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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鹰形金冠被誉为“草原瑰宝”，是我国目前为止唯一发现的“胡冠”，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现真品藏于内蒙古博物院。匈奴鹰形金冠是一件凝聚着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文化精髓的艺术珍品，这件稀世珍宝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不断吸引着世人的目光，那么匈奴鹰形金冠是如何被发现的，具备怎样的精湛工艺，是哪位重要历史人物使用之物，在文化交流中书写了多少重要信息？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带您一起揭开匈奴鹰形金冠鲜为人知的一面。
一、金冠出世 1972年冬，寒风吹过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的每一片土地，阿门其日格公社桃红巴拉生产队的社员在进行冬季副业生产时，在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中发现了一批极珍贵的金银器1，人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无意间打开了一座珍藏匈奴文化精品的宝库。 由于当时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很薄弱，这批金银器出现了流散的现象，一些文物被村民们当做金银制品卖给了当地银行，当地政府通过群众反映得知挖出金银器的消息后十分重视，立即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内蒙古文化局，1973年春，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派出田广金、李作智前去调查。田广金、李作智到了当地后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走到村民中去积极宣传国家文物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让村民们了解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对文物和文物保护有了一定的认识。经过半年的努力，被银行收购的文物全部追回，而一些当地村民们也主动地将自己手中的文物捐献出来。另一方面，田广金、李作智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开始了现场调查和发掘工作。当时的发掘环境是非常艰苦的，田广金、李作智每日废寝忘食，不辞劳苦的进行着调查发掘工作。他们根据现场发现的人骨和兽骨，判断这批遗物分别出土于两座古墓之中，墓葬处于沙漠地带，由于流沙的侵袭，附近的墓葬均遭破坏2。也许应该感谢这些流沙，使得尘封在地下2000多年珍宝重现人间，这些在阿鲁柴登被人们意外发现的遗物中共出土金器218件，银器5件，石串珠45枚，其中就包括了举世瞩目的匈奴鹰形金冠。 二、巧夺天工 匈奴鹰形金冠之所以被称为“草原瑰宝”，不仅在于它制作工艺精美绝伦，也在于它所体现的匈奴游牧经济形态和图腾崇拜。 匈奴鹰形金冠由鹰形冠饰和黄金冠带两部分组成，冠饰高7.3厘米,重192克。下部为以厚金片锤揲成的半球体,上面浮雕一周狼噬咬盘角羊的图案3，在半球体上傲立着一只展翅俯视的雄鹰，鹰的身体用金片制成，中空，身体和双翅都装点着羽毛般的精致纹饰，更为有趣的是鹰的头部和颈部由两块绿松石做成，与冠饰和冠带形成强烈的颜色对比，非常醒目。鹰的头部嵌以金色的鹰眼，鹰喙呈夸张的内钩状，头和颈之间用花边的金片相隔，金丝穿过鼻孔，经颈部与腹部相连，而尾部则另外制作，也以金丝与鹰体相连，就使得雄鹰的头部、颈部和尾部都是能够活动的，金冠的主人佩戴着冠饰时，冠饰上的雄鹰会摆动头尾，十分生动。金冠的黄金冠带由三条半圆形的绳索纹金冠带组合而成，每件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重1202克4，冠带的两端分别饰以露牙卧虎、盘角卧羊和低首卧马的浮雕图案。整套冠饰显示出一派威猛的雄鹰高高在上，鸟瞰草原上虎狼咬噬马羊、弱肉强食的生动画面，寓意着佩戴者翔游太空，俯视草原，统领大地的豪迈气概5。金冠对动物的姿态、神韵、动作有着非常细微的刻画，每一种动物的不同性格和特点被立体生动地展现出来：鹰的勇猛敏锐，狼的孤傲坚毅，虎的威猛霸气，羊的善良温顺和马的忠诚勤劳，金冠以匈奴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了匈奴民族对草原动物精神和本质的深入认识。 匈奴鹰形金冠的动物造型除了是草原生活和精神的象征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含义，就是图腾崇拜。恩格斯曾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周围外部自然环境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6匈奴的草原生态环境，使得匈奴人在生活和生产中与动物朝夕相对，产生了浓厚的亲近感和依赖感，最终演变为对动物的图腾崇拜。动物的单个造型可能为匈奴部落联盟未建立前各部落的图腾，而多种动物组合造型则应该是匈奴民族建立共同体过程中征战的象征，所以匈奴金冠应该还有部落联盟国家形成的文化象征之意。战国晚期正是匈奴建立部落联盟国家的时期，匈奴中以鹰为图腾的部落经过多年征战，逐渐统一了以虎、狼、马、羊等为图腾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国家。金冠上的动物造型和布局正与匈奴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吻合，说明了多种动物的组合表示了建立部落联盟国家和以动物为图腾的文化寓意7。另一说认为金冠是匈奴信仰崇拜的具化表现，其鸟形源自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战神韦雷特拉格纳崇拜，就此可以推断活动在鄂尔多斯的这些部族在当时可能信奉琐罗亚斯德教8。 三、历史溯源 在研究匈奴鹰形金冠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同时，人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匈奴鹰形金冠的主人到底是谁？ 匈奴是战国秦汉时称雄中原以北的强大游牧民族，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匈奴王冠的出土地点杭锦旗阿鲁柴登地区就属于在史书中所记载的“河南地”的范围里。《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二十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所以当时林胡驻牧在“河南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匈奴被逐出“河南地”。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继位，开始对外扩张，在大败东胡王之后，随即并吞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并收复了蒙恬所夺的匈奴地及汉之朝那、肤施等郡县。并对汉之燕、代等地进行侵掠，匈奴再次占领“河南地”。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匈奴又一次失去了对“河南地”控制。根据上述《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出，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林胡王、楼烦王和白羊王,因此匈奴王冠的所有者应该是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活动于此的林胡、楼烦或白羊王这一层次的匈奴贵族9。 四、兼容并蓄 匈奴金冠所蕴含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令人惊叹，同时它也通过纹饰、造型和制作工艺反映出匈奴这个驰骋在北方草原上的强大民族，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和碰撞，并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 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非常钟爱以黄金与青铜为主要质地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行交换与流通，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游牧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匈奴金冠的动物纹饰与欧亚草原斯基泰文化中的动物纹饰类似，但其并不产生于斯基泰文化，而是在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生计方式之下有文化的共同性而已10。在制作工艺上，金冠采用了欧亚草原斯基泰金银制造中常见的锤揲工艺，而与该金冠类似的制品，在欧亚草原斯基泰文化中更是常见，从而证实，鄂尔多斯匈奴部族与欧亚草原民族存在着密切的技术和文化交流11，战国时期匈奴的对外文化交流已经很频繁。 而“胡冠”也对中原地区的冠饰的变化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胡冠”是一种“武冠”，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匈奴统帅头戴“胡冠”的文化才进入中原。王国维在《胡服考》中指出：“胡服之冠，汉世谓之武弁……若插貂蝉及鹖尾，则确出胡俗也。其插貂蝉者，谓之赵惠之文冠。……其加双鹖尾者谓之鹖冠，亦谓之鵕䴊冠”。12《后汉书·舆服志下》也记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由此可见，赵武灵王将“胡冠”引入中原地区后，“胡冠”成为了武官的冠饰，但是其形制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冠饰上雄鹰变成了鹖鸟尾和貂尾，代表勇敢善战的寓意，由此可见，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匈奴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并加以改造、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13。 草原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原文化和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鄂尔多斯南接中原、北通大漠14，活跃着匈奴民族，是草原文化分布的集中地，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和中西方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它同时吸收并传播着东西方文化，并创造了自己的独特文化类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西方文明国家间的交往，首先是通过中国农耕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然后又通过草原民族的传递而实现的。匈奴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东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而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的广泛传播与交流，由于匈奴帝国的崛起和鼎盛，从而造就了欧亚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上草原游牧文化的趋同现象，形成了草原丝绸之路上民族的大融合和文化、技术、物品的大交流15。匈奴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对东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和欧亚游牧文化的交流、碰撞和整合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匈奴鹰形金冠就是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熠熠生辉的匈奴鹰形金冠，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汇流中，在古老岁月的洗礼中，吸收着光彩，绽放着光芒，展示着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灿烂文化，吟唱着草原丝绸之路上民族繁荣交流的余韵，它将永载于草原文化的光荣史册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辉煌与厚重。
注释: 1.汤宝珠：《匈奴金冠发现记》 2、4.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3、5．高毅、王志浩、杨泽蒙：《史海钩沉》。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页。 7.张景明：《匈奴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原文化》2013年第4期。 8.陈凌：《鄂尔多斯金冠源流考》，《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9.丁勇：《鹰形金冠饰》。 10.张景明：《匈奴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原文化》2013年第4期。 11、14、15.甄自明：《鄂尔多斯青铜器与草原丝绸之路》。 12.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十二卷。 13.穆河：《驰骋草原的匈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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