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被抽调搞“中心”“不算久远的记忆”之十八

        上一篇的题目是《苦学业务当专家》。说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曾经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有如昙花一现，由业务主管部门以会议精神的形式，要求大家努力钻研业务，争当本行业的专家，而勿以“官本位”为唯一的进身之阶。可是没过多久，就被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冲散了。回想起来，那时的干部也很难静下心来学技术、钻业务。以我本人为例，“文革”之前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坐”在盟人行办公室里从事本行业的时间，连四成也不到。其余大部分时间被抽出去搞了“中心”工作或者从事体力劳动。刚参加工作那两年多，也常下乡，那是下到基层行处去帮助清理农贷，搞年终决算，有时也搞点调查研究。其间到过鄂旗、扎旗、准旗。由于大部分是步行，所以对西部荒漠草原的辽阔，东部丘陵沟壑的深远，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到了1958年，“大跃进”如火如荼，先是连续参加单位组织的逮麻雀、灭老鼠、捉害虫和到郊区帮助农业社挖小库。秋天，抽出去参加中心工作，被分配到杭锦旗阿门其日格乡的永和社。那是我第一次“驻社”。半个多月里，基本上吃、住在社房，同社员接触很少。在那里经历了“公社化”，大体上全乡过渡为“火箭公社”，每户社员原有的几只羊，都被登记为公社的财产，不允许自行处置。接着，天寒地冻的日子，上面布置下来深翻的任务，每日出动数十名劳力，用铁镐刨，一天下来，只能翻一盘炕大小的一块，虽不太深，但下面的沙子全“翻”上来了。向上报进度时，往往说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即使这样，离“要求”仍然很远。1960年年底才开始反“五风”，其实浮夸、瞎指挥、强迫命令的作法早已露头了。记得回乡里开会时，我的汇报缺好多数据，乡领导（记得叫王青）让我立即返回去统计齐全。来回几十里路，没用多少时间，我就完成了。

        整个1960年，是在下放劳动锻炼中度过的。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干部轮流下乡、上山（后来为顺口，一律称为“上山下乡”）。盟财贸系统抽调约20名干部，连同系统内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分为三个小组，到大树湾大队（当时为树村召公社的二大队）的三个小队劳动锻炼。上级规定，每人全年必须挣够二千工分，业余时间帮助社员学习文件，辅导扫盲班、管理食堂，协助农技学习班。我当时年青力壮，样样都能超额完成任务。年底，中央下达公开信，即“十二条”，反对“五风”，放宽政策，让广大社员休养生息，以恢复农业生产力。中央这一文件，受到干部群众热烈欢迎。第二年（1961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粮食产量都大有提高。我们深切体会到，政通人和比风调雨顺更重要。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下放劳动加上参加整风整社一年多，我加入了共青团。回单位不久又被选为团支部委员。但因为下放，我失去了或者说大大推迟了上大学的机会。1960年高校招生数比高中应届毕业生还多，许多在职人员顺势升学了。我1961年从达旗完成整社任务回来获准参加高考，然而，同上一年相比，形势陡变，高校招生规模大大压缩，而且基本不收“调干”。于是，我只有望大学兴叹的份儿了。

        1961年雨水充沛，滩上、梁外，一派丰收景象。秋天，我被抽去参加秋收劳动，地点是鄂托克旗公卡汉公社。一望无边的糜子田，甩开膀子干了半个多月。那一年，虽然全盟粮食仍然没有“过关”，但压力大大缓解。从鄂旗回来到六一年年底，加上六二年一整年，算是在本职岗位的港湾里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到1963年，又“外放”了，而且从此之后就以中心工作为主，以银行工作为辅了，再也没有煞下心来搞过金融业务。

        先是“四清”，派到达旗王爱召公社。队长是李文高，何有义、卓力克，如今全都过世了。一起工作的还有达旗十多位部门领导，新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次年春天转到树林召公社，与旗委领导刘占江、宣传部干事甘英才等接触不少，与达旗以及树林召公社的干部门都混得很熟。亲身体会到“文革”前夕那场运动，政策越来越左，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我自认为头脑比较清醒，不肯参与那左的竞赛。期间还就社队“四不清”干部退赔减免问题写过一份报告，报了上去，估计也没起什么作用，因为1964年冬天起，形势就更加紧张和严酷了。

        接下来的1965年，全盟大旱，赤地千里。我被盟“抗办”分配到驻包抢运组，在刘羊焕、胡其铭等人领导下，为灾区人民抢运粮、草和各种救灾物资。那一段特别繁忙，身兼秘书、会计、编辑、联络数职，然而苦的值得，累的愉快。总比违心地宣传二十三条，对自己熟悉的社队干部大张挞伐心安理得多了。救灾抢运一直搞到1966年秋天。一来救灾物资运得差不多了，二来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无缝对接”，我们抢运组的人们各自回到原工作单位。不久分别加入东胜地区的两大群众组织，各事其“主”，各逞其“狂”，如今回忆起来，荒诞、滑稽、苦涩、悔恨、惋惜，什么都有，真的是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