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登鸿,字云程,曾用名乾光,赵光,汉族,1913年10月生于陕西省横山县与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乌审旗毗邻的天漫梁村,从小同蒙古族孩子生活玩耍在一起,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熟悉了蒙古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民情,与蒙古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后来成为一位优秀的民族工作者奠定了基础。 1926年,郝登鸿和曹动之(一名曹开诚)在横山县国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时,该校已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郝登鸿在一些革命师生的影响下,开始阅读革命进步书刊,并主动参加了高岗、曹动之等人领导的学潮运动,迫使校长被革职、县长下台。随后,郝登鸿被推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成员,经常带领同学深入农村,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27年毕业后,受聘到横山县南关小学执教。不久,由钱德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横山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郝登鸿亦被迫辞职,举家迁入蒙地乌审旗无定河北面的昌汗圪台(后称为郝登鸿羊场)安家落户,开始给蒙民放牲口,当足户,赶牲灵,贩运皮毛咸盐甜根根(甘草),经常往来于陕北、伊盟的乌审旗、鄂托克旗和宁夏的盐池一带,借以宣传革命思想,传递革命信息,播撒红色革命火种。 1934年中共乌审工委建立后,工委书记兼蒙汉骑兵游击队政委曹动之正式招请郝登鸿参加革命工作,扩大党在蒙地的活动。从此,郝登鸿脱离赶牲灵团队,丢开家务,一心扑在了革命事业上。他深入蒙地,进行革命串连和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党在蒙民中的影响。 1935年春天,彭德怀率领红军东征回师陕北,5月中旬解放了巴图湾等地,建立了党、政、军、群等一整套政权机构。郝登鸿参加了赤卫队,成了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深入河南、纳林河、沙尔利格、陶利、嘎鲁图等地,通过交朋结友,拜把子等办法,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成了许多蒙民的知心朋友。 1936年初,郝登鸿带着高岗给掌握了乌审旗军政大权的那顺德勒格尔(汉名雷寿昌)营长的信,在一边商的带领下进入乌审王府,向王爷特格斯阿木古朗(奇德山,简称特王)及王府仕官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与民族政策。由于他精通蒙语,口才甚好,雄辩力强,富有说服力,受到王府上下的一致欢迎,遂以上宾款待。王爷、那顺营长及仕官恩克芒奈、吉格纪、贡布扎布、那素敖其尔等十几名上层人物同郝登鸿歃血为盟,结成了把子弟兄。临别时,王府赠送了他一匹全副鞍韂的大黑走马,表示对他的友好和敬重。也等于给他办了一本通行护照。从此,郝登鸿在乌审旗各地畅通无阻,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敬重。 1936年冬天,乌审旗大石砭庙上的文泽大喇嘛毛罗扎木素(赵云海)在保安受中央、毛泽东等委托,协同乌审工委组织蒙古族各界牧民代表团赴红区游览观光。郝登鸿以乌审工委工作人员从物色代表人选到组织落实,都不辞劳苦,鼎力相助,当自己的家事一样认真办理。 1937年春天,郝登鸿受党的委派,协同乌审工委田万生带领以大汉赛毕勒格和赵玉山(巴图其劳)为正、副团长的30多位蒙民代表团前往延安参观游览,受到党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高岗等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使代表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对共产党和红区的各项政策赞不绝口。这次代表团的延安之行,在蒙地蒙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为了进一步提高文化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郝登鸿在延安参观期间,向中央提出了入学深造的请求。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因此,当代表团返回时,他被批准留在中央党校学习。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晋西北120师师部任了联络参谋。 1938年初,郝登鸿奉命深入伊盟准格尔旗做蒙古族上层统战工作。不久,得悉母亲生病的信息,他请假回家探亲。5月间,新建的绥蒙工委和八路军边区骑兵团奉命由靖边张家畔开赴伊盟腹地桃力民地区参加前线抗战。郝登鸿亦奉命随军北上。当他由桃力民、东胜、准格尔旗辗转于8月回到晋西北时,适逢120师奉中央之命,要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正在选配和组建人马,郝登鸿被选到李井泉支队担任副官。8月下旬随部队挺进大青山区后,组织决定让他化名乾光,在刘洪雄的掩护下,潜入日伪统治的中心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地区搞地下工作。当时,刘洪雄早已打入敌人内部,并取得了信任,当上了日本宪兵队的少校参谋兼日伪协和安民救国军旅长。郝登鸿在刘洪雄的提携下,担任了日伪协和安民救国军王振铎团的副官。在此期间,他们在归绥城内外积极活动,秘密发展党员,组建党支部,为领导归绥人民的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还利用公开身份采购枪支弹药、粮食、棉布、皮衣、皮鞋、药品、绷带等大批物资,暗中运往大青山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党的抗日武装斗争。 他们的秘密活动,终于引起了敌人的警觉。这时,郝登鸿当机立断,带领该团部分官兵平安投入大青山革命根据地,壮大了根据地抗日武装力量。不久,党组织又派郝登鸿化名赵光,担任归(绥)武(川)县工委书记。他在任职期间,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起一支抗日武工队,在大青山要道站岗放哨,传递信息,监视敌人,打击敌人。为根据地运送货物。 1939年冬,党中央指示绥远省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法开辟一条由大青山到乌兰巴托和莫斯科的国际交通线,以便建立一条由延安-晋西北-大青山-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通道。这是一项非常特殊、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国内所经之处,都是封建王公,国民党和日伪统治下的敌占区,情况复杂,地理民情都十分生疏,行动起来困难重重。但这是一条保持和拉近党中央与第三国际密切联系的关键通道,必须设法打通,建立起来。中央要求一定要选拔政治上绝对可靠、党性强,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熟悉蒙地的风俗民情,最好能讲蒙语的人去完成这项任务。 绥远省委接受任务后,即开始物色人选,经过一番深入慎重的考察调研,选定了郝登鸿,他毅然接受了任务,组织上又请了一位曾到乌兰巴托做过买卖,熟悉沿途地理民情的商人段占元做向导,一同前往。 郝登鸿和段占元以旅蒙商身份踏上征途。他们夜行晓宿,通过敌占区,跨越国界,进入蒙古国后,被蒙古边防部队发现扣留。郝登鸿当即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此行的工作任务。蒙方当即把他们送到乌兰巴托,并向第三国际作了通报。但因绥远省委未及时向中央报告,故当第三国际向中央联系时,中央答说有此计划,但尚未实施,不知情。于是,蒙方即把段占元驱逐出境,将郝登鸿以敌特嫌疑关入乌兰巴托监狱。经过多次审讯,郝登鸿始终如一地坚持说明真实情况,请求设法联系。蒙方无奈,遂将郝解交莫斯科第三国际审处。在那里,郝登鸿仍坚持如实说明情况,要求与国内有关组织联系。 1941年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见到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问到开辟国际通道之事时,白汇报了情况。任弼时当即给第三国际发了电报,郝登鸿的问题才得到澄清,走出监狱之门。但由于长期的监禁和审讯,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党组织立即安排他进行疗养。康复后又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毕业后,由第三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推荐,党组织送郝登鸿和刘亚楼、李天佑、卢冬生等5人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准备把他们培养成我党高级军事指挥员。 1941年冬天,当德国法西斯侵略军逼近莫斯科,苏联红军展示莫斯科保卫战的危急关头,郝登鸿毅然申请加入了苏联红军,奔赴前线,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为保卫莫斯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示了国际主义战士的风采。 1942年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结束后,郝登鸿复回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季米特洛夫又亲切接见,让他到乌兰巴托工人俱乐部(实为共产国际情报机构)工作。那时,乌兰巴托经大青山至延安的国际通道已被日本人发现、封锁,难以通行了。他就在乌兰巴托工人俱乐部搞具体的联络、传递和研究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党急需大批干部开辟新区工作。郝登鸿奉命回国。当他们一行几人经百灵庙前往商都,路经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杨贵村时,被土匪包围,经过激战,郝登鸿壮烈牺牲。为党和人民的事来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时年仅32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确认郝登鸿为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安葬仪式,颁发了烈士证书,烈士事迹在内蒙古博物馆长期展示,供各族各界军民瞻仰凭吊,至今络绎不绝。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