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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桑根苏如，为何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标志
众所周知，鄂尔多斯蒙古族家家户户门前都有用石头、砖、泥土垒起来的桑根苏如，人们统称其为黑幕日，意为天马旗、飞马旗、神马旗、禄马风旗。自古以来，桑根苏如被认为是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标志。听老人们讲，黑幕日是从成吉思汗苏勒德演变而来，是每一个蒙古人家每日必须祭祀的圣物。黑慕日是天马的象征，也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人精神的寄托，是寓示生活吉祥如意、兴旺发达的象征。
桑根苏如是一座完整的祭台，由苏勒德杆子、黑色公马额鬃、风马旗三个部分组成。苏勒德杆子有双的，也有单的，它通常对着正门。杆子顶端是苏勒德，苏勒德下边的圆圈上悬挂着由公马鬃制成的缨子。双杆苏勒德的两杆之间由印有凌空腾飞的骏马图案的五色小旗所连接。
起初，鄂尔多斯蒙古人每户门前只插一杆禄马，即俗谓天禄马。后来，为了区别可汗、诺颜、黎民百姓、台吉和平人等不同阶层，有的人家便插了两或三杆禄马。具体解释则其说不一：有的说老百姓插一杆禄马，台吉贵族插两杆禄马，诺颜臣僚、衙门官府的三杆禄马。有的人说兄弟俩在一起生活的插二杆禄马，分家另过的则插一杆禄马。还有的人说什么也不在乎，谁想插几杆就几杆（这种说法更不对，古时该插一杆禄马的人家如果插了两杆，就要被追查问罪）。[1]
关于桑根苏如的来源及形成，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1.由马崇拜演变。马在蒙古族的历史发展、日常生活中占据重大作用，其身影也常见于蒙古族的各类艺术创造中。此外，在萨满教理念中，马作为九十九神中的马神，是蒙古人与长生天相互沟通的通天之神。自古以来，有着超自然力信仰的蒙古族，就会将马人格化，进而神化。[1]所以，可以认为风马是古代蒙古族马崇拜的抽象化表达。
2.由军旗演变。风马旗就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军旗、黑苏勒德和各种经幡在历史的演变中相互融合形成[3]。此外也有人认为风马旗的“旗”是发扬蒙古族军人威严的旗帜，而“马”是战场上帝王和军队的坐骑，是帮助军队打胜仗的蒙古马。战争过后“旗”和“马”结合在一起，成为“风马旗”，同时演变成蒙古族期望得到美好生活的精神媒介。[4]
3.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产物。一些学者认为风马旗的产生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有密切联系。更甚者则还提出风马旗不属于蒙古族，蒙古族从来没有使用风马旗的传统，它传自西藏，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认为风马旗是蒙古族祖先传下来的东西，而是蒙古文化与藏族文化的有机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蒙古族传统旗帜和藏族风马的结合物。[5]
本篇在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大背景下，截取了具有明显黄教与蒙古特色相结合的桑根苏如为论述对象，讨论在这一特殊文化符号中所蕴含的来自藏传佛教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其从古代形成到近现代的变化的过程，简单论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及影响的变迁。
二、藏传佛教影响下的桑根苏如
（一）宗教气氛浓厚的鄂尔多斯地区
鄂尔多斯是率先引进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或喇嘛教的蒙古地区，这里是黄教占领内蒙古宗教阵地的策源地。截止清代乾隆年间，原伊克昭盟地区已成为拥有280多座寺院、两万多名喇嘛的黄教大盟。当年的伊金霍洛旗（由郡王旗及札萨克旗合并而成）就有42座寺院，全旗4000名蒙古族人口中，有1740多人出家当喇嘛。20世纪50年代初，喇嘛教虽显渐衰，但许多人家还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寺庙敬香者仍不断。家家户户门前立杆悬挂“风马”和经幡。一年一度的庙会及跳神节仍是人声鼎沸的盛会。[6]
桑根苏如在鄂尔多斯广泛传播的时间，最早也只能在蒙古俺答汗统治时期鄂尔多斯彻辰洪台吉劝告俺答派师迎格鲁派索南嘉措大弘佛法的明代万历年间以后，由于佛徒们一批一批地到拉萨等圣地学佛、熬茶、求经，将藏族地区祭祀风马旗的习俗带到了鄂尔多斯并广泛传播，日久成俗。[7]
（二）藏传佛教传入后桑根苏如的变化
藏传佛教对蒙古族民众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已经成为蒙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蒙古族和喇嘛教的融合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密切，已经深入到他们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中。以桑根苏如为例，在藏传佛教传入后，它的外在形态与内在文化都发生了变化。
外在形态的变化：
1.苏勒德杆的原型是成吉思汗的黑苏勒德，它的大体形状是上面的尖状部分像战争中用的长矛的形状，有1尺3寸长，两边均有刃，中间较厚，下面有柄眼的铁质物体。后改为藏式的三叉，并在其上增刻了日月图形；[8]有些地方的苏勒德杆三叉铁头的木托盘上画着人头骨，这又是一个藏传佛教文化的标志。藏传佛教密宗主要神，基本上都有头骨器和骼镂樱路，以大黑天神来说，他是藏传佛教密宗的护法神之一。这个佛的造像是青色三面六臂，手执头骨器，以骸镂为樱路，此外藏传佛教三大本尊、五大金刚等最主要的神佛，也都是手托头骨器，用头骨器盛神物。[9]
2.风马旗的图案原来是一匹马，后在四角上增加了猛虎、雄狮、凤凰、飞龙，并用藏文写上它们的名称，意在增加威力，故称“五雄”，统统刻在一个模子里，并在空隙之处刻了藏文的咒语；[10]风马旗的颜色原先模仿大蒙帝国的旗帜，以青色（蓝色）所为，这是蒙古民族以青色为尊所致。喇嘛教传入后，在原来的基础上用佛教的礼仪大加装点，对供奉方法及数量方面进行了改造，用佛教的颜色进行了调整，除仍用青白两色外，又配了红、黄、绿三色合成五色悬挂在牧家门前，其上刻有佛教的经文，说是禄马奔腾起来可以畅通无阻，遂让五色禄马飘荡，同时还解释说如此包含了天、地、世界和万物的颜色[11]。
3.增加了祭台。原来的旗帜本是直接插在地上的，如今为了供奉方便和看起来庄严起见，便将其砌在了泥土或砖头垒的长方平台中（平台高约五尺，长七尺至一丈，宽三、四尺）。[12]
藏传佛教对桑根苏如的影响不只体现在其外在的形态上，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桑根苏如祭祀文化的内涵与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上文提到蒙古族风马旗的原型为战旗，一直被蒙古族认为象征繁荣昌盛，当它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成现在人们所使用的样子之后，军旗的功能消失了，被佛教教义所取代，它现在的首要功能就是祝福祈祥。每年正月初一清晨，鄂尔多斯蒙古人，不管男女老少，全家洗漱干净，穿好新衣服，在桑根苏如前点燃圣火，焚烧香柏和美食佳肴，跪拜在白色毛毡上，诵读《伊金颂》（伊金桑）《苏勒德颂》（苏勒德桑）。[13]在成吉思汗祭祀中则会由祝颂者（达尔扈特）给朝拜者念诵。这些颂词是仿照佛教经文创作的，其内容为表达对圣主成吉思汗的虔诚，祈祷全家无灾无难，生活平安美满。
其次，丧葬中使用风马经幡也是藏传佛教传入之后影响的结果。在古代蒙古有杀马殉葬的习俗，一方面表明马可以抚慰死者的灵魂，另一方面也表现死去的马有灵魂。在藏传佛教传入后，风马旗有了送魂的功能，因此有时也叫送魂幡。这一功能与藏族风马旗的功能相似，藏族的原始宗教是苯教，在苯教观念中，人死后其灵魂由阴间的白马送行至天界[14]。在蒙古人家，如有先辈去世，则要降旗致哀，它多少延续了风马最初送魂的祭祀形态，长辈过逝时降下禄马，表明风马在导引死人的灵魂升天。
（三）近现代桑根苏如的变化
桑根苏如作为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标志性的文化产物，它的变化过程反映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兴衰及蒙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变迁。在提到桑根苏如的变迁过程时，不可避免的要提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历程，因为对任何文化现象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其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蒙古人首次接触藏传佛教是大蒙古国时期。13世纪，西藏佛教正式传入蒙古地区，窝阔台的第三子阔端（1206-1251年）对西藏的军事占领开始的。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西藏红帽派喇嘛教受到蒙古贵族阶层的推崇和重用。16世纪后期，宗喀巴所创的格鲁派，在蒙古地区开始传播，逐渐取代了萨满教。清王朝统治者征服蒙古地区后，认识到“兴黄教，能安众蒙古”，所以将扶持喇嘛教定为国策，在蒙古地区修建许多寺庙，以黄教来驾驭蒙古人，至此，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并且深刻影响着蒙古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一时期，由于萨满教被上层喇嘛、蒙古贵族和清朝官方的掣肘打压，藏传佛教在民间得以全面普及和推广，很多诸如翁哀、风马旗等原来根植于萨满教的宗教元素，一是受到焚烧或毁灭，二是受到了佛教内容的渗透和改变。为了增添藏式风马旗的神秘感，喇嘛们增加了与人们生辰属相相关的内容，将原来只是蓝色绢布上画或绣一匹骏马的蒙古族风马旗，变成了蓝黄红白绿五色的藏式风马彩旗。到了后来，喇嘛们还将藏传佛教的“轮王七宝”“佛堂八供”“狮虎龙凤四雄”等佛教图案画于布上，还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藏文。让那些不懂藏文或没有文化的蒙古族信徒们感到更加神秘、重要和神圣。喇嘛们为了表达藏传佛教的思想，不但改变了蒙古族风马旗原来的模样，而且增加了大量佛教元素，并在寺院中印制，发放到前来寺庙求取吉祥物的信徒们手中。[15]
随着蒙古近代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唯物主义与民族解放的新思潮的涌入，蒙古人民开始认识到喇嘛教的危害，认识到信奉喇嘛教后给人带来幸福的谎言，所以开始采取各种形式来同喇嘛教斗争，揭露和批判喇嘛教的思想内容的民间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从民国时期至今，喇嘛教在蒙古地区逐渐衰落。随着藏传佛教的衰落，桑根苏如中风马旗的变化最为显著，因为它是桑根苏如中受藏传佛教影响最深刻的。目前蒙古族使用的风马旗在内容方面有越来越简化的趋势。民间普遍使用的风马旗，已经简化为一匹白马，虽然有经文，但除了一些藏文以外，看不出任何佛教的因素或藏族文化的影子[16]。在图像的内容上，除了藏族风马旗的图像符号以外，蒙古族还加入了本民族的文化内容。如蒙古族五种牲畜（牛、山羊、马、骆驼、绵羊）组成的图像。[17]在功能方面，也经历了宗教化向世俗化转移，蒙古族风马旗图像虽然受到藏族风马旗的影响，但祭祀活动中它的佛教意义逐渐消失，并与蒙古族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风马旗在蒙古族民俗文化中的意义，其图像本身已经不再代表藏传佛教文化，而是直接深入到了蒙古族的生活习俗中。除了祭祀活动以外，风马旗图像被运用到许多领域。如蒙古族把四神图案或八宝图案印在柜子、银碗和毡子等日常用具中。风马旗的宗教神秘感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发浓郁的世俗气息。
三、结论
苏勒德杆子，风马旗，黑色公马额鬃等汇集于一体形成了桑根苏如，体现了鄂尔多斯祭祀习俗中原始的自然崇拜、传统的英雄崇拜、藏传佛教三种信仰意识的交融汇合。萨满教的万物有灵思想下的马崇拜，集中展现了对圣主成吉思汗的崇敬与祭祀的苏勒德，代表了藏传佛教精神的风马旗。各种供奉物各有其来历和表达不同的信仰意识，但由于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它们逐渐组合于一个整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祭祀文化。桑根苏如的变迁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俗现象的变化，实则折射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兴盛与衰落。在那个全民尚佛拜佛的年代里，桑根苏如是无比神圣的，它同寺庙一样都是藏传佛教坚实象征，它的印制都由喇嘛们掌握，代表萨满教的文化痕迹被抹去，发放到信徒手中。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衰落，桑根苏如也经历了一次“蒙古化”，图像越来越简化，佛教的内容逐渐消失，最终留下的通常是代表蒙古族文化因素的符号，如出现在马的左右或背上的日月符号。所以说，对于任何文化现象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它根植的政治、经济、时代背景，脱离了上述条件的文化研究将毫无意义。
注 释
[1]曹纳木，郭永明：《禄马略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01）：59-64+70。
[2]徐英：《蒙古澎禄马风澎与藏澎风马澎图案及文化内涵的异同》，《民族艺术》，2007年第2期，102-109页。
[3]曹纳木，郭永明：《禄马略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01）：59-64+70。
[4]巴·敖特根巴雅尔：《风马旗的来源》。
[5]张丽丽：《蒙古族风马旗图像学分析》[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年。
[6]白歌乐：《蒙古族“风马”习俗的历史渊源——兼与郭雨桥先生商榷》[A]，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社科联、中共赤峰市委员会、赤峰市人民政府，论草原文化（第五辑）[C]，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社科联、中共赤峰市委员会、赤峰市人民政府，2008年11月。
[7]汤晓芳：《鄂尔多斯祭台的装饰——与曹那木先生商榷》[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06）：79-81。
[8]张丽丽：《蒙古族风马旗图像学分析》[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年。
[9]白歌乐：《蒙古族“风马”习俗的历史渊源——兼与郭雨桥先生商榷》[A]，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社科联、中共赤峰市委员会、赤峰市人民政府，论草原文化（第五辑）[C]，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社科联、中共赤峰市委员会、赤峰市人民政府，2008年11月。
[10]曹纳木，郭永明：《禄马略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01）：59-64+70。
[11]曹纳木，郭永明：《禄马略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01）：59-64+70。
[12]曹纳木，郭永明：《禄马略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01）：59-64+70。
[13]莫久愚：《鄂尔多斯式禄马旗探源》。
[14]徐英：《蒙古澎禄马风澎与藏澎风马澎图案及文化内涵的异同》，《民族艺术》，2007年第2期，102-109页。
[15]魏苏旦，侯鹏：《近代蒙古族喇嘛教与民间无神论思想》[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6）：48-49.
[16]张丽丽：《蒙古族风马旗图像学分析》[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年。
[17]色·巴达日拉：《蒙古族风马旗·风的骏马》。
作者：思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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