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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英同志离开我们半年了，在这说来不长，我却觉得不短的日子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老要想他，在与亲朋好友们聚会闲聊时，常要提及他，念叨他。因为思念他，自然还要念及他的老伴儿和子女，过段时间就短不了去家看看，或打电话问候一下，才感到心里不过分沉重。我也想了想为什么老要想他的原因，总起来大概有这么几点：想他随和、善良、包容的个性；想他真诚、忠恳、勤奋、好学、务实的奉献精神；想他为人正派、情趣高尚的道德品行。他是一位值得交往，值得信赖，最讲诚信和善良的人。
我比老乔年长四岁。我和老乔有父辈交情。平时我一直称他老乔，意谓老弟兄，是乔老弟的简称。他老两口一直叫我何老，是老兄弟，老姊妹之意。我这里用了同志二字，是因为同志是个革命集体的代名词，在我们党内，人与人之间，不论亲疏远近，职位高低，见了面只要称一声同志，就觉得格外亲切，就没有任何隔阂，立刻融为一体了。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总觉得这两个字亲切。再三斟酌，还是选用了同志。
我和老乔相识、交往的时间并不算很长。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乌审旗工作，盟里召开了一个地方史志编纂研讨会。在闭会后红火热闹的酒席摊上，酒潮涌动起来了。这时，一位衣着简朴，善眉善眼，笑逐颜开的人站起来要给大家敬酒。他是伊克昭盟档案局局长乔布英同志。酒场司令官奇守业同志（伊克昭盟行署副秘书长）以手绢做旗帜，扬着发令说不行不行，得先唱上一个才能敬。老乔说行，接着就用俄语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好像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记不清了），声润腔圆，旋律绵软柔和，娓娓动听，可惜听懂内容的人却没几个。虽然他唱的很认真用心，却等于西人的苦，白受了。因此，奇大司令摆着手绢旗喊道：“哈蟆跳井，不咚（懂）。来一个陕北民歌吧”。看来他们不仅熟悉，而且是知根打底了。老乔定夺了一下说好吧，于是唱起了《三十里铺》。
他把其中的“哥哥”唱作“果果”，“下”唱成“哈”。一派陕北腔调陕北味。还把头段的“怕”和“笑”，二段的“闪”和“路”四个字拉的长长的，且带了哀婉难过的颤音，立刻把我这个陕北老农和这位满腔陕北味的歌者的感情拉近了一大截。于是，我竟不顾酒场的规矩和奇大司令的威严，站起来用原调唱了两声。
我边唱边走过去拉住他的手问他是哪里人。他答说是陕西省靖边县大石砭人。噢，老乡，老乡！大石砭大部分属于乌审旗河南乡，只有东南边一角归靖边县，居民多为靖边人。同是陕北老乡。就凭这点就把两个人的感情给粘合到一起，觉得格外亲了。我俩刚说几句，司令官就下令不准说话了，要听唱。于是，老乔清了清嗓子，就唱起了《赶牲灵》。
懂点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所在地。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困死在那里，对边区实行了极其严厉的经济封锁，什么物资也不准运进。党中央发动了军民大生产运动，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达到了丰衣足食。边区政府还组织了赶牲灵的团队，到后草地（即今鄂尔多斯，也称草地、蒙地）贩运皮张、绒毛、咸盐、甜根根（甘草）等边区最紧缺的物资。比如咸盐，谁也离不开，一天也不能断，但边区不产，只能靠赶牲灵的哥哥们从草地运进。那时候，我们党在民众中的威信至高无上。赶牲灵的哥哥们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转山沟，穿梢林，晓息夜行，神出鬼没，机灵勤奋地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搞捉迷藏游戏，把草原上丰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边区，及时解决了军民的燃眉之需，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鬼计。——这就是《赶牲灵》产生的背景。歌词活脱脱地反映了那段历史的真实面目，在当年的革命文献里都有翔实的记载，对我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很有吸引力。所以，老乔一唱就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把他和我的感情深深融在了一起。于是他一落音，我又用原调吼了两段山歌。
没想到我俩的热火举动，竟受到奇大司令和在场酒友们的热烈欢迎，赢得一片掌声。
散席时，老乔非要我到他家坐一坐不可，说老乡了，认个门子，以后好常来往。热情满满，盛情难却。我正在为难之时，奇守业和王华（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二话没说，拉着我就走，到老乔家去。
在老乔家里，受到两口子极其盛情的款待，茶酽，烟香，酒更浓。几个情投意合的人坐在一起，品茶抽烟，开怀畅饮，说东道西，谈笑风生。交谈中让我意外地获知，老乔的父亲是离休的老红军干部乔桂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杭锦旗的第一任工委和旗委书记，离休时任中共乌海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夫人段惠芬的父亲段振江也是一位“七七事变”后17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奔赴抗日前线英勇奋战，后奉中共中央西北局之命，调回乌审旗领导地方武装工作，离休时任政协乌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两位老人都是我的忘年交，是我甚为尊敬的长者，他们的革命经历我大体了解（见拙文《尊前谈笑情依旧》，载《野草情思》第101页）。老乔九岁失去母爱，一直在农村劳动，新中国成立后跟随父亲到杭锦旗，先后在阿麻加汗小学和旗一完小读书，三年上完六年级的课程，毕业考入伊克昭盟中学，聪明勤奋，努力上进，在校一直是优等生，高中时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高中毕业，由于他俄语学得好，党组织决定要他留校教俄语。他听从组织安排，高中三年级毕业后，就给高二年级代俄语。高考时只考了一门语文，他作文写得很好，被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后还发来了入学通知书。但校领导怕他不安心工作，到第二年才把通知书给他。1964年，时任中共伊盟盟委宣传部长的吴占东任达拉特旗四清工作总团团长，组织上调他去当秘书，从此步入政界。了解这些，使我们之间乡亲情、志趣情、事业情、同志情和革命情全融为一体了，我们俩从此情同手足，亲如一家。我每次来东胜，总要和他见见面，聊聊天，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甚为心欢。1992年我调到东胜市政协工作，特别是1995年退休后，来往就更加频繁了。我们之间，真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老乔是个文化人，酷爱诗歌，也写诗歌，特别喜欢中国现代新诗。写诗要求形式要达到排列整齐的豆腐块儿方阵，要有节、押韵，有旋律感。他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等人提倡的现代格律诗格外欣赏，认为诗必须押韵，有节奏、有格律，才有味。我家有些1962年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一批全国著名的青年诗人的诗选集：梁上泉的《山泉集》、李瑛的《红柳集》、严阵的《琴泉》、张永枚的《螺号》、雁翼的《白杨颂》、王书怀的《青纱集》、孙友田的《石炭歌》、傅仇的《伐木声声》、沙白的《大江东去》，还有李季的《石油诗》、魏巍的《黎明的风景》《战斗的南越》、池北偶等的《玫瑰诗丛》（八本）等。他对这部分诗集爱得入了迷，达到如痴如醉的境界，几乎每次来家都要仔细看一番，从书柜里搬弄出来把玩一阵，一个人坐在那里，像憨娃娃摆家家那样一字儿摆开，拿起这本，放下那本，翻翻这册，瞧瞧那册，一副童真陶醉痴迷的样子，烟头火掉到身上把衣服烧开窟窿，冒起烟来都不知觉，谁看了都会掩嘴偷笑，疑为憨头苶汉。童心是诗人应有的天分。俱备憨童之心的诗人，才可能创作出惊人的作品。诗人永远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劳动者，只能自己一个人像苶汉一样悄悄地埋头去做，谁也帮不上忙，谁也不能替他做。没有一颗专注的憨童之心，没有一股独立奋斗，坚毅的精神，不做艰苦细致的耕耘，决不会有激动人心的收成。试想，老乔那沉甸甸的，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三部诗歌选集《心潮》，不就是他酷爱诗歌入迷，倾心钻研，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成果吗？垒垒硕果，是用他的勤奋和血汗浇灌出来的，精采纷呈，散发出诱人的芬芳，沁人心脾。或许，这也正是他对诗歌形式的主张与爱好实践的产品，书写的都是真善美，抒发的全是革命情，传播的都是正能量。
现在很多人爱说包容的话，大概是因为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包容并多次讲过，包容是人类的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人类社会多一份包容，就会多一些进步和文明。包容是大爱，是幸福。这事嘴上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老乔可算是个典范。
老乔不仅写诗，而且谱曲，也是业余作曲家。香港大道出版社出版发行过乔布英歌曲选《心潮》。他谱曲，儿子乔明作词的歌曲《鄂尔多斯》被内蒙古电视台拍摄成MTV，在《音乐部落》多次播出，并被收入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内蒙古民歌精品典藏》DVD。一次，杭锦旗农民诗人白孝云写了一首神光响沙歌词，老乔给谱了曲。白孝云去神光响沙参观，景区老总白富华美美招待了一番，还给了3000元现款。孝云以为这是给歌曲的稿酬，打电话专门问我词与曲的稿酬怎样分配，并要了老乔的电话，说他要联系把稿酬寄过去。一天，老乔见我就说，白孝云打电话说我给他谱曲的那首歌白富华给了3000元稿费，他要按你说的比例给我寄稿酬。我说，那是白富华特意给你的，稿酬可没那么多。老乔说，不管多少我分文不要。你再告诉白孝云一下，千万不要给我寄钱。一首歌曲稿酬没有多少，肯定是白富华见白孝云是农民，创作不易才给了3000元，照顾一下的。谱曲是我的业余爱好，我给许多人谱过，从未要过一分钱。咱每月领几千元工资，他连一分也没有，咱还能要他的钱？你快再告他一下，不要叫他瞎考虑。我只好按老乔说的转告了白孝云，孝云感激不已。
在经济大潮的涌动下，人们都双眼紧盯钱眼子转的今天，能做到这种满含包容境界的人能有几个？
老乔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事业心特别强，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在领导工作岗位上如钉子，退休后依然如此。2002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他任副会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制作会员证、专家聘书、会员通讯录等，都认真参与工作，有的还要亲自送到家里，交到本人手上。
2004年，我的《鄂尔多斯风情》和《我在鄂尔多斯》两本书以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出版发行，受到较多好评。冬天，鄂尔多斯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要给近年出版的社科成果评奖。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决定推荐我的两本书去参评，填写了参评表和推荐书，老乔亲自送到市社科联，交给主席韩广臻。我得知后，当即取回了参评表和推荐书。老乔问我，为什么不参加评奖，你那书很可能得一等奖。我说，人家那评奖指标是有限的，给年轻人评上才有用，我棺材瓤子了，评什么都无意义了，不能瞎占指标，让给年轻人评去好。他说，问题是那是研究会决定推荐的，也是研究会的成果呀。我说，研究会的好意我感谢。研究会的成果很多很大，不在我这一点点上，有没有都无所谓。这是我俩第一次出现分歧。我的直脖头伤了他的面子，让他白费了辛苦，但他却毫不计较，包容了。
在传统人的眼里，老乔是位高干子弟，父亲是老红军副省级待遇离休干部，他本人做官到县级，又是知识分子，应是油头滑面，风度翩翩之辈。老乔绝对不属此类。他是一位非常善良朴素，特别随和的人，没有一点官老爷和干部子弟的架子。他九岁失母，缺少母爱，父亲闹革命常年在外，他就在农村放羊受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了杭锦旗，孤身先到离旗政府一百多里地的阿麻加汗小学念书，身边没有亲人，接触的全是诚实憨厚的农牧民子弟，使他养成了一个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和气朴实，平易近人的个性，总是给人和蔼可亲，善眉善眼的形象，像条老黄牛，谦虚谨慎，勤奋劳作，耕耘不息，从未因私利张口求过人，一辈子没给人提过意见。“文革”中有人一再动员和诱逼，甚至威胁，要他以盟委办公室秘书和知情者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提意见，进行揭发，他都意志坚定，守口如瓶，以无言相对。在那荒唐无稽无法无天的年代里，像他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
老乔总是一身平民作派。据我所知，自进入新世纪开始，老乔肩上一直拽着一个老旧的大黑布挂包，里面塞满了书报杂志和资料本子，沉甸甸的，一年四季不离肩。一次，我给了他一个比较像样的新皮挂包，叫他快把那个旧的换掉。他从那大黑布挂包里掏出一个小旧皮包给我，意思是我也得给你个交换的吧。可后来，他还是背着那个旧布挂包。我问他为什么不用新的呢？他竟说嫌那个皮包崭新油亮，咱这乡巴佬背上太扎眼，怕人家笑话，不如挂上这个舒服，那个皮包就留作纪念吧。唉，老乔哟，平民情结，多有意思！
看见人家都穿坎肩，我也想穿一个，可跑了好几个地方只有一种，草绿色的，掇着好多兜子，不大喜欢。但再无别的选择，只好买上。他看见我穿着，说好看，问我哪买的，再明儿也去买一个。我说，你不是穿着一个吗？他说这个不好，只两个兜，还有点小。你那个兜兜多，手机、火机、烟盒、电话本儿都能装，方便。唉，人的爱好多么悬殊，我嫌兜子多，他却爱多兜子的，我说就把这个给你穿好了，别再跑了。他说，你刚穿上怎不要了？我说，我嫌他零件儿（指兜子）太多。他说我试试。说着脱下他浅蓝色坎肩，穿起了我这件拍打拍打，扬扬两臂，说正合身，那就算我的了。说着，要掏钱给我。我说把你那个给我换转不就行了吗，怎还要掏钱？他说那件我穿几年了，烟头烧烂了，还打了补丁，不能给你了。我说不怕，拿来吧，我就要它。于是，我俩就换穿了坎肩儿。现在他走了，坎肩还在，我把它洗净，做为一件纪念品收藏了起来。物在人离，赌物想人，悲情丛生。
人生在世，各有嗜好。有的嗜好是甜果的种子，有的嗜好会变成恶果的根苗。关键看嗜好者怎样驾驭。有人说嗜好重者必多病，嗜好越深病越重。这是民间俗语，看似偏激，细想也不无道理。
老乔嗜烟酒，尤爱贪杯。从历史上看，诗人多嗜酒。李白斗酒诗百篇，大概不全是虚构。老乔是诗人，人缘好，又真诚，讲义气，爱红火，好多人的聚会宴席都邀请他。他为人和善，软面团。顶不住酒场人的甜言相劝，自己也爱喝，感情深，全底清。所以，几乎是逢场必喝多。我们一些知情者常暗暗劝他为了身体，注意节制，他都诚恳接受，满口答应，就是到时坚决不改。久而久之，招致他的心脏和肺部毛病越来越重。
老乔两口子都爱耍耍麻将。研究会离我家不远，他有时中午下班后就来我家随便吃喝上点，下午就在我家玩耍。搬砖头，垒长城，是老年人打发时间，消遣趣乐的尚好活动。玩伴们围坐一起，一边玩耍，一边拉话，嘻嘻哈哈，情趣无限。只是我家住三层步梯楼，他往上走非常困难，每次得歇两歇，有时进门还大张口喘气，看着都替他难受，有时就劝他不行就别来了。他总笑笑说，那我不全失业了吗？一个人蹲在家里悄无声息，更难熬。
2012年，他家搬到铁西宏源一品新居。原盟委东边旧房尚未拆除，还得经常去照料，请人修补，寻招租户，收取租费等营生，全得他老伴儿奔波。早上过去，操劳上半天就精疲力竭了，中午回家走不动时，就来我家歇歇，吃喝上点，大家一起开始玩耍。玩的乐活，耍的开心，疲累劳顿全无影。完了，活像一对夕阳下的燕子双双归巢，欢乐至极。大家看着都高兴。
大约至2016年秋后，老乔确实走不动不能来了，但每天下午总要打电话问耍上没有，有谁们些？晚上还常打电话，说个没完。我理解人在病中想亲人的难为之情，实在孤独难受的不行，给知情人打打电话，是排遣孤独的好办法。因此，我每隔半月二十天，就去他家里或医院看望他一下，坐一坐，聊一聊，他总是高兴得不行。而我，却越来越对他的身体担忧。最终，2018年7月1日下午5时40分，身患肺心病的老乔还是走了，走得让我痛心！
老乔走了，却留给我不尽的思念！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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