰相望。”

        其中第一首诗中的“赤山”与第二首中的“那思山”，即赤那思山。但诗中均未提及此山的具体地望。

        至正十一年（1351）内史府椽史艾蜚英因“后至当远役”例，奉命分府北行“，宿赤纳思山下。李治安据此认为，这说明晋王藩府在这一带地区。而陈得芝先生则论证，赤那思在曲雕阿兰（Köde’u-aral），今克鲁仑河与臣赫尔河汇流处。比照虞集“皇子北平王帅诸王之师，鎭祖宗龙兴之故地”的记载，则赤那思山这里很可能就是那木罕的大营。

        由此可证，所谓达达国土就是“圣祖兴王地”，也即蒙古部的原居地。这说明，十三世纪时汉人口中的“达达”，乃指狭义的蒙古，即成吉思汗赖以起家的蒙古部，且当时在蒙古人心目中，其祖居的蒙古高原东部，与建立建立蒙古国后和林为中心的漠北尚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