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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要对我们的母语汉语言文字增长知识、增强信心、增进热爱，使之成为我们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相信每位炎黄子孙都认同这一观点和情愫。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古往今来，有为数不少的文人雅士或者平民百姓因说话、写字不慎而身陷 囹圄甚而丢掉性命。最可悲的是，他们中大多数是无意的，就是说，稀里糊涂地失去了自由和生命。 前苏联创始人之一斯大林写过论述俄语的文章，说语言文字本身没有阶级性，它为沙皇、为苏维埃政权都服务得很好。有阶级性的是文学、艺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已经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了。可见，因文获罪不是语言文字的过错，而是另有缘由。一般说来，文字狱产生、存在于统治者封锁言路、实行高压政策之时。传说古时一位县令审案时，不经细审、更不明察，就将几位老老少少的农民打入大牢。起因是这些农民因遭大旱无力缴纳租税。大堂之上，县令发问：“大胆刁民，为何不缴纳田赋？”一农民回答：“天旱、有水车、无水车，颗粒无收，交不起田赋”。县令把“天旱”听成“天黑”把“无水（可）车”听成“无水吃”，于是怒喝：那白天就不能干活吗？没水吃你们怎么活到现在的？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各打几十大板，之后投入县牢。宋朝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死于风波亭，起初也因为文字。岳飞率岳家军奋力抵抗，力主“恢复前朝荣耀”，早有嫉恨之心的秦桧一听，“有了”，于是对南宋皇帝奏曰“岳飞抗敌是为了恢复前朝，而不是保护圣上。他打败了金人，就会剑指南宋！”皇上一听有道理，让把岳飞召回来，问个明白，这才有了一日连下十二道金牌，以“莫须有”罪名处死岳飞之事。 史书关于清朝大设文字狱的记载不胜枚举。满清统一中国，以少治多，始终担心汉族起兵反抗。尤其到了晚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文人无意间吟出“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的诗句，杀头！书上出现”维民所止”的字句，被认为是作者要砍掉“雍正”的头，抓起来，重判！皇帝都有姓名，但臣民是不能直呼的，称为“名讳”，大概只有他（她）的长辈和史官可以直接称呼。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被拘，慈禧亲自审问，怒不可遏地喝叫“谭嗣同！”谭嗣同早已抱着视死如归的念头，毫不示弱地大呼“那拉氏！”慈禧还是头一次遇上敢当面不敬的“乱臣贼子”，于是未经刑部判决，就将谭嗣同等六人拉到菜市口斩首示众。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公堂上高悬着“正大光明”的匾额也被怀疑是想“光复明朝”，那还得了，不治罪怎么行！ 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是造神运动，是国家之浩劫。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中，就有一部分是文字狱。听说某地某单位出现一个“红心向党战斗队”。那时，“战斗队”多如牛毛，这个战斗队的本意不错，标明心迹是“红心向党”。可是，起名者出身不好，对立派揪他的辫子，认为他们是想“向党战斗”，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队旗被撕烂了，战斗队被勒令解散了，那个为战斗队起名字的倒霉蛋被扭送公安局。著名诗人流沙河1957年就因为作品被断章取义，任意曲解被打成右派。“文革”中，监督他的革命群众让他汇报学毛著的体会，谁知他竟当众“谦虚”了一番：“我学的不好、不深，只是学了个皮毛”。这可惹下了大祸了，一位斗争觉悟甚高的农村干部当即站起来斥责道：“你反动本性不改，什么‘皮毛’！难道毛著属于兽类，竟会有皮毛？”让人哭笑不得，却又有口难辨。笔者亲见一位姓刘的荣誉军人疗养院干部，因书写标语不慎出错，被判五年徒刑。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建筑物上都得用红油漆刷上大字标语。刘干事是退伍军人，文化不高，但出身根正苗红，已入党多年，在书写“无限忠于伟大……”时，把“限”字的“耳刀”刷成了“竖心儿”，成了“无恨忠于”，他当天就被送到监所。几个月后赶上“一打三反”，被判刑五年。有人说，若不是他出身贫下中农，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恐怕十年也打不住。 如今没有文字狱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权利有了保障。可是话出口，文出手，都是会给公众、社会带来影响的，所以提醒青年朋友，在运用话语权、发表权时，还是要顾及其作用和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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