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能量效益法则

        最近在光明网内蒙古频道读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奇朝鲁会长的文章《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文化》，很受启发，也觉得令人振奋。他说：“运用规律，引领发展；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集成创新，道法自然是终极目标。”作为一个地方学研究会，能够有如此视野、胸怀和境界，确实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由于我也多年研究“天演之道”，所以对“道法自然”深有感触，于是写了《浅论能量效益法则》一文，或许对于鄂尔多斯发展以及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有些参考价值。

        在自然界，任何有机体的进化，不论循何路径，都必须遵循一个共同原则，就是以最小的能量消耗获得最优化的生存和发展。物理学语言表述，就是以最小的力作最大的功，或者说以最节省能量的低消耗取得最大的功效；经济学追求以最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简称曰：“能量效益法则”。

        这是一条自然法则，也是一条社会法则；是自然万物生存发展进化的第一原则，包括改革开放遵循的第一原则。

        一、自然法则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以翔实史料充分论证生物“进化论”，依照“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法则，简称“自然选择”。梁启超生动准确地概括为“物竞天择”。社会动力学提出“人类起源分化——进化论”，肯定进化论，同时赋予“自然选择”以新的内涵。

        人类在长期进化中为什么选择两足行走，现代生物学家研究人的行走和黑猩猩行走的能耗率证明，人类的两足行走比黑猩猩的四足行走节省能量，能效高。最近美国科学家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人类两条腿走路所需的能量是用四条腿走路所需能量的1/4。有学者研究说，非洲原始部落追杀兔子直到兔子跑不不动，大概不完全是想象。

        人类在长期进化中的“自然选择”是以“能量效益”为原则的；或者换一句话说，“能量效益法则”是人类进化必须遵循而绝不违反的一条自然法则。最初，或许像许多动物一样，是出于一种生存本能，即以最小的能量消耗获得最优化的生存发展。地球上物种进化（遗传——变异），其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及其形态结构，最终必以其独特的能效机制而获得最优化的生存发展，能效越高越向高级进化，有的成为“进化树”顶端的佼佼者。试想，假如某种动物违背或者环境恶化到获取的能量不足以维持自身生存，那么该物种就可能迅速锐减乃至灭绝，恐龙的命运或许就是如此。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就在如本能地不自觉和有意识地自觉遵循而不是违背这一自然法则。

        在科学技术应用中，总是寻求以最小的力作最大的功。比如蒸汽机，最初是一种直线往复式的单向抽水机，有4/5的蒸汽消耗在重新加热的汽缸上，能效极低。瓦特发明一个隔离冷凝器和其他改进装置，热效率提高了4倍；往后又设计了行星齿轮结构，把蒸汽机的往复运动变换成旋转运动，成为“万能动力机”。广泛在工业中推广应用。但是生产起来，工厂内外浓烟滚滚，机声嘈杂轰鸣，传递蒸汽动力的天轴、皮带、塔轮等笨重机械操控，效率大为降低。这就促使内燃机和电动机的诞生，改变了机器的消费原料和消费形式，以最节省能量的低消耗取得最大的功效。

        二、社会法则

        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早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之前就提出了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规律，社会同生物一样是个有机体，提出“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同等自由”是社会发展进化的“第一原理”，一个重要法则。

        既然社会是个有机体，其发展进化应当“道法自然”，像物种进化一样，遵循而不可违背“能量效益法则”。历史上，不论任何社会都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即资源、能量的低消耗取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应是一条具有普适价值的社会法则。

        封建社会之所以取代奴隶社会，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用牛、马类牲畜替代奴隶的群体劳动，奴隶枷锁套在牛马的脖子上，奴隶获得解放。新兴地主阶级并不是直接为了解放奴隶，而是“能量效益法则”所决定的，即一头牛、马类牲畜的体能力比一个人大许多倍，耕田种地比人快得多，节省了劳动力，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牛、马类牲畜消费（草料）极低，使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新贵族意识到：养一头牛（马）比养几个乃至几十个奴隶的消费要少得多，也节省得多，比自己驱赶成群的奴隶劳动，其功效要高得多，能耗要少得多，最能节约生产成本。所以极愿意把土地划成小块，以地租方式交给“隶农”自己耕种。社会动力学观之，“畜—犁—人”式劳动的个体小生产方式比强制奴隶分工协作的大集体生产方式先进，就在于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言以蔽之曰：符合能量效益原则。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为什么？一个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蒸汽机类机器的高消费能够产生强大动力，比之人的体力或牛马的动力不知要强大多少倍。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运用这强大的原动力大量地生产资本。要生产资本，企业生产就必须以最小的生产成本——能量及原材料最节省的低消耗，生产最大的利润。惟有这样，才能使劳动增殖，资本增殖，企业才能生存发展，否则就要破产，倒闭，或被兼并。惟有这样，才能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满足人类自身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满足蒸汽机类机器进行生产劳动必不可少的消费需要。正是满足了蒸汽机类机器的消费，才能产生出强大的生产动力，社会生产率才能持续高增长，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

        三、改革开放遵循的第一原则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至今依然让人记忆犹新。十年文革只抓革命、不促生产，折腾得把国民经济跌到危险的边缘。面对现实，痛定思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家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改弦更张，“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及其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多种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也不管是什么人，谁有本事谁先富。就整个国家而言，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用有本领能干事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开足全社会生产动力的马力，生产商品，生产资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最应牢记的是1992年南巡讲话，精要之义仍是改革开放，要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要争论姓“资”姓“社”；以“三个有利”作为“判断标准”。由此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究其真谛，邓小平理论原则实质上就是“能量效益法则”。

        改革伊始，安徽小岗18户农民的领头人冒着坐牢的危险，背叛“公社原则”，暗地里把公社的土地以“包产”方式分给各农户耕种，当年喜获丰收，自“人民公社”以来第一次吃饱肚子。改革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究其根源，农民义无反顾地“包产”，乃是人类天性“道法自然”，不愿泡在一起吃“大锅饭”穷折腾，选择了最节省的能量消耗获得最优化生存发展的第一原则。

        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出现持续增长的可喜局面，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也付出了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成本的代价。人类过度享受和过度开发，逆自然之序，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经济发展要高效也要低碳、环保，不应停留于“罚”，重在挖潜改造，建立一套提高能效的科学管理和运行机制。

        最教国人诟病的是，深圳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之时，内地许多地区，讲了十多年“提高经济效益”，企业效益一年比一年差，一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纷纷淘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然抱着计划经济观念，皇帝女儿不愁嫁，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宠儿，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漠视市场经济，完全不懂得资源在市场配置中总是向能效高处流动，企业效益越高越受到市场的青睐与垂爱。结果是能效低下而被挤出市场，不得不关、停、并、转，直至倒闭和破产，致使大批工人下岗、待业，或者买断，边缘化了，失去参与分配改革成果的权利。反而是“穷庙富方丈”，企业财产“合理”地流失到少数人手里。这正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最不合理的根源。

        反思过去，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就一个县来说，党、政、军、人大、政协、社会团体等几套班子，乡、村干部一大群，基本上不参加生产劳动，主要靠农民劳动成果来养活。社会管理成本很高，而农业生产效率本来就低。尽管政府机构实行多次改革，多是换汤不换药，照旧是管、卡、压乃至无情剥夺，一些地方发生集众抗税抗费事件，征地、拆迁中也屡见抗暴悲剧。当值反思与警示的是，任何一项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无不涉及国计民生，关乎国家生存发展和公民权益，都应“道法自然”，遵循而绝不违反第一原则。

        十分可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能量效益法则已经和正在贯彻落实到深化改革举措之中。

        作者：九江学院退休教师，《社会动力学》著作者，研究方向为天演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