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巡放歌的隋炀帝

 四

      “我爱江都好”！这是隋炀帝发自内心的坦言，确实这座江南名城与他的一生有着不解之缘，光荣与荒淫交织，欢乐与悲哀同驻，既是兴国的福地，亦是亡国的坟墓，真可谓：成也江都，败也江都！

        江都亦称扬州，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入侵齐国运兵，开挖邗沟接通长江与淮河水系，在此建城开始，就屡经风云变幻，饱览人间沧桑。扬州一直穿行在盛与衰、荣与辱，繁华与破落，鲜亮与幽暗明灭相间的历史隧道里。早在汉代，扬州一度繁华昌盛，可与“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相媲美。到南朝，梁国人殷芸写的《商芸小说》一书中，还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令人遐想的惊羡之语。对长期生活在北方的隋炀帝杨广而言，年少时就酷爱诗词歌赋，从诗文中认知到的扬州，也许早就激起他心中一直向往的冲动。

        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机遇终于降临，彦俊宏才的杨广只有20岁，以皇太子晋王的身份，奉命统帅51万大军南下，一举突破长江天堑，灭掉了富庶的陈国，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任。史载随他南下的隋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杀掉了陈朝的奸佞之臣，封存库府资产，不贪钱财，将陈叔宝及皇后等人押回京城，“天下皆称广以为贤”。公元590年，杨广以太尉之职再次率兵南下，任江南总管，驻营扬州十年之久。他首先平定了蔓延江南的叛乱，在军事占领之后推行合理的行政管理。他娶江南大族之女萧氏为妻，多方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才整理典籍，倡导文化利谐之风气，缓和南北的怨恨和疑虑，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朝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尤其是扬州浴火重生后经济恢复，步入了新的都市繁荣期。

        公元600年，杨广离任扬州，北上参与击败突厥进犯的战事。四年后杨广即位，登基为隋炀帝，继任才四个月，即下令征发河南、淮北民丁百余万，开通济渠修建大运河，接着又征发淮南民工20万，疏浚邗沟，引淮河水入长江。在通济渠和邗沟两岸植柳树建御道，沿途岸上几十座离宫也在快速地营建，同时还建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以备用。隋炀帝继承父业抓紧开凿大运河，虽有种种评说，就客观需要而言是兴漕运，“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因为古代君王专制政治制度的两个命根子，就是兵与食，况且自汉之后，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运河开通，江南的粮食和赋税就会滚滚而来。在隋朝已是“天下大计，仰于东南”。隋朝丌凿大运河之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由“东南财赋”与“西北甲兵”，共同构成维系朝廷统治的两大支柱，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当然，修建大运河也为隋炀帝满足自己的巡游享乐，显示帝王的力量与威严开设了方便之门。在隋炀帝赦令开凿大运河的当年八月，就迫不及待地从洛阳巡行出游至扬州，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帝御龙舟，舳舻相接二百余里。背纤挽船的八万余人，着锦袍花衣行走在纤道上，岸上有军士骑马护卫，万马簇拥，旌旗遍野。船上嫔妃和无数宫女的脂香粉气，随船飘散两岸。沿途饮食皆有路经的州、县献食，这些地方官员们搜刮民脂民膏，趁献食之机献媚争宠，引起民怨沸腾。隋炀帝还耗巨资，强征民工在扬州建了数座豪华的宫殿供他游幸，享乐无度的隋炀帝从此对扬州，有了“情人怨遥夜，竞夕起相思”难以割舍的心中情结。

        从公元605年至610年，在隋炀帝强征暴政的压力下，用六年时间开凿的一条长达三、四千里，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南下可达余杭（今杭州市）的大运河，终于以崭新的面貌流淌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为了修建这条大运河，隋朝国力耗损巨大，难以数计百万以上的民工老百姓悲惨地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此时，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却再次乘龙舟，开始了南下扬州的第二次巡游。

        在隋炀帝一直偏爱关注下的扬州，早已没有战乱的滚滚烟尘，没有旌动鼓震的号角声，也没有北方升腾弥漫的苍茫大气。被称为“销金锅子”的扬州，在江南滨山软水旖旎风光美景的怀抱里，风花雪月的柔糜和文人墨客不断眷顾，带来的潇洒风雅，共融着大俗和大雅的甜软温馨，扬州已成为隋炀帝人生和精神寄托的桃花源。

        纠纠武夫的隋炀帝也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当他在扬州行宫中沉浸于曼歌妙舞时，曾在一个月朗风清，玉宇无尘，银河泻地，花荫满庭的夜晚，观望临空的一轮皓月，好似见到了一位天生丽质，皮肤白皙润玉的美人，望之弥近，接之弥远，心中的诗兴再次勃发，写下了一首《春江花月夜》：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可是这“春花满正开”佳期如梦的日子，就在随后不久，由隋炀帝连续发动三次东征高句丽王国的战火中，最终成为了隋朝夕阳坠落的回光返照。公元616年，隋炀帝第三次下扬州巡游时，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已是此起彼伏，大隋王朝风雨飘摇，隋炀帝自知已无扭转乾坤之力，早年“泽加于民”的抱负已消失殆尽，心中只有“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的退避之求，在今朝有酒今朝醉中苟延残喘。公元617年，各地农民起义的火焰愈烧愈旺，逐渐威胁扬州。次年春，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攻入江都宫玄武门，隋炀帝被叛将狐行达缢死。一条练巾，结束了这个享年五十岁，“以四海之尊”做了十三年帝王的生命。很快历经三十七年的大隋王朝昙花一现的耀眼光芒殒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死后暴尸的隋炀帝无人过问，还是萧后用木板拼凑成棺木，草草下葬于扬州的吴公台，唐太宗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将其移葬在雷塘。

        对隋炀帝三下扬州游玩的荒唐轶事，能寻觅到不少历代诗人写下的感怀诗篇。而晚唐李商隐写的一首题名《隋宫》的七律，却更耐人寻味：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之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五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隋朝一度海内一统，繁荣昌盛，却和秦朝一样短命告终，都是“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

        千百年来，世人把秦始皇和隋炀帝都唾骂为暴君，可是偏偏这两位帝王都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为人类遗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秦始皇修筑了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隋炀帝开凿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而震惊了世界。可是秦人写道：“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长城歌》）？发出了百姓哀怨与愤怒的呐喊。同样，“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米”成为了隋亡的谶语。

        但是，细加思索，筑长城是当时阻隔南北，出于防御的需要，修大运河则是出于沟通南北的初衷。

        修建大运河并非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创造，这父子俩只是运用帝王的权力发号施令，将隋朝前历代统治者疏浚的南北河道水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贯通，最终将中国的黄河、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共济，成为中国南北贯通的大动脉，显现了如今京杭大运河的雏形。自此，结束了中国南北没有一条通道直接贯穿的历史，打破了中国各地域之间，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封闭的生存状态，中国才真正的统一起来，孕育着振兴的希望。

      大运河开通后，一个“帆樯如林，货物如山”的漕运文化勃然兴起，“南船北马，百货萃聚。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兵民杂处，商贾借居”的繁荣新气象，使全国财赋激增，国富充盈。而“滋润京华赖此河”的实现，使中央统治集权得以巩固。南北水路相连，打通了古丝绸之路向南方延伸的渠道，大运河的终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直奔大海，扬帆起航。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从此水陆并进，气象万千，带动沿河两岸众多的城镇都市纷纷崛起，日益繁华的景象推动南方文化的阴柔妩媚与北方文化的粗犷豪放相融合，中华民族的行为与品格在南北文化的大碰撞中得到了健全与升华。

      文化的繁荣直接引发隋朝之后唐代诗歌逐步登上了巅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经典的佳话。唐代是创作与大运河相关诗词最多的时期。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等诗人的千古绝唱，都因为有了“青山隐隐水迢迢”的大运河才万古流芳，成为世代人们精神的一种滋养。

        隋代开凿的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壮丽伟大的水利建设工程，凝结着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千百年来大运河就像一条白练穿起一串闪光熠熠的明珠，装点着江山如此多娇，无论流向哪里都带去富庶，泽及子孙，造福万代!但是，倾尽大运河之水也无法洗脱隋炀帝酷用民力，穷兵黩武，荒淫游乐，为祸一代的罪孽。唐末文学家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一诗中，发出过这样的感口义：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夸功不较多。

        也许诗人的惋惜之情能引发世人的共鸣，然而，历史是不能假定的，它就是这样无情，把一条造福万代的大运河，偏偏同集功过、是非、善恶于一身的隋炀帝交织在了一起。

        隋炀帝继承了隋文帝留下安定富足的统治基础，却不屑“守成”而无为。他“慕秦皂、汉武之事”要努力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他曾是一位心怀雄才大略也相当勤奋敬业的君主，主政迁都洛阳、重修长城、宾服四夷、开凿大运河，每一个举措都是惊天动地。他改定科举制度，始建进士科，开朝廷“任人唯贤”，广罗民间人才之先河；网罗大量学者整理典籍，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创“今於大隋圣世，图书屡出”之盛举；颁布《大业律》，涉及地方行政划分管理、官制改革、刑律实施等多个方面，成为大唐朝修订《唐律》的依据之一。隋朝结束了当代中国最漫长的大分裂，重新统一了国家，否定了其前人过时和无效率的制度，创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结构，在长期遭受分裂的各个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奠定了大唐王朝盛世的发展根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刻弥远的影响是不可否定的有学者指出：如果比较一下，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价隋炀帝说：“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又说：“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纵观历史长河的进程，历史总是把善与恶交织在一起。许多事物的优长之处往往又是其弊端之所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隋朝同样继承了秦始皇开创的皇帝专制制度，它既有自身的优势，又潜藏着巨大的破坏力，导致封建帝王的成功与失败几乎都出自同一根源，那就是皇权支配社会的绝对权威。隋炀帝执政期间急功近利，每年征役民工都在几百万人以上，修筑大型工程和对外征战接二连三，极大地超越了当时社会的负担能力，当民众不堪重负时，只有武装起义而攻之，隋炀帝最终落得个“殒于匹夫之手”下场。

        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或群体而言，历史的评价总是有限的而在芸芸众生老百姓的心中，一代帝王的成与败、好与恶，往往从对待民生的态度和作为上的评价，比政治层面上的判断更直接，并具有相当久远的超越性，这或许就是隋炀帝“术代昏君”论，能引起社会共鸣并久传至今的原因。

        你看，历史老人正向我们走来，他在前行中总是一次义一次地向世人敲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警钟，然后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沉吟中，去谱写新的一页。（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