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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语言文字是“老大学科，功效神奇，”认为“语言艺术，威力无穷”，甚至可以说“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并分别列举了许多实例，支持笔者的观点。还曾提到语言文字本身没有阶级性，它为各阶级、各类人都服务的很好。语言艺术博大精深。“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完全以史实说话，爱恶褒贬，尽在其中。各位传主的忠奸高下，纤毫毕现，令人信服。《三国演义》属于“野史”，融进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写起来起伏跌宕、汪洋恣肆。语言时而是利器，时而是良药。常常把读者的形与神完完全全地吸引到作者的笔端，以致陷入“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的忘情境界。诸葛亮虽是领兵的军师，但学富五车，官风文雅，号称“儒将”。语言艺术在他手里得到尽情发挥。为了联吴抗魏，他与周瑜商量对策，各自在手上写下一个“火”字。接着加以解释：“欲攻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句句说到了周督都的心尖上。于是二人、双方共同谋划，取得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当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矛盾激化，周瑜成为首要对手时，孔明给手下授了三个锦囊妙计，“三气周瑜”，最使周瑜生气的是那“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嘲讽，致使周瑜口吐鲜血，跌下马来，发出“既生瑜儿何生亮”的悲叹。张飞乃一员猛将，有勇无谋，与吕布对阵，只会骂：“三姓家奴，与我战上三百回合！”诸葛亮却在紧要关头，抓住要害、骂死王朗。想必其“骂词”较之刀枪剑戟更为锋利，字字句句击中王朗的软肋。 到了近现代，两军对阵，不像冷兵器时代那样短兵相接，加上文明水准的提高，“骂阵”现象十分罕见了。鲁迅也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但以语言长自己威风，灭敌人锐气的事例仍然很多。这里举个有趣的例子，前几年欧洲杯决赛时，法意两队相遇。意队十分忌惮法国球员齐达内，不知是教练指使，还是防守队员个人行为，当这位队员面对齐达内时，竟以齐的身世相辱，语言不堪入耳，齐使劲用头将该队员撞倒，裁判当场将齐红牌罚下，于是意大利队取胜，法国队惨败。这真是一场难断的官司。许多评论家得知真相后，认为意大利人虽然取胜，但很不光彩。可是古往今来，不仅球场，就是战场上也常以成败论英雄，而且按照西方的哲学、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俗话说，好话知心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活的逻辑的确如此。前些年倡导五讲四美。“四美”之一是语言美，语言美不美是社会、人群文明水准的一个显著标志。一个“你好！”“早安”的问候让人觉得“我生活在人群当中，我被别人关怀着”。当一个人无意中冒犯了另外一个人，对方瞪起眼睛，甚至攥起拳头时，一个发自内心的“对不起”往往能马上化解敌意，言归于好。广告词中的“×××（商品）、您明智的选择，”既让你掏了腰包，又使你心里高兴。赞扬你“明智”，不是虚情假意的“戴高帽”，而是基于做广告者对于品质，性价比的自信。一些广告词，在畅销、赢利动机的驱动下，把语言艺术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后面将有专篇加以谈论，这里只抛出个引子。 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让人们富裕而有尊严，“人活脸、树活皮”，这尊严（或称“面子”）有时比物质享受重要的多。人们注意到，公共场所的告示、规章，大都改成了“温馨提示”。从前总是以“不许”、“禁止”、“必须”的口吻教训人，如今改为劝诫、提醒、忠告。一则报道说，某餐馆老板将“损害公物罚款”的意思改为以服务员口气写道：“您一旦不慎打坏了盆碗盅盘，您掏票子，我哭鼻子”，还有某图书馆阅览室管理员在读者将书装入手袋准备带走时，微笑着上前提醒：“先生（或女生），您一定是读得痴迷了，以至无意中把书放到了自己的提包里，如果您把它放下，我将非常感谢！”多么体谅、何等尊重。构建和谐社会，要从社会成员，也就是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工作生活、行为方式的一点一滴做起。你看，言谈还是排在最前面的。当今世界，不管是合作伙伴，还是对立双方，最终解决问题，还得通过洽谈、商谈、会谈、谈判，找到共同语言，然后书写到文件上，落实于行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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