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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典籍里的黄河 发轫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极其重视在农业生产、日用伦常中观察周围复杂的自然现象以获得生产生活的丰富实践，他们认为脱离了这些自然现象、生产生活实践后自我世界别无本质，从始至终把自我与社会、自然视为一个整体。尤其文字产生后，他们把复杂的自然现象，以及生产生活中的丰富实践用文字符号记录下来，在不断认知复杂的自然现象条件下，希冀生产生活中的丰富实践得以沿袭。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最具代表性，其成卦、行文秉承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立足于“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方位置，以八种事物（自然现象）象征世界的变化与循环，从而衍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十翼，同《周易·系辞》云：“易与天地准，是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在此著述中，亦论及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文段中的“河”，便是“黄河”，诚然，黄河“河洛理数”的提及一定程度添加了《周易》神话色彩，但肯定的是，在此著述中我们看到《周易》各类条文的确证和意象均来自周围自然物事以及百姓日用伦常。如此，《周易》在中国古代成为社会各阶层广泛运用的一种文化思想理论体系及行动理则。 成书于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泰族训》云：“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之财，以除饥寒之患”。在这段文中，作者旨在说明要加强地理环境、水文环境等层面的考察度量，以减轻自然环境灾害，其中当然包括对于黄河的考察；再如班固《汉书·沟洫志》云：“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 北魏郦道元通过实地踏勘，写成《水经注》40 卷，30 万字，记述水道1252条，秉承“因水以证地，而明地以存古”原则，以水道为座标系，对华夏大地综合地理作了深入探讨，对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水文特征等作了详尽的论述。文中有言“览百川之宏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出积石之嵯峨。”郦道元给予了黄河最高的评价。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典籍，针对黄河的描述、写作还有很多，在此不作一一论述。 二 黄河流域农业革命 根据《白虎通》记载，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原始社会先民开始学习耕作和利用农具进行小范围耕作，原始先民开始使用一些简单的打磨石器进行农业耕作，中国开始步入了原始耕作时代。 中国原始农业主要兴起于黄河、长江和淮河等流域，在此，我们将重点阐述黄河流域农业革命。根据殷墟甲骨文字，我们得知自新石器时代至商朝时代，远古先民在耕稼、种植、牧畜等方面之历史文化程度得到了极大提升，我们从已经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关于稼穑方面，甲文中有“田”、“禾”、“穑”、“黍”、“粟”等字；关于种树方面，甲文中有“树”、“桑”、“栗”、“果”、“圃”等字；关于牲畜方面，有“牛”、“羊”、“犬”、“鸡”、“彘”“、马”等字，这些方方面面表示我国农业俨然得到了极大发展，农作物的种类得到了增加，农作物的收成越来越好，因为这个时期所驯化的家禽、牲畜种类越来越多。可以这样概括，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从渔猎进展为农耕之时代。 中国农业发展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黄河流域自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中国范围最大的农业区。春秋时期，黄河流域还存在农业、半农半牧民族，但经过战国时期的兼并和同化，这些民族不是迁出中原，就是留在原地被农业民族所同化了。战国后期，大国纷争，掠夺土地资源、农耕人口，以农业立国，加强农业发展，纷纷变法图强，奖励耕战，诸如，楚国的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改革、齐国邹忌整顿、燕国子之改革，其中最为成功的秦国商鞅变法，增强农业生产能力便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也是秦国能够灭六国实行统一的物质基础。 中国，自秦统一，废除分封制；设置郡、县；统一度量衡，定币制，车同轨，书同文。中国政治机会逐次平等，经济地域逐渐扩大，文化传播逐次普及。在此，我们姑且不论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之迟速，但凡论及政治、经济、文化演进方向，则明白无疑。自此，我国国史于和平中发展，立国规模逐渐明晰，各民族逐渐融合，为此种种，实是我国民族文化特征之所在。 三 黄河流域民族融合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2443平方公里，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查哈西拉山的扎曲，呈“几”字形，自西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最终流入渤海。根据2016年黄河流域有关数据，黄河流域人口1.07亿人，占全国的8.6%，黄河流域共有9个民族，即汉、回、藏、蒙、东乡、土、撒拉、保安、满，少数民族人口约600多万，占流域人口的10%。自古以来，黄河因其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和农业生产水利优势促成了黄河流域中华民族不断融合。 以黄河中上游“河套”为例，河套作为黄河流域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融的节点，正是因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不断交融，让河套具备了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景象，成为中国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可以说，河套历史文化的形成，对中国北方军事史、乌拉特草原文化史、农业开垦史、移民戍边史等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根据史料记载，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河套地区居住着羌、戎、荤粥、龙方、林胡（林人）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争夺河套的战争时断时续，战争在造成人员巨大伤亡和社会财富巨大破坏的同时，也成为民族间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为此，这些少数民族在交流、交融中慢慢进入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社会政治更新，促进国家统一。秦朝时期，河套地区与中原地区实现了真正的融合，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河套地区的解释：“今绥远南部，即内蒙古鄂尔多斯。其地东、西、北三面距黄河，南限长城，故谓之河套。即秦所称之河南地”。 “几”字湾地区，由于自古以来多民族长期交流与交往，据2018年数据显示，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聚居着来自全国1000多个县市的人口，全国56个民族中有49个在这里分布。除北方蒙、满、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朝鲜等主要少数民族外，南方的苗、彝、瑶、黎、白、壮、傣、哈尼、藏、土家等少数民族都有居住，有的地方一个村营的居民就来自10多个省区。这样广泛杂居的民族复合形态，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员、市委党校基础理论教研室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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