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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工作，专业性很强。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干得了的。银行的原始版——钱庄、银号——早在封建社会晚期就出现了。而发端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金融业，在商品生产与流通，财富的积聚和分配中，一直占据关键位置，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银行内部，可以分为高中低层，即运筹、管理、技术三个层面。坐在营业室里，直接与企业、个人打交道的，是营业人员，好比匠人；制定规章，运作头寸，掌控局部市场的，是“白领”，属于达人；而站在最高指挥台的总行的领导层，不数钞票，不记帐薄，偶尔看看报表，从事决策性、导向性、艺术性工作的，属于道人。华尔街的脉动，关涉着全球各地的升沉进退，连美国总统也不能把它怎么样。建国之后的前30年，人民银行的地位很低。起初隶属于财政部。后来独立了，但也只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列席成员。现在实行“大部制”还有人民银行（央行）的一席之地，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治国理念的一大进步。 我参加工作时，正是百业欣荣、政风和煦的年代。那时号召向科学进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国家制订了1956-1967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还召开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具体到金融系统，1956年夏天，盟行副行长张国仕从内蒙古分行开会回来，传达上级精神时说：现在各级行的行长、环节干部已配备齐全，今后希望大家向业务方面发展，争当专家、能手、技术尖子。张行长的传达让大家心里一亮。从那以后，各科时常组织业务学习，全行开展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抽调专人组成了“竞赛办公室”，每天进行业务考核，黑板报上经常表扬各科室的业绩。工会订阅的《中国金融》、《农村金融》甚至内蒙古分行发来的《银行通讯》传阅的速度很快，前一位才读了一半，后一位已经坐在身边等候了。各业务科室的科长、科员备受重视和尊崇。连管理科室的人们也不恥下问，希望掌握一些业务知识、名词术语。分行组织的来伊盟表演点钞技术的几位出纳员，每一场都赢得热烈掌声，胸前被戴上斗大的红花。鄂托克旗蒙古族农金员高金贵以经办上千笔农贷业务无差错、服务好而出席了总行召开的先代会。按那时的方向和势头发展下去，银行系统肯定会涌现成千上万的金融专家、业务能手，把金融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然而好景不长。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所有的机关团体，都要学习八大文件。紧接着，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到了1957年夏天，变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盟人民银行、还有东胜县支行打的几个右派，无一例外全是业务尖子。多数人一边跟着喊口号，一边感到空前的迷茫：钻研业务，争当“专家”，难道就是这般下场？于是，谁也不敢效仿他们了。时兴的口号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但业务上过硬的，时常被警告：注意，别走上“白专”歧途，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三年困难过后，出于国家建设需要，业务又有所抬头。1962年，陈毅副总理给北京高校毕业生做报告，讲了“三分政治，七分业务”的意见，还以飞行员的思想道德与业务技术作比喻，讲得大家心服口服，豁然开朗。可是接下来的四清、社教、特别是“文革”，政治到处泛滥，把业务冲得七零八落。上至高校里的“反动学术权威”，下至小单位的业务骨干，都受到冲击、批斗。盟人行自从“充实”进一批军转干部，还有几名中技毕业生，政治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左的空气迷漫到每个角落，有那么几年时间，几乎不搞什么业务了。业务工作干得越多，罪过越大，谁还愿意去充当冤大头？ 现在，在银行、金融系统，在所有的单位直到整个社会，学习知识，掌握技术成为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事情，各行各业的学者、专家受到重用和尊敬，他们不仅在两弹一星、三峡工程、航天探海、国防建设、城乡发展中做出卓越贡献，而且担任着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这才是正轨、正道、正气！世界本该如此。知识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力量，知识分子，尤其专家学者，是人类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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