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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江南，草原明珠，在中国城市版图中，鄂尔多斯既年轻又古老。说她年轻，是她作为改革开放来的新兴城市，新世纪初甫一登场，就以诸多桂冠［1］夺人眼球，她绿色而富足，充满活力，一改人们对边塞城市的印象。说她古老，是这片土地自古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相辉映的大舞台，积淀了特色鲜明、自成序列的丰厚历史文化遗产，让人流连而神往。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鄂尔多斯带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本文拟从地理区位、资源优势、历史格局、文化特色等角度，结合“一带一路”六大廊道建设，提出鄂尔多斯地缘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路和建议，欠妥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从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看，鄂尔多斯属黄河中游独特的地理单元“河套之地”，可谓是“沿边的内陆”，是自然资源富集区 鄂尔多斯地处黄河中段、阴山之南，西、北、东三面环河，属黄土高原北端的延续地带，是个天然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明代以后史称“河套”［2］。 鄂尔多斯自然地理环境特点显著，地形复杂，地貌多样，西北高东南低，起伏不平，基本上分北部黄河冲积平原区、东部丘陵沟壑区、中部库布其、毛乌素沙区、西部坡状高原区四大区，既有芳草如茵的美丽草原，又有开阔坦荡的黄土高原，既有茫茫无垠的戈壁沙漠，也有一望无际的塞北江南。在三面环水一面黄土的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内，具有如此多样的地貌类型实不多见。如果说敦煌是东西方文化交织的特有文化高地，那么鄂尔多斯就是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地理交接形成的独特过渡地带，造成地貌形态的复杂多样，而“几”字型黄河如绳似带把她圈围成一方间于秦晋与塞北之间独特的地理单元。 从内蒙古区位讲，鄂尔多斯位于西南，并非边境地区，但是从全国版图来看，内蒙古无疑是与蒙、俄接壤的北方边境。因此，鄂尔多斯虽属北方沿边之地，实际却是沿边的内陆，加上黄河的三面包抄和现有交通干线的局限，她既无沿边口岸的设置，也无直接出境的通道，是名副其实的“沿边内陆”，并无多少边境地区在对外开放上的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 从交通地理看，鄂尔多斯虽已初步形成京包、包兰线围绕周边，大准、准东、东乌铁路横穿东西，包神、包西铁路纵贯南北的“十字型”铁路格局，并实现乡镇公路全覆盖，开通国内航线机场，但在高铁、航空时代而言，她处在西北地区包头、西安、兰州三大交通枢纽之间，在干线交通格局中也并未占有相对资源优势。 从城市经济地理看，鄂尔多斯与黄河北岸的呼和浩特、包头形成内蒙古自治区最为富集的金三角地区。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里，鄂尔多斯又恰恰处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之间的边缘地带。 如果说三面环水、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曾是历史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多民族驻牧生息、赖以生存的天然优势，那么在全球化、信息化新时代和“一带一路”背景下，这种自然形成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甚至成为某种制约发展的劣势。 俗话说“好酒不怕巷子深”。鄂尔多斯在地理区位上的优势虽然有所弱化，但上天赋予、自然恩赐她的“本具”资源却十分富足。鄂尔多斯拥有各类矿藏50多种，已发现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重要矿产资源有12类35种；已探明煤炭储量1686亿吨，约占全国总储量的六分之一；天然气储量8788亿立方米，约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一；高岭土储量65亿吨，稀土高岭土储量占全国二分之一；陶土储量4.3亿吨，石英砂储量4226万吨，油页岩储量3.3亿吨，耐火粘土储量7.6亿吨，芒硝总储量70亿吨，石膏总储量35亿吨，泥炭产地42处，储量537.6万吨，硫磺储量232.5万吨，地质储量3256.5万吨；天然碱湖19处，储量7000亿吨，伴生天然碱储量1300万吨；食盐矿产地14处，总储量956万吨［3］。除了地下资源，鄂尔多斯的生物资源也十分丰富，有植物资源800余种，其中如甘草、麻黄、枸杞、银柴胡、远志等400多种具有药用开发价值；有2000余种野生动物，其中有遗鸥、白天鹅、石貂、黄喉貂等珍稀动物属国家级保护品种；当然还有名闻遐迩的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和所产的高品质山羊绒，年产羊绒800多吨，羊绒衫890多万件，羊绒制品产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世界的四分之一，已经成为中国羊绒城，世界羊绒产业中心。综观鄂尔多斯自然资源，品类较多，品级较高，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富集区，中国的“能源走廊”，在绿色高效深度开发上也取得良好效益，成为国家示范基地［4］。 二、在“丝绸之路”的历史视野下，鄂尔多斯是“石器之路”、“草原之路”、“青铜之路”、“茶叶之路”的交汇区 从世界范围来看，“丝绸之路”［5］泛指滥觞于上古时期、形成并存续于中古时期，贯通东西方、遍及欧亚大陆、延伸到北非和东非沿海的国际长途商业贸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线路网络。其起源始于人类早期自然力驱使下的远距离部族迁徙、长途征战，以及好奇心、探索欲驱使下的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认知而进行的地理探险等行为。 亚欧大陆腹地的内陆驼马交通的发源，与这一带游牧民族的驼马驯养密不可分。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1世纪左右即开始饲养马；到公元前11世纪，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已在阿拉伯地区用于商旅运输；其后不久，双峰骆驼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良种马和骆驼等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畜力运输，使远距离、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和商业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6］。因此，早在远古时期，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彼此隔绝。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鄂尔多斯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乌兰木伦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制品，在技术与类型上同欧洲旧石器中期和晚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范例，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称之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火花”。当时全球环境剧烈变化，欧亚大陆北部早期人类频繁进行反复双向迁徙、交流、融合，体质人类学上的现代智人就是在这个跨大陆的双向迁徙浪潮中出现和形成的。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证明鄂尔多斯草原是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舞台之一。在探索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原初时期中，鄂尔多斯是探索远远早于“草原之路”、“青铜之路”之前形成的“石器之路”最经典地区之一［7］。 考古发现证实，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8］。它最初由多条彼此断续相连的近距离小规模贸易路线相互衔接而成。早在先秦时期，从黄河流域到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交通路线就开通了。就其自东向西的走向而言，大致是从黄河中游北上，穿越蒙古高原，西向越西伯利亚平原南部，至中亚地区分为两路，一路西南行，抵达波斯后转西行，至于地中海东岸；另一路则西行翻过乌拉尔山，穿越伏尔加河流域，抵达黑海之滨。这是“丝绸之路”的早期雏形，栖息、活跃于欧亚内陆草原的游牧民族对这条路线的开发和利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到西汉丝绸之路的沙漠“绿洲之路”开通后，“草原之路”依然并存，但其路线有所改变，主要指的是从蒙古草原向西从阿尔泰山进入天山北麓，再一路向西到达伊犁河谷草原地带，进入中亚碎叶，然后再扩散到其他地区的草原交通路线。这条路线可以从中原进入，也可以从甘肃张掖地区或新疆的吐鲁番越过天山而进入；在河西走廊中断时，中原与西域、中亚的交通路线主要靠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衔接；起源于蒙古草原的蒙古帝国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更重视草原之路的利用，成为这条路线最繁荣的时期。 “青铜之路”是指史前的夏商周时期西亚青铜冶炼技术东向传播到东亚的欧亚内陆通道。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代，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东亚大约四千年前进入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国内有学者坚信和假定中原是青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9］，但朱开沟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大量遗址出土的丰富多样的青铜器，不仅标志着东亚进入青铜时代，而且说明，东亚的金属冶炼技术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的［10］。早在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群的远距离迁徙，初步奠定了欧亚内陆人类及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到了青铜时代，东西方人群的迁徙更加频繁，欧亚大陆自西向东的文化交流形成了“青铜之路”。随着“青铜之路”的开辟，自西向东传播的还有小麦和大麦的人工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车轮的制造等技术。“青铜之路”的形成和繁荣时期，正是中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对夏商周时代青铜文明的繁荣注入了活力。可以说“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诱发了后来的“丝绸之路”［11］。以鄂尔多斯发现的大量青铜器物为代表的黄河流域考古新发现和科技考古的重要突破，有力证实了这里曾经是“青铜之路”自西向东大通道的东端。 “茶叶之路”是清朝从武夷山茶区经武汉北上，越蒙古高原到俄罗斯，抵达圣彼得堡的茶叶商贸运输之路。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在山西商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叶商路。“茶叶之路”是一条纵贯南北水陆交替的商业运输线路。起点在福建崇安（现武夷山市），途经江西、湖北、河南、山西、直隶（河北）、内蒙古，终点是乌里雅苏台（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恰克图。茶叶之路从河南孟津渡过黄河北上，沿太行山北行，经太原出雁门关，经大同达张家口；从张家口，用骆驼或“老倌车”，北至野狐岭上坝，经口北三厅兴和城（张北），明爱（内蒙古商都），内蒙古察哈尔，四子王旗，沿阿尔泰军台，经乌里雅苏台土谢图汗部左翼中旗赛尔乌苏，左翼右末旗，达中旗之库伦（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又北行，经右翼右末旗，右翼左末旗，终达中俄边境之恰克图；从这里至俄罗斯伊尔库兹克、奥伦堡、莫斯科，最终抵达圣彼得堡。这条因茶叶贸易的兴起而开通，全程约9200余里（4600公里），历时300余年的亚欧商道，被中蒙俄称为亦称“万里茶路”。从中国输往俄国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业务皆为晋商所垄断。此外，中国还向俄国出口丝绸、棉布、水果、瓷器、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而俄国向中国出口毛皮、纺织品、成衣、生革、皮革、工具、牛等货品。到1860年清、俄贸易全面开放后，茶叶之路逐渐衰落［12］。 鄂尔多斯特殊的地理位置，西北连蒙古高原，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相接，东南通秦晋腹地，可从榆林、大同、宣化等城市直达中原大地。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之路”，还是青铜时代的“青铜之路”，也无论是从中原通往蒙古高原“草原之路”，还是从东南茶区北上蒙古高原的“茶叶之路”，都在鄂尔多斯交汇或经过。这就赋予鄂尔多斯在“丝绸之路”历史视野中重要的历史定位：她曾是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交通网络中的重要地区和节点城市，在人员物资东传西播、北上南下中发挥过独特的承接、过渡作用。 三、从历史文化遗产看，鄂尔多斯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带，是草原文化、游牧文明的集聚区 鄂尔多斯历史文化久远，民族文化积淀深厚。这里古属《禹贡》雍州，秦统一后称“新秦中”、“河南地”，汉唐为五原、朔方、云中之地，辽宋之际为边境军州，蒙元兴而为河南王扩部帖木尔属地，明初蒙古各部相继进入该地，拥地自立，与明军对峙。15世纪中叶，因蒙古鄂尔多斯部开始驻牧于此而得名。“鄂尔多斯”是蒙古语，汉语意为“众多宫殿”。到清朝雍正六年（1648年）该部分设为六旗，会盟王爱召，形成伊克昭（蒙古语，汉语意为“大庙”）盟。 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活动，留下了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到文明门槛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如距今14万到7万年前的萨拉乌素遗址和“河套人文化”，距今6.5万到5万年前的乌兰木伦文化遗址，距今年代约2万年左右的水洞沟文化遗址，距今约6500年前的阳湾文化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的寨子圪旦文化遗址，距今约5500多年的瓦窑文化遗址，距今4200年到3500年的朱开沟文化遗址，几乎形成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鄂尔多斯地区是曾经纵横亚欧大陆的匈奴、蒙古等民族栖息繁衍地之一。以青铜器为主要特征的河套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滥觞于早商时期，到春秋晚期达到鼎盛阶段，到战国晚期渐趋衰落，延续到东汉或更晚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兵器、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与车马具等，其制作工艺与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鄂尔多斯青铜器与鄂尔多斯动物纹的完美结合，融铸成为鄂尔多斯文化史上的一大艺术奇观。在以往发现的春秋到秦汉时期的鄂尔多斯先民和匈奴贵族的墓葬，如宝亥社春秋墓葬、桃红巴拉墓地、玉隆太速机沟匈奴墓葬、石灰沟匈奴墓地、阿鲁柴登匈奴墓地、西沟畔匈奴墓群等墓葬群中，出土了青铜器、青铜饰牌、铜镜、铁器等代表北方游牧民族冶金技术的文物，以及陶器、汉字瓦当、官印及金、银、玉、玛瑙、琉璃等物品，内容丰富，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均属罕见。尤其是桃红巴拉墓葬是鄂尔多斯地区早期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史上获得的首批科学、系统地发掘资料之一，它的发现使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时代晚期及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步入了新阶段。以桃红巴拉墓地为代表，包括玉隆太、速机沟、阿鲁柴登、西沟畔、宝亥社、石灰沟墓葬、碾房渠窖藏等在内的,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分布中心的春秋、战国时期早期北方民族文化遗存，在考古学界被称作“桃红巴拉类型”或“桃红巴拉文化”。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商周至春秋时期为狄人的先期文化和狄人文化；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战国晚期是林胡的遗物；两汉时期属于匈奴文化。概而言之，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是以匈奴为主体的我国北方诸部族或诸民族共同创造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以河套地区为中心广泛流布于中国北方以至欧洲。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是中国早期北方民族文化的代表，在考古学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作为边关要地，鄂尔多斯也遗存有丰富的历代长城及烽燧遗址和秦直道等边塞历史文化遗存。其中有战国“秦昭襄王长城”及亭障、烽燧、障城、采石场、建筑基址等遗迹，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秦长城或魏长城遗迹的新民堡长城遗址，全长约30公里的西鄂托克长城遗址，全长20余公里的隋长城遗址，保存相对完好全长30公里、沿线有两座关堡、一座古城，7座墩台（烽火台）的明代长城遗址，以及烽燧间隔约10华里、数量达20余座的准格尔旗烽燧遗址，南北贯穿鄂尔多斯市全境、直线距离约100千米、秦将蒙恬所修的“驰道”遗存、自古为沟通中原地区与北方边陲重要通道的“秦直道”遗址［13］。 鄂尔多斯作为蒙古民族的驻牧地，千百年来“马背民族”的精神特质和生产生活形态形成了特具风采的蒙古民族文化艺术，包括祭祀文化、歌舞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无不色彩缤纷，艳丽夺目。鄂尔多斯是世界上蒙古族传统礼仪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其中“鄂尔多斯婚礼”和“成吉思汗祭祀”以其独特的魅力载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鄂尔多斯是歌的海洋，长调悠扬柔长、短调清新欢快，《森吉德玛》等脍炙人口的民歌名扬四海。鄂尔多斯是舞的故乡，著名的《筷子舞》《盅碗舞》等成为我国民族艺术的瑰宝。鄂尔多斯是蒙古族历史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等一些极具文史价值的蒙古族古典史诗巨著也诞生在鄂尔多斯。 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如此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构成了多姿多彩、魅力独具的鄂尔多斯文化旅游资源，拥有一大批名胜古迹、景点景区。如闻名世界的成吉思汗陵及八白宫、苏勒德祭坛、铁马金帐群雕、蒙古历史长卷、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等，边关风情的大秦直道文化旅游景区、长城－纳林塔秦长城遗址、明代长城遗址等，历史文化的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寨子圪旦遗址、朱开沟遗址、霍洛柴登城址、沙日特莫图庙、阿尔寨石窟寺、菩提济度寺、郡王府、宥州城等，特色生态与民俗类的响沙湾、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鄂尔多斯恩格贝旅游区、九城宫生态园、察罕苏勒德旅游区、鄂尔多斯文化旅游村、七星湖沙漠旅游生态旅游区、释尼召沙漠人工湖、巴图湾景区、吉祥福慧寺等等，让人目不暇接。 鄂尔多斯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结合地，是蒙元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地。这个鲜明特征不仅体现在丰富多彩的现实文化生态中，也为历史文化遗存所证实。如位于准格尔旗纳林镇刘家渠村宝亥社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的珍贵文物中既有青铜环首刀、带扣、连珠饰、管状饰等典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又有同时具有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特征的青铜豆、豆型器等青铜容器，成为研究春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文化交往的重要实物史料。事实上，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周围的中原文化，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西伯利亚卡索拉文化，塔加尔文化等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既有对周围诸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周围诸文化的影响。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虽然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其流布范围除了西达欧亚大陆腹地，也波及近邻晋陕，东达辽东沿海，向南流播到渭河流域、豫北殷墟文化和先周文化区域。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大部分布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域，向北经蒙古至外贝加尔的广大地区，尤以米努辛斯克盆地较为集中，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多分布于内蒙古、陕西、宁夏、河北等地的战国秦赵长城沿线，向东似不越过承德至张家口一线。两汉时期，主要分布于蒙古境内，北至西伯利亚，西至阿尔秦，东达辽宁西丰县［14］。 在匈奴文化的发展史上，汉民族的文化影响十分鲜明。匈奴分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鄂尔多斯地区居住百余年，共传19代单于。北匈奴西迁，驰骋于欧亚草原，推动了欧洲古代史的发展，对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有重大贡献。如位于鄂托克旗巴彦淖尔乡境内的凤凰山汉代壁画墓，虽经两千余年历史沧桑，墓内壁画仍鲜艳如故。壁画主要反映墓主人生活的出行图、庭院图、宴饮图、百戏图、射弋图、侍卫图、放牧图、兵器图以及星象图、怪兽图等，内容丰富，除反映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田园生活场景外，也具有一定的北方畜牧经济的特征。特别是在人物的服饰、冠带等方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研究汉代鄂尔多斯地区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服饰、生活习俗、民族构成等方面十分珍贵的形象化史料［15］。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出现了北方各民族纷纷南下入居中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局面。那时的匈奴人大多集中于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而早先居于漠北的鲜卑族占据了鄂尔多斯大部地区。公元386年，鲜卑族建立北魏。河套地区又为匈奴铁弗部（由匈奴男子与鲜卑女子婚配产生形成）所占据。公元407年，镇守朔方的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在鄂尔多斯地区建立“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大夏建国后，又在鄂尔多斯兴建了大夏国都，即“统一天下，群临万邦”的“统万城”。大夏立国凡25年，到公元431年为北魏所灭，而城犹未毁，遗迹至今尚在，成为多民族文化汇聚地的又一例证［16］。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鄂尔多斯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地缘抉择 迈入新世纪，鄂尔多斯以撤盟设市为契机，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GDP从2000年的150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4226亿元，15年间增长了20多倍。2015年，鄂尔多斯财政预算收入445.9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30511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0.3亿元，外贸出口总额（不含煤炭）44.1亿元，鄂尔多斯机场全年共营运航线36条，通航城市34个，铁路通车里程达1887公里，公路总里程19126公里，全市有各级自然保护区10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自治区级保护区7个，总面积达897.9千公顷，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4A级旅游景区24个，3A级旅游景区11个，年接待旅游者868.3万人次，其中入境旅游者3.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55.9亿元［17］。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水平和生态资源优势，不要说边疆地区，就是在沿海也是可圈可点的。 那么在“一带一路”战略下鄂尔多斯能否乘势而上、更上层楼呢？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有开放宏观的视野和创新统筹的思维，树立大局全局意识，善于跳出内蒙看问题。鄂尔多斯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位于自治区的西南部，但在自然、历史、经济、文化地理上却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位于黄土高原和蒙古草原之间，既是黄土高原的北缘，又是塞外高原的南陲，又被黄河三面环绕，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互错接的地带，经济形态和文化传统具有南北交融、东西相映的特点。这些特殊性既是其地理区位、历史发展形成的，也为其在“一带一路”战略格局下放眼全局、重新定位提供了可能。要分析鄂尔多斯在“一带一路”大格局中的战略机遇，一不能就地论地，就是就鄂尔多斯论鄂尔多斯，否则就仍然局限于“河套之地”的历史概念；二不能就区论市，也就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来看鄂尔多斯，否则就跳不出北疆边地的概念。而是应该用地缘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置身于“一带一路”大格局来看鄂尔多斯。确切地说，是要从“一带一路”规划中对外开放的经济走廊和国内沿海沿江经济带布局，以及新旧亚欧大陆桥、中国高铁网、自贸区等大系统，来看鄂尔多斯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条件、优势和机遇。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登高望远、更上一层楼的气魄和决心，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视野和胸襟。 二是向北开放的同时要向西开放，实行向北、向西开放并重。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六大廊道建设中，鄂尔多斯正好处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之间。关于如何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向北开放，对接二连浩特、满洲里、策克、甘其毛都等19个自治区沿边开放口岸，北向纳入蒙古国的复兴“草原之路”计划，通过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亚欧大陆桥”，汇入“欧亚经济联盟”计划［18］，开通货运班列，有关方面已经作了大量探讨论证，并已经付诸实践，成效显然，兹不赘述。这里想着重谈谈鄂尔多斯向西开放、搭乘“新亚欧大陆桥”，汇入“丝绸之路经济带”主干道的设想。 新亚欧大陆桥是相对“西伯利亚大陆桥”而言的，故又名“第二亚欧大陆桥”，是从中国的江苏连云港市到荷兰鹿特丹港的国际化铁路交通干线，全长10900公里，辐射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亚欧大陆桥在中俄边界的阿拉山口出国境后可经3条线路抵达荷兰鹿特丹港。中国段全长4213公里，由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组成。新欧亚大陆桥比北线西伯利亚大陆桥成本优势明显［19］，但由于国别政策、贸易体制、交通技术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原因，新亚欧大陆桥虽然开通了，却存在“畅而不通”的问题，并未发挥应有的物流大通道作用［20］。“一带一路”战略再次激活了这条钢铁丝路。近年来，除了从江苏连云港出发的新亚欧干线国际货运集装箱列车外，又有渝新欧、蓉新欧、义新欧、合新欧、汉新欧、郑欧等6条铁路干线开通，其中渝新欧从重庆出发，通过位于中东欧的波兰抵达德国的杜伊斯堡，蓉新欧则是从成都出发，直接抵达波兰，义新欧则从浙江义乌出发，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预计这样的新干线还将不断扩展，预示着新亚欧大陆桥喜获生机，重获动力，必将发挥无限量的巨大作用，成为贯通新丝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的“钢铁新丝路”［21］。而走老欧亚大陆桥的只有苏满欧一条货运专列。显然，新亚欧大陆桥将集聚国内资源和产能，成为“一带一路”亚欧内陆经济互通的主通道、主干道。面对这样的比较优势，鄂尔多斯能否搭上这趟高铁新列？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接通“最近一公里”，向南、向西对接西安、兰州两大枢纽和银川、包头等次枢纽城市，开通“鄂新欧”！在“米字形”中国高铁网中接续几个节点，就能开辟迈入主干道、快车道的大通道口。 三是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主动向内开拓，向东、向南拓展，承接产能转移，共享市场空间。鄂尔多斯新一轮发展，既要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也要抓住国内经济调结构、去产能转型升级的大好时机和沿海、沿江开发等利好，积极融入新一波国内经济改革发展的洪流中，参与共建共享。向东与“环渤海经济圈”尤其是“京津冀经济圈”建设接轨，向南与“长江沿江经济带”建设对接，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产能转移。尤其是在地矿资源开发、生态农牧业发展等领域，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主动吸纳国内产能，承接资金、技术、设备、管理和人才等优质产能的转移，以资源换市场，分享资源优势，共享市场空间，实现跨区合作、互利共赢、跨越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与其一味等待吸引外资，不如积极利用内资，在中国巨大的经济产能通过“一带一路”向沿线国家转移的浪潮中，分一杯羹，让“肥水”流入“自家田”。 四是在实现资源绿色高效开发的同时，主打特色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鄂尔多斯真正的优势不在地理区位，而在地下资源和地表生态以及草原文化。地下资源的开发必须坚持绿色、高效，决不能因为资源开发发展经济而破坏了生态环境，无论草原还是沙漠，都是上天赋予鄂尔多斯的天然财富。整合生态和文化资源，主打特色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是鄂尔多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二之选。以成吉思汗陵等世界级品牌资源为依托，重点打造草原游牧、丝茶之路、长城黄河、沙漠风情等线路，以蒙古民族历史文化为主线，把河套（石器）文化、匈奴（青铜）文化、边塞（长城）文化、蒙古民族祭祀、婚礼等文化串连起来，与草原、沙漠、森林、湖泊、河流、温泉、冰雪等生态景观结合起来，把独特的美景、美食、美俗通过创新思维、创意设计、文化产业发挥到极致，创新推出符合现代人消费需求的休闲度假、探险猎奇、互动体验、访古探幽、自驾亲子等特色旅游产品，做大做响鄂尔多斯旅游大品牌。还可以发挥内蒙古旅游桥头堡作用，与区内其他旅游精品线路如“‘三都’蒙古族风情深度游”、“敕勒川现代草原文明冰雪游”、“阿拉善大漠冰雪风情游”、“阿尔山冰雪世界温泉游”、“中蒙俄三国风情游”等相衔接，形成规模效应。要提升交通、酒店、景点、购物和旅行社等旅游硬件建设水平，加大网络和自媒体营销力度，最大限度地打破季节性局限，形成品牌效应。要发挥旅游业的资源融合、集成和产业催化、引导作用，把发展特色生态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和龙头，带动生态农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 五是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推进“网络丝绸之路”建设。作为现代通讯、网络的基础工程，“亚欧光缆工程”的建设，使得东起中国上海、西至德国法兰克福，干线加上分支全长26万公里的“网络新丝路”，把中国与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土库曼、伊朗、土耳其、乌克兰、波兰、德国等国“物理”连通在同一个数字化的“虚拟世界”里。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以杭州“电商之都”为核心遍布全球的“网络丝绸之路”必将在经济开放中打破地域局限。在这波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基于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革命中，中国已经独占鳌头，抢得先机。鄂尔多斯与国内外所有城市一样，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关键看谁能高瞻远瞩，抢先一步。 注释： ［1］鄂尔多斯拥有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城市、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城市、中国最佳生态发展城市、中国最富20座城市、2015年十大浪漫城市等诸多荣誉称号。 ［2］《明史·地理志》载：“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清人杨江《河套图考》（关中书院监院官署清咸丰七年（1857）刊本）说：“河以套名，主形胜也”，“譬河以绳，所套之地是也”。转引自安源：《鄂尔多斯文化民族性的历史考察》，参见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首届鄂尔多斯文化学术研讨论文集》2006年。 ［3］鄂尔多斯市国土资源局：《鄂尔多斯市矿产资源基本概况》，国家国土资源局网2012年8月10日；路玉林等：《鄂尔多斯盆地矿产资源现状及勘查开发建议》，《中国矿业》2015年第10期，15～21。 ［4］李新玉、鹿爱莉：《鄂尔多斯盆地能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5年18（2）：10～12；贺冰清、鹿爱莉：《鄂尔多斯盆地能源矿产综合开发利用经济评价》，《中国矿业》，2010年19（02）：26～28；王步清等：《鄂尔多斯盆地能源矿产综合勘查开采政策建议》，《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5（3）：21～24。 ［5］“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东方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五卷本《中国亲程旅行家》（1877～1912）中提出来的，书中他将从中国长安（西安）到罗马之间的一片交通贸易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1942年，法国科学院院士、汉学家和东方学家格鲁塞（RenéGrousset，1885～1952）在其出版的《中国通史》第四版中增设“丝绸之路”部分。此后这一概念被中外历史学家普遍认同并广为采用。参见耿昇著：《法国汉学史论：法国汉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458～472。 ［6］黄时鉴等：《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暨南史学（2005）》；张小云等：《中国骆驼驯化起源的考古学观察》，《古今农业》，2014年第1期。参见《最新考古发现人类五千年前已开始驯养马》，《环球时报》2009年3月7日；《考古发现将驯养马历史往前推4000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网站，2011年8月29日。 ［7］杨泽蒙：《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收获及其意义》，《鄂尔多斯文化》2013年第2期；贾立君：《专家：乌兰木伦遗址是解密欧亚草原旧石器文化的宝库》，新华网2015年8月14日。 ［8］张绪山：《3世纪以前希腊-罗马世界与中国在欧亚草原之路上的交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粟迎春：《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及启示》，《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龚缨晏：《远古时代的“草原通道”》，《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9］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 ［10］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11］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王仁湘、汤惠生主编《东亚古物》，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12］（美）艾梅霞著，范蓓蕾、郭玮等译：《茶叶之路》，中信出版社2007年2月；张晓玲：《内蒙古茶叶之路文化产业品牌构建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2期，223～228。 ［13］甄自明：《鄂尔多斯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历程》，《鄂尔多斯文化》2014年第1期。 ［14］以上参见李明波：《鄂尔多斯重要文物古迹》，2014年2月17日；甄自明：《鄂尔多斯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历程》，《鄂尔多斯文化》2014年第1期。 ［15］王志浩等：《鄂尔多斯汉墓凤凰山墓葬》，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马利清：《内蒙古凤凰山汉墓壁画二题》，《考古与文物》，2003（02）：60～69。 ［16］安源：《鄂尔多斯文化民族性的历史考察》，参见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首届鄂尔多斯文化学术研讨论文集》2006年。 ［17］《鄂尔多斯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信息网2016年3月30日。 ［18］华倩：《“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研究》，《国际展望》，2015（6）：51～65；汤晓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前景广阔》，新华网2015年6月29日。 ［19］新欧亚大陆桥比北线西伯利亚大陆桥减少行程3000公里，将亚欧两个大陆原有的陆上运输通道缩短运距2000公里；比绕道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的水运距离缩短了1万公里，费用节约20％，时间减少一半；比绕过好望角的海上运输线缩短运距15000公里，比经巴拿马运河的海上运输线缩短运距11000公里，比经北美大陆桥缩短运距9100公里。 ［20］如2010年中欧贸易额为4797亿美元，集装箱运量为2430万TEU，其中海运完成集装箱运量与陆桥完成运量之比为20∶1，而其中新、老大陆桥货运量比例约为1∶2。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广东、浙江、上海、山东等省市，50％以上到俄罗斯、北欧等国家的货物选择西伯利亚大陆桥。至于中国到欧洲的货物每年超过400万TEU，几乎100％通过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运到欧洲。再如，韩国92％的货物，日本70％的货物，仍选择老欧亚大陆桥。 ［21］鲍志成：《“一带一路”激活“新亚欧大陆桥”》，人民论坛网2015年2月11日。 作者：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化传承研究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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