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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在我国盛行了好多朝代。科举考官，始于隋朝，到明清定型。期望仕进的人，无不趋之若鹜。其实八股文章基本上是文字游戏，内容陈旧而贫乏，既脱离现实生活，又疏远人民群众。早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就被冲毁，从而废弃了。八股文的立论、发挥完全以《孔子》、《孟子》、《大学》、《中庸》这儒家“四书”为根据，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旧话说：“之、乎、者、也、亦、然、哉，安排好了中秀才”。这七个文言虚词被翻来覆去地使用，显得特别枯躁和死板。古时没有学校，只有私塾、家教、学馆。先生摇头晃脑地“教”，学生拿腔拿调地背，内容也不外乎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这倒也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愿望：不但让劳动者愚钝而麻木，而且让儒生即“知识分子”也少问“为什么”，老老实实、服服贴贴地为他们的政权服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学人”的境况。大概同如今的“考公”差不多，要想出人头地，就只有“赶考”这个独木桥。《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不知考了多少次，多少年，老态可掬了，才得中举人，不料承受不了这个“惊喜”，立马精神崩溃，疯掉了。更多的人在古代教条和近代潮流的冲击下，被磨成书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十分无用。有的还闹出天大的笑话： 十九世纪末，清朝一位考官出了一道《鸦片论》的作文题。某考生文字水平尚可，但不知道虎门销烟的来龙去脉，更不了解南京条约的前因后果，只从字面理解，望文生义，在“破题”部分写道：“乌鸦危害甚大也。……一个乌鸦，危害偌大，何况一片乎！”弄得主考官也哭笑不得。另有一场“殿试”，题目为《项羽拿破仑论》，一位应试者只知项羽是秦末起兵造反、曾吟出《大风歌》的楚霸王，而不知法国出过个匡世英雄拿破仑。他运用历史知识加以推理和想象，写道：“项王一世之雄也，力能拔山，气可盖世，无论是钢轮、铜轮、铁轮，一经其拿，未有不裂者也，何况破轮乎！”也难怪，那时没有手机、广播、电视，连平面媒体也难得一见，拿破仑又是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某国的皇帝，他和楚霸王能扯到一块么？ 通过科举发现、擢拔的人才，未必是真才。象清代的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翁同龢，只是怀有对统治者的愚忠，其中有的虽干过若干利国利民的事情，但也褒贬混杂，很难流芳千古；倒是宋朝的秦桧，高中状元，然才高而德寡，助纣为虐，残害忠良，实实在在地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悲下场。诸葛亮不曾考取“功名”（大概他所处的汉末还没有科举），但学识、业绩却远非寻常的状元、榜眼、探花之辈能够比肩的。刘邦、朱元璋、成吉思汗都是“老粗”，却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念过书，可是才不盈“斗”，是个“四次不第的秀才”玩世不恭，竟成了起义大军的“一把手”。促成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学贯中西，著有《聊斋志异》的蒲松龄，都不曾金榜题名，却都在近代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同样，在当代，海归、研究生、博士、硕士固然应当重视，但自学成才者也到处都有。我们说科举考试乏善可陈，但科举制度的影子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例如考核任用中的唯文凭（功名）论；高考中的分数挂帅；高校论文写作、答辩中的公式化；党政官员考核、述职中的程式化，都是因循守旧、拒绝创新的表现，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倒是网上的某些文字，如清风、似活水，有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个明智有为的政党领袖、公众人物，不仅要善于生产政治理念、施政方针，而且应着力开创一代新的文风。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倡导“反对党八股”，并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举了写文章、搞创作中循规蹈矩、开“中药铺”的种种弊端。先是在各解放区、后来在全国，从政府文件、干部讲话到报纸新闻、文学作品，都养成了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良好文风，可惜到了“文革”阶段，又生成了“文革八股”，言辞激烈、语句极端，字字偏左，篇篇雷同，群众编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顺口溜，倒也准确贴切、符合实际。 盛行于古代科举考场，统治我国文坛近千年的八股文章，好比汉语言文字浩荡江河里的回湾，除了某些字义生发、辞句组合，行文技巧尚可借鉴外，其余皆应作为废品加以焚烧或掩埋。取而代之的，应当是有着时代气息，为亿万民众喜闻乐见，有利于推动发展进步的语言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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