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格尔旗“大元国内”铭白釉褐花罐考

        1983年元月6日，准格尔旗文化馆在准格尔旗乌兰沟进行文物调查时，在当地社员家征集到一件1972年出土的带有“大元国内”款识的白釉褐花罐。此罐方唇、直口、鼓腹、平地，口径14.5厘米、最大腹径17.2厘米、高23厘米。罐内施褐釉，外施白釉，器表绘牡丹花卉图案，花卉间纵书三列文字，从右至左，共十五字：“至元二十二年，大元国内，二月二十日”①（图一）。有元代比较流行在瓷器上书写墨书款识，但是由瓷器工匠本人直接写在瓷器上的个案却相对少见。这件带有确切年号的瓷罐无疑是同类器物的标型器，在断代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

        此罐是一件具有磁州窑风格的器物。制作时先使用胎泥快轮成型，晾干后修理罐坯表面，使之平滑，并在表面施一层化妆土，然后用毛笔蘸颜料在化妆土上作画写字，再在罐内荡褐色釉，在罐外浸透明釉，最后装入匣钵并送入窑室高温焙烧。这种绘图颜料以含氧化铁或含铁量较高的矿物斑花石制成，颜料经过高温烧成黑色或褐色纹饰，根据颜色的深浅，一般称其为“白釉黑花”或“白釉褐花”（亦称作为“白地黑彩”或“白地褐彩”）。白釉褐花瓷是磁州窑系产品中最为常见的品种之一，肇兴于宋代，历经辽、金、元、明、清等时期。河北、山西、河南、山西、内蒙古、山东、江西等地，都有生产白釉褐花瓷的窑场，但每个窑场在装饰图案上又有着一些与众不同的细微特征。这件瓷罐的胎土和釉色轻微泛黄，这种特征在元代的北方窑场中比较常见，尤其在山西浑源窑的白釉瓷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综合胎、釉、绘画等特点分析，这件瓷罐应是山西窑场的产品。
        罐体表面的图案在构图上采用了开光方式，即以双线条勾勒出五组云头形栏框，然后在栏框内绘画和书写文字，这种构图方式能起到突出主题纹饰的作用。图案较为简单，较大的栏框内分别绘一支折枝牡丹。工匠在绘制时率性而为，没有刻意追求工整，牡丹枝叶的线条由此显得流畅自然。牡丹花国色天香，雍容华贵，具有美好的寓意，唐宋以来一直备受各阶层人民的崇尚。到了元代，牡丹花依然是瓷器上常见的图案，大型元青花瓷器上的牡丹花图案更是枝繁叶茂、密不透风，花瓣层层叠叠地翻卷，非常生动逼真。
         瓷罐上的十五字铭文是这件瓷罐的突出价值所在，由于文字位于釉下，故可确切地认为这些铭文是由制瓷工匠书写的。釉下纪年文字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纪年时间与瓷器制作时间的一致性，釉下纪年文字可以精确地反映瓷器的制作时间，从而为陶瓷研究的断代提供可靠的依据。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带有纪年款识的瓷器，绝大多数写在瓷器的露胎部位，书写者的成分也比较复杂，既有制瓷工匠，也有流通商和使用者。若纪年文字书写于瓷器露胎部位，则有可能出现制瓷时间和书写时间的时间差。例如，有些瓷器生产后没有及时销售，就会产生积压期；即使能够及时销售，购买者在购买后立刻在瓷器上用年号标记的情况也不会普遍发生。如果一部分纪年款识是在瓷器使用过程中标识的，就会出现更长的时间差，我们若仍将这种情形下的纪年文字视为瓷器的制作时间，势必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和结论。
        瓷器纪年款识的出现，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最早的瓷器纪年款出现于三国时期，此后纪年款逐渐增多，既有刻画方式，也有彩书、墨书和模印②。元代瓷器的纪年款落款位置不固定，文字内容不统一，还没有形成定制。到了明代永乐朝，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开始形成定制，这种传统直到民国时期洪宪政权后才结束。“大元国内”是元代瓷器纪年款中比较少见的表述方式，目前见到的元代瓷器中，有两件有类似的纪年铭文。一件为白釉瓶，铭文为“大元国至元十九年（1282年）九月十四日记耳”③；另一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山西汾阳峪道河龙天庙黄绿釉模印花琉璃香炉，铭文为“岁次大元国至大元年四月初拾记汾阳琉璃待诏任塘成造”④。“至元二十二年”为公元1285年，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意味着这件瓷罐制作于忽必烈时期。“二月二十日”应是指这件瓷罐的具体绘制时间，这是制瓷者对瓷器制作时间的一种客观记录。类似的例子还有呼和浩特东郊出土的钧釉三足炉，刻有铭文“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⑤，留下了制作时间和制作者的相关信息。
        从白釉黑花和白釉褐花瓷器的发展史看，宋代和元代之后的白釉黑花、白釉褐花瓷器均较元代制作精美，尤其是体现在绘画图案上。元代北方窑场产品的器形比较单调，产品风格变得粗犷，胎体变厚，瓷化程度低。白地黑花和白釉褐色瓷器的图案以抽象、写意风格为主，图案寥寥数笔，非常简洁。生产者似乎只追求数量，而没有在产品质量上进行创新。相对而言，“大元国内”铭白釉褐花罐在元代磁州窑系的同类产品中，其绘图工艺算是上乘的。

二

         “大元国内”铭白釉褐花罐作为征集品，绝非是从元朝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其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元代遗址的窖藏，另一个是元代墓葬。如果深入了解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社会历史背景，就会明白其原因。
        元明交替之际，内蒙古地区成为北元政权和明朝的战争前沿地带，元上都、集宁路、应昌路、净州路等草原城市被悉数毁坏，人民流离失所，纷纷逃亡。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些贵重物品和生活必需品之外，许多物品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埋藏，由此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窖藏。窖藏是埋藏在地面之下的窖穴，其作用是埋藏一些不便随身携带的重要物品，埋藏者希望战争结束后能够返回驻地继续使用。然而，元末战争的惨烈程度和结果似乎远远超越了人们的想象，许多埋藏者没有如愿回到故乡，这些窖藏便被永久地保存下来。从内蒙古地区元代瓷器的出土情况看，完整的瓷器绝大部分出土于窖藏和墓葬之中。那些没有掩埋的瓷器，早就随着房屋倒塌和耕垦种植而破碎。瓶、罐之类的大型器，不宜于逃难时随身携带，如果能够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基本上都是窖藏或墓葬的埋藏品。考古工作者曾对察右前旗元代集宁路古城和包头燕家梁遗址进行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这两处遗址中仅有少量完整的小型瓷器出土于房屋废墟之外，器形较大的完整瓷器基本上都是出自于窖藏之中⑥。
        准格尔旗在元朝属于“腹里”地区，是中书省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东胜州的辖区。东胜州（今托克托县双河镇东沙岗古城）、云内州（今托克托县古城镇西白塔古城）是准格尔旗附近著名的元代城市，该地区也是元代草原丝绸之路行经的重要区域。东胜州东接云内州、丰州，向西经中兴府到达河西走廊，由此与丝绸之路相衔接，向西可达中亚，向北经亦集乃路可到漠北和林。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最新成果显示，准格尔旗至今仍保存有丰富的元代文化遗存，其中包括元代城址2座，元代遗址9处，元代墓群3处⑦，表明当时准格尔旗生活着大量居民。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之当地居民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促进了瓷器贸易和流通，这件“大元国内”铭白釉褐花罐也因此被辗转贩运，并最终出售到准格尔旗地区。

参考文献
　　①准格尔旗文化馆李三在简讯中称此罐为“白釉牡丹画花罐”，详见李三：《准格尔旗发现一件“大元国内”白釉牡丹画花罐》，《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1982年
　　②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32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③赵光林：《从古陶瓷器物铭文看民窑款识之演变》，《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1994年
　　④陈万里：《谈山西琉璃》，《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7期
　　⑤李作智：《呼和浩特市东郊出土的几件元代瓷器》，《文物》，1977年5期
　　⑥陈永志：《集宁路古城发掘集市窖藏、几千件瓷器囊括九大名窑》，《文物天地》，2003年11期；陈永志：《发掘集宁路元代城址及第三批窖藏》，《文物天地》，2004年3期；塔拉、张海斌、张红星：《包头燕家梁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⑦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自治区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下册），357~363页，2012年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