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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是在翻“陈年老帐”，其实翻一翻也有好处：温故知新嘛！何况从前的钱，从前的物价，同今天比起来，真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说有着本质的差异。 那时奉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比如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奉为圭臬。具体到物价这件事上，是主张物价稳定，甚至逐步降低。以此来提高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其不知这不仅与现代经济运行规律相悖，就是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照起来，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革命战争年代，地方干部、部队官兵实行供给制，也分等级，但不那么森严。以小米为计算单位，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解放初期，物价不稳，各地币制也未完全统一，实行“工薪分”制，按几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浮动计算，分值大体上按月公布，工薪券与人民币一起流通。干部工人的工资都折算成“分”。我们一群学生1956年春参加工作，赶上了工薪分的“末班车”：半年试用期的试用工资为每人每月135分，当时分值为二角八分五厘，算下来是38.475元，四舍五入为38.5元。年底按照工资序列，定为行政23级，伊盟为七类标准，月薪50.50元。全国按物价测算，分为11类，行政序列分为一至三十级。党和国家领导每月也只领四五百元。我们盟人行的几位行长是14、15、16、17级，月资在101元至141元之间，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可以供养一个很大的家庭。鄂旗支行一位农金员，叫白云翔，25级，基本工资38.5元，爱人没工作，三个孩子，人均收入不到8元，我问他“够用吗？”他说基本够用，偶尔申请点福利补助。我倒是很相信他的话，因为那里家庭的主要开支，只有吃、穿两项，精打细算，修旧利废，可以压到很低的水平。拿我本人的情况来说，每月“刚性支出”只有房租3角，城市维护费2角、工会会费5角（月工资额的1%），伙食13-14元，拿现在的理论解释，“恩格尔系数”在30%以下。那时我供妹妹念大学，每月寄去10元或15元，剩下的，就存入储蓄帐户里了，到“文革”之前，除了买手表、半导体收音机等“大件”之外，还积存了约500元钱，算得上“单身贵族”了。那时的物价真的相当便宜，1956年一斤一等猪肉3角3分，羊肉只有2角稍多一点，一枚鸡蛋2分钱，下乡直接向老乡买，还能适当“优惠”。如果你想当时吃，老乡可以贴上猪油给你炒熟，不另加价。一斤当地产的沙果一斤1角2分，一个碗砣或一碗羊杂碎都只要5分钱，看电影一次2角，理发带吹风3角。从农村买山药，一等每斤3分3厘,人们算计收入支出，精确到分，有为半分钱发生争执的。经济界，人民日报社论都倡导过“一厘钱精神”，大家都懂得“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勤俭节约成为各阶层人民共同的信仰和习惯，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水平是极其低下的。 有没有额外收入？有一点。出差补助，下乡一天3角，到城市6角，途中1元2角，大体上能省下坐机关的伙食费。其次是稿费，发一篇新闻稿，二三元，发一首诗，三五元，周围的人还羡慕不已，十来年稿费加起来也不过二三百元而已。那时干部都没有“财产性收入”，硬要说有，就只有储蓄利息一项。活期月息2厘4，定存一年5厘1。我搞过东胜地区储蓄调查，全城加起来，顶不上如今一个大户。人均几十元而已，好多是余额只有1元或不到1元的“睡眠户”。有1千元存款，绝对称得上富翁。因为搞公私合营时，有同额资产的即被定为资本家。1千元储蓄一年的利息为61元2角，相当于一位副科长或主要科员的月工资。得这样数额的利息，很容易使周边的人眼红，所以“文革”一来，激进的人们就将储蓄利息和资本家的定息（每年4%，相当于现代企业里的优先股）一起列为“剥削行为”而大加挞伐。回想起来，那时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解成平均主义，大锅饭，连工人中的“八级工资制”都被与资产阶级法权联系在一起，农牧民有两只自留羊，更是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其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穷得几乎揭不开锅，还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而沾沾自喜。 列举了上述一系列干巴巴的数据，不是引导人们去留恋从前那个物价低稳的年代，而是要正确看待，积极面对眼前的经济现象。如今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只有时空价差和结构性的回调，而就总体而言，物价上升是必然的。只是，执政当局应当运用体制、机制、政策杠杆让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先于、快于物价上涨，从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以笔者为例，数十年中，收入大约提升百倍，而物价上涨大约10至20倍，东胜区、鄂尔多斯市的多数居民的状况还要好一些，只是你必须把各个渠道、各种“颜色”的收入统统算进去，这样才公道，才会使心理平衡。我们这儿房价、物价高于周边，在全国三线城市中有些冒尖，这里有人为因素，但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本人无意为“高价”辩护，然而不管你承认与否，本地居民的“速富”即来源于此。想以现在财富和收入面对几十年前的物价水平，是不切实际的幻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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