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不应该“不遗余力地学”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兴盛，国学近几年也热了起来。先是有关国学方面的书多了起来，接着是有人把企业管理与国学联系在了一起(包括大学办国学班、企业开展国学讲座、一些企业让员工背诵国学书籍等)，以至成为国家层面建设道德需要的倡导。任何一种学问，都有它的用途和意义，但一旦到了流行的地步，就有点不伦不类、不知其可了。

        关于国学的“国”字，王小波对它进行了批判。他用他那独特的尖刻的语调说到：“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是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了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现在国学不但顶着“国”字这个大帽子，还有了国家的倡导，加上一些有复古癖者的推波助澜，好像有了国学这门学问的兴盛，天下就万事大吉了，没有国学这门学问的兴盛，国家就要落后，文明就要衰落，社会就要不振。其实远远不是这样，而要看我们如何保持虔诚的心，去对待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去对待我们的文化遗产，去对待普世价值。要是没有工业文明与人的权利及尊严、幸福，没有国家的民主与宪政，就是有了国学的兴盛，也挽救不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与道德的滑坡。

        从资料上看，国学之名，兴起于民国初年，即是中国学术的简称。内涵涉及了史学、文学、哲学等领域，它最早称为“中学”，如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章太炎也说，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 ，但正如何炳松、王小波先生等批评的那样，国学是帽子高，沿子大，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高深，当然像唐诗宋词、孔子的仁政，墨子的兼爱等，都还是好的东西，但好东西是让我们心灵品味的，不是让人们把国学和功利结合在一起，流行与糊弄的。

        在国学的问题上，现在应该进行三个区别，一个是传统文化与国学的区别，国学的许多方面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但传统文化并不单单指国学；第二个是应该对作为学术的国学与作为道德需求的国学进行区分。作为学术的国学应该大力研究与辨析，而作为道德需求的国学说白了是教育人的，并可能被断章取义，从而模棱两可；第三个是要区别国学与伪国学。国学是知识，而伪国学是借国学为名的大杂烩。特别是历史到了后来，国学越发展越成为统治者利用学术统治臣民的工具，而市场经济本质是平等与竞争，这与国学有许多不匹配的东西。我们如何去伪存真 去粗存精，这是一个问题。如殷海光先生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分析，则集中体现了他的逻辑学水平。他认为：“体”与“用”的划分实际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个玄学的构想。

        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文化，就看这个人看什么书；我们看一个地区有没有文化，就看这个地方有什么可供市民消遣的文化设施，有多少有知识、有良知、有道义的文化人。同时我们应该知道，有文化的人并不一定是国学分子，而是那些知识结构较为全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