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百眼井_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网站

　　作者于1990年曾发表题为《〈蒙古秘史〉地名“阿兒不合”“搠斡兒合惕”考略》的论文，以仅有的一些史料考证了《蒙古秘史》地名“阿兒不合”“搠斡兒合惕”的同时提出拉施特《史集》所记载的“翁浑－答兰－忽都黑”就是当今的“百眼井”[1]的观点。时过二十六载，多数学者在学术著作中依然大量引用此观点。

一、百眼井形成的大致年代以及掘井的目的和用途

迄今为止，尚未找到百眼井开始凿掘的确切年代。但是，从部分史料记载来看，在历史上百眼井一带北方民族活动频繁，道路交通比较发达。所以，百眼井的开始掘井年代与此有紧密联系。

（一）早在秦汉时期百眼井一带已成为秦汉与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民族军事争夺的交通要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抗击匈奴的进犯，于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使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占领了河南地[2]（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地区，包括伊克昭盟杭锦旗、鄂托克旗和巴彦淖尔盟的五原、临河市一带）。特别是在秦置九原郡之后，秦始皇使蒙恬开“直道”[3]的同时，河南地交通也比较发达。

（二）东汉魏晋时期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民族大量南迁，当时的翁滚平原（指今新召苏木阿塞—翁滚或巴音敖包平滩）成为匈奴等民族迁漠南驻牧地的主要场所和交通要道[4]。

（三）南匈奴南下附汉，设立南匈奴单于厅，设立郡厅道路，从美稷西行，经大成（今内蒙古杭锦旗阿斯楞图乡）再偏西至临戌的道路经过此处[5]；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与南匈奴多次出兵击北匈，出没在此处，当时为解决饮水问题必然在此掘井。

（四）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突厥可汗与隋朝的贸易往来和迁移居民等需要开创了北方民族大规模整修筑路的先河。当时修筑的八条道路中夏州（统万城）至丰州（指五原郡治所在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土城村古城）道经过这里[6]。新开拓的一条纵贯鄂尔多斯高原极为便捷的军事大道[7]经过当今的百眼井。

（五）到了唐代与后突厥回鹘的道路交通进一步完善。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以前，自夏州至丰州初置八驿[8]。丰州至夏州驿路经过当今的公其日嘎或百眼井一带南下，经今乌兰镇西南方约20公里的保日浩绍废墟，即班仲诺彦旧址转东南120里至夏州，全程750里[9]。故当时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百眼井一带不掘井是不可能的。

（六）据《辽史·地理志》所记载：“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10]。“直路”开通具体年代，史无记载，应该在西夏李德明被辽封为大夏国王之后的事（涉及年代大约为辽太平元年，即公元1021年）。直路走向由兴庆府（今银川）向东，到怀州过黄河，再向东穿过河套（今鄂托克旗西北部）入辽西南境。另有一条从兴庆府至向东，过定州（今平罗）、克危山（今石嘴山），沿黄河东岸至兀拉亥城[11]之道走向经过百眼井。兀拉亥城是《黄金史》《蒙古源流》等诸多蒙古文文献所记载的成吉思汗最后一次走过的“穆纳因和硕”或成吉思汗逝世后灵车经过的“穆纳因克布日（即穆纳山的松软沼泽地）”就在兀拉亥城附近。

综上所述，百眼井凿掘的目的与用途可以断定与抗击匈奴等北方民族的进犯，军事活动的不断升级，北方民族南迁，交通驿站的建立有关。换言之，百眼井井群是为迁徙之居民，驿站和军务供水需要而凿掘的。我们在实地考察时又发现了这些井群大小不等，有深浅新旧之别。这足以证明，百眼井井群的形成，决非是同一时代的产物。

二、成吉思汗的确来过阿尔寨和百眼井

《蒙古秘史》第265节记载：“狗兒年〔丙戌，一二二六年〕秋天，成吉思可汗去征唐兀惕人。從後妃中攜也遂夫人同行。途中已入冬令，在阿兒不合圍獵許多野馬。成吉思可汗騎着〔一匹〕紅沙馬，野馬〔群〕跑過來，〔那〕紅沙馬受驚，成吉思可汗從馬上摔了下來。因肌膚非常疼痛，那夜就在搠斡兒合惕住下了”[12]。本文作者曾发表题为《〈蒙古秘史〉地名“阿儿不合”“搠斡儿合惕”考略》的论文，考证了《蒙古秘史》地名“阿儿不合”就是当今的“阿尔巴斯”（即西桌子山），“搠斡儿合惕”就是当今的“阿尔寨石窟”。至于地名的演变过程和规律现象曾在论文中[13]阐述透彻，在此恕不赘述。

“翁浑—答兰—忽都黑”这一地名，不见于《蒙古秘史》。但是自拉施特《史集》首次记载[14]以来，多桑在其《蒙古史》[15]中、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16]、洪钧在其《元史译文证补》中（转引自屠寄《蒙兀儿史记》）曾予以引述。

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记载：“先是丙戌春初，汗（指成吉思汗）自搠斡儿合惕移跸汪古答兰合惕黑，得噩梦，知死期将至”[17]。拉施特《史集》231、258节两次提到的“翁浑—答兰—忽都黑”就是当今的“百眼井”。这里就是以上历史文献所记述的成吉思汗做噩梦，死期将至的地方。那么，成吉思汗为什么从搠斡儿合惕移帐到翁浑—答兰—忽都黑（即百眼井）呢？原因有三：一是成吉思汗营于搠斡儿合惕之时，伤势依然较重，为了转移军事目标等需要不得不移帐；二是阿尔寨属古刹名寺，不能具备军事宿营条件，不但不易居住，更不能影响正常的佛事活动；三是移帐到百眼井主要是解决几万人马饮水和牧放战马的需要。特别是阿尔寨距百眼井仅有一程之地[18]，对于当时年过六旬的成吉思汗来说，负伤远移是不可能的。这是成吉思汗从阿尔寨移帐到百眼井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窝阔台汗扩增百眼井的原因以及百眼井的分布似北斗星座的奥秘

《蒙古秘史》第281节记载：“斡歌歹可汗說：「坐在父親的大位裏，我在汗父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我遠征金國，滅了金國。我的第二件事，是為使我們的使臣在路上可以疾馳，並搬運所需用的東西，設了驛站。還有另一件事，是在沒有水的地方，挖出水井，使百姓得到水草。我還在各方各城市的百姓中，設置先鋒、『探馬』〔等官〕，使百姓能生活安定。在汗父之後，〔我〕添了〔這〕四件事」”[19]。窝阔台可汗这样总结一生当中的功过（窝阔台可汗的四件错事在此恕不赘述）的。实际上，窝阔台可汗在成吉思汗时代驿站的基础上，正式建立驿站制度，受到了广大群臣百姓的称赞。他把固定站赤等措施作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四件大事或善事之一写入《蒙古秘史》，这对于研究百眼井的来历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百眼井就是窝阔台汗时期设置的从和林通往漠南的重要驿站之一，并且新近发现的下百眼井井群无疑就是窝阔台可汗时期扩增的新井群。

以日月星辰运动的方位来定位掘井的布局是与北方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有关。尤其是蒙古族长期以来，以游牧业生产方式，一年四季“逐水草而迁徙”，辗转于草原深处。所以，多以流动变化的自然观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窝阔台汗扩增百眼井的布局时，特设计为北斗星座“7”字型，具有深奥的文化含义和象征性，这一现象，尚待于进一步研究。像这样的大型掘井工程在地下层进行，当时来说对于人力、物力、财力却耗费极大，除非官方支持和统一设计实施外其他任何民间组织或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以本人看，井筒内壁直径为狭窄的作用，既能省力，又能防震和防坍塌，是属人类掘井史上的一大奇迹。所以，百眼井遗迹不但应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同时还可以列入世界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史料记载中百眼井的出现

（一）清代张鉴所撰《西夏纪事本末》中的《西夏地形图》是根据西夏时期的旧地形图绘制的。图中从灵州通往西辽界的驿道上共有12个驿站，其中有“陌眼驿”的驿站，无疑就是今天的百眼井。

（二）《明史·宪宗实录》七十二卷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已未条和七十四卷成化五年（1469年）十二月甲戌条中百眼井地名两次出现[20]。可见，“百眼井”这个地名在明代史料记载中出现已有550年的历史。毫无疑问，当时的百眼井已成为明朝重要的军事要地。

（三）1844年秋末的一天晚上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一行从热河西湾子赴西藏途中到达了百眼井。他的表述是：“我们最终遇到了那些水井……”“一觉醒来，我们只在自己的宿营地周围瞥了一眼，便觉得全身被颤抖。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四面八方都被无数眼深井包围……”“我们得以于一个漆黑的夜中在那里来回走动却未坠于井中，就应该归功于上帝的特别保佑。在出发之前，我们于其中的一口井旁插了一根小木（头）十字架，以表示对上帝恩惠的感激”[21]。

第二天，古伯察一行离开百眼井之后，取道向阿拉善的定远营进发，恰巧遇到了赴京朝贡的阿拉善旗的王公贵族队伍。古伯察他们从那里得到了阿拉善干旱，而且出现土匪抢掠行人的消息后改道往宁夏石嘴山方向走去。如果没有改变方向，当天很可能要路经阿尔寨石窟。那么，阿尔寨石窟早在172年以前被西方人所发觉，并且，不知有多少个探险考古家像斯坦因、伯希和、大古光瑞、鄂登堡、华尔纳或科斯洛夫等络绎不绝地涌入阿尔寨石窟，进行挖掘活动。

（四）1871年9月，俄罗斯生物学家尼·弥·普尔杰瓦尔斯基从张家口去阿拉善途中在磴口渡过黄河，经过阿尔寨或百眼井附近地区，但是没有留下更详细的记录[22]。

（五）1874年至1925年之间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或河套地区活动。其中有费尔林敦、德玉明、司福音、田清波等在巴嘎克日格（小桥畔）、城川和三盛公之间无数次来回走过。1902年绘制的西南蒙古牧区图中绘有新尼苏默、敖伦诺亥因忽都克（即百眼井）、乌伦喜日克、阿尔寨等地名。由此可见，这些传教士早已知道阿尔寨和百眼井，并来过此地。

五、结论

（一）百眼井群是古代人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用来创造生存条件的遗迹。

（二）百眼井不仅是一种人工凿掘的井群，而且也是属于一种地下文物。采用何种打凿技术或过程尚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成吉思汗曾驻帐于百眼井；新增的井群是属窝阔台汗一生中所做的四件大事之一。

（四）有关史料记载了百眼井；著名旅行家古伯察曾于172年前亲眼目睹了百眼井，并表述了百眼井盛况。

（五）目前百眼井虽然没有被列入全国或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或技术价值。我们呼吁一定要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百眼古井。

参考文献

　　［1］［13］《〈蒙古秘史〉地名“阿兒不合”“搠斡兒合惕”考略》《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0年第4期第40—54页；汉文版1991年第1期第76-82页；全文转载于蒙古国科学院《语言研究》第23卷、第7册第51-64页，1992年，乌兰巴托。

［2］《史记·蒙恬列传》卷八十八，第2565页。

［3］《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65页。

［4］［5］［6］［9］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44、45、72、76-77。

［7］《隋书·北狄传》卷八十四，第1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