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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时光飞度。转瞬之间， 鄂尔多斯学这一茁壮的植株， 已经长出第十
道年轮。 今年 9 月 16 日， 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十周岁纪念日。 这一不长
不短的时段， 大体上与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鄂尔多斯撤盟设市相
重合。 这可谓是一个 “黄金十年” ，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发展又好又
快的十年，也是鄂尔多斯创造了巨大变化奇迹的十年。正是在这十年
间， 中国地方学的领域中， 又多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新品牌—— — 鄂尔多
斯学， 担负着创建鄂尔多斯学使命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 用自己坚定的
创新步伐和累累的研究成果， 谱写了值得自豪的十年历史， 而更重要的
是，为鄂尔多斯地方学的建立和地域文化的大发展做了实实在在的基
础工作。
十年前， 出于对鄂尔多斯的挚爱， 基于为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继续奉献的社会责任感， 由几位老领导发起，几十名退休专业
工作者参与， 创立了鄂尔多斯学， 组建了相应的研究会。十年来， 她从
始至终， 联系、 团结着一批学有专长， 对鄂尔多斯认识精到、 情感深厚
的专家学者。 在他们的影响、 传带之下， 为数不少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加
入这个团队。如今研究会旗下， 有 200 多名会员， 120 多位专家委员会
委员。 这支队伍的精神是可贵的， 贡献是丰满的， 他们当中蕴藏的潜力
是巨大的。
十年之中， 研究会这个出生、 成长在鄂尔多斯热土上的民办学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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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在探索奋进的征途上， 逐步形成了 “立足学术， 服务建设， 创新机制，
着眼发展” 和 “举社会之力， 办大众之事” 的办会理念， 养成了 “向心， 奉
献， 勤奋， 节俭， 低调， 务实” 的会风， 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研究会走过的十年， 有许多体会和经验，但最主要的是两条： 服务，
创新。所谓服务， 就是把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与全部工作主动自觉地纳入
市党政的战略部署之中， 始终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 与
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血脉相连， 声气相通。 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
本身就是鄂尔多斯发展模式的产物， 为鄂尔多斯新的更大发展服务， 是
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生存的必然所在。所谓创新， 一是学术创新， 创
立了 “鄂尔多斯学” ， 通过多视角和多领域的深入研究， 构建了鄂尔多斯
学的基本框架， 探讨梳理了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二是机制创
新，把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办成一个对内对外开放的、研究和服务结合
的、 专家与实际工作者互补的新型的民办学术团体。 这是鄂尔多斯学及
其研究会的生命力所在。
十年之中， 研究会先后举办了 18 次大型学术论坛及专题研讨， 组
织了多次考察及调研活动， 出版了以 《鄂尔多斯大辞典》 《鄂尔多斯学
研究丛书》 《我与鄂尔多斯》 为代表的大型工具书和专著共 56 部。 在定
期出版的 《鄂尔多斯学研究》 （季刊）、 《鄂尔多斯日报·鄂尔多斯学研究
专刊》 （月刊） 等报刊上编发了研究会会员、 专家撰写的论文、 文章近
2000 篇。
在研究会成立十周年之际， 为回顾和展示研究成果， 决定编辑出版
《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丛书》 。《丛书》 共十个分册。论文汇编选出部分
文章， 按历史、 民族、 经济、 文化、 生态、 地方学六类汇编， 构成六个分册。
夏日、 奇朝鲁、 陈育宁、 潘照东四位同志各编一本论文集， 构成四个分
册。已经收入 56 部正式出版的专著中的文章， 不再编入本 《丛书》。
与本 《丛书》 同时面世的， 还有由各位专家学者集体编写的 《鄂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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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学概论》 。 这些成果是十年来广大会员、专家心血凝成的精品荟萃， 是
奉献给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深情厚礼，更是奉献给广大读者认识鄂尔
多斯、 热爱鄂尔多斯、 建设鄂尔多斯的精神食粮。
2012年， 是研究会承前启后的重要年份， 它是回眸历史加深记忆
的重要节点， 更是瞻望前程迈向未来的新起点。
《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丛书》 编委会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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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总 序 001
关于鄂尔多斯 杨道尔吉 001
鄂尔多斯溯源 旺楚格 009
“鄂尔多斯” 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齐 · 森布尔 019
鄂尔多斯远古史初探 李 荣 027
鄂尔多斯原始社会寻踪 杨泽蒙 047
鄂尔多斯人 （河套人） 撼动人类单一地区起源学 武家政 061
鄂尔多斯史实四考 郝诚之 065
鄂尔多斯的由来 乔布英 070
萨拉乌苏探秘 杨泽蒙 073
阿尔寨石窟—— — 鄂尔多斯文化明珠 纳 · 巴图吉日嘎拉 苏雅拉 104
阿尔寨石窟文化的瑰宝 杨道尔吉 113
阿尔寨石窟的开凿与藏传佛教艺术传入的年代探析 汤晓芳 122
阿尔寨石窟传说及其名称和被废弃年代考 仁钦道尔吉 129
解读朱开沟文化 杨泽蒙 137
鄂尔多斯青铜器之再认识 杨泽蒙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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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红庆河古城、 秦直道与昭君出塞 甄自明 岳够明 166
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 — 秦直道感怀 杨泽蒙 172
鄂尔多斯南部发现隋长城遗迹 甄自明 189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初探 甄自明 194
鄂尔多斯市昭君坟考辩 宝 音 205
契吴山与契吴城探考 郝继忠 211
蒙古族古代三大宫殿探微 却拉布吉 219
简述和亲时期的汉匈经济交流形式之一—— — “通关市” 苏伦高娃 233
伊盟事变大事记 冯 峰 （整理） 238
桃力民办事处和中心区人民政府 何知文 248
抗战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保卫战 郝崇理 253
鄂尔多斯地区的革命遗址 郝崇理 260
他改变了世界 巴拉吉尼玛 271
成吉思汗第六次征讨西夏时下营阿尔寨石窟的
行军线路 仁钦道尔吉 286
北巡放歌的隋炀帝 武家政 290
范仲淹的塞外情 武家政 299
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事略 郝继忠 306
萨冈彻辰的历史哲学观 格 · 孟和 317
中华世纪坛的缺憾 郝诚之 326
维护统一 还是煽动分裂 潘照东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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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鄂尔多斯
杨道尔吉
一
公元 1649 年 （清顺治六年） ， 清世祖因为蒙古鄂尔多斯部落贵族额
璘臣、 固鲁岱青善丹、 小札木苏、 沙克札等人没有参与叛清活动， 遂下诏
赏封。 先赐爵位，依次授予这些贵族多罗郡王、 罗贝勒、 固山贝子、镇国公
等爵位；随后又将蒙古鄂尔多斯部所居住的黄河套中之地分封为六旗； 鄂尔
多斯左翼前、 中、 后，鄂尔多斯右翼前、 中、 后旗（后于公元 1736 年～乾隆元
年从右翼前旗和左翼中旗划出属民， 设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 。
先赐爵位， 次封旗地， 最后才是会盟。鄂尔多斯六旗会盟于 1650
年， 会盟的地点在伊克昭， 这便是伊克昭盟这个名称产生的由来。
伊克昭， 简单可以理解为大寺。大寺的标准称谓叫做 “乌哈格尼巴
达古拉圪齐寺” ， 俗称为王爱召， 位于今达拉特旗王爱召乡，20 世纪 40
年代初遭到侵华日军的焚毁， 现在仅能看到残垣断壁。 设想如果能将此
寺保存到今天， 我们便在其附近另立伊克昭盟旧址纪念馆， 可以给草原
旅游另置一景， 可惜没有了。
王爱召建立于明万历四十一年 （公元 1613 年） ， 比顺治六年分封鄂
尔多斯诸旗早三十六年， 并且跨越了从明到清的朝廷更替。 王爱召是当
时鄂尔多斯地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 建寺所以选择在这里， 是因
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室 （那时是可移动的木制白帐） 已经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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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地。蒙古鄂尔多斯部落是以祭祀和守护成吉思汗英灵为向心的特
殊部落， 王爱召之地， 是其中心。 这样，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要在王
爱召进行六旗的会盟了。
会盟在清朝廷钦差大臣的指导参与下进行。 会盟各旗选出盟长、 副
盟长及盟务帮办各一位， 首任伊克昭盟盟长叫额璘臣， 他是鄂尔多斯左
翼中旗札萨克多罗郡王。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是鄂尔多斯七旗中爵位最
高的旗， 是鄂尔多斯各旗的宗主旗。 从 16 世纪初叶开始， 蒙古鄂尔多斯
部落的实际首长转到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手中， 成吉思汗 16 代孙
巴尔斯博罗特接过了这个统治的权柄， 至额璘臣为成吉思汗 21 代孙。
鄂尔多斯左翼中旗 （郡王旗） 的封地在今天鄂尔多斯市区 （东胜区）
及其靠南。 王爱召附近则属于鄂尔多斯左翼后旗 （达拉特旗） 的封地。 会
盟之后， 成吉思汗陵寝随之向南迁移， 迁到了今天伊金霍洛苏木甘德尔
敖包，以体现宗主旗旗王对于成吉思汗祭祀的领袖作用。陵是可移动
的，迁走了， 但寺庙盖在那里， 迁不走， 于是便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达拉
特旗的封地上， 留下了郡王旗的寺院， 所以叫 “王给召” ， 蒙语误读久了，
就成了 “王爱召” 。
有必要解释一下 “召” 这个词的含义。中国只有内蒙古西部的鄂尔
多斯地区和土默特地区把寺庙叫作 “召” ，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召”
不是蒙古语， 而是藏语。在蒙古语里， 寺庙被称作 “斯木” ； 而在青藏地
区，寺庙通常叫作 “禅林” ， 西藏地区的拉萨有大昭寺和小昭寺， 绝不可
称作 “大昭” 和 “小昭” ， 只有土默特和鄂尔多斯才这样叫。 那么 “昭” 是什
么意思呢？ “昭” 的本意是兄长， 引申为尊者， 寺院中都有佛像， 佛像就被
吐蕃人称作 “昭” 。 当年吐蕃松赞干布迎娶了两位外籍女子， 一位是唐文
成公主， 一位是尼泊尔尺尊公主。两位公主下嫁到吐蕃时， 不约而同都
带着佛像作为陪嫁物， 一个是大昭， 一个是小昭。供奉大召的就是大召
寺， 供奉小昭的就是小昭寺。藏传佛教于公元 16 世纪中叶传到鄂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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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地区， 不知为什么， 竟将供奉 “昭” 的地方叫做昭。
伊克昭我们扼要解释到这里。 而关于鄂尔多斯， 我们将要在后面的
两部分详加解读。
二
鄂尔多斯是产生于 13 世纪的著名蒙古部落。
蒙古鄂尔多斯部落落籍了今天的鄂尔多斯地区是在 15 世纪末叶
至 16 世纪初叶。
鄂尔多斯地区分封旗地和会盟为伊克昭盟的时间在17 世纪中叶。
至21 世纪元年， 伊克昭盟消失了。鄂尔多斯由部落名称到地域名
称， 终于落实到了实体性地域行政称谓，其间跨越了七个半世纪。而在
这漫长的七百多年间， 人们从来没有忘记 “鄂尔多斯” 这个神秘而崇高
的字眼。
由于受力于太行山、 阴山和贺兰山的影响， 黄河流向在这三大屏障
之间形成了一个 “几” 字形状。 “几” 的外缘分别为 “贺兰山” 、 “阴山” 和
“太行山地” ， 往北逾阴山则是苍茫的戈壁沙漠。 “几” 字的内缘就是 “河
套—— — 鄂尔多斯” 地区。
15世纪中叶， 明王朝稳定了其对中原的统治。以长城为界， 明王朝
与北方的蒙古各部形成了对峙关系。 但是在北边， 除了偶或叩击长城城
垛和关口要隘以外，蒙古鞑靼和蒙古瓦剌却在广袤的大漠之间展开了
争夺权力、 封地、 奴隶和财富的激烈战争。在这一系列的征伐过程中， 蒙
古鄂尔多斯部入居了河套这块肥沃而有利于战争缓冲的地带。之后随
着蒙古正主、 成吉思汗十五代孙达延汗统一蒙古这项伟大工程的成功，
鄂尔多斯也同时接受了漠南蒙古右翼三万户领主的指挥，在其强有力
的世袭惯性主持下，开始了繁衍生息的漫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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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鄂尔多斯这个地区， 明代在朝廷文献中被经常提到， 那时叫
作 “河套” 。因为明朝的最初一百余年中， 明朝曾经统治过这块地方， 到
了明成化年间， 蒙古各部像走马灯似的来一拨、 走一拨， 最后终于在 15
世纪末被蒙古鄂尔多斯部入居， 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到了明朝的嘉靖年
间， 明朝方面有人提出了 “复套” （即光复河套地） 的主张， 最后还是被主
和派的 “弃套” 主张所战胜， 因此便在榆林一线修筑长城， 以长城为界，
与蒙古相隔。
明代称作 “河套” 的这块地方， 往前上溯， 元代南北一统， 这里既有
皇子的封地， 又有甘肃、 陕西行省辖区， 并无统一的称谓； 辽金西夏时
期， 这块地方东半部先属辽后属金， 西半部归属西夏； 唐代， 这里分别有
胜、 丰、 夏、 宥、 灵、 盐六州设置， 也无统一称谓； 汉代， 这块地方有时被称
作 “河南地” ， 置朔方、 西河、 上郡等郡治， 因其战略位置重要， 曾不断移
民到这里。公元 5 世纪， 在今天鄂尔多斯市辖境南部， 曾有一个独立的
封建国家建立， 叫大夏国。 大夏国都城的残垣现在仍存， 就是统万城； 然
而大夏国的统治范围根本没有覆盖到今天的鄂尔多斯。
只有鄂尔多斯这个称谓才把这块神奇的土地沉积完成， 固定下来。
而与她并行的 “河套” 则被鄂尔多斯挤到了五加河与黄河新道之间的冲
积平原上 （今巴彦淖尔盟境） 。
应该承认， 当伊克昭盟这个名称出现之后， 与鄂尔多斯并行使用了
很久的就是 “伊克昭盟” 这个名称。清代的公文中， “伊克昭盟” 与 “鄂尔
多斯七旗” 经常同时使用； 如果具体指称哪一旗， 通常说的是 “鄂尔多斯
X 翼 X 旗” ， 绝不呼其俗称也不在其前面加冠 “伊盟” 字样。清朝理藩院
编制 《藩部考》 。在鄂尔多斯七旗前先冠 “伊克昭盟” ， 接着就是 “鄂尔多
斯部七旗” 字样。清代山西贡生张穆撰写 《蒙古游牧记》 里， 直接说的是
“鄂尔多斯部” ， 而没有 “伊克昭盟” 。
鄂尔多斯蒙古族与外界交流时， 也常常自称自己是 “鄂尔多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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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官方交流， 有时则称自己在 “伊克昭盟” ； 而如果具体到属于哪旗
时， 很少称自己是 “X 翼 X 旗” ， 一般会寻找俗称， 要么是 “乌审” ， 要么
是 “杭锦” ……
鄂尔多斯七旗的俗称盛行于晚近。左翼前中后分别是准格尔、 郡
王、 达拉特； 右翼前中后分别是乌审、 鄂托克、 杭锦； 右翼前末旗是札萨
克。七旗的俗称压过了关于 “X 翼X 旗” 的称谓， 这与蒙古鄂尔多斯部
部族成分复杂有很大关系，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在下一部分中提及。
“伊克昭盟” 这个称谓的最广泛使用出现在民国时期。 因为 “伊克昭
盟” 常常要与 “乌兰察布盟” 同时提及。这两个盟被称作 “绥境蒙古” （即
绥远省境内蒙古） 。 乌兰察布盟辖六旗： 乌拉特东、 中、 西三公旗、 达尔罕
旗、 茂明安旗、 四子部落旗； 与伊盟七旗构成十三旗。 如果要公布一个政
策性文件， 就会提到 “乌伊两盟十三旗” 。抗战爆发， 乌盟辖境大部分沦
陷， 而伊克昭盟则处于抗日前沿， 两盟的政治地位都十分重要， 特别是
伊盟， 国民政府的许多工作机构都曾经设置在伊盟。 伊盟曾发生过著名
的 “伊盟事变” ；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在伊盟境内有中国共产党的工
作组织 “伊盟工委” ， 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伊盟支队” ， 有红色宣
传报 《伊盟报》 ， 等等。至少有近 40 年时间， 伊盟的这个称谓弥盖了鄂
尔多斯。
新中国建立后， 一部电影 《鄂尔多斯风暴》 使 “鄂尔多斯” 传遍了大
江南北。人们到外地， 说 “伊盟” 不知所云， 而一提 “鄂尔多斯” ， 名气很
大。伊盟有一报， 为 《鄂尔多斯报》 ； 有一刊， 称 《鄂尔多斯》 。改革开放以
后， 一个 “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 的品牌亮相海内外， 更使得 “鄂尔多斯”
名声大振。
鄂尔多斯跃跃欲试， 她是一定要走到前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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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鄂尔多斯是什么意思呢？ 到了现在， 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显得尤为重
要了。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 含义为 “宫帐群落” 。 经典的蒙古史籍通常译成
“斡尔朵” 。—— — “斯” 是表示复数的词： “很多” 。 “斡尔朵” 这个词产生得
很早。成吉思汗时代， “斡尔朵” 专指大汗休息的地方， 主要的后宫。
作为封建游牧的领主， 作为军事征服的胜利者， 成吉思汗拥有许多
妻妾丽妃是可以理解的。
成吉思汗一生有四位重要夫人， 统领着这些丽妃组成的后宫帐， 至
蒙古汗国建立之后， 除了孛儿贴夫人统领后宫帐在汗国老营外， 其他三
位夫人统领的后宫帐分别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 四大后宫帐就叫 “四大
斡尔朵” 。每一个 “斡尔朵” 有多少人呢？除了其他嫔妃外， 还有服务系
统、 警卫系统和供应系统， 不会少于一千人。这一千人中， 有宫女、 有役
杂、 有侍卫； 有女、 有男。蒙古汗国一直到元朝， 都没有阉人， 没有宦官。
警卫系统对于后宫 （斡尔朵） 的守护完全依赖于对性权力的忠诚。
这是对于 “斡尔朵” （鄂尔多） 的语意学理解。
蒙古鄂尔多斯部落与我们上面描述的“斡尔朵”含义有很大的区
别， 所共同的就是对成吉思汗的忠诚。
蒙古鄂尔多斯部落产生于成吉思汗逝世以后。成吉思汗于公元
1227 年病死于西夏境内的六盘山， 其遗体经过长途运载回到了肯特山
老营， 秘葬于一个叫做 “起辇谷” 的地方—— — 在今蒙古共和国肯特山南
的开阔地。2001 年初， 网络传播， 说在蒙古共和国发现了成吉思汗的安
葬地。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成吉思汗死后， 由于他对于蒙古汗国和蒙古民族的特殊贡献，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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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他的祭祀就成为必须要提到重要位置的大事情。遗体是无法找
到了， 埋葬地也无法找到， 只好特别祭祀圣主成吉思汗的遗物。 如此， 便
需要一些人专门去从事祭祀这些遗物。 到了元代的至元年间， 元世祖忽
必烈下诏： 1.建立专门祭祀成吉思汗的圣陵八白宫帐群； 2.从成吉思汗
麾下八位战将的后代中抽调组成鄂尔多斯部落；3. 颁定关于祭祀成吉
思汗的祭文、 仪规，确定四季大祭。
鄂尔多斯部落形成了， 它的职责就是守护和祭祀圣陵八白宫。 鄂尔
多斯部落长期活动于肯特山南的蒙古老营。
公元1368 年，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欢贴木儿退离大都 （北京） ， 向
漠北草原退去。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组织军队向北追击， 到了明成祖朱
棣 （永乐皇帝） 时， 其对蒙古的进攻更是猛烈。
在这种强势的进攻之后， 蒙古内部出现分裂和内讧， 东部的鞑靼蒙
古和西部的瓦剌蒙古开始了连年的内战，也就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 鄂
尔多斯开始迁徙， 先向西， 又向南， 至 15 世纪末叶， 带着他们的神圣职
责， 带着巨大的圣陵八白宫， 漂徙到了 “河套” 之地。这段漂徙的时间有
多么长呢？普遍认为，至少有 50 年之久， 19 世纪末比利时籍传教士田
清波先生曾对鄂尔多斯南部的乌审旗、札萨克旗和鄂托克旗进行部名
考查， 竟有 183 个部名， 可见， 鄂尔多斯在进驻河套以前， 在长期的迁徙
和征伐过程中， 融合了许多游离的游牧部落。 这就是鄂尔多斯七旗为什
么都有他们的俗称。他们的俗称正好传达了那些游离进来的部落 （族）
信息。
然而， 无论部族成分多么复杂， 鄂尔多斯仍然是完整的。庄严肃穆
的祭典之礼和欢快活泼的婚礼已经由很多学者、 文人著述见诸典籍。 此
外如庆贺、 致哀、 接交和欢快活泼的婚礼已经由很多学者文人著述。迎
来送往、 起居饮食等等， 无不有一套意味深长的礼仪程序。从这些程序
里， 我们可以读到诙谐和欢快， 也可以读到深沉、 哀怨和忧伤。 当这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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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与鄂尔多斯高原的雄浑相谐，便强化了鄂尔多斯部族的雄壮感和崇
高感， 也给这个部族注入了一层雄浑、 深沉、 醇厚的性格背景。
19 世纪末， 清朝统治阶级已无力再封闭蒙古各部， 分封了的鄂尔
多斯也同样无力向外扩张， 只能接受清皇室下令开垦草牧场的事实。 沿
边各地的汉族农民蜂拥而至。这些来自晋西北和陕北的汉族农民成为
鄂尔多斯新的组成部分。移驻的汉族百姓携带着他们同样久远的历史
痕迹， 人民共同耕耘、 共同架接着鄂尔多斯的文明。同样宽厚的心灵深
深地影响草原民族， 也同时深深地接受着草原民族对他们的濡染。 这种
融合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一百年来， 由蒙汉各族于一种宽阔、 善
良、真诚的地域品格， 为日后鄂尔多斯能够成为团结、 祥和、 富裕、 文明
的新型城市奠定了基础。
作者：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秘书长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专刊 2002 年第 1 期， 选编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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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溯源
旺楚格
公元 1380 年， 静静的漠北鄂尔浑河草原上， 坐落着一座城堡。 城堡
的建筑汇集了草原、 中原、 阿拉伯匠人的智慧， 华丽而雄宏， 具有独特的
风格， 一度成为蒙古民族的骄傲。城堡正中的皇宫—— — 万安宫， 更是富
丽堂皇， 成为草原部落的向往之地。
这座著名的草原都城， 即哈剌和林。
哈剌和林，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开始兴建， 1229 年窝阔台即
大汗位后建成， 并作为大蒙古国都城。
都城哈剌和林， 皇宫万安宫， 并未给草原部落带来永久的安宁。
1380年， 明朝军队攻入遥远的哈剌和林城， 并无情地把哈剌和林
纵火毁尽。
哈剌和林城被大火烧了数十天， 给草原带来极大的恐惧和灾难。
一场大火之后， 草原上的一颗灿烂明珠消失了， 周围的蒙古人不见
了， 遍满河谷的畜群也无影无踪……
原来， 明军攻入哈剌和林城之前， 守护宫殿的部落， 将供奉在哈剌
和林的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 （宫帐） 等祭祀圣物， 移至哈剌和林以北的
鄂尔浑草原上， 与诃额仑母亲祭祀宫帐汇合， 并在这一带草原上迁动、
避难。
从成吉思汗时期守护宫殿的部落， 失去了都城， 失去了故地， 一种
恐怖感时刻在威胁着他们。为了保护祭祀圣物，这一部落决定离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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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向遥远的他乡迁移……
从而， 一个部落大迁徙开始。
这一大迁徙的以职业组成的部落包括诸多氏族。 这个部落， 后来被
称之为鄂尔多斯部。
鄂尔多斯人， 历来与成吉思汗宫廷有着紧密的联系。鄂尔多 （斡耳
朵） ， 意为 “宫殿” 、 “宫帐” 。鄂尔多的复数称 “鄂尔多斯” ， 是诸多宫殿之
意。守护诸多宫殿的部落， 为 “鄂尔多斯人” 。
成吉思汗时期，鄂尔多斯部的祖先是成吉思汗宫廷以及诃额仑母
亲宫帐和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斡耳朵） 的守卫和服役者。
成吉思汗建国初期，没有固定的都城， 1220 年曾确定以哈剌和林
为首都， 但因征战未停，没有建成。直到 1235 年窝阔台灭金后， 才将从
中原俘获的大批工匠带到哈剌和林，兴建了哈剌和林城及大汗的宫殿
万安宫， 这是蒙古兴建的第一座都城。
成吉思汗虽然没有都城， 但是却有四大鄂尔多分布四处， 当时起着
首都的作用， 是他的指挥中心。成吉思汗的每个鄂尔多， 是由上千座营
帐组成的帐幕群。 每个鄂尔多均居住着成吉思汗的哈屯， 负责管理鄂尔
多的日常事务。周围众多的帐幕， 是哈屯管辖的部落民众的居住处， 据
《元史· 后妃表》 记载， “散见于中文史料中的后妃名号搜集起来， 列出太
祖后妃三十九人， 其中封为皇后 （哈屯） 的二十三人” 。这些后妃分别居
住在四大鄂尔多。
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 包括： 大鄂尔多， 即克鲁伦鄂尔多， 亦称呼瑞
鄂尔多， 位于克鲁伦河边的萨勒哈赤， 该鄂尔多的主人是成吉思汗的原
配夫人孛儿帖哈屯 （皇后） ， 是弘吉剌人； 阿彦鄂尔多 （行宫） ， 也称索伦
嘎斯的巴尔斯鄂尔多， 位于萨阿里客额儿的哈日拉图， 这也就是 《元史》
所说的 “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 ， 即今克鲁伦河南流折向东处的喀罗台
敖茂湖附近，这个鄂尔多的主人为忽兰哈屯，忽兰为索伦嘎蔑儿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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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希日嘎其鄂尔多， 位于土拉河上游的哈日栋 （黑森林） ，原是克烈部
王汗的旧营， 该鄂尔多的主人是也遂哈屯， 她和第四鄂尔多的主人也速
干哈屯是姐妹， 是塔塔儿人； 哈木图特回 （合并） 鄂尔多， 位于 “阿尔泰山
后” 、 色楞格河支流伊德尔河畔， 原是乃蛮太阳汗的旧营， 这里的主人为
也遂哈屯的妹妹也速干哈屯。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有着严谨的警卫制
度。这些警卫队的成员， 以及为四大鄂尔多服役的人， 是以后形成的鄂
尔多斯部的主要成员。
大蒙古国初建时期， 官吏和机构很少， 国家的军政事务， 几乎都由
成吉思汗亲军包办。当时， 亲军担负的主要任务是： 一是保卫大汗和汗
廷的安全； 二是在作战时充当 “大中军” ；三是担任汗廷的文书、 生活、 杂
役等繁多的具体事务。 因而， 在亲信军内出现了好多为成吉思汗宫廷服
务的专职人员。 其中有： 札儿里格赤 （ “赤” 为“者” 的意思） ： 掌书写圣旨；
必彻赤： 掌文书， 还要管理民事之责； 兀剌赤： 掌车马， 还负责车辆修造、
备马等事； 巴古儿赤： 厨师， 相当于 “御膳房总管” ； 答剌赤： 拿酒者； 胡儿
赤： 掌音乐者； 昔宝赤： 掌鹰隼者； 火儿赤： 箭筒士； 云都赤： 带刀者； 玉典
赤 （乌德其） ： 门卫； 速古儿赤： 掌尚衣者； 玉裂赤 （维勒其） ： 裁缝； 烛剌
赤： 掌灯火者； 阔端赤： 掌从马者； 怯里马赤 （克里莫儿其） ： 翻译者； 阿塔
赤 （阿格塔其） ： 掌牧马者； 帖麦赤： 掌牧骆驼者； 火你赤： 掌牧羊者； 忽剌
罕赤： 掌捕盗者。 除此之外， 还有管理侍女、 家童、 武器、 军旗、 狩猎者等，
均各有职司。他们的职务也都是世袭的， 而这些职司， 后来成为鄂尔多
斯人不同的姓氏。
1206 年，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 实行千户制， 打破了原来的部
族、 氏族为群体的体制。来自各千户的守护、 服务于成吉思汗鄂尔多的
鄂尔多斯部， 由诸多氏族的人员组成。这些人， 在成吉思汗鄂尔多服役
期间， 又有不同的职司。因而在鄂尔多斯人的姓氏中， 一部分用的是原
氏族部落名称，也有一部分以成吉思汗鄂尔多中从事的职业名称当作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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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
成吉思汗逝世后，这些为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忠心耿耿服务的
人， 成为守护、 祭祀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和其他祭祀圣物的新的部落。这
一部落， 当初被汗廷授于免除一切赋税、 兵役， 担负神圣职责的人们。 到
14 世纪， 为汗廷服务的这个群体，被称之为 “鄂尔多斯部” 。
鄂尔多斯部， 不是在蒙古历史上所出现的诸多氏族部落之一， 而是
以职业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群体。 鄂尔多斯部， 原为来自大蒙古国的各
万户、 千户， 也就是各万户、 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
成的鄂尔多 （宫廷） “万人贺希格腾” （卫护部队） 。 这支精锐卫队， 当年为
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 （宫殿） 服役， 也有一部分为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仑
和成吉思汗几位弟弟、 儿子的鄂尔多服役。在几百年的历史中， 这支卫
队的后裔， 世世代代继承了祖先的职业。 一直聚集在成吉思汗奉祀之神
周围， 形成了守护诸多宫殿的部落—— — 鄂尔多斯人。
鄂尔多斯部， 带着成吉思汗祭祀圣物， 从 14 世纪开始， 先后从蒙古
高原向西迁移， 经阿尔泰山脉一带， 约在 15 世纪中叶至15 世纪末进入
黄河南北的宝日套亥 （河套） 地区。
这是鄂尔多斯部大约跨两个世纪的历史大迁徙……
黄河从发源地向东流经木纳山 （阴山） ， 向内弯曲成鹰嘴状， 这一地
区被称之为 “木纳火失温” ， 意为 “木讷山嘴” 。
鄂尔多斯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 很早以前先后有匈奴、 突厥、 党
项等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 成吉思汗时期， 这里成为攻打西夏
和金国的后方营地。元朝时期， 黄河内套大部分地方属于皇室的封地，
当时称为 “察干淖尔” 。 忽必烈皇帝的三子芒古拉， 孙子阿南达曾经守护
这一地区， 因而这一地区在历史记载中常常以 “阿南达的察干淖尔” 出
现。 当时在沙日乌素河岸边建立了繁华的城堡， 成为鄂尔多斯南部草原
上的明珠。13 世纪初， 成吉思汗几次攻打西夏时， 木讷山以南的黄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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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广阔的草原 （后来称之为鄂尔多斯） ， 已成为蒙古大军休整的后方
营地。 此时， 已有蒙古人居住这一地区。 明朝时期， 北元汗廷仍然控制蒙
古地区， 蒙古军一直占据、 守护着长城以北这一地区。
据蒙古民族具有影响的几部文献巨著记载， 丁亥年 （1227 年） 成吉
思汗逝世后， 在木讷山一带建立白色宫帐， 安放成吉思汗的一些遗物，
作为 “全体民众的总神衹” 进行供奉。 并称 “鄂尔多斯乃是成吉思汗八白
宫始建的地方” 。成吉思汗白宫建立后，成吉思汗大将博斡儿出的部分
子弟及部下留在这里， 世代进行守护。
1380年 （洪武十三年） ， 草原都城哈剌和林失守后， 漠北的鄂尔多
斯部带着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等奉祀之神， 辗转在蒙古高原。
为了避开明军， 从 14 世纪开始， 鄂尔多斯部的一部分， 先后从蒙古
高原向西迁移， 定居于阿尔泰山脉的伊犁、 哈密一带， 约在 15 世纪 30
年代， 这里的鄂尔多斯部归属由托贡太师建立的四个卫拉特联盟。 1465
年 （成化元年） ， 有一部分鄂尔多斯人迁至阿拉善山 （贺兰山） 后、 木讷山
（阴山） 前的大片草地上。1496 年 （弘治九年） ， 又有一部分鄂尔多斯人
离开卫拉特， 从哈密以北向东迁移， 进驻黄河南北的宝日套亥 （河套） 地
区， 与这里的鄂尔多斯人汇合， 定居在这里。
15 世纪中叶， 大批鄂尔多斯人带着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 （宫帐） 进
入始建成吉思汗祭祀白宫的宝日套亥地区。 从而， 鄂尔多斯部定居的宝
日套亥， 也就被称之为 “鄂尔多斯” 。
1510年 （正德五年） ， 巴图孟克达延汗控制了分散的蒙古诸部， 并
将蒙古诸部重新划分为六个万户， 即鄂尔多斯万户、 土默特万户、 永谢
布万户为右翼三万户， 察哈尔万户、 哈拉哈 （喀尔喀） 万户、 兀良合万户
为左翼三万户。此后， 鄂尔多斯地区和鄂尔多斯部， 逐步扩大了自己的
影响。
16世纪 30 年代， 鄂尔多斯万户分布在黄河南北广阔的草原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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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至长城， 西至阿拉格乌拉、 阿拉坦特布希 （今阿拉善右旗一带） ， 北至
阿拉善山 （贺兰山） 以北的草原一直到额济纳河和黄河后套的草原， 东
至黄河以东土默特川。到清代， 鄂尔多斯部被挤到黄河的内套地区。只
是有少量一部分还留在阿拉善山东北、 黄河后套一带居住。
16 世纪初， 成吉思汗后裔巴图孟克达延汗控制了蒙古诸部，将蒙
古诸部重新划分为六万户， 即鄂尔多斯万户、 土默特万户、 永谢布万户
为右翼三万户； 察哈尔万户、 哈拉哈 （喀尔喀） 万户、 兀良合万户为左翼
三万户。从此， 鄂尔多斯地区和鄂尔多斯部， 逐步扩大其影响。在 《成吉
思汗大祭文》 中， 对鄂尔多斯万户是这样赞颂的：
成为俯冲之隼的翅膀
保存了行车的车轴
成为飞翔之隼的翅膀
保存了游车的车辋
如同冲锋之雄鹰的利爪
如同攻击之猛虎的利齿
指上有力气
胸中有胆识
将那高山般的圣洁的白室
完整无损地保存
时刻不忘奉献力量
生于阳光灿烂之日
保存了八白室
成为国家之中心
万户之兄长
铁胆的英雄
鄂尔多斯万户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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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年 （正德五年） ， 巴图孟克达延汗委任其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
右翼三万户济农。 乌鲁斯博罗特按规矩到鄂尔多斯， 在成吉思汗八白宫
前宣誓就任， 被永谢布万户的伊博赖太师， 鄂尔多斯万户首领满都赖谋
害。巴图孟克达延汗当即率左翼三万户， 追击至青海， 征服了右翼三万
户。1512 年 （正德七年） ， 巴图孟克达延汗从青海回到鄂尔多斯后在成
吉思汗八白宫前召开庆典大会，任命他的三儿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右翼
鄂尔多斯、 土默特、 永谢布三万户之济农。从此以后， 鄂尔多斯济农均由
巴图孟克达延汗的子孙担任。1649 年 （顺治六年） ， 清朝实行盟旗制度
以后，鄂尔多斯各旗札萨克均由巴图孟克达延汗的后代世袭。这样一
来， 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越来越多， 在鄂尔多斯人中蒙
古贵族占一定比例。
1531 年 （嘉靖十一年） ， 巴尔斯博罗特的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任济
农， 统领鄂尔多斯时， 鄂尔多斯万户所占据的地盘南至黄河内套以南到
明长城， 西至阿拉格乌拉、 阿拉坦特布希 （今阿拉善右旗一带） 以西， 北
至伊日盖城 （银川） 以北的阿拉善山 （贺兰山） 及山后宽阔的草原一直到
额济纳河和黄河后套的整个草原。 到清代， 鄂尔多斯部被挤到黄河的内
套地区， 只是有少量一部分还留在阿拉善山东北、 黄河后套一带居住。
北元时期， 起初鄂尔多斯的社会管理组织以 “济农为首， 三十三个
羽翎， 四十四个花翎， 六十一个旗子” 的管理形式出现。 从衮必里克墨尔
根 （1532～1550 年） 济农开始， 济农， 不再统领右翼三万户， 而是成为统
领鄂尔多斯万户的官吏。 当时， 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将鄂尔多斯万户的
各部落， 分别分封给他儿子管辖。 其中， 长子诺彦达拉统领布哈斯、 乌古
审、 巴哈那斯、 达拉特等四部； 次子巴亚斯呼朗统领鄂尔多斯右翼古德
昔宝钦、 乌拉特唐古德两个部； 三子维达尔玛统领鄂尔多斯右翼达拉特
杭剌（杭锦） 、 莫尔格德巴嘎纳格部； 四子诺木达里统领鄂尔多斯右翼别
速德、 乌古审部； 五子布彦呼里统领鄂尔多斯右翼泊特根哈留钦部；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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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巴札尔统领鄂尔多斯左翼浩钦吉尔吉斯部；七子巴德玛散布瓦统领
鄂尔多斯左翼查嘎德、 明嘎图、 浩尼钦呼亚古钦等四部； 八子那木达拉
统领鄂尔多斯右翼四鄂托克、 维吾尔金部； 九子翁鲁罕统领鄂尔多斯右
翼三鄂托克阿玛海部。这些社会管理模式， 为后来形成的盟、 旗划分奠
定了基础。
16 世纪末， 佛教在蒙古地区盛行。 1613 年 （万历四十一年） ， 鄂尔多
斯济农博硕克图在黄河南岸乌兰淖尔建立了鄂尔多斯第一座召庙“乌
哈尼格巴达日古拉格齐” 庙， 俗称王爱召或称伊克召。博硕克图济农去
世后在王爱召为他又建立了灵塔。博硕克图之子额璘臣于 1627 年 （天
聪元年） 袭任鄂尔多斯济农后， 为了管理和祭祀方便， 将成吉思汗八白
宫安放在他父亲灵塔所在的王爱召附近供奉。
1632 年 （天聪六年） ， 北元末代可汗林丹， 被清朝重兵追击， 率十万
察哈尔部向青海退却途中， 路经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留下了全体蒙古
“总神衹” 组成部分， 在左翼三万户之一察哈尔万户供奉的额希哈屯白
宫、 阿拉格苏勒德 （花纛） 等祭祀圣物及守护、祭祀这些圣物的部分察哈
尔部民众。1634 年 （天聪八年） 林丹汗在青海失剌塔剌去世， 次年林丹
汗两位夫人和儿子额哲洪果尔东归归顺清朝。随从的部分察哈尔部民
众将大蒙古国的查干苏勒德 （九斿白旗） 带到鄂尔多斯， 并定居于这里。
从此， 成吉思汗八白宫及旗徽等奉祀之神， 全部集中在鄂尔多斯。鄂尔
多斯万户， 不仅供奉成吉思汗八白室及成吉思汗时期的哈日苏勒德 （黑
纛） 、 查干苏勒德 （白旗） 、 阿拉格苏勒德 （花纛） ， 还供奉诸多部落旗徽。
其中包括景肯苏勒德、 察哈尔白旗、 乌古审 （乌审） 白纛、 哈日哈士白纛
和黑纛、 别苏惕白纛、 哈特根黑纛、克烈惕黑纛、 格古德昔宝庆苏勒德、
葛儿丹苏勒德等等。
信仰原始萨满教的蒙古人， 相信天及其宇宙、 大地和一切自然现象
都具有神灵。因而， 时刻祭祀至高无上的九十九天以及日、 月、 星辰、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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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河流。他们把成吉思汗看作是受长生天命而降生的圣人， 与天共存，
将他的灵柩、 旗徽和遗物作为神物， 进行供奉。 北元时期， 带着成吉思汗
圣物， 聚集在黄河河套的鄂尔多斯部， 形成了以信仰成吉思汗为主的独
特的风俗习惯。他们把自己一直看作是 “圣主的卫士” 。因此， 只要生了
儿子， 挂上弓箭在家门口进行祝福。在家门口竖立 “黑慕日” （天马旗）
时， 往往竖立两根杆。其右边为象征成吉思汗苏勒德， 左边代表着守护
成吉思汗的 “卫士” 。天马旗练绳上悬挂蓝、 红、 白、 黄、 绿五彩印有天马
图案的旗幡， 在成吉思汗祭奠中敬献用五彩绸缎制作的 “五彩哈达” 。 这
五彩， 象征苍天、 红日 （圣火） 、 乳汁 （圣洁） 、 大地、 水草； 象征成吉思汗曾
经统领五色 （民族） 四国。在盛大的宴席上献全羊时， 首先要敬苍天、 敬
成吉思汗。 妇女们挤奶， 先向苍天和圣主献祭。 他们制作新毛毡， 也为成
吉思汗祝福。 遇到美食佳肴， 总是要说一声 “托圣主的福” ， 然后才用餐。
别人给自己敬酒时用食指向苍天和成吉思汗弹祭后， 才能品尝。 咳嗽或
打喷嚏时也要说声 “请圣主保佑” 。为成吉思汗祭奠要敬献受过禅封的
牲畜。
鄂尔多斯部保留着 13 世纪以来形成的蒙古汗廷的祭祀文化和礼
仪文化， 继承了具有宫廷文化特点的迎送和接待宾客、 婚礼盛宴仪式，
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民间风俗。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室和苏勒德神物的鄂
尔多斯部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具有以宫廷文化、祭祀文
化、 民俗文化为主要特点的丰富多彩、 独特的文化。鄂尔多斯部传承的
文化遗产 《成吉思汗两匹骏马传》 及有关成吉思汗两匹骏马的传说、 故
事、 民歌等， 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经典。 其中， 民歌 《圣主的两匹骏马》
成为 “礼仪国歌” ， 在盛大的礼仪仪式上歌唱。 鄂尔多斯源远流长的以民
俗、 风情、 礼仪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民间文化， 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组
成部分， 也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延伸。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的祝词、
颂词、 祭文、 祭歌等诸多内容和表现形式， 无不渗透于鄂尔多斯民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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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中， 使鄂尔多斯民间文化具有独特的风格。
鄂尔多斯部， 一直沿用蒙古王朝时期的日历。后来人们称它为 “鄂
尔多斯日历” 。鄂尔多斯日历中把十二个月分别称之为 “白 （正）月、 五
月、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前和格鲁尔、 后和格鲁尔、 呼毕月、 哈
日呼吉尔、 斡格勒金月” 。同时也以季度分为 “初月、 中月、 末月” 。 在鄂尔
多斯， 不断有著名文豪脱颖而出， 产生了诸多蒙古族历史文献。特别是
北元末和清朝初期写成的书籍更多。被称之为蒙古族三大古典史诗巨
著的《蒙古秘史》 、 《蒙古源流》 （萨冈彻辰著） 、 《蒙古黄金史》 （ 《黄金史
钢》 罗卜藏丹津著） ， 后两者出自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部达尔哈特人传承
的成吉思汗祭祀文书 《金册》 ， 北元时期产生的记载鄂尔多斯历史的书
籍《鄂尔多斯大白史》 ， 16 世纪受佛教影响后产生的《十福经典白史》
等， 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除此外还产生 《黄册》、 《红史》 、 《白史》 、 《三结
子书》 、 《古代蒙古可汗根源之大黄金传》 （ 《黄金传》 ） 、 《黄金史钢》 、 《宝
贝透明经典》 、 《智慧之源》 、 《大元朝太祖成吉思汗根源家谱之珍珠念
珠》 （ 《珍珠念珠》 ） 和 《宝贝念珠》 等诸多著名文献书籍。
1636 年 （明崇祯九年） ， 漠南蒙古十六个部， 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
四十九个封建领主承认后金皇帝皇太极为合汗， 后金改国号为清。 1649
年 （顺治六年） ， 清廷将鄂尔多斯划分为六个旗， 设六个札萨克， 会为一
个盟， 即伊克昭盟。
鄂尔多斯部进驻宝日陶亥后， 几百年来一直围绕成吉思汗八白宫，
定居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
作者： 鄂尔多斯市文化局副局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专刊 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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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 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齐 · 森布尔
一、 鄂尔多斯是指地理位置， 其前身是中亚中部一个独立的自然地
理区域
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黄河中上游，被黄河由西向北向东又向南
三面环绕的， 南临古长城的地方叫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的音译， 是由鄂尔多苏演变而来。 “鄂尔多苏” 这
个词组由 “鄂尔多”
① 和 “苏”组成。 “鄂尔多”
“南” 之意， “苏”
②
“盆地” 之
意， 合成 “南盆地” 。 古代戈壁沙漠以南为 “漠南” 、 以北为 “漠北”， 阴山山
脉以南为 “阴山南” 、 以北为 “阴山北” ， 黄河以南为 “河南” 、 以北为 “河
北” 之称。鄂尔多斯处于漠之南、 山之南、 河之南。久而久之三南之地统
称 “鄂尔多斯” （南面） 、 三北之地统称 “阿若图” （北面） 。
中国古代书籍上所出现的“漠南” 、 “河南” 、 “南匈奴” 、 “南套” 、 “南
蒙古” 等记载正确无误， 完全符合于蒙古语“鄂尔多斯” 称呼。
古代鄂尔多斯的地理位置位于我国华北陆台西部，是中生代地台
的一个次级构造单元。四周为群山环抱， 北面是阴山山脉， 西面是牛首
山、 六盘山、 贺兰山、 卓子山， 东面是吕梁山、 中条山。南北长约 700 公
里， 东西宽约 400 公里， 面积 30 余万平方公里， 横跨陕西、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山西等五个省区， 是我国第二大盆地。根据地形地貌和自然景
观， 全盆地分为四个自然地理区： 盆地西缘及其外围为构造山地区， 地
势险峻， 构造复杂； 莫仁达巴阿 （即秦岭） 以北的渭河谷地、 贺兰山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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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宁夏平原和大青山、 乌拉山以南的黄河河套地区为冲积平原， 地形平
坦， 起伏很小； 巴嘎码尖 （安边） 至蒙古浩特 （萌城） 以南为黄土高原区，
河流深切， 原高谷深； 巴嘎码尖 （安边） 至蒙古浩特 （萌城） 以北海拔在
1000 米以上， 为干旱沙漠草原区，习称鄂尔多斯草原。鄂尔多斯地表呈
波状起伏， 由南北向中部缓慢隆起， 中东部为丘陵沟壑区， 南部是洼地，
西部卓子山东南麓是缓起伏波状高原， 海拔 1000～1599 米， 习称鄂尔
多斯高原。因此， 从方位和地形来看， 蒙古语用 “鄂尔多斯” 作为这一地
区的名称十分准确。
二、 鄂尔多斯的远古是一部陆海变迁史
远古时期的鄂尔多斯，经过了奇迹般的陆海变迁和丰富多彩的演
化。 大量考古学、 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科学材料向我们揭示了鄂尔多斯
远古世界的奥秘： 距今 36 亿年前太古代地球刚诞生不久的时期，鄂尔
多斯便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教授
曾经说过： “从构造上和地质学上来考虑，显而易见这一片地区是一真
正的地台， 可与俄罗斯地台或西伯利亚地台相比拟。因为这个缘故， 我
们叫它鄂尔多斯地台或鄂尔多斯西亚”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 “鄂尔多斯
古陆” 。经过多次地壳运动， 距今 6 亿年前古陆下沉， 海水扬波， 形成了
著名的 “鄂尔多斯古海” 。鄂尔多斯古海中无脊椎动物、 软体动物、 腔肠
动物门类众多、 空前繁盛。到了晚古生代， 由于地壳频繁的颤动和不断
的升降， 出现了时海时陆， 海陆交互的情景， 这一时期正是鄂尔多斯由
海转陆的重要变化时期。 在距今 3.5亿至 2.7 亿年间， 海洋在渐渐退去、
陆地面积日益扩大， 古陆再次隆起， 形成了鄂尔多斯盆地的雏形，并出
现了陆生脊椎动物， 从 “蕨类植物时代” 进入 “裸子植物时代” 。 在新生代
第四纪更新世晚期， 鄂尔多斯局部下沉， 接受了风成的和水成的黄土堆
积， 以及风成的沙漠层，并形成了现代鄂尔多斯高原的奇特地貌。当历
史进入新生代最后一个时期， 现代哺乳类动物迅速发展起来， 地球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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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历史翻开了人类时代了。 ③
三、 鄂尔多斯是原始、 古人、 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黄色人种 （夏日阿
若斯坦） 的发祥圣地， 黄色人种遍布东亚、 东南亚
自然、 生态大千世界是哺育人类的摇篮。大量的化石分析表明， 鄂
尔多斯不仅是原始、 古老的物种繁衍、 生长的地方， 而且是原始、 古人、
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黄色人种的发祥圣地。 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 中
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就长期不断地在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古
人类化石和人类起源的研究，先后发现了大量距今约 3.6 万年前的新
生代第四纪人类时代的化石， 这就是裴文中称作的 “河套人” 及其文化。
后经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研究， 认为 “河套人类化石的形态” 可能比
西欧典型的尼安德特类型的人类更为接近于现代人，也就是更可能是
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距今约 3.6 万年前， 在鄂尔多斯地理位置上山峦
纵横， 沟壑连绵， 多处有湖泊、 河流， 广袤无垠的平原草地， 并有茂密的
热带森林， 野兽成群， 气候湿热， 植被繁盛。 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部一带
的萨拉乌苏河畔河套人过着遇食共享、难则争处的群居生活。约距今
1.5 万年前逐渐发展成黄色人种族源群体。
旧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地区因喜马拉雅运动的巨大影响的末期所
致的地动山摇、 闪电雷击、 飙风骤雨、 山洪暴发、 河水泛滥， 给河套人群
带来各种连续性的深重灾难。 在无可奈何的处境之下， 河套人群为了度
命而东奔西窜、 北行南下， 不间断地迁徙到山南漠北、 天涯海角。 距今约
1 万多年前， 贺兰山冰川到来、 气候变冷的时期， 河套人开始了相对的
定居（穴居） ， 并懂得了取火烧柴和烧食兽肉， 以狩猎谋生。他们的人口
大增， 生活来源缺乏， 为猎源、 穴居源而发生冲突。因而一群一群、 一伙
一伙地向所向之地迁徙。 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东亚、 东南亚等地的各个
角落。所到之处安家落户、 起地名， 立家业。
四、 鄂尔多斯是黄色人种族源分支之地、 血缘氏族的瓦解与奴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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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形成、 黄色人种建立奴隶主专政夏 （黄） 朝
到了新石器时代， 河套人相继进入了有农业、 制陶、 冶炼、 纺织、 驯
养家畜和石筑围墙环绕石城的崭新时代，初步形成了以居住区域为中
心的文化、 习俗、 统一语言和固定地域限制的以血缘关系结成、 图腾崇
拜为主的斡孛黑、 爱玛克并世代相沿、 成为统一的独立的黄色人种族源
分支系统。 《世界通史》 中指出： “人类到古人阶段， 出现了氏族关系的萌
芽……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在欧洲有法国西南维泽尔河岸的穆斯特文
化， 在我国有河套文化……” 公元前两千多年前， 我国的原始社会渐渐
解体， 奴隶社会逐步形成和发展。这时期， 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众多
斡孛黑、 爱玛克、 部落联盟的血缘氏族的瓦解， 分化出主人与奴隶， 宗主
部与属部之间展开了极为剧烈的斗争。出现了频相攻伐、 侵占牧地、 掳
掠奴婢、 分疆对峙或远走高飞， 而过了数年之后， 改姓换名， 又返回来，
或交替入主， 或亲和错居， 或兼并和联合而聚积、 加大的趋势。 部落共同
体失去稳固性， 阶级的分化和对立， 已经到了尖锐的程度。鄂尔多斯地
区固有的大小近百个斡孛黑、 爱玛克和氏族彼此连年混战不已。 经历无
数次的反复与多年的动乱之后，公元前22 世纪末～21 世纪初至公元
前 17 世纪初， 黄色人种建立了奴隶主专政的夏 （黄） 朝。
五、 匈奴族的勃然而兴， 犹如一瞬间隆起的冲天高峰、 震惊中华， 令
人钦佩
公元前17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左右， 在鄂尔多斯地区生息繁衍的
土著有土方 （音译） 、 方 （音译） 、 鬼方 （意译） 、 羝 （意译） 、 羌 （意译）、 猃
狁 （意译） 、 犬戎 （意译） 、赤族 （意译） 、 白族 （意译） 、 众族 （意译） 、 獯粥 （意
译）、 胡 （音译） 、 猓戎 （意译） 、 林胡 （意译） 、 龙方 （意译） 、 乌桓 （音译） 、 羯
（意译）、月氏 （意译） 、 白羊 （意译） 、 楼烦 （意译） 、 义梁 （意泽） 、 朐衍 （音
译）、 肤施 （音译） ……。斡孛黑、 爱玛克联盟组成的匈奴矗磐在马走如
龙、 矢行似箭、 骁勇善战联军的威武雄壮之中勃然而兴。之后的十几个
贡
吕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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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内匈奴族在内部斡孛黑、爱玛克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黄河流域
地区的进步影响下，更加发展壮大。经考古证明， 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
这一时期大量的属于匈奴的青铜器、 陶器、 金、 银、 玉、 铁、 骨器等手工业
制品， 大多制作精美， 图案复杂， 堪称晶莹璀璨的一代佳作。 独自发展起
来的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的延续时间较长， 所含内容丰富， 系统地表现
了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方方面面， 而且传播广泛， 向中原地
区之外还传到了西伯利亚地区、 外贝加尔地区， 一直到乌拉尔地区。到
了铁器时代后鄂尔多斯动物纹造型艺术已具有很强烈的时代感和浪漫
风格， 栩栩如生的形态与当时的自然景观巧妙地组合在一起。 再现了寓
言性形象和神话般的色彩， 使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更加辉煌灿烂。 匈奴民
族， 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 创造了至高无上的黄河物质文明。
他们的兵器兵种、 生产技术、生活用品， 不仅传播到黄河中、下游， 而且
广泛影响了整个欧亚地区。匈奴人对南北东西文化的相互传播上起了
桥梁作用， 因而自己也成了联结各方经济的纽带。但日后的年代里， 鄂
尔多斯却成了世代兵家必争的要冲之地。
匈奴族已经由氏族制社会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同时生产水平空前提
高， 狩猎转化成游牧业或农业、 石器变为铁器。民族力日益壮大。匈奴的
军队是一支 “人不驰弓 （不松弓弦） ， 马不解勒”
④ 、
“轻疾悍亟之兵也。 至如
飙风， 去如攻电”
⑤ 。
“上下山阪， 出入溪涧， 中国之马弗与也； 险道倾仄， 且驰且
射， 中国之骑弗与也； 风雨旁罢，饥渴不困， 中国之人弗与也”
⑥ 。 “以战弓为
事， 以马上战斗为国”
⑦ 。 匈奴族其势力北达欧亚、 西至西域、 东到辽东、 便
深入到黄河上游和下游腹地。匈奴族在长期的政权并立、 分裂割据的历
史锤炼中所形成的勇往直前、 叱咤风云的民族精神鼓励他扩张再扩张。
六、 “鄂尔多斯” 这个指地理位置的名称出自匈奴蒙古祖语， 黄色人
种氏族的融会
匈奴的势力延伸到的地方， 氏族、 部落组织的界限已被打破。胜者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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遽然兴起， 败者走向破灭， 同族相离， 异族结合， 各族杂处， 融会成华夏
族， 以黄为宗。在各族各部频繁交往中， 彼此的语言、 文化、 习惯也随着
日益接近了。因此交际工具的语言方面各族之间相互晓得、 熟悉。在这
种历史背景下， 匈奴人说的语言即后来的蒙古族语， 汉人能音译意译，
可以记下来写成书。所以 “鄂尔多斯” 这个名称是原始匈奴形成语言时
出现的。 青年史学研究者拉· 胡日查巴特尔在实地调查之后考证： “鄂尔
多斯这个名字是很早以前在匈奴时期出现的 ⑧ ， 是指地理位置的名称” 。
伯· 奇日迈拉图和格日乐其其 ⑨ ， 也能赞同拉· 胡日查巴特的记述。原内
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道润梯步先生研究匈奴语言后说： “在鄂尔多斯
保存着很多古匈奴蒙古祖语”
⑩ 。
鄂尔多斯曾经受了无数次血和火的洗礼。遗留下来的废墟、 残垣断
壁向我们述说， 铁马金戈的东征西讨、 南战北伐、 兴衰无常。 匈奴各部时
衰时兴， 盛时建朝立国，他族聚众来归， 衰时纷纷离去， 日落西山。 今日，
拥有最伟大、 最神奇众多部落的匈奴族的踪迹难寻， 但作为氏族制的一
种残余现象他的变体还继续存在于社会中。鄂尔多斯这个指地理位置
的古匈奴蒙古祖语就这样在民间传述至今天。像史学家们所说的 “他们
还有详细而明确的系谱知识， 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 世系事迹， 口相传
述”
輥 輯 訛 。 “他们都保持着对自己祖先和语言的记忆……就在现时， 这个规
矩在他们中间也是受重视的 輥
輰 訛 ” 。
七、 鄂尔多斯这个名称的历史沿革
由于时代久远， 地名也发生变化、 更换， 但鄂尔多斯这个名称没有
发生变化。尽管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被称之为 “胡地” 的代号与 “新秦
中” 的行政用词也没有变异其实名真称。
明代以后，鄂尔多斯所指的地理位置因历代政权更迭管辖频易而
缩小了。按它的形状， 当时的概况称之为河套， 河套地盘是黄河从宁夏
横城到陕西一段围着的地区和贺兰山、 狼山、 大青山之间的地区。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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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上说： “大河三面环之， 所谓河套也” 。河岸线长达 800 公里。
公元 1422 年之后， 史籍上初次刊出 “鄂尔多斯” 一词。遗憾的是有
些人解释谓 “鄂尔多斯” 是 “斡耳朵” 的复数形式， 意为 “很多宫殿” 。 甚至
国内外史学界的专家、 学者也 “听说” 、 “可能” 、 “肯定” 、 “绝对” 的观点互
相传抄， 也曾发表过文章。这是后人的误传。
明天顺一年 （1457 年） ， 蒙古毛里孩、 阿罗出、 勃罗忽、 满都赉、 皑加
思兰等诸部相继入居鄂尔多斯 （河套） 地区。初次出现了以满都赉为首
领的鄂尔多斯万户。
1649 年 （即清顺治六年） ， 清朝对南蒙古设盟分旗统治。设立鄂尔
多斯左翼中旗 （以札萨克为首的郡王旗） 、鄂尔多斯右翼前旗 （以古老的
乌孙部落为主的乌审旗） 、 鄂尔多斯右翼后旗 （以康邻部落为主的杭锦
旗） 、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 （以鄂托克组织为基础的鄂托克旗） 、 鄂尔多斯
左翼前旗 （以赫利克斯部为主的准格尔旗） 、 鄂尔多斯左翼后旗 （以七十
个斡孛黑组成的达拉特旗） ， 六旗共建一盟， 会盟于伊克昭， 故名伊克昭
盟。当时， 鄂尔多斯所指的地理位置为东至归化城土默特界、 西至阿拉
善界、 南至长城界、北至乌拉特界， 管辖土地面积为157185 平方公里。
1950 年 5 月，伊克昭盟成立时，鄂尔多斯所指的地理位置再次缩
小。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30′~110°54′， 北纬 37°38~40°40′。 黄
河后套的临河、 杭锦后旗、 五原县、 乌拉特前旗和长城以北一带的府谷、
神木、 榆林、 横山、 靖边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等县的部分地区， 不再
包括在鄂尔多斯范围。鄂尔多斯的土地面积剩下 87426 平方公里。
直到 2001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伊克昭盟设立了地级鄂
尔多斯市， 辖七旗一区 （原东胜市改为东胜区） 。
这时， 鄂尔多斯所指的地理位置却成了其前身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
终于名正大显， 千古流芳。
鄂尔多斯， 从远古至今， 在宇宙的演化、 大地的变迁、 生物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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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变万化的奥妙中相继而生动地再现了人类黄色人种的起源、 生存、 生
产、 发展、 繁荣的历程。 在人类文明史上， 它以古老灿烂的文化而享有盛
誉； 同样几代春秋无穷复杂变迁的奇迹而闻名于世。 对鄂尔多斯的现在
和将来的一部更丰富精彩、 与时俱进、 百业兴旺、 欣欣向荣、 富裕祥和、
开阔创新史， 让华夏儿女、 炎黄子孙们去共同谱写吧！
参考文献
淤布林特古斯编： 《蒙语正音正字词典》 ， 91 页， 呼和浩特： 内蒙古
教育出版社， 1977年 9月
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 《蒙汉词典》 ， 937页，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6年 11月
盂李荣： 《鄂尔多斯远古史初探》 《鄂尔多斯学研究》 鄂尔多斯市：鄂
尔多斯学研究编辑部， 2003年 1月
榆 《汉书·匈奴传》
虞 《汉书· 韩安国传》
愚 《汉书·晁错传》
舆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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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0年 1月
俞伯· 奇日迈拉图，格日乐其其格编： 《库图克图· 萨冈彻辰陵园及
祭奠》 1页，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2月
輥 輮 訛同 8，29页
輥 輯 訛 《元史译文证补》 卷一上， 1页
輥 輰 訛 《史集》 卷一， 第二册， 29页
作者： 鄂尔多斯市科协编辑， 现已退休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专刊 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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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远古史初探
李 荣
鄂尔多斯是我国著名的高原之一。 它横亘于蒙古高原的南部， 是中
亚中部的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
在人类文明史上，鄂尔多斯以它古老灿烂的文化而享有盛誉； 同
样， 在自然发展史上， 鄂尔多斯又以它远古悠久的历史和亿代春秋沧桑
变迁的奇迹， 而闻名于世。因之， 从 19 世纪初叶以来， 鄂尔多斯便成为
中外考古学家、 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关注的地区之一。 他们曾多次
在此进行地质旅行、 探险考察， 为揭示鄂尔多斯远古世界的奥秘， 提供
了大量而可靠的科学材料。
科学研究证实， 作为地球一角的鄂尔多斯， 在漫长的 45 亿年的地
质年代中， 曾经历过多次重大而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与海陆变迁； 活跃
于这一广阔地域的远古生命， 进化繁衍、盛衰兴亡； 古地理、 古气候的演
化发展、 风云变幻……为鄂尔多斯谱写下一部生动有趣、 丰富多彩的远
古历史。这就是 “鄂尔多斯远古史” 。
这部历史， 是鄂尔多斯历史的首卷。它从距今大约 30 多亿年前开
始， 直至距今 1 万年前终止， 其间延续有 30 亿年之久 （详见地质年代与
生物历史对照表） 。
大量的地质资料表明，在地球刚诞生不久的太古代初期，即距今
36 亿年前， 鄂尔多斯是地史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 科学上称之为 “鄂尔
多斯古陆” 。经元古代多次地壳运动， 到古生代初期， 即距今 6 亿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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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古陆下沉， 海水漫浸， 形成了著名的 “鄂尔多斯古海” 。到古生
代末叶， 在海西造山运动的影响下， 海水退出了鄂尔多斯， 古陆再次隆
起。经过中生代近 2 亿年的稳定上升， 特别是在燕山运动的作用下， 逐
步形成了鄂尔多斯盆地的雏形。 到新生代渐新世晚期， 随着喜马拉雅运
动的巨大影响， 鄂尔多斯不断崛起， 直到距今 1 万年前， 才形成了现代
海拔 1100 米至 1500 米宏伟起伏的高原。因此， 鄂尔多斯远古史，就是
这部独特的地质发育史的概括。
地质年代与生物历史对照表
代 纪 世 距今大约年代 主要生物演化
新
生
代
第四纪
全新世 1 万年
人类时代 现代植物
更新世 300 万年
第三纪
上新世 1200 万年
哺乳动物 被子植物
中新世 2500 万年
渐新世 4 千万年
始新世 6 千万年
古新世 7 千万年
中
生
代
白垩纪 1.35 亿年
爬行动物 裸子植物 侏罗纪 1.8 亿年
三迭纪 2.25 亿年
古
生
代
二迭纪 2.7 亿年 两栖动物
鱼类
海生无脊
椎动物
蕨类植物
裸蕨植物
古老的菌
藻类
石炭纪 3.5 亿年
泥盆纪 4 亿年
志留纪 4.4 亿年
奥陶纪 5 亿年
寒武纪 6 亿年
元古代
震旦纪 18 亿年
34 亿年
太古代 45 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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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古生物化石的记录， 鄂尔多斯已有 6 亿年之久的生命发展史。
从古生代初期， 距今 6 亿年前起， 在鄂尔多斯古海中孕育并产生了最古
老的生命—— — 海生无脊椎动物；到古生代末期，出现了最初的陆生植
物； 中生代的鄂尔多斯是脊椎动物 “爬行动物的时代” ， 新生代是 “哺乳
动物的时代” ； 植物界亦由 “蕨类时代” 、 “裸子植物时代” 发展到 “被子植
物的时代” 。总之，鄂尔多斯的远古生命， 经历了由海生到陆生、 由低等
到高级的演化进程， 才逐渐形成了现代鄂尔多斯绚丽多彩的生物世界。
恩格斯曾指出： “地球连同它上面的动、植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
史。” 鄂尔多斯远古史就是这部生命进行曲的缩影。
探索远古历史与研究人类文明史不同，它主要是依据地壳变迁的
“珍奇档案” —— — 地层， 以及记载生命活动的 “特殊文字” —— — 化石， 作为
打开远古迷宫的钥匙而进行探讨和研究的。 因此， 追溯鄂尔多斯远古发
展史， 必须建立在地球学、 地质学、 古生物学、 古地理学、 古气候学与古
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 可以说它是一种复杂的、 综合性的研究工作。正
如我国卓越的地质科学家李四光教授生前所指出的那样： 它是 “许多部
门中具有最大综合性的工作” 。
本文主要依据和参考有关鄂尔多斯地区的地质、古生物及其他学
科的资料， 对鄂尔多斯远古史进行尝试性的探索与概述。错误之处， 请
大家斧正。
一 鄂尔多斯古陆
在最初的地球上， 哪里是陆， 哪里是海？这是科学界十分重视探索
的课题。目前， 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古老地壳的残迹是非常罕见的。因
为在地球演化发展的漫长历史中， 新的岩浆不断喷发， 大地上沉积物质
不断堆积， 地壳本身也不停息地发生大幅度的水平移动和垂直运动，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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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地层内部温度、 压力的不断变化， 大气圈的风化和海水等的侵蚀作
用， 古老岩层不断地变化着， 甚至被弄得支离破碎、 面目皆非。所以， 在
地球上能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地壳是很稀少的。
然而， 十分幸运的是， 在鄂尔多斯高原上， 科学家们经过长期的辛
勤工作， 终于找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岩层， 它为了解混沌初开的地球历
史，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同时， 它也为我们揭开了鄂尔多斯远古史
的序幕。
长期以来， 地质学家在鄂尔多斯的西部地区， 发现一套深变质的片
麻岩系， 主要由硅堇石榴石斜长片麻岩、 角闪斜长片麻岩， 外围夹有大
理岩、 石英岩等构成。地质学家经过精心研究和对比， 认为这套古老岩
系， 与我区集宁地区、 河北迁西一带所发现的岩层是相同的， 它们是地
球初期太古代早期古大陆地壳遗留下的残迹。近年来， 中国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采用铷—— — 锶同位素测定法，确定这套岩层的绝对年代为距今
36.7 亿年。它是我国以及世界上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岩层之一。
鄂尔多斯古老岩层的发现， 它告诉人们：在距今 36 亿年前， 鄂尔多
斯便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 对于这一科学问题， 早在 1945 年， 我
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教授在其名著 《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 一书中
指出： “从构造上和地质学上来考虑，显而易见这一大片地区是一真正
的地台， 可与俄罗斯地台或西伯利亚地台相比拟。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把
它叫做鄂尔多斯地台或鄂尔多斯西亚。”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 “鄂尔多斯
古陆” 。
地质学家采用现代科学手段， 根据古老岩层的化学成分， 恢复了原
岩； 并依据原岩的特征为我们复原古地理、 古气候， 为了解鄂尔多斯古
陆的面目， 提供了科学证据。原来， 刚诞生的地球其内部物质已开始分
异， 形成了最初的地幔和地壳。 在距今 36 亿年前出世的鄂尔多斯古陆，
便是地球最早形成的地壳之一。 但是， 那时的古陆与今天鄂尔多斯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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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相同。首先， 古陆地壳厚度不大， 也远远没有像现代地壳那样复杂
和坚硬。那时鄂尔多斯的上空， 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蓝蓝的天空。在初生
的原始大气层中， 仅有二氧化碳、 甲烷、 氨、 氢等， 地面上的氧，还是以氧
化物的状态而存在。 因此， 在原始的鄂尔多斯古陆上， 大地光秃秃一片，
没有生命， 更没有碧绿葱翠、 色调柔和的景色； 到处灰蒙蒙的， 死一样的
沉寂。 然而， 原始古陆的不断增长， 又使鄂尔多斯处在不平静的动荡中，
在这荒凉不毛的大地下， 地幔熔融物质不断滚动； 地上火山喷发频繁，
四处熔岩横流、 浓烟滚滚， 呈现出造陆的沸腾景象……
地质资料证实， 从太古代早期的 36亿年前至元古代的 19 亿年前，
鄂尔多斯古陆曾经历过三次大的地质运动， 这就是阜平运动、 五台运
动、 吕梁运动， 它为鄂尔多斯形成相对坚硬而稳定的地块奠定了基础。
从距今 18 亿年起， 至距今 6 亿年前的震旦纪时期， 鄂尔多斯古陆
为一干燥的陆块， 未发现有生命的足迹。 它是鄂尔多斯古陆发展和延续
的重要阶段。但是， 十分有趣的是， 在鄂尔多斯西部桌子山一带的震旦
纪地层中， 发现有一层砾岩， 厚度 5 至 6米， 最厚达11 米左右。砾石成
分为石英砂岩， 砾径 0.2～1 米， 延长约数公里之多。不少学者认为， 这
是最古老冰期的遗迹。 因为在目前世界的许多地区， 发现过距今 6、 7 亿
年前的冰川遗迹。这是地史上出现过的一次重要冰期—— — 震旦纪大冰
期。 在我国， 除南方许多省区发现有震旦纪冰川遗迹外， 在北方的甘肃、
宁夏、 新疆、 山西、 辽宁等地均有这一时期的冰积层存在。因此， 我们认
为鄂尔多斯冰积层的发现， 证明内蒙古震旦纪也有过冰川活动。
地壳是在不停地运动着， 海陆也是不断地在变化中。持续了 30 亿
年之久的鄂尔多斯古陆，在强烈地质运动影响下，古陆逐渐下陷，
海水不断侵入。 随着古生代初期海洋面积的扩大， 鄂尔多斯古陆便戏剧
性地退出了地球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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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鄂尔多斯古海
鄂尔多斯有过海洋吗？ 这是今天生活在距海遥远、 气候干燥的鄂尔
多斯高原上的人们， 常常提出的问题。
是的。在鄂尔多斯远古史上， 曾有过茫茫无际的大海。科学上称之
为 “鄂尔多斯古海” 。
从距今 6亿年至 2.25 亿年前， 鄂尔多斯进入了地球历史的古生代。 其
中，早古生代包括寒武纪、 奥陶纪、 志留纪； 晚古生代包括泥盆纪、石炭
纪、 二迭纪。它是著名的鄂尔多斯古海产生、 发展与消亡的重要时期。
丰富的海相地层资料告诉人们， 在早古生代的寒武纪初期， 距今 6
亿年前， 来自中国南部的海水， 首先侵入鄂尔多斯西部地区， 形成了一
个南北向的巨大海湾。 到寒武纪中期， 导源于南方的海水几乎漫浸了整
个鄂尔多斯地区。特别是奥陶纪早期和中期， 海浸规模最大， 这是鄂尔
多斯古海的鼎盛时期。但到奥陶纪晚期， 距今 4.4 亿年前， 随着陆壳的
上升， 海水退出了鄂尔多斯。 因此， 早古生代是海洋占优势的时代。 这一
时期， 鄂尔多斯古海大约存在了近1 亿多年的时间。
从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薄层灰岩、 鲕状灰岩、 球状和肾状灰岩以及
灰绿色页岩夹白云质灰岩等海相地层判断，早古生代的鄂尔多斯海属
于浅海区， 海下地形较为平坦， 相当于海底地形的陆棚区。海深一般在
数 10 米至 200 米以下， 海水含盐度平均为 3.5%左右。由于海水较浅，
阳光和氧气充足， 所以在海洋中繁盛着各类海生无脊椎动物。 科学上把
这一时期称为 “海生无脊椎动物时代” 。
从发现的动物化石看， 在寒武纪海洋中，生存最多的海生动物是三
叶虫。主要有： 准格尔小实盾虫、 卢氏孙公盾壳虫、 山东盾壳虫、 鄂尔多
斯虫、 伊克昭庄氏虫、 斯氏盾壳虫、 原附栉虫、德氏虫等， 它们种类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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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各异。 无论是种类和数量， 在当时海洋中都占有绝对优势。 因此， 科
学家们常把寒武纪称为 “三叶虫时代” 。三叶虫是一类早已绝灭了的海
生无脊椎动物， 它是由其身体的上下左右都可分为三部分而得名。 由于
它们与现代海洋中的虾相似， 身体分节， 并具备了有关节的肢， 在动物
分类学上属节肢动物。在鄂尔多斯发现的三叶虫， 个体不大， 一般仅有
几毫米或几厘米长， 它们有的在海下底栖生活， 但大多数喜欢漂游。它
们是统治寒武纪海洋的 “主人” 。
在距今 4 亿～5 亿年前的鄂尔多斯奥陶纪海洋中，除发现有三叶
虫化石外，还找到大量的笔石化石。笔石是一类奇异的海生无脊椎动
物， 它们的形态很像欧洲人使用的鹅毛笔， 故起名为 “笔石” 。鄂尔多斯
发现的笔石种类颇多， 其中最主要的有： 雕笔石、 舌笔石、 圆滑雕笔石、
泰氏栅笔石、 围笔石、 纤细丝笔石、 夏氏假栅笔石、 圆滑雕笔石内雕变种
等。笔石是喜欢群居的群体动物， 多营漂浮生活。它们是距今 4 亿年前
奥陶纪海洋占优势的海生动物之一。
此外， 在鄂尔多斯奥陶纪海洋中， 还发现另一类十分重要的海生动
物—— — 角石。 角石是由其形态颇与牛角相像而得名的。 它们个体较大、
壳体较长、 头部有许多触手， 与现代的乌贼相似， 故属头足类动物。 鄂尔
多斯发现的角石种类甚多， 特别是桌子山多泡角石、 鄂尔多斯角石、 阿
门角石、 卢氏五顶角石、 房角石、 内角石、多线角石等， 最为驰名。 角石是
一类极为凶猛的海生无脊椎动物；可以说它是当时鄂尔多斯古海中的
“霸王” 。 另外， 还找到一类非常奇特的海生动物， 叫海百合。 它们与现代
的海星、 海参一样，属于棘皮动物。 但海百合形态独特， 宛如一枝艳丽的
花朵， 故有 “海底花园” 之称。 在鄂尔多斯发现的海百合化石中， “圆形海
百合茎” 颇为著名。 此外， 还发现许多形形色色的软体动物贝壳化石， 如
腕足类中的小舌形贝、 舌形贝、 戟贝， 以及腹足类、 瓣鳃类化石等。
总之， 在鄂尔多斯早古生代的汪洋泽国中， 海生无脊椎动物门类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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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空前繁盛； 它们形态各异、 色调缤纷， 使著名的鄂尔多斯古海呈现出
一派绚丽多彩、 生机勃勃的景象。
但是， 在距今 4.4 亿年前的奥陶纪晚期， 由于加里东造山运动的影
响， 鄂尔多斯陆块不断上升， 经志留纪、 泥盆纪的隆起与剥蚀， 鄂尔多斯
又出现了近 1 亿年左右的无海时期。 然而， 到了晚古生代的石炭纪中期
（距今 3.3 亿年前） ， 鄂尔多斯再次下沉，来自华北地区的海水又漫浸了
这一地带， 直到早二迭纪 （距今 2.7 亿年前） 海水全部退出为止， 形成了
晚古生代的鄂尔多斯海。这一时期， 由于海西或华力西运动的巨大影
响， 地壳频繁的颤动与不断地升降，出现了时海时陆、 海陆交互的情
景。因此， 晚古生代也是鄂尔多斯由海转陆的重要变革时代。
在晚古生代的鄂尔多斯海中， 海生无脊椎动物继续发展。 但与早古
生代海洋中的动物类群相比， 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在早古生代海
洋中生存的一批古老类群， 如： 三叶虫、 笔石、 角石等， 此时已衰退或绝
灭； 而不少新的海生动物类群， 却空前绝后地繁盛起来， 它们是鄂尔多
斯远古史上海洋生物中的最后一批 “居民” 。
在鄂尔多斯晚古生代石炭纪海洋中，最引人入胜的是 类的出现
和兴旺。 类是个体很小、 构造简单、 形态如纺锤状的原生动物。鄂尔
多斯发现的 类化石非常丰富。而且分布较广。其主要类群有： 希瓦格
、小泽 、 假史塔夫 、 苏伯特 、 小纺锤 、 纺锤 等， 门类繁杂、 数
量众多， 它们是当时石炭纪海洋动物中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外， 还有形
形色色的软体动物， 在腕足类中发现最多的是网格长身贝、 阿翁贝、 石
燕、 马尔丁贝、 蟹形贝、 分喙石燕、 线纹长身贝等； 在腹足类中， 主要有横
肋螺、 莫氏螺、 粗脊似玉螺、 变形似玉螺等。还有棘皮动物的海百合等。
十分有意义的是， 在石炭纪海洋中还发现有珊瑚化石， 如： 单珊瑚
型灰壁珊瑚、 隐迟珊瑚比较种、 顶饰珊瑚等。 珊瑚属腔肠动物， 它们喜欢
群居、 适宜在盐度正常、 水温较高 （一般在摄氏 18 度以上） 的清澈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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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活。 因此， 珊瑚化石的发现， 表明当时的鄂尔多斯海属于热带浅海。
随着晚古生代海洋面积的不断缩小， 陆地面积的日益扩大， 在石炭
纪的滨海、 沼泽地带， 二迭纪的湖泊、 湿地， 出现了繁茂的陆生植物， 使
鄂尔多斯大地第一次披上了绿装。
根据大量的植物化石记录， 鄂尔多斯石炭、 二迭纪主要生长的植物
是蕨类植物。 蕨类在植物分类学中是一类较原始的陆生植物。 因为它们
靠孢子来传宗接代， 所以也被称为 “孢子植物” 。 古生代晚期蕨类植物相
当繁盛， 因之， 科学上把这一时期亦称为 “蕨类时代” 。
在鄂尔多斯发现的蕨类植物， 种类繁多， 主要有石松、 节蕨、 真蕨类
等。 在石松类中， 六角鳞木、 封印鳞木等颇为驰名。 在节蕨类中，芦木、 木
贼、 楔叶等最为丰富； 在真蕨类和种子蕨中， 有楔叶羊齿、 扇羊齿、 楔羊
齿、 栉羊齿、 脉羊齿、 座延羊齿、 枝脉蕨等等， 名目众多。许多蕨类植物，
根深叶茂， 躯干魁伟， 如： 鳞木、 芦木， 高达三、 四十米， 树干直径可达一
米左右， 可谓蕨类中盘 “巨人” 。可以想象， 在晚古生代的石炭、 二迭纪
时， 鄂尔多斯从海滨到内陆， 各种蕨类植物万木参天， 密林成海， 气候炎
热， 到处是一派原始热带森林的绮丽景象。 这些原始森林便是那时重要
的造煤植物。 随着鄂尔多斯地壳的缓缓下降以及流水冲刷， 大片的森林
沉埋于水中或沼泽里或被泥沙覆盖； 而新的森林又继续繁茂生长。 自然
界的这种不断往复沉积、 埋藏， 经过 2.5 亿年的碳化、 演变， 就形成了今
日鄂尔多斯地下的巨厚煤田。 有时人们还常常看到煤块上有鳞木、 芦木
或其他蕨类植物的茎、 叶印痕。 所以， 晚古生代的石炭纪、 二迭纪是地史
上最重要的 “造煤时代” 。
三 中生代的鄂尔多斯
从距今 2.5 亿年前至距今 7 千成年前，鄂尔多斯进入了地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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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生代。它包括三迭纪、 侏罗纪、 白垩纪三个时期，共经历了 1.55 亿
年的历史。
中生代是鄂尔多斯远古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它是鄂尔多斯古地
理、 古气候、 古生物等方面发生巨大变革和转折的时代。
因为古生代的结束与 “鄂尔多斯古海” 的解体， 鄂尔多斯便由 “海洋
时代” 转入陆地发育的新时代。由于环境的变化， 鄂尔多斯的生物界亦
由 “海生无脊椎动物的时代” 进入了 “陆生脊椎动物的时代” 。在脊椎动
物中， 除鱼类外， 爬行动物极为繁盛， 因之， 鄂尔多斯的中生代又是 “爬
行动物的时代” 。 同时， 植物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亦由 “蕨类时代” 进入
了 “裸子植物的时代” 。
分布在鄂尔多斯大陆上的中生代地层， 堆积巨厚， 特别发育。尤其
是三迭纪地层，早期、中期、晚期层序清楚，其厚度分别在 100 米至
200～300 米间， 它是华北早中生代地层最发育的地区之一。此外， 侏罗
纪、 白垩纪的沉积物， 也相当丰富。 这在我区也是少见的。 鄂尔多斯中生
代地层， 主要由灰白、 绿灰、 紫红、 砖红、 黄褐、 黄绿等不同色调的砂岩、
泥质砂岩、 泥岩、 页岩、 粉砂岩等构成， 它是属于湖河相岩层。地层资料
表明， 中生代的鄂尔多斯广布湖泊、 沼泽和河流， 整个地形低凹、 平坦，
气候炎热而湿润。它是古鄂尔多斯盆地形成和发育的重要时期。
从鄂尔多斯中生代地层中发现的大量化石证实，这一时期古老的
脊椎动物， 相当兴盛， 它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当时鄂尔多斯的湖沼、 盆地。
首先， 在侏罗纪、 白垩纪湖河相地层中， 发现有丰富的、 最低等的水
生脊椎动物—— — 鱼类化石。 这一时期的鱼类其主要种类有： 东方伊克昭
弓鳍鱼、 师氏中华弓鳍鱼、 伍氏狼鳍鱼、 董氏狼鳍鱼、 甘肃狼鳍鱼等， 它
们是距今 1.4 亿～1.5 亿年前的古老鱼类； 在鱼类的演化史上，属于硬
骨鱼中的原始类群。
此外， 在陆生古脊椎动物中， 发现最多的是爬行动物。 其中， 在三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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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地层里找到最多的是一类奇特的爬行类—— — 似哺乳类爬行动物。因
为这类爬行动物在某些构造上已明显地向哺乳类的方向发展，所以科
学家们认为它们是介于爬行类向哺乳类过渡的一种类群， 故叫作 “似哺
乳类爬行动物” 。在鄂尔多斯的似哺乳类爬行动物中， 发现最多的是二
齿兽、 付肯氏兽、 肯氏兽、 犬颌兽、 包氏兽等。二齿兽是由其上颌骨上长
有两个大牙而命名的。 它的身体短而粗壮， 肩宽尾短， 个体大小不等， 一
般在一、 两米间， 小的仅有一尺长。 肯氏兽、 付肯氏兽， 其身体呈圆桶状，
四肢粗壮、 行动笨拙， 体长一般在二米左右， 它们都喜欢群居， 生活于温
热的湖泊、 沼泽地区， 以植物为食。 犬颌兽是以食肉为主的爬行动物， 它
们是鄂尔多斯似哺乳类爬行动物中颇为进化的类群。它们的牙齿已分
化出门齿、 犬齿和颊齿， 肩峰、 腰带、 肠骨等已具有哺乳类某些特征。它
们的头骨较长， 有长而粗大的尾巴， 个体有狗那么大， 并具有灵活的四
肢和脚骨， 能适应于干燥的地面上行走与奔跑。 因此， 犬颌兽是二齿兽、
肯氏兽、 付肯氏兽的凶猛敌人。
特别重要的是， 1976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科研人员在准格尔旗三迭纪地层中发掘出一大批似哺乳类爬行动物化
石， 其中发现一具我国以往从未见过的包氏兽类化石骨架。经研究， 这
具骨架形态奇异、 构造特殊。1979 年古生物学者侯连海将它命名为 “杨
氏鄂尔多斯兽” ，这是为纪念我国第一位研究似哺乳类爬行动物的老
科学家—— — 已故的杨钟健教授而得名的。因此， “杨氏鄂尔多斯兽” 的
发现， 在我国和亚洲三迭纪似哺乳类爬行动物研究史上， 具有重要的
意义。
另外， 古生物学家在鄂尔多斯侏罗纪、 白垩纪地层中， 还发现许多
恐龙化石。这为我们了解鄂尔多斯中生代奇特的恐龙世界提供了珍贵
资料。
在距今 1.8 亿年前，当似哺乳类爬行动物退出鄂尔多斯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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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另一类十分重要的爬行动物—— — 恐龙， 便空前兴旺起来， 成为当时
鄂尔多斯大地的主宰者。从化石记录看出， 在鄂尔多斯恐龙家族中， 发
现最多的是鹦鹉嘴龙。这是个体很小、 但数量众多的一类恐龙。它们体
长约有一米左右， 具有鸟脚状的脚， 前肢短小， 后肢粗而长， 因而常用后
肢两足行走。 这类恐龙的头部短而高， 吻部无牙， 有一角质的喙； 它们的
嘴很特殊， 弯曲成钩状、 很像鹦鹉的嘴， 所以科学上便称之为 “鹦鹉嘴
龙” 。鄂尔多斯发现的鹦鹉嘴龙种类很多， 特别著名的有： 杨氏鹦鹉嘴
龙、 奥氏鹦鹉嘴龙、 丁氏鹦鹉嘴龙、 蒙古原禽龙等。 古生物学家从鹦鹉嘴
龙的形态构造认为：这些小型的恐龙，属于原始的两足行走的鸟脚龙
类。因此，不少学者由此而推断鄂尔多斯曾是一些原始鸟脚龙类的起
源地之一。
同时， 在鄂尔多斯还发现一些大型的恐龙化石。 尤为重要的是蜥脚
龙类。蜥脚龙的样子十分古怪， 头小、 脖子很长， 身体大而笨重， 尾巴长
而粗大。它们常在水中生活， 靠湖水的浮力漂游、 慢行； 有时也在湖畔、
沼泽中缓慢爬行， 喜吃水生植物和淡水中的软体动物。 从杭锦旗一带发
现的早期白垩纪蜥脚龙的椎体化石看， 它们体躯庞大， 体长可达二十米
左右； 据计算， 这类恐龙在活着时， 体重竟达三、 四十吨重。可以说蜥脚
龙是鄂尔多斯远古史上最大的陆生动物， 也是当时 “恐龙王国” 中的庞
然大物！
除恐龙外，鄂尔多斯还发现其他爬行动物化石，如：假鳄类， 鳄
类、 龟鳖类、 蜥蜴类等， 其中多齿始马来鳄、 山西鳄、 中国龟等， 属爬
行类化石中的珍品。总之， 中生代的鄂尔多斯， 是爬行动物生存、 繁
衍的 “乐园” 。
当各类爬行动物兴盛的时期， 鄂尔多斯大地一片葱绿； 从湖畔到内
陆， 到处生长着茂密的热带森林。依据丰富的植物化石可知， 那时的鄂
尔多斯除了丛生繁茂的蕨类植物外，一类更为高级的植物—— — 裸子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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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空前地繁盛起来， 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使鄂尔多斯的中生代成为 “裸
子植物的时代” 。
裸子植物是最早的靠 “种子” 繁殖后代的种子植物。但最初的 “种
子” ， 没有果皮包裹， 因此科学上把这种裸露种子的植物， 叫 “裸子植
物” 。 它是比 “孢子植物” 更为进步和高级的植物。在鄂尔多斯发现的裸
子植物化石， 门类甚多， 主要有苏铁、 银杏、 松柏类等。苏铁是常绿的木
本植物， 它是现代热带、 亚热带最常见的植物之一。鄂尔多斯发现的苏
铁类植物化石种类繁多， 颇具名望的有焦羽叶、 篦羽叶、 中国似查米亚、
篦似查米亚等。同样， 银杏也是当代热带地区最常见的植物， 但是它比
苏铁类要高大得多， 一般树身常高达三、四十米以上， 直径二米左右。 银
杏这类热带植物， 在鄂尔多斯中生代地层中发现有很多类群， 主要有：
似银杏、 狭轴穗、 具边银杏、 纤细拜拉、 粗脉楔拜拉等等。 此外， 在松柏类
中， 还发现有热带、亚热带的苏铁杉、 南美杉等。可见， 中生代的鄂尔多
斯， 四季如春， 气候湿热， 林木苍莽， 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景致。裸子植物
是中生代重要的造煤植物。同样， 今天鄂尔多斯地下的煤田， 有不少地
区就是这一时期的植物经埋藏、 演变而形成的。因此， 中生代也是鄂尔
多斯历史上重要的 “造煤时代” 。
但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到中生代末期， 即白垩纪晚期 （距今 7 千万
年前） ， 地球上发生了强烈的地壳运动， 特别是在著名的 “燕山运动” 的
影响下， 古鄂尔多斯盆地不断上升， 气候逐渐干燥， 恐龙绝灭， 裸子植物
衰亡……从此， 鄂尔多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 新生代的鄂尔多斯
中生代结束后， 鄂尔多斯进入了地球历史的新生代。 新生代是鄂尔
多斯远古史上最后的一个阶段，也是现代鄂尔多斯的地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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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形成的重要时期。
新生代包括第三纪和第四纪， 共经历了 7 千万年的历史。
鄂尔多斯新生代的地壳运动是在中生代地质运动的基础上不断发
展的。从新生代的地层资料可以看出， 在早第三纪 （古新世、 始新世、 渐
新世） 时期， 鄂尔多斯一直处在稳定上升的阶段。 但是， 早期的地层因自
然界的不断夷平、 剥蚀， 而未保存下来。只有渐新世时 （距今 4 千万年
前），局部地区下陷， 沉积了一套湖相的棕红色和绛红色泥岩、 砂质泥
岩，并夹有瓦膏层， 厚度在 360 米以上， 这是鄂尔多斯早第三纪中十分
难得的地层资料。
在早第三纪的渐新世末期， 由于新的地壳运动—— — “喜马拉雅造山
运动” 的巨大影响， 鄂尔多斯盆地在晚第三纪 （中新世、 上新世） 时又一
次被抬升。 特别是中新世时期， 隆起显著， 再加之剥蚀强烈， 未发现有沉
积地层。而在上新世时，由于东部和西部出现一些大小不等的凹陷盆
地， 沉积了湖河相地层，厚度不均， 在 20 米至 310 米间。 因此， 鄂尔多斯
晚第三纪地层只有上新世时期的出露较多。
到第四纪时， 鄂尔多斯沿着新构造运动继续处于稳定上升之中。 因
此更新世早期和中期地层很不发育，只有局部地区有中更新世时期遗
留下的河流相的冲积洪积层； 而更新世晚期， 局部下沉， 接受了风成的
和水成的黄土堆积， 以及风成的沙漠层， 并形成了现代鄂尔多斯高原的
奇特地貌。
新生代的鄂尔多斯是哺乳动物大发展的时期，因此科学上称之为
“哺乳动物的时代” 。植物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中生代的 “裸子植
物的时代” 进入了 “被子植物的时代” 。因之，新生代是鄂尔多斯生物世
界发生重大变化、 飞跃的崭新时代。
大量的化石资料表明， 在早第三纪时， 鄂尔多斯曾是原始、 古老的
哺乳类动物繁衍、 生长的时期。特别是在杭锦旗、 鄂托克旗一带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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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新世化石， 为我们了解早期哺乳动物的面目提供了珍贵资料。原来，
在距今 4 千万年前， 鄂尔多斯生存着一批高大、 奇异而十分古老的哺乳
动物， 主要有巨犀、 两栖犀、 爪兽以及一些原始的偶蹄类、 肉食类、 啮齿
类等。 其中， 最令人惊奇的是巨犀， 它是一类最古老而巨大的犀牛。 在鄂
尔多斯发现的葛氏巨犀仅头骨就有 1.3 米长，但和其庞大的身躯比起
来， 还显得很小。 它站立起来， 其肩部距地面有五米高， 再加上它的很长
的脖子， 可以吃到离地面六至七米高的树梢上的叶子， 显然， 现代生存
的犀牛若站立在它的面前， 简直像一只初生的幼犀。因此， 葛氏巨犀是
鄂尔多斯远古史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
此外， 还有两栖犀， 这也是一类样子古怪的犀牛。 它同巨犀一样， 头
上无角， 但躯体特别笨重， 四肢粗壮， 其生活习性颇与我们在公园中见
到的河马相似。所以， 湖泊、沼泽是它们活动的天地， 它们常在那里游
泳、 追逐、 嬉戏， 觅食茂繁的水草。从化石资料看， 两栖犀曾是鄂尔多斯
古犀牛中最繁盛的一个家族。另外， 最引人入胜的是爪兽类， 在鄂尔多
斯渐新世地层中发现的河套裂爪兽， 个体很大， 它们的形态很像马， 但
脚上长有爪， 故称为 “爪兽类” 。它们的爪很尖利， 是挖掘植物根的有力
工具。 我们仅从上述几类古哺乳类动物便可以看出， 那时的鄂尔多斯有
大的湖泊、 沼泽， 并有茂密的森林， 气候湿热， 植被繁盛， 属热带亚热带
的地理环境。
到距今 1200 万年前的上新世时期， 曾显赫一时的古老哺乳动物绝
灭了， 而现代哺乳类最直接的祖先类群则空前繁盛起来。 从大量的化石
资料可知， 在上新世时， 鄂尔多斯地区生存的古动物有： 三趾马、 古象、
大唇犀、 长颈鹿、 食肉类、 鹿类等。 因为这一时期三趾马化石最为丰富并
具有代表性， 所以，科学上将这一动物群称之为 “三趾马动物群” 。 首先，
我们必须指出， 三趾马化石是今天鄂尔多斯草原马的最早记录； 同时，
三趾马的出现， 标志着鄂尔多斯热带草原的诞生， 这在鄂尔多斯远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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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三趾马是较原始的马， 它们的个体不大， 相当于驴
那么大； 每个脚上有三个脚趾， 故命名为 “三趾马” ， 它们是现代马的祖
先类群。 此外， 十分有趣的是， 这一时期鄂尔多斯的古象非常兴盛， 而且
种类甚多。 其中以三棱齿象、 轭齿象等颇为驰名。 这些古象个体较大、 身
体光秃， 其臼齿上有一对乳状突起的牙尖， 故属于 “乳齿象类” ， 是象类
发展史上较原始的类群。另外， 特别重要的是长颈鹿也曾在鄂尔多斯盆
地生存过。从化石资料看？鄂尔多斯发现的长颈鹿个体还不大， 脖子与
四肢亦未显著地变长， 属于长颈鹿的祖先类型， 这便证实鄂尔多斯也是
长颈鹿的故乡之一。 后来， 到了更新世时， 由于气候的影响， 它们逐渐南
迁， 其后裔仅分布于现代非洲热带草原。此外， 在犀牛中发现最多的是
大唇犀， 它们是犀牛中较进步的类群， 在鄂尔多斯发现的安氏大唇犀，
身躯笨重， 下颌长有一对大而宛如利剑似的门齿， 它们是中新世犀牛中
十分珍奇的类群之一。 科学家们根据古动物的特征和生存环境， 为我们
描绘了距今 1 千万年前鄂尔多斯盆地的情景： 那时， 气候湿热， 大地上
的湖泊星罗棋布； 各类犀牛在湖中游泳； 大象、 爪兽在湖畔觅食；三趾
马、 长颈鹿以及各种鹿类在原始的草原上奔跑； 肉食类出没于密林、 旷
野……当时的鄂尔多斯青翠葱郁， 一派生机。
当进入新生代最后的一个时期—— — 第四纪时，随着第三纪晚期各
类哺乳动物的进一步、 演化， 现代的哺乳类便迅速地发展起来。 虽然， 目
前在鄂尔多斯还没有发现更新世早期、 中期的动物化石， 但从大量而丰
富的更新世晚期化石中， 我们便可了解到第四纪哺乳动物繁盛的梗概。
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 中外科学家在乌审旗萨拉乌苏河一带， 发
现了重要的古人类化石， 这就是著名的 “河套人” ； 同时， 还找到大批的
更新世晚期距今几万年至 1 万年前的哺乳动物化石。由于这些动物种
类颇多、门类齐全， 并具有鄂尔多斯地区特色， 因此， 科学家便命名为
“萨拉乌苏动物群” 。 从此， 这一动物群便以华北第四纪更新世晚期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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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化石的 “标准地点” 而载入我国和世界古动物研究的史册。
依据化石记录， 萨拉乌苏动物群主要有： 身体巨大、 门齿略有弯曲
的古象—— — 纳玛古菱齿象。这类象体表光秃， 与现代象相似， 在鄂尔多
斯发现的门齿化石长达 2.4 米至 3米左右， 科学家们认为： 这类古象体
高近四米、 体长约八米， 体重在五至六吨之间， 可谓鄂尔多斯更新世晚
期古动物中的珍奇 “巨兽” 。 它们喜欢群居， 以食树枝、 树叶或水草为生，
栖于湖泊、沼泽或草原的疏林地带。此外，还发现一类体披长毛的犀
牛—— — 披毛犀。 这类化石在鄂尔多斯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最多， 而且分
布较广。尤为重要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在萨拉乌苏河一带曾发现过一
具相当完整的披毛犀化石骨架。科学界曾作为化石 “珍奇” 而运抵天津
的北疆博物馆， 现存天津自然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以来， 由于兴修水利，
在鄂尔多斯许多地区， 不断发现披毛犀头骨、 牙床及骨骼化石， 可以说
现代的鄂尔多斯高原是埋藏披毛犀的 “墓地” 。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科学家们在鄂尔多斯发现过许多具有这一地
区特点的古动物化石， 其中最有名的是河套大角鹿， 这是以黄河环绕的
鄂尔多斯， 即 “河套” 而命名的古鹿。 这种鹿个体高大， 身躯粗壮； 其最特
殊的是鹿角眉枝扩展， 呈扁平扇状， 几乎与头骨垂直； 主枝亦为开阔的
掌状而高耸于眉枝之上， 这种形态奇特的鹿角， 在鹿类家谱中也是独一
无二的。 其次是王氏水牛， 这是为纪念这类化石的最早发现者—— — 萨拉
乌苏河畔大沟湾村的蒙古族农民王顺而取名的。王氏水牛的牛角别具
一格， 其横切面呈三角形， 是我国水牛化石中罕见的类群。还有诺氏驼，
这是一种比现生双峰驼头骨粗壮、 个体高大的巨驼， 它是萨拉乌苏动物
群中所特有的古动物之一。
在食肉类中， 发现最多的是鬣狗。 现生的鬣狗仅分布于非洲和亚洲
南部的部分地区。 它们的样子像狗， 但与犬类毫不相干， 属于猫科动物。
鬣狗是极其凶猛的动物， 它的前肢很长， 颈背拱起， 并长有粗而长的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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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牙齿非常锋利， 可以咬碎动物的骨头， 因此， 科学家们认为它嗜食一
切动物的尸骨， 在整个动物界中是咬碎骨头能力最高的猛兽。 在鄂尔多
斯发现的鬣狗化石很多， 可以想象， 在晚更新世时， 鄂尔多斯到处有鬣
狗横行出没的踪迹， 它们可能是当时食肉类动物中占有优势的类群。 此
外，还有老虎的化石， 1964 年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工作者就在萨拉乌苏
河的杨四湾一带， 发现了一具虎的后半身骨架， 这在我国第四纪虎化石
中算是十分难得而稀有的标本。
在鄂尔多斯还发现有个体大而犄角粗壮的原始牛化石、驰名的普
氏野马化石，还发现过一具完整的野驴化石骨架（现存天津自然博物
馆） ， 以及鹅喉羚、 卡赫特转角羊、 马鹿、 野猪、普氏羚羊、 盘羊、 狼、 狗獾、
麝鼹， 以及各种啮齿类、 鸟类化石等。 经科学家们粗略统计， 认为萨拉乌
苏动物群化石， 至少有 45 种以上。因此， 这一地区可谓名不虚传的 “化
石之乡” 。
长期以来，科学家对萨拉乌苏动物群的性质以及鄂尔多斯古地理
环境曾进行过不懈的探讨与争论。 早在 1928 年著名的法国科学家德日
进博士曾指出： “在我们看来， 萨拉乌苏动物群并非人们所说的 ‘寒冷动
物群’ 。当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在这个地区， 我们应该想像河套地
区有相当多的沙漠， 为草原的羚羊和啮齿类提供了生活的场所， 同时在
沙丘附近是一片绿色以养育大型的食草类动物。 在那种情况下， 气候可
能是变化激烈的， 又可能是相当炎热的， 同时对于鸵鸟、 水牛和披毛犀
都是满意的……” 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在 《中国原始人类
的生活环境》 一文中指出： “特别是在阴山山脉的南麓， 可能在一个广大
的地区中， 有由山上积雪汇集而成的河流和湖泊， 成为许多动物和人类
聚集之地。 河套人生活在现在的萨拉乌苏河的两岸， 在河的两旁是广大
的平原草地， 在河畔的附近生长着草木。 在平原草地上， 有河套扁角鹿，
有赤鹿， 有野猪， 也有善于奔驰的羚羊、 野驴和野马。不怕干旱的，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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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和一些啮齿类。在河旁有水牛及原始牛，来吃河旁比较丰富的水
草。 有决定意义的是纳玛象披毛犀和赤鹿， 都生活在草原之上。 ” 考古学
家贾兰坡教授也曾说过： “那时的萨拉乌苏地区， 有较大的湖泊和河流，
湖畔附近有疏散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气候比现在温暖而湿润。” 著名
的古动物学家周明镇教授在综合上述观点基础上， 曾指出： 在更新世晚
期的鄂尔多斯地区， 是一个 “有草原和森林的环境” 。 这为我们了解鄂尔
多斯的古地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后来， 由于古人类 “河套人” 的不断繁盛， 以及狩猎技术的日益提
高， 加上更新世晚期气候的多变， 特别是向干燥、 寒冷转化， 虽然居住在
鄂尔多斯的古动物有过多次的迁移， 但在遗传与适应的矛盾斗争中， 一
些曾占主导地位的古动物因无法适应变化了的条件， 便逐渐绝灭； 大约
到距今 1 万年前，在萨拉乌苏生存的哺乳类中有 33.3%的重要类群退
出了生命活动的舞台； 而另外一部分， 不断迁徙并离开鄂尔多斯。 因此，
随着更新世的终结， 以及萨拉乌苏动物群的衰亡， 这便成为鄂尔多斯远
古史的最后一幕。 从此， 鄂尔多斯便由生物史的时代进入了人类史的时
代， 由自然史的时代进入了社会史的新时代！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 （恩格斯） 。我们通过对鄂尔多斯
远古史的粗浅概述， 可以看到， 自然界是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 生物界
也是在不断地演化发展中。鄂尔多斯三十几亿年的自然史和 6 亿年的
生命史， 为自然辩证法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同时， 通过研究、 探索鄂尔多
斯远古史， 对了解地球发展史、 生物进化史以及自然界演化过程和自然
辩证法的规律， 帮助人们树立唯物主义自然观， 普及科学知识， 促进科
学研究和生产实践都有着很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虽然鄂尔多斯远古史早已结束。 但是， 人们对于这部远古历史的探
讨却仅仅开始。我们相信，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鄂尔多斯史
前时代的奥秘，将不断被揭晓；鄂尔多斯远古史中的那些动人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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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亦将不断地被发现。一部更为丰富多彩并具乡土风味的鄂尔多
斯远古史， 让未来的科学家和诗人去谱写吧！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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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原始社会寻踪
杨泽蒙
自大约 20000 年前，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水洞沟人因末次冰期
中最寒冷气候的驱使， 恋恋不舍地离开这块古老的大地后， 鄂尔多斯高
原便彻底的被冰雪封冻了起来， 直到距今 8000 年左右， 全球末次冰期
后逐渐趋暖的大气候才对鄂尔多斯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白雪皑皑
冰冻万余年的大地逐渐复苏， 开始出现了绿的生机。此时， 人类社会的
发展阶段， 已由旧石器时代跨越到了新石器时代， 鄂尔多斯， 这块曾经
孕育了中国最古老猎人的神奇土地， 在经过漫长的、 毫无生机的万籁沉
寂后， 何时才又一次被人类的喧嚣声所惊醒， 再次出现在这块大地上的
古人类是什么样的面孔？他们和旧石器时代在这里生活过的远古先民
是什么关系？ 从事着怎样的社会经济？ 社会发展阶段如何……诸如此类
的问题， 如果时光倒逝二十年， 还都是一些悬而未决的难解之谜， 但近
些年的大量考古新发现及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破译这些迷津提供了
大量前所未有的珍贵信息， 也为我们再现鲜为人知的、 神秘的鄂尔多斯
原始社会历史， 提供了最直接的、 无以替代的科学佐证。本文仅撷取本
地区新石器时代几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发现为窗口，对鄂尔多斯
的原始社会管窥一斑。
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降， 由于镖枪的改进， 弓箭等复合工具的广泛
应用， 使狩猎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 原始人类的物质生活开始有了很大
的提高。 而人工取火术的发明， 则极大地保障和提高了人类的熟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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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御寒能力。这些客观因素的变化， 无疑都是一种强劲的催化剂， 使人
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产生了突飞猛进的飞跃。伴随着冰后期气温不断趋
暖， 大地万物的茁壮生长，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了植物
年复一年不间断生长的根源。 他们有意把一些采集到的果实埋在土里，
果然获得了预期的结果， 这样， 原始种植农业就产生了。后来他们又发
现， 种在一片被野火焚烧过的土地上的植物， 不仅茎叶远比种在其他野
草地中的植物要茂盛的多， 而且结出的果实也要丰硕的多。 刀耕火种的
原始农业， 就是在这样慢慢的不断摸索、 总结中走向成熟。
刀耕火种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
证， 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剩余产品的出现， 催化了家畜驯养业的产生
和发展。 这些变化不仅扩大了社会生活必需品的来源， 而且也改变了过
去单一的采集、 渔猎经济。人们可以选择在靠近水源、 自然环境较好地
区建立自己固定的居所， 而不必过分地依赖自然山洞等栖息地， 由此逐
步掌握了房屋建造技术， 开始营建规模很大的村落。伴随社会生产、 生
活的需求， 人类所使用的石器、 骨器， 已经从简单的只打制出一个初步
的形状， 到开始进行精琢细磨， 工具的形制更加规整， 分工也更加明确，
与此同时， 还逐步学会了烧造陶质的生活器皿， 并从事制骨、 纺织、 木作
等一些手工业生产。人们的宗教信仰日渐发展， 审美艺术等相应而生。
而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 人口的膨胀， 人们为了生存、 占有欲而展开的
掠夺时有发生。 这就是考古学依据古遗址中陶器的出现、 磨制石器的使
用， 定居及原始农业的产生等， 所划分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新石器
时代。考古学称谓的新石器时代即历史学传统意义上包括发达的母系
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大阶段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
窗口一： 1993 年， 在配合薛 （家湾） —— — 魏 （家峁） 公路建设的考古
调查工作中， 考古人员在准格尔旗哈岱高勒乡发现了一处古遗址， 面积
约 10 万平方米， 位于靠近点岱沟沟掌处， 当地老乡称为 “阳湾” 的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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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遗址地表荒秃秃的，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考古人员凭借着地表稀稀
拉拉散布着的一些陶片， 判断它应该是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址， 遂开始对
其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工作进行的同时， 遗址前后两端的
公路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中，推土机巨大的轰鸣声一天天在向遗址
逼近。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 人们不禁瞠目结舌起来， 这个在
鄂尔多斯东部地区司空见惯的山丘，竟然沉寂着一处 6 千多年前中国
正北方地区最喧闹的世界。等人们豁然醒悟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足可以与陕西半坡遗址等相媲美，虽经历 6 千多年
历史岁月荡涤仍保存完好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 在遗址就地保护、 公路
改道都无望的无奈下， 在推土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永远的消失了。 如
果说还能略有慰藉的话， 那就是可以通过考古发掘获取的资料信息， 再
现些许当年的震撼。
全国范围内新石器时代开启的时间有所不同， 辽河流域距今 8000
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 黄河流域距今 7000 多年的裴里岗文化、 磁山文
化、 老官台文化， 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等等， 都是被学术界公认的已
相当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近年环境考古的研究成果表明， 鄂尔
多斯地区冰后期气候趋暖的历程，整整比中原及东北辽河流域大约滞
后了 1000 年。 由于环境因素制约了早期从事原始农业定居生活的古人
类在本地区的发展， 因此， 到目前为止， 鄂尔多斯地区尚未发现属于新
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活动行踪， 而距今约 6500 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
中期阶段的阳湾遗址，便是鄂尔多斯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
遗存之一。相当于这一阶段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在鄂尔多斯发现的数量
不是很多， 多集中在准格尔旗的黄河沿岸及沟谷台地上， 另外在达拉
特旗北部沿河地带、 伊金霍洛旗中部、 鄂托克前旗南部等地亦有少量
发现。
通过对阳湾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可知， 6500 多年前鄂尔多斯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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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是一种典型的森林草原景观， 山顶上森林茂盛， 山坡上灌木丛生。
远古居民们一般是以一个大的家族或氏族为单位， 集中居住在一起。 他
们选择靠近水源、 背风向阳的山谷坡地作为自己的营地， 德高望重的家
族族长的住房， 建在营地的中心部位， 由于这里不仅是他们的居室， 同
时也是家族聚会、 议事的场所， 所以房子一般都面积比较大， 约数十平
方米， 而其他家族成员的住房面积都较小， 仅 15 平方米左右， 分布在族
长住房的周围。 此时的古人类， 早已脱离了依靠自然山洞蛰居或只能建
造简单的窝棚度日的阶段， 他们首先伐倒周围的树木、 杂草， 平整出空
地， 然后娴熟地利用石铲、 骨铲等掘土工具， 在地上挖出一个平面呈方
形或略呈长方形的浅穴，在尽可能朝阳的一方开一个通向室外的斜坡
门道。房门开在朝阳的方向， 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接受太阳光的照射，
同时也避开了冬天寒冷的西北方的直接袭击。把地穴部分的四壁修理
平整后再抹上一层草拌泥， 底部再垫上一层坚硬的胶泥， 之后还要架上
火烧烤，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壁面和地面的硬度， 另一方面经过焙烧
后的地面能起到一定的防潮作用。他们砍伐来粗大的圆木竖立在地穴
内， 作为房子的主要承重柱。面积较大的房子， 室内一般都竖有四根呈
“井” 字形分布的立柱， 而面积较小的房子， 则多在房子的横轴线上竖有
两根立柱， 房子的屋顶，便主要靠它们和位于地穴外围四角的立柱来支
撑。为防止柱子下沉， 他们或在柱子的底部垫上一块大石头， 或把砸碎
的陶片和胶泥混合在一起， 填在柱洞的底部， 形成坚硬的柱础。 另外， 还
要在地穴四壁的外围栽一周较细的木棍， 作为龙骨并编织篱笆， 然后内
外都抹上一层草拌泥， 就形成了所谓 “木骨泥墙” 式的墙壁。 房顶上架上
树枝和柴草， 为了室内的通风和采光， 他们要在屋顶开一个天窗，而为
了防止室内生火时由于天窗的空气对流作用，导致火焰蹿到房顶上把
房子烧着， 他们又把室内天窗周围的房顶也抹上泥巴。房子的门道处，
也要用和建墙壁相同的方法， 建成一个尖顶的斜壁通道， 这样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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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天可以避免雨水直接进入室内，冬天还可以缓解冷空气的直接侵
入。房子大功告成了， 考古学上， 把这种形式的房子称为 “半地穴式建
筑” ， 与他们早先营建的 “地穴式建筑” 相比， 不仅建造技术的难度大大
提高， 而且， 在房子的主体部分由地下逐渐向地上发展的过程中， 房子
内部的采光、 通风、防潮、 出入等居住条件， 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位于准格尔旗大路峁乡的坟墕墓地， 为一处该时期的古人类墓地。
地表出露 20 余座用竖立的石板围砌成墓室的墓葬， 有单人葬、 双人合
葬和三人合葬等， 有的为一次葬， 有的为二次迁葬。 墓穴均东西向， 头向
东， 仰身直肢。 多数墓中没有随葬品， 个别随葬有泥质红陶圜底钵。 坟墕
墓地是鄂尔多斯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古老居民的
氏族墓地， 不仅揭示了当地的人们使用石板作为葬具的独特习俗， 而且
多人合葬、 二次葬、聚族合葬以及随葬品等丧葬习俗也是研究当时社会
形态、 社会发展进程等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此时的人使用的生产工具虽然和他们的祖先一样， 还是以石器、 骨
器、 木器为主， 但这时的石器、 骨器， 早已不是简单的大致打制成一定的
形状就拿来使用了。他们凭经验精心捡选那些质地坚硬又极具韧性的
石料， 先根据需要打制出雏形， 然后通体精磨， 制造出的石器不仅形制
规整， 而且非常得心应手。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石斧、 石刀、 石磨盘、 石
磨棒和石铲、 石凿等。
石斧是人们的主要砍剁工具， 开垦荒地、 砍伐树木、 修整建造房子
的梁、 柱， 包括砸击动物的肢骨等等， 都离不开它。 这类石斧除直接拿在
手中操作外， 有的还安柄使用， 它不仅是得力的生产工具，遇到狩猎或
部落间的冲突时， 也是很有杀伤力的武器。
石刀则是人们采集植物的主要工具，主要用于收割谷类植物的穗
部。 类似的收割工具， 在近代的少数民族中仍在使用， 也称 “爪镰” 。 阳湾
遗址发现的石刀多数为平面呈长方形的扁平体，石刀的一侧长端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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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刃， 或两端有缺口，或刀身中部有一个或两个并列的钻孔。 使用时，
在两个缺口间或钻孔中穿入绳索或皮条等固定中指，将石刀置于手掌
中， 采割植物的穗部。
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用于农作物加工的工具，石磨盘大多为平面呈
圆角长方形的扁平体， 磨面平整。 石磨棒则为横截面呈圆形或近似圆形
的柱状体。 加工时将植物的果实放到磨盘上， 两手分别握住石磨棒的两
端， 前后推拉碾压， 去掉果实外部的硬壳或粉碎果实。
遗址中还发现有用燧石琢制的尖状器、 刮削器、 矛头形器等细石器
伴出， 不仅表明狩猎业在其社会经济中仍占有相当的比重， 而且这种沿
袭自鄂尔多斯人 （河套人） 遗风的北方草原地区固有的文化特性，在全
国其它地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极为鲜见的。
遗址中发现的形态各异、 制作精美、 佩戴在手腕上的陶环、 石环和
颈部的穿孔蚌饰等， 则形象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
人们大量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皿是陶器，主要有用作炊器的敛口小
平底夹砂罐， 用作水具的小口折唇壶， 用作食具的敞口或敛口的圜底钵
以及存储器的大口缸等。 虽然器类还比较简单， 但各器类间已具有明确
的分工， 而且能根据用途的不同， 选择不同的质地或制成不同的形态。
譬如用作炊具的夹砂罐， 由于要承受高温的反复烧烤和冷热温变， 所以
制作时， 在陶土中掺入了适量的砂粒， 如同现在的砂锅， 既要有足够的
黏土量保证器皿的可塑性， 又要有适度的砂粒保证在高温下不开裂。 另
外在形态上， 则采取小平底、 大垂腹的形式， 既能保证使用时平稳的放
置到灶面上， 又能最大限度地增大受火面积， 接受热效能。汲水工具小
口折唇壶在造型上同样也是考虑得细致入微，整体形态呈略修长的筒
状， 腹部有两个对称的扳耳， 这样的设置都是为了汲满水后人们长距离
搬运过程中的便利， 而口部做得很小， 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搬运过
程中水的外溅。 用作食具的陶钵、 陶盆等， 陶土都预先经过了淘洗， 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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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 制作出来的器皿不仅形制规整、 器壁光滑， 而且器体轻巧、 便于握
持。 许多钵、 盆类器物采取覆置叠烧的技术， 即把制好阴干的陶钵、 陶盆
口朝下一个一个摞起来烧造， 这样， 裸露在外面的部分和相互套接在一
起的部分在烧造的过程中，由于氧化—— — 还原的程度不同，器体呈灰
色， 而器物口部的外壁上， 就形成了一周红色， 考古学上把这类器物称
作 “红顶钵” 或 “红顶盆” 。 另外， 部分泥质红陶钵的外壁靠口部饰有一周
宽带黑彩或褐彩， 是在陶器塑造成型后， 涂刷一层含有铁、锰结合的矿
物颜料， 再经烧制而成的。这些陶器不仅形制规整， 而且烧造火候也较
高， 反映了制陶人高超、 娴熟的制陶技术。而那些制造精美的彩陶器， 不
仅在实用的同时凸现美感，更多的应该是在进行祭祀等重大活动中使
用的特殊器皿， 寄托着当时先民们的神秘情结。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 在制作陶器时都是采用一家一户、 自产自给的
方式， 由于陶质的生活器皿不仅是当时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而且
可塑性强， 是最能体现人们智能、 个性的人工制品， 因此保留在陶器上
的不仅有大的时代、 地域特征， 而且富含不同人类群体间的细微特性。
另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 活动区域的迁徙、 社会的进步等因素，许多反映
社会成员血缘、 亲缘关系的特征， 在其他生活遗迹中可能早已消逝， 而
唯独保留在陶器上的则仍根深蒂固。考古人员正是依据陶器的这些特
性， 发现在鄂尔多斯地区这一时期古人类使用的陶质生活器皿中， 至少
包含有两大类渊源不同的文化因素， 那就是以泥质红陶折唇壶、 红顶钵
等为代表的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后岗文化和以夹砂褐陶叠唇旋纹罐等为
代表的来自关中地区的半坡文化。也就是说， 由于人口快速繁衍， 出于
寻觅更广阔生存空间等初衷，一部分原本居住在太行山东麓地区属于
古史传说中蚩尤部落的居民和一些生活在关中地区的属于炎帝部落的
居民，纷纷离开故土，沿桑干河西进或溯黄河河谷北上，大约在距今
6500 年前， 相继踏上了鄂尔多斯这块水草丰美的土地， 成为鄂尔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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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从事原始定居农耕经济的居民。他们和已经生活
在这里的一些以从事狩猎经济为主体的土著居民相遇，逐渐融合为一
体。 在从事原始农耕经济的同时， 兼营狩猎、 渔捞业等， 良好的自然环境
使他们如鱼得水， 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 社会发展进程突飞猛进，很快
在全国同时期的古人类群体中， 就处于领先的境地。 阳湾遗址便集中再
现了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先民们神奇的创造力和社会的
辉煌发达程度。 这里不仅发现了单间面积约 100 平方米的大房址， 而且
还在房址的室内墙壁上， 发现了镶砌整齐、 饰有成排的指点纹、 圆圈纹
的陶质装饰砖。如此大面积的单间建筑以及陶质内墙砖镶嵌技术的使
用， 不仅在内蒙古地区绝无仅有， 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的古人类遗
址中也十分罕见。 仅凭此一点便不难看出， 鄂尔多斯地区虽然原始农耕
文化的起步时间较中原和辽西等古文化发达区略晚，但自新石器时代
中期开始， 她的发展程度却丝毫不逊色于上述地区， 甚至居于领先的位
置， 为推动社会进程、 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窗口二： 追寻着阳湾遗址古人类的足迹，大踏步向前迈进 1000年，
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阶段。这个时期由于已经发现了少量
的铜器， 因此， 学术界也把它称作铜石并用的早期时代。鄂尔多斯的早
期农耕居民， 在经历了一千余年的历史涤荡， 特别是在受到来自中原华
山脚下， 代表当时社会发展最高水平的庙底沟文化 （学术界亦称 “西阴
文化” ， 即古史传说中的黄帝部族） 的强烈冲击后， 社会进程和文化面貌
等均发生了裂变。如果说， 在此以前鄂尔多斯地区古文化的面貌， 更多
的是一种迁徙文化色彩的话， 那么自距今约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中晚期开始，在这块丰腴富足的土地上，便形成了既有浓郁“炎黄血
脉” ， 又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鄂尔多斯远古文化。它们虽然与中原文化
区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仍是 “华夏族” 浩荡洪流中的一支强劲支
流， 但所显示的更多的则是愈演愈烈的鲜明自身特征。考古学上， 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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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遗存命名为 “海生不浪文化” （也称为 “庙子沟文化” ， 以最早发现于南
流黄河东岸、 与准格尔旗隔河相对的托克托县海生不浪遗址而得名， 是
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
下辖 “海生不浪类型” 、 “阿善类型” 及 “庙子沟类型” 等不同的地域性变
体） ， 以示与中原仰韶文化之区别。
相当于 “海生不浪文化” 阶段的遗存， 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相当密
集， 遍布鄂尔多斯各地， 无论是遗址的数量还是规模， 都堪称鄂尔多斯
原始社会史之最。 鄂尔多斯地区的 “海生不浪文化” 先民， 不仅创造了当
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历史的辉煌，而且开启了由此形成的以内蒙古中
南部为主要分布区域的中国北方文化区的滥觞， 时代依次位居其后， 在
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历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
“永兴店文化” （或称为 “老虎山文化永兴店类型” ） 、 早期青铜时代的 “朱
开沟文化” 等， 都是在此基础上， 一脉相承发展起来的。 鄂尔多斯地区的
“海生不浪文化” 先民们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
位呢？ 且看这件当时人们使用的很普通的汲水用具，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样的信息。
这件器皿出土于达拉特旗青达门乡白音村奎银生沟遗址，为当时
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大量使用的一种日常生活器皿，考古学
者把它称作喇叭口尖底瓶。由于这种器物的整体形态与商代甲骨文中
“酉” 字的形态十分接近， 因此考古学界也把它称为 “酉瓶” 。 它用泥质红
陶制成， 整体修长， 喇叭口，束颈， 宽肩， 亚腰， 尖底， 肩部以下略呈狭长
的漏斗状。通高约 60 厘米， 最大腹径 30 厘米。这种器皿最初为单一的
汲水用具， 古人类把它制成这种形状， 主要目的就在于即使把它置于较
浅的河床内， 其修长、 倾斜的姿态， 也可以较为轻松的自行注满水。后
来， 由于其形态颇似一个硕大的乳房， 取之于生命对乳汁的依赖情结，
古人类又给予了其企盼人口兴旺、 五谷丰产等特殊的寄托， 这种器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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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多地应用于祭祀、 祈福等场合， 具有了备受人们敬仰的能与神、 天
沟通的特殊功能。 由这件器物的形态与甲骨文 “酉” 字的关系足以证明，
在 “海生不浪文化” （即仰韶时代晚期） 阶段， 我国成熟的象形文字已经
形成。 同时也说明， 至迟在 5500 年以前， 鄂尔多斯地区的先民们对那些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生活器皿，已经有了专用的称
谓， 规定了专有的记录符号 （文字） ， 并一直传承下去。文字的发明与使
用， 在常规上是判定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目
前已知的考古发现表明， 这种形态的喇叭口尖底瓶， 在鄂尔多斯地区不
仅发现的数量最多、 发展序列最完整， 而且形态也最接近甲骨文。由此
可见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 “海生不浪文化” 远古先民， 在中国文字的
产生以及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 喇叭口尖底瓶 （酉瓶） 上所折射出的、 它在中国文字产生过
程中所发挥的神奇作用还不为大多数世人所闻的话，那么它在构建中
国早期文明社会过程中所作出的另一个杰出贡献， 则更不为人所知， 这
不能不说是人们在认识鄂尔多斯古代文化过程中的一大憾事。中国著
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谈到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时， 曾激情洋溢地写过一首诗， 其中的一句为 “大青山下斝与瓮” ，这里
的斝指的是在中国古代炊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器皿陶鬲的前
身—— — 陶斝式鬲， 而瓮呢， 就是南流黄河两岸铜石并用时代乃至青铜时
代古人类部落普遍使用的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器皿—— — 陶三足瓮。这
两种器物在中国早期文明社会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陶鬲，
更是最终形成的以鼎、 鬲文化为核心的中华夏、 商、 周青铜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 苏秉琦先生之所以这样说， 不仅因为在鄂尔多斯发现了时代
最早的陶鬲的祖先—— — 陶斝式鬲的标本，以及由陶斝式鬲向陶鬲过渡
的标本， 而且， 通过对最早的斝式鬲的裆部和足部的制作工艺的研究，
证实了他们和喇叭口尖底瓶的亲缘关系。 虽然在进入距今 4800 年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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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阶段后，陶鬲在整个黄河流域甚至更广阔
的范围内都有发现， 但如此完整的发展序列， 如此衔接的制作工艺的发
现， 还非鄂尔多斯地区莫属。这样， 考古发现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陶
鬲产生的进程图： 随着人类熟食程度的不断增加， 人们对炊器的要求越
来越高，早年的炊具夹砂罐已经越来越满足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了。 受来自中原地区的一种炊器—— — 釜形斝的启发， 鄂尔多斯地区的古
代先民们将他们日常使用的汲水器皿—— — 喇叭口尖底瓶的制作工艺和
夹砂罐有机结合， 形成了一种新的炊器—— — 斝式鬲， 进而发展成为整个
黄河流域纵贯铜石并用时代、 青铜时代近三千年的主流炊具—— — 鬲。 鬲
的使用， 免去了以往的夹砂罐受火面积小， 热能量利用不足， 圜底釜要
在底部进行支垫或将炊具进行吊装等诸多不便，最大限度的增大了炊
器的受火面积， 充分利用了热能源， 不仅是炊器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大进步。 另外， 人们为什么要借喻喇叭口尖底
瓶的下部造型，把鬲这种炊器做成三个硕大的乳装袋足作支撑的形象
呢？ 制作者最初的灵感很可能还是取之于生命对乳汁的依赖情结， 寓意
由源源不断、 取之不竭的乳汁到连年丰收欲望的企盼。因此， 陶鬲除了
因它的实用性而与人类形影相伴外，还因人们给予它的特殊企盼而逐
渐成为祭祀等重大社会活动使用的神圣器皿。这恐怕也就是鬲这种陶
质炊器最终能成为青铜时代的礼之重器， 成为以鼎、 鬲为代表的古代中
华文明的重要核心的根本所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中华文明
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仅由他们在陶鬲的产生、 发展和传播进
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一点， 已足见一斑。
窗口三： 1998 年盛夏，位于山西偏关县与内蒙古准格尔旗接壤处
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建设工程正在夜以继日地紧张施工中，库区内的移
民搬迁等工作也在同步行进中。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鄂尔多斯博物
馆、呼和浩特市文物管理处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们为配合该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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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利进展， 保证在大坝合龙水位上升前， 将淹没区内的文物古迹全部
搬迁、 发掘完毕， 已经在库区的黄河两岸辛勤工作了一年有余。 这天， 由
鄂尔多斯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结束了位于准格尔旗窑沟乡小鱼沟隧
道北口汉代冶铁遗址的清理发掘工作， 准备移师它处。 但望着远处那个
位于黄河西岸陡峭绝壁的顶部， 被当地老乡称为 “寨子圪旦” 的高高山
包， 一种职业的潜意识吸引着大家不肯就此离去。 据多年的田野考古调
查经验可知， 但凡与 “寨子” 沾边的地名， 肯定与人类活动有关， 但眼前
这个位于高高的山顶部， 地表基岩裸露， 既不利于出行， 也无任何遮拦，
任凭凛冽狂风侵袭的 “寨子” ， 无论哪方面的因素均与大家了解的黄河
沿岸的古人类居住遗址格格不入，绝难想象古人会把活动的居所选在
这样的地方。 但责任心还是驱使着疲惫不堪的考古队员们， 顶着烈日气
喘吁吁地爬上了山顶。 “嚯” ， 在山顶的地表上， 竟然意想不到的散布着
许多破碎的印有蓝纹的灰陶片， 另外还采集到部分石斧、 石刀、 骨锥等
遗物。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们马上判定， 这是一处距今大约 5000 年左
右， 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一处差点失之交臂的原始
社会古遗址的喜悦还没来得及仔细回味，这样一个不合乎常理的新发
现马上又让大家陷入了满头雾水中。百思不得其解的考古工作者没有
就此停步， 他们在古遗址内爬上爬下， 仔细观察， 接下来的新发现让大
家狂喜不已， 一座在地下沉寂了 5 千余年的古城堡遗址， 终于揭开了笼
罩在头上的神秘面纱， 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是一座以石筑围墙环绕的石城寨子圪旦遗址，位于准格尔旗窑
沟乡百草塔行政村荒地自然村东北约 1.5 千米的黄河岸边山头的顶
部， 地处南流黄河西岸的一处制高点， 东部濒临黄河陡峭的绝壁， 南、 北
分别被小鱼沟及另一条大沟环绕， 仅有西部由陡峭的斜坡与外界相连，
地势十分险要。石城依山顶的自然地形走势而建， 平面形制不大规整，
略呈椭圆形， 南北最长径处约 160 米， 东西最长径处约 110 米， 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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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万平方米。石砌围墙底宽 4.5米， 顶部残宽 0.5～3.5 米， 残高约 1.5
米。 在围墙内的中心地带， 有一底边长约 30 米的覆斗形高台建筑基址，
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证明，其性质应该属于主要履行宗
教事务的祭坛遗址。
寨子圪旦遗址的时代属于距今 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 （即 “海生
不浪文化” ） 向龙山文化 （即 “永兴店文化” ） 的过渡阶段， 它不仅是中国
北方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石城遗址， 也是为数极少的、 集防
御与宗教为一体的原始社会晚期古人类聚落遗址。 另外， 寨子圪旦遗址
无论其构成形态， 还是功能、 性质等， 均堪称远东地区的 “金字塔” ， 抑或
就是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 “众帝之台” 之一， 极其罕见， 意义非凡。
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 仅凭一个家族或部族的力量， 是
很难修建起这样一座宏伟建筑的， 考古发现也证实， 在寨子圪旦遗址南
北同属于南流黄河西岸的区域内，还发现了包括小沙湾等遗址在内的
数个同时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因此， 该遗址应该属于数个古人类部落
共同拥有， 而居住在这里的主人， 则无疑拥有凌驾于其他部落之上的特
权， 拥有代表人类和天、 神沟通的能力。当时的古人类为什么要花费这
么大的气力修建一座如此浩瀚的工程呢？寨子圪旦遗址的产生自有它
深远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飞速
变革的时期， 传统、 安定的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正在被新型、 激荡的军事
民主制所取代。 在私有制及强烈的占有欲的刺激下， 部族间为了争夺生
产资料、 财产的血腥冲突及兼并时有发生， 要想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取胜
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除依靠自己的实力外， 借助上天的神力， 也是
制胜的一大法宝， 足可见祭祀与战争， 是关系到一个部落或部族生死存
亡的头等大事， 因此古代文献中才有：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的记载。
站在黄河边上抬头仰望， 寨子圪旦遗址地形险要， 气势恢宏。坚固
的石筑围墙，高高在上的祭坛，虽经历了五千余年历史岁月的无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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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却依然生动地再现着鄂尔多斯地区人类文明社会前夜的动荡、 激
昂、神秘与惨烈。石城遗址那坚实的围墙， 已奠定了中国文明社会牢固
的根基， 摆放在那青烟缭绕的高大祭坛上的，兴许就是在历史的漩涡中
由喇叭口尖底瓶衍生而成的斝式鬲等神器， 里面盛着祭祀神灵的牺牲，
石城的主人可能同时还兼有神圣的特权人物—— — 巫师身份，他一手握
着象征权力的石钺 （即原始权杖） ，一手挥舞着法器， 口中念念有词， 传
承着人与上天的沟通。 祭坛下的山谷间， 人头攒动， 呐喊声声， 一场为了
生存与发展的对话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喧
嚣声中， 一步步由新石器时代迈向青铜时代的门槛， 并不断向更高的社
会发展阶段迈进。 而鄂尔多斯的古代人类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 便一
直处在这个势不可挡的历史发展洪流的潮头， 推波助澜， 奋勇向前。
作者： 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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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人 （河套人） 撼动人类
单一地区起源学
武家政
2003 年 12 月，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召开的 “纪念 ‘河套人’ 发现 80
周年学术座谈会” 上曾爆出两条新闻。
一是与会专家学者提出鉴于古人类以当时化石发现地命名的惯
例， 要纠正中文文献将 “ordos” （鄂尔多斯的英译） 误译成 “河套” ， 与国
际人类学考古界至今仍称 “河套人” 为 “鄂尔多斯人” 相接轨， 应将 “河套
人” 正名为 “鄂尔多斯人” 。 二是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证实， 鄂尔多斯人 （河
套人） 生存的年代， 是距今 7～14 万年前， 而不是以往说的 3.5 万年前。
相对而言，对于这两条新闻中的第二条尚未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的广
泛关注， 其实这条新闻才是爆炸性的。
要说清楚为什么，还得从当今世界上对现代人起源何方的争端说
起， 现代人起源是人类起源问题的延伸， 人类考古学认为人类起源是通
过直立猿人、 早期智人、 晚期智人三个阶段的进化， 形成了现代人的生
理结构和发达的大脑， 并相应与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的早、 中、 晚
三个时期相对应。 而大量的考古成果表明， 人类的发源地只能是非洲和
亚洲。
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英国人类学家先后在东非发现并确认了
300 万～400 万年前的南猿阿法种是人类的近祖， 随后又发现了 400 万
年前的人类化石， 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 据此，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人类诞生于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的 “单一地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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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说” 。 但是， 早在 1910 年，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 就
发现了距今 1000～800 万年间被认为是人类远祖的腊玛古猿化石。
1980 年， 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在云南禄丰发现了距今有 800 万年的
腊玛古猿头盖骨化石， 比非洲古猿更 “靠近” 人类。此外， 在我国还发现
了 200 万年前的巫山人、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 115 万年前的蓝田人、 50
万年前的北京人等古人类化石。 这一系列重大发现， 对人类非洲起源论
无疑产生了猛烈的冲击， 在亚洲的地平线上，露出了早期人类的曙光。
其实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就曾指出， 50
万年前的北京人的一些骨骼和牙齿特征与现代中国华北人之间存在着
演化上的连续性， 前者是后者的直接祖先。 这种古人类和现代人类之间
存在着的体质特征连续分布的客观现象，显然对人类起源非洲的单一
地区起源说提出了挑战。1978 年， 中国古人类学者吴新智、 张银运在进
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 “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 ， 为与人类
单一地区起源说相对立的多地区起源说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 的重要依据是发现了 800 万年前的禄
丰古猿、 200万年前的巫山人、 115 万年前的蓝田人，而 50 万年前北京
人以下的还有 30 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和南京汤山人； 属于早期智人的
有 10万～20 万年前的辽宁金牛人、 陕西大荔人、 山西丁村人等； 属于晚
期智人的有 1 万～41 万年间的北京山顶洞人、 云南丽江人、 四川资阳
人等，这其中也包括在早期被发现的 3.5 万年前的鄂尔多斯人（河套
人）， 这是一个几乎完整的中国人类进化体系， 不过仍然存在着两个关
键缺失的链接： 一个是没有发现年代更早 （300 万～400 万年前） 作为人
类近祖的直立行走的南方古猿， 这个链接如果不能填补， 那么就为人类
单一地区起源说中的非洲直立猿人走向亚洲敞开了一扇大门；另一个
缺失的链接是没有找到 5 万～10 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化石， 而这一时期
正是人类单一地区起源说推断非洲智人走向世界取代各地早期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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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段， 这个链接若不能填补， 难以肯定在此以前中国大陆上的古人
类就一定是我们的祖先。这表明中国古人类学的研究正处于一个关键
时刻， 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的萨拉乌苏河流域不仅是世界级早期人
类—— — 鄂尔多斯人 （河套人） 的遗址， 而且， 因具有世界上极其罕见的地
质剖面，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 “地质博物馆” 。 研究环境就是研究人类活动
舞台的真实背景， 所以人类历史就成为地质史中最新的篇章， 可是地质
方面的价值却往往被人忽视。幸好担任“萨拉乌苏河地区的第四纪地
质”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员董光
荣， 在 1979～1980 年进行实地考察时， 从原生地层中发现了 4 件古人
类化石和 203 块石器、 骨器工具， 伴随出土还有一些动物化石， 还发现
了古人类用火的遗迹。 显然， 这又是一次对鄂尔多斯人 （河套人） 的重大
发现。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 通过多种现代先进的科学方法测定， 证明
新发现的 4 件古人类化石的原生地层地质年代为 7万～14 万年前。由
此， 引出了本文开头所述的爆炸性新闻。
鄂尔多斯人 （河套人）生存年代重新确定为 7万～14万年前， 证明
了中国人类进化史中在 5万～10 万年前确有晚期智人存在，这个缺环
得以链接， 使北京人 - 鄂尔多斯人 （河套人） - 山顶洞人这个中国古人
类进化三部曲得以完美组合，至少从人类进化年代史上证明在中国土
地上发现的大量不同时期的古人类， 就是中国人的祖先， 从而打碎了蒙
古人类单一地区起源说外面的第一道坚冰。20 世纪 20 年代鄂尔多斯
人 （河套人） 的发现， 为世界开启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考古的大门， 80
年后的今天， 他又以独一无二的科学价值， 撼动了人类单一地区起源学
说， 将再次引起国际人类考古界的震动。
对于中国学者提出的 “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 的最终成立， 至
今只缺少生活在 300万～400 万年前的中国直立猿人化石物证。 既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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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已经发现了生活在 800 万年前和 200 万年前的直立猿人化石，那么
成功的希望之火就不会熄灭。 其实， 非洲起源论和亚洲起源论争论的实
质， 并不是要争夺人类发源地的 “专利权” ， 而在于要搞清楚存在着体质
特征、 遗传基因、 文化形态等显著差别的现代人类， 作为一个单一的物
种， 究竟是由一个源头分化而成？ 还是从多个源头独立进化而成？这关
系到解开全世界人类你、 我、 他生命起源的奥秘。
作者： 鄂尔多斯市文化局副研究员， 《鄂尔多斯文化》 主编，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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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史实四考
郝诚之
一、 忆河套原始人类
1965年 5 月， 我第一次走进鄂尔多斯高原成吉思汗陵大厅， 西墙
上的大油画即向我们展示了鄂尔多斯高原的原始人类—— — “河套人” 的
集体狩猎生活。从展出的远古动物化石可见： 那凶猛的披毛犀、 牙长 2
米的纳玛象、角长 1 米多的原始牛和早已绝迹的河套大角鹿以及蒙古
野马、 转角羚羊等， 都是当时的猎捕对象。
“河套人” 牙骨化石在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 并一直被视为
中国考古的一件大事。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 《河套人》 一书介绍： 1922
年到 1923 年， 法国人古生物学家德日进、 博物学家桑志华、 布勒曾到河
套作史前考古调查 （一说是法国神甫桑志华） ， 从大批动物化石中意外
发现一枚古人童牙化石。鉴定无误后， 按照国际惯例， 依发掘地命名为
“河套人” 。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专家们在萨拉乌苏河流域的滴哨沟湾和大沟
湾等地的深入发掘中， 不断获得新发现。1956 年 4 月， 发现了 “河套人”
的顶骨和股骨化石， 找到了 “河套人” 文化遗址， 得到了一批旧石器和古
脊椎动物新化石。1960 年 8 月， 又找到了 “河套人” 顶骨化石和原始石
器及野兽化石， 并发现了长期寻觅不得的灰烬遗迹。1987 年， 中国科学
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在该流域的地层考古中， 令人惊喜地发现了与 “河套
人” 伴生的脊椎动物化石， 竟 “有人为折断和加工的痕迹” ， 还 “往往有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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烬、 炭粒、 烧骨和石器共存！ ” 至此， “河套人” 文化遗址的时代定为 “旧石
器中后期” 。萨拉乌苏河遗址之地层， 似比过去所定之 “更新世晚期” 更
早。即贺兰山冰川到来、 气候变冷的时期， “河套人” 开始了相对的定居
（穴居） ， 并懂得了烧柴取火和烧食兽肉， 以狩猎谋生。
根据当时发现的材料， 专家认为， “河套人” 应属于原始人类进化三
部曲中的第二阶段即 “古人” 阶段。生存年代距今约 10 万年前。既不同
于早 50 万年的 “猿人” 阶段， 又不同于更接近现代人类的 “新人” 阶段。
他们引用了 《世界通史》 的一段话： “人类到古人阶段， 出现了氏族关系
的萌芽。……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在欧洲有法国西南维泽尔河岸的穆斯
特文化， 在我国有河套文化……” 这应该是黄河文明带上的一个标志性
的闪光点， 令我们数典忆祖， 引以为荣。
二、 考地质年龄十五亿
当你站在 《中国大地图》 前面时， 想没想过： 为什么号称 “一泻千
里”、 “奔腾叫啸如虎狼” 的黄河， 它在与鄂尔多斯高原相遇后， 改道北
上， 绕高原而过， 形成 “天下黄河十八湾” 中最大的几字形 “古河套” ？亿
万年来， 多少著名的大河， 靠着强大的冲击力， 穿山夺路， “截弯取直” ，
而黄河路经此处， 那 “几” 字形的路线始终难以改变， 为什么？莫非真的
像传说那样， 是黄河向 “一代天骄” 长眠的地方献哈达吗？
不是， 原来黄河绕道鄂尔多斯高原， 是因为它太坚硬！ 不但根基深、
地层稳， 在华北陆台为最， 而且形成年代久远， 年龄已经15 亿岁了！
据 《科学普及资料》 1974 年第 4 期 《中国古陆的巨变》 介绍： 在地球
外壳发展的前期，即距今大约 15 亿～16 亿年前的元古代震旦纪， “鄂
尔多斯古陆” 已成为我国八大古陆之一， 傲然屹立在当时浸漫中华大地
的汪洋大海之上。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后长达 13 亿年的华北古陆与周
围海水互不相让的四次大争夺中， 鄂尔多斯古陆一直未沉！
近年有的地貌和沙漠学者，按表层岩石推断鄂尔多斯地台形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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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几亿年的中生代， 这是不准确的。 因为国家和内蒙古煤炭地质部门
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多次用勘探和精查的结果证明： “鄂尔多
斯地台，位于华北陆台的西北部。从震旦纪以来，表现了高度的稳定
性。 ” 有的专家甚至在有关会议上强调： “上古生代含煤地层” 分布在 “伊
盟全部” （见 1960 年 《内蒙古地层矿产会议专辑》 ） 。1957 年银川石油勘
探局内蒙古联队还在鄂尔多斯北部煤田的深层岩样中发现了属于古生
代的蕨类羊齿类植物化石。 这些， 都有力地证实了鄂尔多斯古陆形成于
元古代震旦纪。
我们脚下的地层是值得骄傲的， 它饱经沧桑， 古老安定， 地震极少。
据 《中国六级以上地震目录》 一书记载： 2700 年来， （原） 伊盟除海（勃
湾） 市外几近空白。 近年出版的 《中国构造震区域划分略图》 更把包括陕
北在内的 “伊陕地台区” 大部列为无构造震源地带。 这可谓是高龄古原，
得天独厚吧！
三、 思秦皇高原直道
透过历史的沙尘， 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许多奇迹。 鄂尔多斯高原的秦
代 “直道” 就是一例。
“千古一帝” 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曾大修驰道， 连通咸阳和六国旧
都， 使 “车同轨” 。 其中有一条取线颇直、 质量颇高的叫 “直道” 。 它南起陕
西淳化的云阳郡， 北迄内蒙古包头西的九原郡， 直穿鄂尔多斯高原。遗
憾的是在伊克昭盟境内的这一段线路一直不确定。 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
来，由于国内考古专家和伊克昭盟文物工作者的努力及当地各族群众
的协助， 这个考古之谜已经揭开。原来，秦始皇的直道是从陕西北部盘
定边 “进入鄂尔多斯草原， 过乌审旗北， 经东胜县西南， 在昭君坟附近渡
过黄河， 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 （见 《文物》 1975 年第 10 期， 史
念海， 《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 。
专家们在原伊克昭盟盟府所在地东胜西南方的漫赖公社海子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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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附近， 发现了秦始皇直道的夯土 “堙谷” （山谷） 痕迹， 当年砂岩黏土填
筑，路高至今 l 米 5 到 2 米的遗址断层历历在目。登上东胜的制高
点—— — 城梁村纵目远眺时， 南北成梁， 古道跃然其上， 人工开凿的四个
山岭豁口遗址 （宽约 50 多米） ， “遥遥相对， 连成一线” 。 在丘陵起伏的鄂
尔多斯高原上， 确实使人感到当年秦国大将蒙恬率众开路， 遇山凿山、
逢沟填沟， “堑山堙谷， 直通之” 的盛况。 如能缓辔轻骑重游古道， 那么你
会发现： 由达拉特旗昭君坟到伊金霍洛旗的红庆河， 南北长约 200 里的
道路旁， 四座汉代古城遗址， 竟都在由定边到包头市所引直线的旁边！
据 《史记·秦始皇本纪》 记载：这个浩大艰巨的工程于秦始皇 35 年
（公元前 212 年） 始， 到 37 年 （公元前 210 年） 9 月以前完工。秦始皇死
后的辒辌车就由直道回到咸阳。
试想： 全长 “千八百里” （今 1400 里） ， 所经之处一半在山头岭上、 一
半在平川草地。地形复杂， 土质多变， 沟川交错， 人迹罕至， 工程质量要
求又高， 驰道均 “道广五十步， 隐以金锥， 树以青松” （见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交通史话》 ） 。 结果，从选线、 施工到直道竣工， 仅仅费时两年半， 这
实在是两千年以前， 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 难怪东汉的大
史学家司马迁， 在百年后游历直道全程之后， 要为工程之壮观、 宏大而
深深赞叹！
四、 话古代民族匈奴
因为世界闻名的鄂尔多斯高原是以蒙古语命名的，因此一提这儿
的古代民族，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民族。其实，
在成吉思汗诞生前八百年， 这里的主体民族是匈奴族。5 世纪初， 匈奴
贵族赫连勃勃称 “天王大单于” ， 在鄂尔多斯高原建都， 国称大夏。他从
甘肃马领山转战黄河南， 席卷高原， 驰骋千百里， 自认为没有一处比得
上鄂尔多斯高原。 这里 “临广泽而带清流” ， 风景优美， 地灵人杰。 为了修
筑统万城， 他调集了包括汉族俘虏在内的 “岭北夷夏十万人” 施工。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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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与陕北交界处之 “白城子” 就是其遗址。
至于再上溯八百年， 著名历史学家史念海教授在近作 《两千三百年
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 一文考证， 系
战国后半期。赵武灵王经变法图强， 向匈奴族学习 “胡服骑射” ， 国力日
强， 北抵阴山脚下， 东至鄂尔多斯高原。当时居于赵国西北的楼烦和林
胡都是匈奴部落， 其活动地区， 甚至从广大的鄂尔多斯高原东越黄河，
伸延到晋西北的一些地方。
此后， 秦昭襄王的版图伸入鄂尔多斯高原， 到汉武帝大举征伐匈奴
时， 这里仍由匈奴人占据。 东汉初年， 匈奴内部分裂， 南匈奴呼韩邪单于
入居西河郡美稷县 （即后来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北部纳林古城） ， 其部
落也就散居于鄂尔多斯各处。1973 年， 内蒙古文物队在东胜出土汉代
官印一方， 系 “汉匈奴栗借温禺鞮” 驼纽印章。经考证， “栗借” 为匈奴贵
族姓氏， “温禺鞮” 是匈奴王号之一， 乃汉代宣帝以来颁发给南匈奴的印
绶。联系有名的汉族美女王昭君自愿和亲出塞， 路经东胜一带的史实，
那么， 古河套内匈奴族与汉族等长期的互相交往， 错居杂处， 共同开发
鄂尔多斯高原， 贡献应是有目共睹的。
作者： 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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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的由来
乔布英
提起鄂尔多斯， 人们可能要想起 20 世纪 50、 60 年代的 《鄂尔多斯
舞》、电影 《鄂尔多斯风暴》 ， 80 年代以后 “温暖全世界” 的 “鄂尔多斯羊
绒衫” ， 到处传唱的 “鄂尔多斯民歌” ， 21 世纪初撤盟建市的 “鄂尔多斯
市” 等等， 但鄂尔多斯究竟是怎么来的， 不少人可能还不一定太细知。 现
在， 笔者就鄂尔多斯的由来作一简要介绍。
在伟大祖国母亲河—— — 黄河的中上游， 有一块隆起的、 被黄河由西
向北向东又向南三面环绕的、 南临古长城的高原， 这就是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西南部的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地区在历史上有过许多名称，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称为
“胡地” 、 “河南地” 、 “漠南” ， 明代以后称为 “河套” （ 《明史》 ： “大河三面环
之， 所谓河套也” ） 。 清初以后也有将黄河以北称为 “后套” ， 黄河以南 （今
鄂尔多斯地区） 称为 “前套” 的。
远古时期的鄂尔多斯，经过了奇迹般的海陆变迁和丰富多彩的演
化。大量可靠的考古学、 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科学材料， 向我们提示了
鄂尔多斯远古世界的奥秘：距今 36 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陆之
一， 称 “鄂尔多斯古陆” ； 6 亿年前古陆下沉变成海洋， 成了 “鄂尔多斯古
海” ； 1 亿年前由于造山运动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像现在的海拔 1100～1500
多米的高原。距今 3.5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就有古人类 “河套人” 繁衍
生息在鄂尔多斯这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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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鄂尔多斯地区， 水草丰美， 气候湿润， 有可利用的灌溉条件，
又有可供人、 畜食用的天然池盐和广袤的草原， 所以是北方游牧部落和
游牧民族最早活动的地域之一， 也是历代游牧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 商
周时的狄， 春秋战国时的林胡、 楼烦， 秦汉时的匈奴、 乌桓魏晋南北朝时
的鲜卑、 敕勒、 羯、 氐、 羌， 隋唐时的突厥， 宋辽时的党项、 契丹、 吐谷浑，
元明时的蒙古游牧民族， 都先后在鄂尔多斯驻牧， 并把这里作为他们生
存发展的基地之一。
公元 13 世纪初 （1206 年） ， 蒙古贵族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 尊号
成吉思汗， 四次亲征， 驻跸于鄂尔多斯地区。1260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
必烈继大汗位， 1272 年建国号为元， 统一了全国， 将鄂尔多斯地区称为
察罕脑儿， 是元朝皇室的封地。忽必烈封其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 并
以察罕脑儿为中心安置四千户牧民，鄂尔多斯便成为忙哥剌私属牧民
的牧地； 察罕脑儿成为安西王时代鄂尔多斯地区的行政、 军事、 经济、 交
通的中心。 公元 1368 年，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 先后有蒙古鞑靼等部入居
鄂尔多斯， 占据了河套。明天顺六年 （公元 1462 年） ， 蒙古毛里孩、 阿罗
出、 勃罗忽三部始入河套， 但仍经常战乱。1468 年， 蒙古封建主推举巴
图蒙克为可汗， 称达延汗。1532 年， 达延汗的孙子衮必里克墨尔根袭济
农位 （郡王或副王） ， 号称彻辰汗， 统领鄂尔多斯万户， 成为鄂尔多斯部
封建主的祖先， 从此后， 鄂尔多斯部一直没有离开过河套地区， 在这里
从事畜牧业， 与汉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共同开发河套地区， 对这一地
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 源于成吉思汗时的 “斡耳朵” ， 是 “宫帐” 、 “宫
殿” 、 “宫廷” 之意。 成吉思汗有四大斡耳朵， 鄂尔多斯是斡耳朵的复数形
式， 意为 “很多宫殿” ， 也为宫帐或宫廷的守护者。 成吉思汗逝世后， 其英
灵及遗物被供奉在成吉思汗生前的大帐内， 称为 “成吉思汗斡耳朵” 。 他
们三位哈敦夫人相继去世后， 其英灵与 “成吉思汗斡耳朵” 共同组成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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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白色毡包—— — 成吉思汗八白宫， 即成吉思汗陵寝的象征， 并且有世代
相传的守护者， 逐渐形成了蒙古族鄂尔多斯部， 其核心是具有专司管理
成吉思汗陵园和祭礼事宜特殊使命、 权力和地位的五百户达尔哈特。 鄂
尔多斯部迁入河套后， 这一地区又有了鄂尔多斯的新称谓。
到公元 1636 年， 皇太极建立了清朝， 设立了专门管理蒙古等少数
民族的理藩院， 建立盟旗制度， 衮必里克墨尔根的后裔额璘臣济农归顺
清朝。 清顺治六年 （公元 1649 年） ， 清政府封额璘臣为多罗郡王， 封地为
鄂尔多斯左翼中旗 （郡王旗） ， 并把成吉思汗八白宫从王爱召附近迁移
到他的牧地内的甘德尔敖包， 命名为伊金霍洛， 意为帝王陵寝的意思。
接着设立右翼前旗 （乌审旗） 、 右翼后旗 （杭锦旗） 、 右翼中旗 （鄂托克
旗）、 左翼前旗 （准格尔旗） 、 左翼后旗 （达拉特旗） ， 六旗共建一盟， 会盟
伊克昭 （王爱召） ， 故名，伊克昭盟， 额璘臣任第一任盟长； 后又增设一旗
为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 （札萨克旗） 成为七旗。清光绪二十九年 （公元
1903 年） 在郡王旗内设东胜厅， 民国初年改为东胜县。1959 年 1 月， 札
萨克旗和郡王旗合并为伊金霍洛旗； 1980 年 8 月从鄂托克旗分出鄂托
克前旗； 1984 年 1 月东胜县改为东胜市； 直到 2001 年 2 月 26 日， 国务
院批准撤销伊克昭盟设立了地级鄂尔多斯市，辖七旗一区 （原东胜市变
为东胜区） 。
作者：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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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乌苏探秘
杨泽蒙
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南部，有一条起源于陕西省西北部的白于山北
麓、 由西南至东北弯弯曲曲穿行在毛乌素茫茫沙海中的河流， 当地蒙古
族群众称其为 “萨拉乌苏” （蒙语， “黄水”的意思） 。萨拉乌苏，原本是条
名不见经传的小河， 在地图上， 你虽然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却很难看到
他的名字， 因为它只是黄河的一级支流—— — 无定河上游的一部分。 萨拉
乌苏， 又是条平淡之中蕴含着无数跌宕的河流， 在茫茫沙海中， 如果不
是近在咫尺， 你绝难意识到这条毫不显山露水的高原深切水流的存在，
但当你置身其中时， 又无不为之迂回荡漾的气魄所震惊。萨拉乌苏， 还
具有神奇的小区域自然景观， 高原面上， 是一望无际的沙海，新月形的
移动沙丘星罗密布， 典型的戈壁沙漠生态， 而深深下切的河谷里， 却是
潺潺流水环绕的片片绿洲， 不仅果树飘香， 水稻扬花， 并且具有常年不
冻得的水流， 素有 “塞北江南” 的美称。
萨拉乌苏虽然拥有如此多与众不同的特征， 但在当地人的眼中， 她
依旧是一条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悄悄流淌的普通的小河； 萨拉乌苏虽然
处处洋溢着撩人的神奇色彩， 但在过去的岁月里， 这些迷人的光环并没
有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怀。然而就是这样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 80 年前
却因为 “河套人” 的发现而显赫一时， 特别是自 2003 年底以来， 伴随
《 “河套人” 发现八十周年座谈会》 的召开， 萨拉乌苏一下子成为人们颇
为眼熟的一个名词， 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急切的探究感。 2006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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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
境与工程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的 《中国·鄂尔多斯萨拉乌苏国际学术研讨会》 隆重召开， 来自中国和
美、 法、 英、 瑞士、 韩国、 印尼等国的100 多位古人类学、 旧石器时代考古
学、 第四纪地质学、 博物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齐聚萨拉乌
苏河畔， 就萨拉乌苏遗址的地层、 年代与环境、 “河套人” 的体质特征、 旧
石器文化、萨拉乌苏动物群等多个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讨
论。萨拉乌苏究竟具有哪些魅力， 吸引如此众多中外科学家蜂拥而至，
萨拉乌苏那神秘的面纱下， 又掩饰着哪些人们渴望寻求的奥秘与期盼。
本文将带您步入历史的时空隧道， 漫步萨拉乌苏遗址发现 80 多年来的
风雨历程，解析鄂尔多斯这块古老又充满生机的神奇土地上远古时代
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密码。
一、 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
1922 年， 法国天主教神父、 博物馆学、 地质古生物学家、 中国北疆
博物馆 （今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 创办人桑志华 （Emile Licent） ， 在鄂
尔多斯萨拉乌苏河流域考察时， 在家住邵家沟湾的当地牧民旺楚克 （汉
名石王顺） 的引领下， 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 人工打制的石器和三
件人类股骨化石。1923 年 7～8 月份，桑志华与另一位法国天主教神
父、 古生物学家德日进 （Pierre Teilhard Charain） ， 再次风尘仆仆来到
萨拉乌苏， 在杨四沟湾进行了科学发掘， 良好的地层堆积和丰富的动物
化石、 人工打制石器等，令他们惊叹、 兴奋不已。 在近一个月的发掘工作
中， 他们由崖面向内掘进了 10 余米， 向两翼扩展了 200 多米， 在旧石器
时代文化层中清理出 200 多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还有大量
的破碎动物骨。在后来进行的实验室整理过程中， 于一堆 1922 年采集
的羚羊牙齿和鸵鸟蛋化石碎片中，意外的发现一枚幼儿的左上外侧门
齿， 经当时体质人类学权威， 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 加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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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专家步达生 （DavidsonBlack）研究， 命名为 “Theordos Tooth” （鄂尔多
斯人牙齿） 。 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记录的
人类化石， 也是第一批有可靠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 这
个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古人类学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上均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 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一直未发现
确切的和古人类活动有关的资料， 加之受 “欧洲文化中心论” 的影响， 因
此，中国及亚洲地区究竟有无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标识的早期
古人类活动行踪， 还一直是个悬而未决之谜。 有关中国古人类学资料的
最早记载， 当属1903 年德国古生物学家施罗塞尔 （M．Schlosser） 在他
的著作中记录的一枚据说来自中国的人类牙齿化石，但由于这枚牙齿
化石是从北京中药铺的龙骨中捡选出的， 关于它的出土地点、 出土层位
等情况一无所知， 因此， 科学家们对它的认识仅限于牙齿本身， 对其他
相关问题的认识还无从谈起。 此后， 美国传教士埃德加 （J.Edgar） 陆续在
湖北、 四川的长江沿岸采集到一些石器， 但由于材料稀少，加之出土层
位不清， 记录不详， 对它的可售程度质疑颇多， 因此在学术界亦未产生
多大影响。直至 1920 年， 桑志华在甘肃东部庆阳地区的黄土层和黄土
底部的砾石层中发现的 3 件打制石器。才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有确
切出土地点、 层位，有可靠的年代学依据的古人类加工制品。成为公认
的中国旧石器科学研究史的开端。 而对萨拉乌苏的考察和科学发掘， 不
仅发现了有确切出土地点、 出土层位的古人类化石， 同时还发现了与之
伴出的人工打制、使用的石器等，从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击溃了有关
“中国无旧石器文化” 的谬误， 为这项科学研究工作的开端， 画上了一个
圆满的句号， 正式拉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
究的帷幕。 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 遂引起世界学术界的
普遍关注和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众多学者纷纷踏上这块充满神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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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亟待开垦的处女地， 机构、 技术、 资金源源涌人， 在此后的短短几年
内， 北京人、 山顶洞人等便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面世， 中国由一个就是否
存在远古人类还争议不休的地区，一跃而就世界古人类四大进化链之
一的辉煌地位。
二、 萨拉乌苏遗址研究工作回顾
继 1922、 1923 年在萨拉乌苏的重要发现之后， 1928 年，由世界著
名旧石器考古学专家布日耶 （Henry Breuil） 、 布勒、 德日进、 桑志华主编
的中国第一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报告 《中国旧石器时代》 问世， 研
究者通过萨拉乌苏遗址出土遗物与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对比，认为萨拉
乌苏遗址的年代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 （Mousterian）文化
向旧石器时代晚期奥瑞纳 （Aurignaeian） 文化的过渡时期， 由石器的形
状及其打制技术等方面反映出的文化特征，亦与欧洲莫斯特和奥瑞纳
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
20 世纪三、 四十年代， 我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裴文中先
生， 相继首先使用了 “河套文化” 和 “河套人” 这两个中文名词。 “河套文
化”由鄂尔多斯萨拉乌苏遗址和宁夏水洞沟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
存共同构成， 而 “河套人” 就以步达生最初命名的那颗 “鄂尔多斯人牙
齿” 为代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在一
部综述德日进和桑志华对鄂尔多斯考察工作和研究成果的著作里， 把
桑志华 1922 年发现的那三件人类肢骨化石也归于 “河套人” 。
1956 年 4 月，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汪宇平先生， 追寻四十多年
前法国学者的足迹， 踏上奔赴萨拉乌苏的征程。 汪宇平先生是新中国成
立后， 我国培养的第一代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 调查工作虽然十分艰
苦， 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共发现古人类头盖骨、 股骨化石各一件。 这
是继 1922 年桑志华的发现后， 有关 “河套人” 的最重要的发现， 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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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物工作者在萨拉乌苏文化遗址的首次重要收获。两件化石标本立
即被送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我国著名古
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鉴定研究，这件人类顶骨化石其前囟点及前结节
的厚度， 均比中国猿人 （属于人类进化阶段的直立人） 和尼安德特人 （属
于人类进化阶段的早期智人的典型代表） 的平均厚度低得多， 但比现代
人的平均厚度要高。顶骨内壁动脉分支的压痕， 是后枝大于前枝， 骨逢
也比较简单， 这些都是较为原始的性质。 股骨壁厚， 髓腔较小， 仅占股骨
径的三分之一左右， 显现的特征较中国猿人和尼安德特人进化， 但比现
代人的股骨壁要厚、 髓腔要小。 据此定位于 “河套人” 的体质特征属人类
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形态比尼安德特类型的人类化石更为接近
现代人， 也就是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1960 年和 1961 年， 汪宇平先生又两次来到萨拉乌苏河进行调查，
发现了一件人类顶骨，在当地老乡的手中征集到已断裂成三块的面部
连着额骨的人类头骨化石，并在范家沟湾新发现了一处化石及人工打
制品产区， 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 “河套人” 的认识， 丰富了萨拉乌苏文化
遗址的内涵。
1963 年、 1964 年和 1972 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的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分别先后带领野外考察队在萨拉乌苏河一
带进行了地层、哺乳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系统调查和采
掘。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考察、 研究工作的系统成果未见报道。
1978～1980 年，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 （今中国科学院寒区
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在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董光荣先生的带领下， 组
成考察队在萨拉乌苏流域开展系统考察， 对沙漠形成、 演化和环境变迁
等进行深入、 系统的研究。
在此之前，由于桑志华等人的工作开展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 因
此， 后代人对当时学科的发展水平、 河套人化石、 石器等出土层位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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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确认、 共存关系等存有一定的疑虑。而汪宇平先生所发现的 “河套
人” 遗存都属于地面调查所得， 发现时大多已脱离了原生层位，因此，
“河套人” 化石出土层位不清， 伴出关系不明确的问题， 即这里发现的人
类化石究竟出自那个地质年代的层位中， 人类化石、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
物以及古生物化石， 是否同属于一个层位， 是否同时代的伴出物，一直
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话题， 也是地质学、 考古学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
董光荣先生不仅治学严谨、 且为人质朴、 平易近人。 在考察活动期间， 他
与当地民众关系极为密切， 因此获得了一些当年桑志华、 德日进工作时
的重要信息， 特别是通过对当年曾协助桑、 德等人开展工作的本地牧民
旺楚克女儿的了解， 确定了 1923 年法国学者在杨四沟湾开展发掘工作
的地点， 进而找到了当年发掘、 解剖的地层剖面， 从而进一步认定了法
国学者在 “河套人” 化石、 文化遗物、 动物化石出土层位上的可信性。另
外，更为珍贵的是在这次考察活动中，他们又新发现了 6 件人类化石
（其中 4 件出自原生地层中） ， 还在原生地层中， 发现了大量的人工打制
石器、 骨角器、 用火遗迹以及萨拉乌苏动物群动物化石， 初步解决了“河
套人” 化石、 文化遗物、 动物化石的准确出土层位， 以及彼此缺乏共生关
系的难题。
由于在考察工作中发现了人类化石、 文化遗物等， 董光荣先生及时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加盟，共同开展此项
研究工作。在我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贾兰坡先生的亲自主持
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慰文、 卫奇先生等
介入了对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石器、古角器及动物化石等的研究工
作。由此， 促成了由我国地质、 古生物科学家联合开展的首次对萨拉乌
苏遗址较大规模的研究工作， 使我们得以对这一早在 20 世纪初即已闻
名于世的古人类文化遗存的认识， 在地质学、 古环境学、 考古学、 古人类
学和年代学等方面， 都取得了较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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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乌审旗、 鄂托克前旗文物管理所在
文物普查工作中， 对伊克昭盟境内的萨拉乌苏河流域进行了全面调查，
新发现 1 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2003 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袁宝印研究员在巴图湾水库附近
萨拉乌苏北岸原始地层的断壁上， 发现有典型的萨拉乌苏打制石器。
2004年，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院李保生教授，率领课题组分别
在萨拉乌苏流域的范家沟湾、 滴哨沟湾等地， 对萨拉乌苏地层大剖面由
下至上进行了系统的取样， 进行了包括年代学、 地理学、 环境学等在内
的综合科学研究工作。
截止目前为止， 鄂尔多斯境内的萨拉乌苏流域已发现至少 10 个较
为集中的化石出土地点， 分别为杨四沟湾、 清水沟湾、 曲家沟湾、 嘀哨沟
湾、 范家沟湾、 邵家沟湾、 米浪沟湾、 刘家沟湾、 杨树沟湾、 巴图湾等， 分
布在萨拉乌苏沿岸约数公里的广阔范围内。 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发现地，
共发现人类化石、 石器等文化遗物 600 多件 （其中保存在法国巴黎自然
博物馆的有 200 余件） 。
发现的 “河套人” 化石主要有额骨、 顶骨、 枕骨、 下颌骨、 椎骨、 肩胛
骨、 肱骨、 股骨、 胫骨、 腓骨、 门齿等。 发现的石制品其原料主要为石英岩
和燧石， 除了石核和石片以外， 经过加工修理的石器占有相当数量， 大
体可分为刮削器、 尖状器和雕刻器三大类。均以小石器为主， 以 1980 年
的发现为例， 共发现各类石器200 余件，其中最大的一件石制品的长度
仅为 5.5厘米。
1992年 7 月 1 日， 以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 命名的“河套人及萨拉
乌苏动物群”化石产区由乌审旗人民政府公布为旗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并划定了诸遗址点的保护范围， 委派乌审旗文物保护管理所具体负
责遗址的保护事宜， 同时在各遗址点派专人守护， “四有” 工作基本得到
落实。1996 年 5 月 28 日， 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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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6 月 25 日，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 河套人生存年代之辩
对于 “河套人” 生存年代的确定， 在现代化的同位素碳十四、光释
光、 热释光等测年技术大量使用之前， 主要是依靠对其出土层位地质年
代的判定来进行的。
1924 年， 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人根据 1922 年、1923 年对包括
萨拉乌苏在内的鄂尔多斯沙漠及其以南黄土区第四纪古生物考察工作
的成果， 在 “北中国旧石器工业的发现” 一文中， 首次将萨拉乌苏流域出
露的这套包含有古人类化石、 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的地层， 命名为“整
个萨拉乌苏系” （1956 年改称为萨拉乌苏组） ， 时代属晚更新世。从此，
该套地层便以中国北方、 特别是华北地区晚更新世河湖相标准地层， 一
直被学术界多沿用。
1928 年， 由世界著名旧石器考古学专家布日耶、 布勒、 德日进、 桑
志华主编的 《中国旧石器时代》 报告中， 将萨拉乌苏组地层归入华北马
兰黄土期， 通过与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对比， 认为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应
该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向旧石器时代晚期奥瑞纳文
化的过渡时期。
上世纪50 年代，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泰斗裴文中先生， 根据 “丁
村动物群接近或相当于萨拉乌苏河期” 这一现象， 从而提出 “丁村人与
河套人较为接近” 的看法。即 “河套人” 生活的年代距今大约 10 万年左
右 （裴文中、 吴汝康、 贾兰坡等： 《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
报告》 ， 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58 年） 。裴老在 60 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又指出， 萨拉乌苏组的形成年代应在晚更新世中晚期 （裴文中、 李有恒：
萨拉乌苏河系的初步探讨，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1964 年 8 卷 2 期） 。
上世纪70 年代初期， 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专家贾兰坡先生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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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峪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由于萨拉乌苏动物群中有更新世常
见的古菱齿象化石，因此其年代可能早于峙峪及小南海遗址 （晚更新世
晚期） （贾兰坡、 盖培、 尤玉柱：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考
古学报》 1972 年 1 期） 。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袁宝印先生， 依据
对萨拉乌苏这套地层堆积的岩性、岩相和所包含脊椎动物化石进行的
对比， 在传统的萨拉乌苏组中， 将其顶部的湖沼相沉积提取出来， 定名
为大沟湾组， 时代为全新世。 又将大沟湾组之下的萨拉乌苏组分为下部
的河湖相沉积和上部的河流相沉积，时代分别属于晚更新世的中期和
晚期。 这一划分， 不仅使我们对萨拉乌苏流域的地层堆积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 同时对萨拉乌苏组的准确界定， 又有了全新的理解。袁宝印先生
根据萨拉乌苏组中孢粉、水溶性盐成分和含量以及动物化石等资料认
为， 萨拉乌苏组下部是在比较温暖的时期沉积的， 并认为该层沉积形成
的时间应该处于庐山 （里斯） —— — 大理 （玉木） 间冰期。 一般认为， 玉木冰
期开始于距今 7 万年左右， 因此， “河套人” 及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当不
应晚于距今 7 万年前（袁宝印：萨拉乌苏组的沉积环境及地层划分问
题： 《地质科学》 ， 1978 年 3 期） 。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 （今该院
的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地质学家董光荣先生带领的考察队， 在
对萨拉乌苏全流域及周邻地区开展系统考察时，通过对萨拉乌苏全流
域 23 个剖面的研究， 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考察工作中发现人类化石
及人工打制品层位的仔细观察， 也认为 “河套人” 生存的年代应该在处
于晚更新早中期的末次冰期到来前的间冰期中。而应邀共同参加考察
活动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慰文、 卫奇先生等，
则依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年代测定实验室公布的、用本次考察
活动中在萨拉乌苏采集的遗物采用铀子系法测定的数据等， 认为 “河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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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和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为距今3.7 万～5万年， 属于晚更新世晚期，
萨拉乌苏组下层的沉积物主要是在玉木冰期中的间冰阶时期形成的，
这也是当时考古学界、 古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 （黄慰文、 卫奇： 萨拉乌苏
的河套人及其文化， 《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 ， 1981 年。原思训、陈铁
梅、 高世君： 用铀子系法测定河套人和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 《人类学学
报》 ， 1983 年 2 期。黎兴国、 刘光联、 许国英等： 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
的年代， 《第一届全国 C14 学术会议文集》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4） 。
由于上世纪80 年代初期学术界对于萨拉乌苏组地层的形成年代
还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 所以， 受这个既不可调节， 又无法回避的矛盾
的困扰，这次由中国顶级地质和古人类学研究机构联合进行的对于萨
拉乌苏开展的综合考察活动的学术报告， 在 20 年后仍无法面世，而外
界对于其中的原委， 也因此而知之甚少。
1998 年，董光荣等公布了他们对晚更新世萨拉乌苏组的新认识。
董光荣先生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袁宝印划分出的萨拉乌苏组上
部河流相沉积命名为风成沙相为主的城川组，而将萨拉乌苏组仅仅限
定在原萨拉乌苏组下部的河湖相沉积范围内，并把萨拉乌苏组底部沙
土砾石层之下的黄色细沙和黄土划归为中更新世。在对这一地层序列
取样进行绝对年代测定后， 得出的结论由下至上分别是： 中更新统风成
沙 TL测年位距今约 21 万年， 萨拉乌苏组偏下部距底界 4.5 米处 TL 测
年为距今约 12.5 万～15.8 万年；距底部约 10 米处 TL 测年为距今约
9.3 万年， 萨拉乌苏组顶部 TL 测年为距今约 7 万年。这样， 依据地层沉
积相变化和绝对年代控制， 包含 “河套人” 化石、 石器、 用火遗迹及萨拉乌
苏动物群动物化石的萨拉乌苏组形成的时代，就应该为距今 14 万～7
万年的晚更新世早、 中期 （董光荣、 苏志珠、 靳鹤龄： 晚更新世萨拉乌苏
组时代的新认识， 《科学通报》 1998 年， 第 43 卷， 17 期） 。 此后， 多位科学
家提供的利用同位素光释光、 热释光等现代化的测年手段获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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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证实了董先生等对萨拉乌苏组形成年代认识的真实性， 至此， 学术界
对于萨拉乌苏组地层形成年代的认识渐趋一致。经过科学家们几十年
的辛勤努力， 萨拉乌苏组的地质年代得以准确认定， 这对于萨拉乌苏遗
址及其文化的研究工作，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 “河套人” —— — 开启中国现代人起源迷宫的钥匙
20 世纪 40 年代， 德国 （后入美国籍） 世界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 在
对 “北京猿人” 化石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一个人类进化的假说， 他认
为， 全世界的人类进化共有四条链环， 中国、 欧洲和非洲各有一条， 东南
亚和澳洲有一条。中国的人类进化链从 “北京猿人” 开始， 经过 “山顶洞
人” 的化石人类发展到现代的黄种人。 由于 “北京猿人” 到 “山顶洞人” 之
间有 50 多万年的间隔， “山顶洞人”到现代人之间的空缺也有 1 万多
年， 因此， 这种假说一经提出， 便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些时代处于 “北京猿人” 和 “山顶洞人” 之间的、 包括 “河套人” 新资料
在内的古人类化石的不断面世， 给相信 “北京猿人” 是现代亚洲人直接
祖先的学者增强了信心。80 年代中期， 由美国的沃尔波夫、 中国的吴新
智、澳大利亚的桑恩三位世界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联名提出的现代人起
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重申魏敦瑞关于世界四大地区各有一条人类进
化链的主要内容， 并以大量的新证据纠正了魏氏学说中的缺陷， 使学说
在基础材料和理论上都有了更大的深度和更强的说服力。 “河套人” 作
为中国古人类进化三部曲的中间环节， 地位愈显重要。
20 世纪 60 年代初， 英国学者路易斯·利基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发现
了一种命名为能人的化石人类， 通过对能人、 智人及现代人骨骼特征的
综合分析， 他认为能人才是智人及现代人的直系祖先， 而 “北京猿人” 则
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绝灭旁支。70 年代， 国外一些古人类学家， 引进
当时流行的分支系统学原理应用于古人类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也认为
“北京猿人” 的体质特征是一种所谓的自近裔特征， 表明包括 “北京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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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在内的直立人只是人类进化史上的绝灭旁支， 而不是现代人的直系
祖先。80 年代后期， 美国的三位遗传学者在研究了 147 个来自非洲、 欧
洲、亚洲等地分别属于各大人种的妇女细胞中的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
（MTDNA） 后， 提出了一个 “出自非洲” 的假说， 通俗地讲为 “夏娃说” ， 即
认为世界上各大洲的现代人类都来源于大约 20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南
部的一群妇女， 大约 13万年前来到亚洲西部， 然后扩展到亚洲东部、 东
南亚和欧洲， 进而扩展到澳大利亚和美洲。按照这个学说的观点， 中国
的现代人类是大约 10 万～6 万年前， 由非洲经过亚洲西部长途跋涉到
东亚的那些非洲老祖母的后代，取代了原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化石
人类后延续发展下来的， 而与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 早于 10 万年或 6
万年前的化石人类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如此， 不仅 “北京猿人” 、 “河套
人” 、 “山顶洞人”这个中国古人类进化的三部曲无法成立， “河套人” 及
其文化中表现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特性， 也由此发生了质的转变。
现在， 古人类学中有关现代人起源的争论， 主要集中在多地区进化
学说与出自非洲学说之间的对立上。虽然两大学派都在努力丰富自己
的证据和理论， 但由于可资对比的新资料有限， 都无法取得令学术界公
认的突破性的进展。 用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起源毕竟是很间接的， 之间
存在着很多的变异性， 而人类化石才是最直接的证据。 目前出自非洲学
说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就是在亚洲西部的近东地区， 发现了大约 10
万年前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化石 （即晚期智人） ， 而中国发现的解剖学
上的现代人化石年代仅为 3 万年左右。 由此可见， 解决中国现代人起源
的关键， 就是那些距今 5 万～10 万年前的、 带有丰富体质形态信息的
人类化石， 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 “河套人” 生活的年代， 应该为距今
7 万～14 万年， 正好处于解决中国现代人起源课题的要害所在。目前，
这一测年已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基本认可， 因此， 伴随着萨拉乌苏遗址研
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不仅中国现代人究竟是从何起源的这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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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学术界近一个世纪的难题有望得到破解，而且该人类集团中所特有
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特性， 也随之将有一个圆满、 合理的答案。
五、 萨拉乌苏遗址—— — 最早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20 世纪 20 年代 “河套人” 及其文化的发现， 无疑是近、 现代史上东
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结晶， 我们在铭记这项创世纪的伟大发现的同时，
应该永远缅怀两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探索科学的真谛而无私奉献
的法国科学家—— — 桑志华、 德日进。
19 世纪后期，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 现代考古学、 古生物
学的研究工作， 首先在欧洲兴起， 由于当时发现的最原始的古人类化石
及石器等都位于西欧地区， 因此， “欧洲文化中心论” 一时成为一个热门
话题令欧洲人自豪不已。但是， 也有好多有识之士冷静地认识到， 就已
有的发现断定法国、 英国等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 显然还缺乏足够的
证据。 科学家们已经预感到， 在亚洲这块既古老、 又最稳定的土地上， 在
古生物进化史上，特别是在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中，占有明显的优
势， “亚洲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 绝不是幻想与神话。于是， 为了揭开这
一充满诱惑力的谜团， 欧洲大量的古地质、 古生物学家涌入印度、 中国、
西伯利亚等地， 踏上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桑志华、 德日进等便是其中
的一员。
桑志华从 1914 年便开始了对中国黄河流域最陌生地区的考察工
作， 1920年在甘肃东部庆阳地区的黄土层和黄土底部的砾石层中发现
的 3 件打制石器， 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有确切出土地点、 层位， 有可
靠的年代学依据的古人类加工制品。1922 年在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流域
的发现不仅使桑志华喜出望外， 同时也引起了法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遂于 1923 年组成科学考察团， 由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科学院和
公共教育部资助，邀请当时已经在地质古生物学和史前考古学领域建
立起权威地位的德日进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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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进虽然是一位神职人员， 但更是一位思想超前、 学识渊博的古
生物学家， 师从著名古生物学家布勒 （M.Boule） 。由于发表了许多与教
会旨意不同的破解自然科学奥秘的意见，被法国教会发配到中国进行
传教，正好由于桑志华的重要发现而引发的科学考察需要一位得力的
古生物专家主持， 遂经步勒介绍， 与桑志华联手对萨拉乌苏等遗址进行
了发掘。中国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 给了他如鱼得水的发挥空间， 先
后参与了北京周口店等许多地区的考察研究工作，曾受聘担任中国地
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前身） 顾问等职务， 在中国一直工作到抗战结束才回国。德日进于 1955
年去世， 1965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大会， 同时纪念爱因斯坦和德
日进这两位为人类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授予他 “世界
名人” 称号， 被誉为 “继达尔文之后世界上最伟大古生物学家” 、 “法国的
达尔文” 。德日进 1923年来到中国， 直到 1946 年才恋恋不舍地从上海
搭乘英国接侨民的邮船离开， 在这块充满诱惑力、 吸引力的大地上一干
就是 23 年。这是他事业上的黄金时期， 也是学术上成熟和旺盛的收获
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 他先后发表了 140 多篇文章和 17 部学术专著， 大
多是关于中国的第四纪地质、 岩石、 古脊椎动物、 古人类和石器考古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 不仅对中国古人类学、 古生物学的发展起到了引路人
和奠基人的作用， 而且是研究成绩卓著， 贡献涉及面最广的一位外国科
学家。 德日进还是一位被人们誉为思想超前于所处生活时代的人， 他既
是一位哲学科学家， 也是一位科学哲学家， 在他以前的那个年代，自然
科学家往往从哲学中汲取营养，是他开创了从自然科学中寻觅哲学思
想的先河。他的名著 《人的现象》 之所以能够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 一
直到现在仍被哲学家们所重视，原因就在于他的自然科学思维和对自
然科学、 特别是对人的进化的哲学概括的重大现实意义。应该说，是萨
拉乌苏的神奇发现， 紧紧地眷住了这位为探索科学的奥秘， 远渡重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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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块陌生土地上的莘莘学子的心，坚定了他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不
懈努力的信念。也正是这 20 余年的实践活动， 为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
输送了源源不断的营养精华， 造就了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桑志华也是一位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古生物学家和博物馆学家，
从 1914 年 7 月起，桑志华就开始了在中国的田野考察活动。他经常只
身一人在野外探察、采掘， 跋山涉水， 风餐露宿， 常年过着这种枯燥无比
的特殊生活。由于兵荒马乱， 他常处于危险境地， 但执著的探索科学真
谛的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驱使他能够在长达 25 年的时间里， 重复
着这种单调、 繁重的工作而乐此不疲， 从不退缩。他在学术上虽然没有
德日进那样的显赫成就， 但它的许多重要发现， 为其他中外学者今后的
进一步深入、 系统的研究工作， 提供了科学的第一手资料，曾被法国教
育部、 外交部、 科学院提名， 授予法兰西共和国 “铁十字骑士勋章” 奖。 桑
志华不仅于 1922 年创建了北疆博物馆 （今天津自然博物馆） ， 开中国自
然博物馆的先河， 而且正是在他的努力下， 许多在中国发现的珍贵古生
物动物化石标本， 才得以保存在国内， 这为天津自然博物馆如今跻身世
界著名博物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此， 桑志华得罪了法国国内的许多
业内人士， 最后在本国国内的遭遇并不好。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
工作严谨认真、 忘我投入、 成果卓著， 献身科学事业的法国科学家， 他们
将以一个光辉的探险科学家和文化使者的形象永驻在中西文化交流的
史册， 流芳千古。
如果说 80 年前“河套人” 及其文化的发现， 是一项引起学术界轰动
的、在古人类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硕
果， 那么， 萨拉乌苏遗址所展现的文化特征， 则给人们就远古时期发生
在欧亚大陆桥上的东西方古人类文化交流， 结下了一个既撩人心田， 又
扑朔迷离的疑团。
1928年， 世界著名旧石器考古学专家布日耶、布勒、 德日进、 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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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在 《中国旧石器时代》 中已表明： 萨拉乌苏遗址不仅年代相当于欧洲
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向旧石器时代晚期奥瑞纳文化的过渡时
期， 而且由石器的形状及其打制技术等方面反映出的文化特征， 亦与欧
洲莫斯特和奥瑞纳文化相同， 由此， 萨拉乌苏遗址以其远东地区为数极
少的、 可与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直接类比遗址的地位，备受
学术界关注， 时至今日仍旧是一个极具经典性的地区。 这种发生在远古
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现象在东方亚洲的首次确认， 宛如 “一石激起千
冲浪” ， 不仅证明了远在十几万年前欧亚大陆桥就已存在， 东西方文化
就在进行着交流的事实，同时也引发了多少远古时期东西方人类文化
碰撞的猜想和故事。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国内学术界
对这一文化现象总是缄口不谈。近些年，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发展， 学
术气氛的活跃， 人们在正视这一文化现象的同时， 对其中所发生的交流
模式更多的是理解为一种单向的 “西来” 的模式， 而且， 伴随着对位于鄂
尔多斯台地边缘处的水洞沟遗址中大量存在的、具有典型欧洲旧石器
时代文化特征的 “勒瓦娄哇石核” 技术的揭示， 这种观点似乎还有进一
步加强的趋势。 实际上所谓的 “西来” 模式， 仅仅是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
一种可能， 最新的研究成果已足以使人们对过去这种单一的 “西来” 模
式发起挑战， 而重新审视这种文化现象的内涵和意义 （侯亚梅： 水洞沟，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向标—— — 兼论华北小石器文化和 “石器之路”的假
说。《第四纪研究》 2005 年 6期） 。萨拉乌苏遗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性，
在探讨华北小石器文化的主导性与传播性， 确立旧石器时代早期 “华北
中心说”和“华北小石器文化自源性” 的进程中， 占具有得天独厚的地
位。我们确实很有必要仔细品味一下世界著名旧石器考古学专家布日
耶、 布勒、 德日进、 桑志华 80 年前在 《中国旧石器时代》 中阐述过的一段
话： “在亚洲大陆的正中心鄂尔多斯， 我们处在这些工业产品 （指鄂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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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使用的石器） 的一个大车间中， 而这些工业的产品一点一点逐渐的
通过连贯的发展阶段传播， 一直传到遥远半岛 （指法国） 的尽头。 我们认
为： 亚洲像一个最老的人类工业的巨大的扩散中心” 。
六、 萨拉乌苏动物群—— — 华北第四纪晚更新世经典动物群
走进巴黎国家古生物博物馆展览大厅， 一具来自遥远的东方、 饱经
沧桑的动物骨骼， 吸引着游人的目光， 这是一只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的
犀牛家族中的成员—— — 披毛犀。 它从头到尾长约 4 米， 脊背至地面的高
度约 2.5 米， 如果附着上肌肉、 皮、 毛，它的实际身躯要比现在大出好
多， 它不仅形体庞大， 而且样子也怪怪的， 头部硕大， 脖子粗壮， 肚子圆
鼓鼓的， 四肢异常健壮， 凡是来这里参观的人， 无不怀着好奇的心情， 在
它面前驻足观望， 思绪万千。这具保存极为完整的动物化石，享有化石
珍品的美誉， 它呈昂首信步状伫立在展台上， 向你娓娓述说着十余万年
前中国鄂尔多斯高原上发生的一切、 一切……
1922年， 桑志华等人在萨拉乌苏发现古人类化石的同时， 还发现
了包括 34 种哺乳动物和 11 种鸟类在内的庞大动物群，这在古生物界
同样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现， 由这 45 种动物为代表构成的
动物群， 被学术界命名为 “萨拉乌苏动物群” ， 它以晚更新世华北地区黄
土堆积典型代表性动物群的身姿， 与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动物群 （标准地
点在河北北部泥河湾盆地）， 中更新世的周口店动物群 （标准地点在北
京周口店北京直立人遗址） ，共同构成华北更新世三大代表性动物群，
成为研究更新世古地理、 古气候、 古生物的经典地区和标尺。
“萨拉乌苏动物群” 生存的年代， 约在距今 14 万～7 万年间。在已
鉴定出的 45 种动物中， 包括有虎、 狼、 鬣狗、 象、 野马、 野驴、 野猪、 骆驼、
马鹿、 大角鹿、 羚羊、 转角羊、 水牛、 原始牛等大型食肉类、 食草类动物以
及鼠、 兔、 刺猬等小型啮齿类、 食虫类动物， 还有鸵鸟等鸟类， 前面提到
的披毛犀， 就是这个大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在 34 种哺乳动物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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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种可以鉴定到种 （species） ， 他们之中已经灭绝的有 8 种， 现生种 19
种。 现生种中， 目前仍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有 12 种， 其他 7 种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离开了本地区。萨拉乌苏动物群中，有两种非同寻常的动
物， 一种是 “鄂尔多斯大角鹿” （Megalocerosordosianusyoung 也翻译为河套
大角鹿） ， 它是一种由于在萨拉乌苏首次， 而被以萨拉乌苏所在地鄂尔多斯命
名的新种属。这种鹿肢体高大， 鹿角呈扁平扇形， 形状奇特， 在鹿类中独一无
二，仅此所见。另一种动物就是“王氏水牛” （BubalusWansjockiBoul&Teil-
hard）， 它也是一种在萨拉乌苏首次发现的水牛的新种属， 它是发现者为
了纪念在发掘意外事故中献身的当地牧民旺楚克的女婿，而以它的姓
氏命名的。 萨拉乌苏动物群不仅数量众多、 种类丰富、 保存完好， 而且具
有非常鲜明的特征， 它既有虎、 野猪、 鹿等适宜森林草原环境生存的动
物， 也有纯草原环境中经常可以看到马、 驴、 羊、 狼等， 既有温湿环境下
才能生存的水牛、 象， 也有适应干旱环境的骆驼、 鸵鸟， 还有耐寒冷的披
毛犀。 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 使得 “萨拉乌苏动物群” 不仅为我们揭示了
一个 7～14 万年前，活动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周边地区的一个较为完整
的动物群体， 同时也展示了这一特殊的地理区域内， 同一历史时期内不
同的生态小环境以及同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冷、 暖、 干、 湿的更迭变幻。
这也是萨拉乌苏动物群在东亚北部地区研究 20 万年以来环境变迁、 生
物进化领域拥有特殊地位的重要所在。
“萨拉乌苏动物群” 发现迄今已过去了 80 多个年头， 鄂尔多斯作为
蕴藏极为丰富的化石宝库， 人类探索大自然的神奇窗口， 愈来愈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 我们在深深缅怀那些为 “萨拉乌苏动物群” 的发现、 研
究做出过辛勤奉献的中外科学家的同时， 也不能忘记那些默默无闻的、
积极参与这一项科学考察的萨拉乌苏的居民。萨拉乌苏已经展示给我
们的， 仅仅是一个开端，随着社会的进步， 学科的发展， 我们将从这座迷
宫中破解更多的密码， 获取更多的信息， 萨拉乌苏—— — 这条既古老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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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河流， 必将在世界古生物研究领域再现辉煌。
七、萨拉乌苏大剖面—— — 揭示中国华北地区第四纪古地质、古气
候、 古环境变幻的窗口
萨拉乌苏属于黄河的一级支流—— — 无定河的上游，虽然它的水流
量不是很大， 而且还是一条形成不超出 2000 年的年轻河流， 但由于它
所流经的区域地层结构较为松散， 因此它的侵蚀作用十分强烈， 河水犹
如一条凶猛咆哮的蛟龙， 将所经之处切割成七八十米的深深峡谷， 加之
这一地区地形较为平坦， 地面坡度较缓， 因此河流弯弯曲曲， 形成一条
十分壮观的深切曲流。 每当夏天雨季到来， 湍急的河水总会对河岸形成
一次次新的侵蚀， 河岸的塌落， 使原本被流逝的岁月深深埋藏在地下的
各类物质撩开笼罩在它们头上的神秘面纱，清晰地展现在明媚的阳光
下， 这些河谷高高的断面， 便成为我们窥探鄂尔多斯高原远古历史的天
然窗口。 萨拉乌苏大剖面的厚度高达六七十米， 不仅集中形成于晚更新
世以降， 而且各个地质时代的界面较齐全， 界限较清楚， 所反映的信息
比较多， 是研究古气候、 古环境的最佳地区和最佳时段， 是世界范围内
也不多见的、 包含如此信息含量的地方。
1998年以来，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原中科院
兰州沙漠研究所） 的董光荣、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李保生等， 相
继公布了他们对萨拉乌苏地质大剖面的最新认识，他们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通过对整个萨拉乌苏流域第四纪地层的沉积相特征研究和层
位对比， 对萨拉乌苏地质大剖面进行了进一步的科学划分。 在对这一地
层序列取样进行绝对年代测定后， 得出的结论由下至上分别是： 中更新
统风成沙扎测年为距今约 21 万年，萨拉乌苏组距底部 4.5 米处 TL 测
年为距今约 12.5 万～15.8 万年，偏下部距底界约 10 米处扎测年为距
今约 9.3 万年； 萨拉乌苏组顶部TL 测年为距今约 7 万年，城川组中部
湖沼相沉积 C 14 测年分别为距今约2.8 和 3 万年，大沟湾组底部 C 1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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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测年分别为距今约 0.95、 0.96、 0.97 万年；中部的两个 C 14 测年分别
为距今约 0.5、 0.47 万年，嘀哨沟湾组中部砂质古土壤 C 14 测年为距今
约 0.23 万年。这样， 依据地层沉积相变化和绝对年代控制， 基本建立起
了萨拉乌苏流域地区第四纪地层的年代序列。
通过对萨拉乌苏组的综合研究可知， 距今 14 万至 7 万年前的鄂尔
多斯， 处于地球历史上末次冰期前的间冰期， 当时的自然植被以针叶、
阔叶树混交的森林草原景观为主， 整体气候较为温湿， 但从针叶林中包
含的铁杉属，阔叶林里包含的落羽杉科和山毛榉属，草本植物里的香
蒲、枫香属和眼子菜属， 蕨类孢子里生长于湖沼的紫箕属和风尾厥属等
今天生长在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以及动物群中包含有披毛犀、 水牛、鸵鸟
等动物来看， 短期间的气候波动幅度还是很大的， 冷期的气候条件和今
天当地的暖湿度大体相仿，暖期的气候条件则相当于今天北纬 37度，
即秦岭一带的温湿度， 即冷、 暖期的温湿度变化幅度跨越达 5 个纬度。
大约距今 7 万年前， 鄂尔多斯地区进入了地球历史上的末次冰期。
科学家们在城川组剖面上提取到的地层土样检测结果表明，这是一套
整体由风成沙构成的地层堆积，地层中包含的动物群以生活于干旱草
原环境下的啮齿类、 有蹄类以及近水域荒漠环境的各种鸟类为主， 与萨
拉乌苏组中以栖息于暖湿森林或森林草原环境下的虎、 马鹿、 肿骨鹿、
诺氏象等动物群差异明显。表明此时的鄂尔多斯地区整体处于一种干
旱、 寒冷的自然条件下。但在城川组的堆积中， 虽然代表本地区干冷多
风气候的风成沙占绝大多数，但其中仍间杂有暖湿或温凉且降水丰富
的暖期形成的湖沼相沉积层或古土壤。 城川组的地质剖面告诉我们， 在
距今 7 万年至 1 万年的末次冰期中，鄂尔多斯地区虽然整体处于不适
于人类生存的寒冷冰期中， 但期间还是出现过几次较为温湿的暖期。 因
此，在距今 7 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来临之后，伴随全球性气候的不断寒
冷，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古人类曾一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块生活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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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的土地， 追逐着适宜于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 顽强地辗转在欧亚草
原上， 数万年之后，追逐着回升的气候， 他们又再次踏上了这块既熟悉、
又陌生的大地。 位于鄂尔多斯台地边缘的水洞沟遗址， 便为我们真实地
记录了鄂尔多斯高原这一历史时期的生活写照。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黄土专家刘东升先生
曾这样描述： “2 万多年前， 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 艰难
地跋涉在鄂尔多斯黄沙漠漠的旷野之上。他们是一支由男女老少组成
的队伍， 随身携带着猎人的专用工具、 武器、 帐篷和火种。 当他们翻上一
道连绵起伏的山梁， 眼前出现了一片水草丰盛的湖泊， 远处草原上还隐
约可见成群奔跑的野马、 野驴和羚羊。显然， 这是一处诱人的地方， 于
是， 他们放下了行装， 就地宿营， 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 ……
萨拉乌苏大剖面在复原鄂尔多斯古代气候、环境及古人类活动等
方面给我们提供的无法替代的珍贵启迪之一。
八、 河套人正名于鄂尔多斯人之辨
20 世纪 40 年代，我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他
的一部著作中， 首先使用了 “河套人” 这个中文名词， 来对应德日进等人
已命名的、以步达生最初鉴定的那颗“The Ordos Tooth” （鄂尔多斯牙
齿） 为代表 “Ordos Man” （鄂尔多斯人） 。由此， “河套人” 的称谓， 在国内
就成为我国化石人类家族中的一员正统被沿用至今，而它的最初命
名—— — “鄂尔多斯人” ， 尽管在国外学术界一直被作为正式学名来使用，
但在国内则从一开始就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 鲜为世人所知。
“河套人” 发现之初虽然在学术界引起了一阵轰动， 裴文中先生也
曾一度以中国猿人文化、 河套文化和山顶洞人文化， 作为中国旧石器时
代早、 中、 晚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尺， 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文化的分期基础。但由于萨拉乌苏遗址最初的发掘资料大部分被带回
了法国， 而系统公布此次考察、 发掘成果的， 由布勒、 布日耶、 桑志华、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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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进合著的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 在国内一直没有正式的译本发行。 特
别是萨拉乌苏遗址发现 80 多年来， 国内学术界， 尤其是古人类学和考
古学界， 除在这里零星开展过一些工作外， 尚未对其进行过系统的科学
考察研究工作， 因此， 人们对于 “河套人” 及其文化的认识一直较为模
糊， 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疑义。 随着我国境内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
的相继发现， 其在学术界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消沉， 不仅声望远
不如当初与之并驾齐驱的 “三部曲” 中的 “北京人” 、 “山顶洞人” 等显赫，
就连 “河套人” 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首次发现的有确切出土地点、出土
层位的古化石人类， 它的发现正式掀开了远东地区古人类学、 旧石器时
代考古学帷幕，萨拉乌苏遗址还是我国为数极少的可与西方旧石器文
化直接类比的经典遗址之一等不争的事实，也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在国
内学术界闪烁其词，在介绍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著作
中，涉及到 “河套人” 及萨拉乌苏遗址时， 仅是一些一般性的介绍，而绝
难看到这些昭示其真实地位的词语。
在 2003 年底召开的 《 “河套人” 发现八十周年座谈会》 上， 我们首次
得知以董光荣先生为代表的地质学科和以黄慰文先生为代表的古人类
学科， 就萨拉乌苏组的地质年代问题意见已渐趋一致， 也就是说，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 “河套人” 生存于距今 3.5 万年左右的、全球
末次冰期 （玉木冰期） 中某一暖期的传统看法， 将被全新的 “河套人” 生
存于距今不晚于 7 万年前里斯—— — 玉木间冰期的认识所取代。 另外， 我
们在筹备这次座谈会的期间，有幸通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景芝
老师， 获得一本由彭贤治、 杜忠馨先生翻译的、 由布勒、 布日耶、 桑志华、
德日进合著的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的复印本， 正是通过这本珍贵的原
始著作， 我们得以对萨拉乌苏遗址有了进一步的全方位的了解， 特别是
萨拉乌苏遗址中所包含的有关东西文化交流的现象，更使我们茅塞顿
开， 意识到对于萨拉乌苏遗址的研究， 不同于国内发现的绝大多数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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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代遗址一样，主要局限于研究中国乃至亚洲大陆远古时代古人类
发展史及古文化发展史， 而应该是一个上升到世界范围内、 至少是探讨
欧亚大陆远古人类、 远古文化发展史的学术课题。 而随着 “河套人” 生存
年代的大幅度向前提升，原本在人类进化史上并不占具显赫位置的距
今 3.5 万年左右的晚期智人，一下子跃居为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所
知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 成为探讨亚洲现代人直接祖先的关键所在。 另
外， 伴随《水洞沟—— — 1980 年发掘报告》 的面世以及 《纪念水洞沟遗址
发现八十周年古人类学术研讨会》 的召开， 使我们对于这个过去传统上
与萨拉乌苏遗址合称为 “河套文化” 的古人类遗址的年代、 文化面貌等，
也有了全新的了解。对照考古学命名一个文化时必须具备的要素， 一个
不争的事实显而易见，已很难将萨拉乌苏与水洞沟这两个在文化面貌
上异性大于共性， 且彼此在年代上相距数万年之遥， 一个处于末次冰期
内， 一个处于末次冰期前的间冰期的古人类遗存， 再统归在一个 “河套
文化” 之下。
鉴于人们对于传统的 “河套人” 及其文化的认识， 即将有一个近似
于脱胎换骨的转变； 鉴于在国内传统称谓的这个 “河套人” ， 其最初发现
时的命名其实为 “鄂尔多斯人” ， 而且这个称谓也一直作为它的正式学
名被国际学术界所通用。尽管裴文中先生当初翻译时选择的 “河套” 一
词所确指的地域与 “鄂尔多斯” 并不相悖， 但两个词在字面意义上并不
互通， 而且在必须重新审视河套人及其文化的年代、 文化内涵、 文化面
貌的今天， 在现代人们的地理概念中， 鄂尔多斯与河套已经是两个存在
着很大差别的地区； 鉴于对萨拉乌苏遗址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 将很
可能是开启中国乃至亚洲现代人的起源、欧亚草原地区东西文化交往
学术研究的世界性领域的课题， 因此， 围绕萨拉乌苏遗址的文化命名等
等， 都应尽可能与国际接轨为好， 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淆。 因此， 我
们同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先生提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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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按照学术界的惯例， 把 “河套人”正名为最初命名的 “鄂尔多斯人” 。
考虑到人们的接受过程以及因正名而可能引起的国内人们的困惑， 可
以称为鄂尔多斯人 （河套人） 。
关于河套人正名于鄂尔多斯人的建议提出后，受到了社会上的颇
多关注， 赞成者、 反对者皆有之。 但最终事态的发展方向， 却出乎我们的
预料。 概括持反对意见者的观点（罗布桑： 世界闻名的 “河套人” 改为 “鄂
尔多斯人” 宜慎重， 《内蒙古日报》 2006 年 6 月 8 日； “河套人” 改 “鄂尔
多斯人” 争论可以休矣！ 《内蒙古新闻网》 2006 年 8 月 31 日； 郝诚之、 郝
松伟， “举世闻名的 ‘河套人’ 无需改名为 ‘鄂尔多斯人’ ” ， 《鄂尔多斯学
研究》 2006 年 3 期； 郝斯琴 “ ‘河套人’ 的准确含义” ， 《内蒙古社会科学》
蒙文版 2005 年 2 期） ， 多数人或许忽略、 或许误解了提出 “河套人” 正名
为 “鄂尔多斯人” 建议最基本的初衷， 而把争论的焦点简单的归结为“河
套” 与 “鄂尔多斯” 的地名究竟相不相干， “鄂尔多斯” 翻译成 “河套” 是否
合理上， 少数意见甚至认为， 对 “河套人” 的正名是不尊重学术前辈、 不
尊重历史、 不尊重学术原则、 违反科学常识和规范的表现， 是狭隘的区
域观念在作祟。这样， 原本出于使世人能够更直观、 更便捷地了解这一
古人类化石的原委，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涉及到这一古人类化石时
冠名词地来回置换，为了避免不明就里的人产生无谓地混淆而提出的
一个单纯的学术性建议， 却引起了一场脱离本质的无谓之争， 有些甚至
颇有人身攻击之嫌， 不仅与我们最初的本意相距甚远， 甚至相悖。究其
原因， 或许是由于我们对于正名问题的解释过于简陋， 方引起了社会上
的诸多误解， 所以， 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河套人正名于鄂尔多斯人建议提
出的背景、 动机、 理由等问题予以再次说明， 以就正于社会各界。 避免以
讹传讹， 产生更多的误会， 甚至影响到鄂尔多斯的整体社会形象。
有一定历史学、 地理学等专业知识的人都十分清楚， 步达生等人当
初所言的 “鄂尔多斯” 与裴文中先生随后对应的 “河套” 两个名词，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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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本是相同的一个地理区域。步达生等人最初之所以采用“鄂尔多
斯” 的称谓， 主要是基于 19 世纪末至 20世纪初， 当近代古生物学家、 地
质学家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 这里是蒙古鄂尔多斯部的驻牧地， 所以一
些新的科学发现均以鄂尔多斯来标注，如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台
地、 鄂尔多斯古陆等等， “Ordos” 已成为世界通用的专有名词的角度来
考虑。 而裴文中先生之所以选择 “河套” 一词， 更多的是侧重于站在我国
历史的视角上， “鄂尔多斯” 这个词无论是出现的时间， 还是知名度等，
均远无法与 “河套”一词相比的缘由。这应该就是德日进等最初命名为
“Ordos Man” ， 而裴老把它对译为 “河套人” 的关键所在， 所以，无论是步
达生等人的最初命名还是稍后裴老的译名都没有任何的瑕疵。对于这
一点， 学术界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 河套人正名于鄂尔多斯人建议提出
的初衷， 也并不包含对这一问题的质疑。 黄慰文先生所说的 “毫不相干”
主要是想说明， 虽然在历史上“河套” 与 “鄂尔多斯” 所确指的地理区域
相同， 但在必须重新审视 “河套人” 及其文化的今天， 由于温暖全世界的
鄂尔多斯羊绒制品和河套酒业、 河套面粉等现代媒介的强烈冲击， 鄂尔
多斯与河套在当今人们的理念中， 实际上已被视为两个不同的地域。 因
此， 持反对意见的人引经据典、 花费大篇的笔墨论证历史上的 “河套” 和
“鄂尔多斯” 是不是相同的地理概念， 作为 “河套人” 无须正名为 “鄂尔多
斯人” 的论据， 笔者以为不仅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嫌有画蛇添足之举。
有持不同意将 “河套人” 正名为 “鄂尔多斯人” 观点的学者说， “河套
人” 及萨拉乌苏遗址不仅属于内蒙古， 更属于中国， 属于世界，因此涉及
更名、 更改年代等问题一定要慎重。 我们倒觉得正是因为 “河套人” 及其
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性， 所以为了便于与世界学术界接轨， 省略那些没必
要的繁琐置换， 才提出了正名的建议。 再者， 慎重并不等于不能变更， 过
去传统上认为 “河套人” 生活的年代为距今 3.5 万年左右的全球末次冰
期中， 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已证实， 实际上 “河套人” 生存于距今不晚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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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前的末次冰期前的间冰期中，在对传统的 “河套人” 必须要有一个
全新的再认识的面前， 难道我们一定要出于慎重的理由， 而回避这样的
现实吗？
有学者称， “河套人” 的命名是由我国 “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
学之父” 裴文中院士提出的， 而且与最初德日进等人的命名 “鄂尔多斯
人” 并不相悖， 因此对其正名是对学术前辈的不尊重， 对历史的不尊重，
对学术准则的不尊重。 我们觉得这样的指责有些牵强附会。众所周知，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不断地完善中趋于成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
学科的发展， 一个原有的结论或观点被修正本是司空见惯之事。 我们提
出 “河套人” 正名于 “鄂尔多斯人” 的意图， 仅仅是为了让国内的民众对
“河套人” 的最初命名以及在国际上的学名有一个历史的、 客观的了解，
让世界对 “河套人” 及萨拉乌苏遗址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裴文中先生
提出的 “河套人” 的命名虽然与 “鄂尔多斯人” 并不相悖， 按照生物命名
法则在中文中也享有优先权， 但在国际上， 由于西文的 “鄂尔多斯人” 命
名在先， 所以以西文为国际通用的学名， 包括在国内学术界耳熟能详的
“河套大角鹿” ，在标注它的英文学名时，也毫无例外的是按照国际惯
例， 写作 （Megaloceros ordosianus young） ， 在与时俱进、 全球一体化进程
飞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提出 “河套人” 的正名建议， 正是基于对历史的尊
重， 对学术准则的尊重，同时也是对科学、 对社会的负责， 怎么能认为是
对学术前辈的不尊、 不敬呢。 裴文中先生坚持真理、 豁达无私、 自觉遵守
学术规则的品德在学术界有口皆碑，同时他也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就
是不可改变的真理。裴先生早先曾认为北京人的石器代表中国境内最
原始的文化， 但后来有了比北京人更古老的材料， 他很快就放弃了原来
的观点；是裴老最先将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两个遗址的材料合并称为河
套文化， 但经过亲自考察和深入研究， 他发现两者在文化内涵和年代上
皆有差异， 于是主动提出取消河套文化概念的建议； 再比如， 他曾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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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一些洞穴遗存界定为中石器时代， 后来发现了陶片， 便改变了看法。
相对于裴老的理智、 豁达， 我们今天部分学者在关于“河套人” 正名于
“鄂尔多斯人” 问题上的暧昧， 实在是令人汗颜！ 难道一定要为了所谓的
“尊重” ， 而对学科发展、 社会进步的需求视而不见， 避简趋繁， 方为 “尊
重” 吗？
有学者称 “鄂尔多斯人” 也好 “河套人” 也罢， 都不是正规的学术术
语， 仅仅是一种俗称， 更改已经过时的 “俗名” 实在没有意义， 应该被更
规范的 “萨拉乌苏的晚期智人” 或 “晚期智人萨拉乌苏组” 取代。对于这
种观点， 我们也不敢尽相苟同。前面已提到过好多次， “鄂尔多斯人” 或
“河套人” 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早发现的有确切地点、 确切出土层位
的古人类化石，它在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 “鄂尔多斯人”或 “河套人” 虽然命名之初仅仅为一颗牙齿， 表面上
看起来没有更多的体现人类学上的特征，但仅就它作为远东地区第一
件确认的古化石人类本身， 就具备了科学的界定意义。因此， 我们认为
“鄂尔多斯人” 或 “河套人” 的称谓既非俗称， 也不过时， 他将被永久性的
载入世界科学史册，更不宜被其它的所谓规范的命名所替代。 假如一定
要按照国际惯例规范称谓， 那也只能首选 “晚期智人鄂尔多斯种” 或 “晚
期智人河套种” （在学术界一致认为 “河套人” 不可正名为 “鄂尔多斯人”
的前提下） ， 而不宜在目前再新推出一个所谓更合适的 “萨拉乌苏的晚
期智人” 或 “晚期智人萨拉乌苏种” 的称谓， 在同一个化石人类的头上，
顶着如此众多的爱称， 恐怕除去它的亲生父母， 别人只能是常常的一头
雾水， 分不清你究竟指的是谁了。
伴随着地质学科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我们虽然对
萨拉乌苏大剖面揭示的中更新世以来的地层堆积和形成年代有了全新
的认识， 但由于围绕该遗址开展的考古学、 古人类的研究不仅不系统，
而且工作也少之又少， 因此， 我们对于以传统意义上的河套人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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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本地区的活动情况， 还停留在以管窥的程度，留给
我们更多的还是目前远远无法破译的启迪。 这就是我们不赞成以 “萨拉
乌苏的晚期智人” 或 “晚期智人萨拉乌苏种” 来代替 “鄂尔多斯人” 或 “河
套人” 的另一个原因， 即目前还不具备推出这样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命
名的条件。
仅以范家沟湾化石点为例，这里的剖面总厚度 61 米， 自上而下可
划分为全新世滴哨沟湾组和大沟湾组， 晚更新世城川组和萨拉乌苏组。
汪宇平先生发现并送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汝康
先生鉴定的那件头盖骨发现的位置， 大约位于萨拉乌苏组的中部。 董光
荣先生等发现的出土于原生地层的古人类化石和人工打制石器等， 则
分别位于萨拉乌苏组不同的高度。 由此可见， 在厚度约 30 米左右， 年代
跨度为距今约 20 万年～7 万年、 处于庐山 （里斯） - 大理 （玉木） 间冰期
形成的萨拉乌苏组不同时段内， 都可能有古人类在这里活动。另外， 位
于萨拉乌苏组之上， 处于大理 （玉木） 冰期内形成的城川组的中部， 有明
显地处于冰期内的暖期形成的堆积。既然处于鄂尔多斯台地边缘的水
洞沟遗址这一时段内已经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那么萨拉乌苏流
域也同样具备着适于古人类生存的环境。 因此， 以往在萨拉乌苏流域采
集到的、 已脱离原生地层的古人类化石、 石器、 人工打制品以及哺乳动
物化石， 就不能排除或许有部分就出自城川组的可能。 由此就引出了一
连串的问题， 诸如： 在形成于距今 20万～7 万年前的萨拉乌苏组地层堆
积中， 究竟哪些具体层位中包含有古人类活动的行踪、 各自的绝对年代
是多少？这些古人类最初踏上鄂尔多斯大地的时间就是今天我们已经
认识到的距今 14 万年前， 抑或更早或略晚？由于在整个萨拉乌苏组堆
积中，还分为若干暖期形成的河湖相沉积和冷期形成的风沉堆积， 那
么， 在整体温暖的间冰期内的若干次相对冷期中， 最早踏上鄂尔多斯大
地的古人类是自始至终一如既往的生活繁衍在这里，直至玉木冰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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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块神奇的土地，还是在其中的某个短暂冷
期到来时弃巢而去， 待气候回暖后再去尔复还？如此， 以往发现的有关
“鄂尔多斯人” 或 “河套人” 的化石， 还是不是全部属于同一进化阶段的
化石人类？ 吴汝康先生鉴定的那个 “河套人” 头盖骨上的体质特征， 还能
不能代表整个萨拉乌苏组时期古人类的体质特征？ 传统定义上的 “河套
人” 还是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 盲目
的推出所谓 “晚期智人萨拉乌苏种” 的命名， 本身就具有非常多的不确
定因素， 因此不宜草率为之。
随着对萨拉乌苏遗址和水洞沟遗址认识的不断深化，显然已不能
将这两个遗址为代表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同归在传统意义上的“河套文
化” 之下。 取消 “河套文化” 的命名不仅是裴文中先生生前已经提出的意
见， 而且也被目前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趋势。 中宣部长刘云山同志对大河套文化的定位是很准确的， 但传
统意义上的 “河套文化” 的保存与否与大河套文化的定位并没有直接的
利害冲突。大河套文化的概念并不是因为传统意义上 “河套文化” 而提
出， 传统意义上的 “河套文化” 在大河套文化中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自
然也不会因为 “河套人” 、 “河套文化” 的易名而影响到大河套文化框架
的构建。 所以借口构建大河套文化而硬性人为保留一个已不成立的 “河
套文化” 外壳， 只能是有悖于科学的不明智之举。
鄂尔多斯历史悠久， 在历史上的闪光点颇多， 鄂尔多斯不仅山高而
且有仙， 不仅水深而且有龙，在鄂尔多斯境内按照学术界命名的惯例，
以遗址、 遗迹、 物种最初发现地的地名命名的文化冠名比比皆是。 如： 查
布恐龙化石产区、 伊克昭龙、 成吉思汗鄂托克鸟、 萨拉乌苏遗址、 朱开沟
文化、 乌仁都希岩画、 阿尔寨石窟寺等等， 哪个不是和鄂尔多斯密切相
关， 哪个不是举世闻名， 我们何时为了所谓的 “树立地方经济、 文化品
牌， 推动地方经济、 旅游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 要把这些文化冠名统统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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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 “鄂尔多斯” ？我们又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 硬要将我国 “古人类学
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父” 裴文中院士提出的 “河套人” 正名为 “鄂尔多
斯人” 呢？显而易见， 认为提出 “河套人” 正名建议是 “鄂尔多斯现代人
觉得很冤” ，是狭隘的地方观念在作祟的观点实在是没有任何根由的
臆断。
在改革开放、 与时俱进的今天， 仅仅出于学术研究的便利， 避免引
起无谓的混淆，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于天下的动机， 为一个早已在国际上
享有正式学名的古人类化石提出恢复其原本学名的探讨，居然引发如
此多节外生枝的非议， 实在是出乎我们的预料。提出 “河套人” 正名于
“鄂尔多斯人” 建议的本意十分单纯， 不掺杂任何个人、 地区利益，更没
有政府的干预，只是想揭示一段人们应该了解的历史事件的真实发展
历程，铭记在我国乃至远东地区古人类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历
程上， 不应忽视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那一个开端的原本瞬间。 另外， “河
套人” 正名于 “鄂尔多斯人” 也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出于所谓的学术创
新， 而是新形势下学术发展的需求。社会关注这一问题是件好事，有益
的学术争论也可以促进学科的发展， 但由于在正名问题的探讨中，寄寓
着很多专业知识的因素，所以我们真诚期望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既不
可盲然介入， 也不应该不明就里的妄加揣测， 更不应该偏离主体的推波
助澜， 这样做非但无助于学术的发展， 还容易造成误解， 甚至还有损于
地区的自身形象。孰混孰昭， 焉需辩乎？
萨拉乌苏遗址及其文化的发现， 迄今已过去了 80 多个年头，它在
带给人们震动、 惊喜的同时， 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深思与企盼， 萨拉乌苏
遗址及其文化的神奇面纱还远远没有揭去，他还有太多太多的信息需
要我们去破译， 我们期待着伴随鄂尔多斯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 经济
实力的迅猛增强，对萨拉乌苏遗址及其文化的研究工作也能跃上一个
新的境地。80年前， 萨拉乌苏遗址及其文化让这块鲜为人知的土地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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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名扬世界， 80 年后， 它将以深邃、 雄浑的文化底蕴再次震撼全球。
参考文献
1. 吴汝康、 吴新智主编： 《中国古人类遗址》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第四纪研究》 ， 科学出版社
3. 布勒、 布日耶、 桑志华、 德日进：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彭贤治、 杜
忠馨译
4. 董光荣等： 《中国沙漠形成演化气候变化与沙漠化研究》
作者： 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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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寨石窟—— — 鄂尔多斯文化明珠
纳· 巴图吉日嘎拉 苏雅拉
阿尔寨石窟刻画着北方民族各个朝代精神思想和世俗景象，是草
原深处展现的举世无双的千年画卷和壮丽无比的佛学图典， 被誉为 “草
原敦煌” 。阿尔寨石窟大约开凿于拓跋执政的北魏， 盛于西夏、 蒙古汗
国， 元朝时期发展为宏伟壮丽的古刹名寺， 并延续至明代这里曾经是以
密宗为尊的藏传佛教圣地。 成吉思汗征西夏曾到过阿尔寨石窟， 后来被
突如其来的战乱所毁灭。但是石窟中仅存的壁画、 塔雕和梵、 藏、 蒙文榜
题向人们昭示着阿尔寨古老的辉煌。
一、 阿尔寨石窟历史与文化内涵
阿尔寨石窟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西北部的阿尔巴斯苏
木境内。据有关学者考证， 阿尔寨石窟大约开凿于拓跋执政的北魏 （公
元 386～534 年） ， 数世纪以来， 跨越多朝变迁， 到了西夏、 蒙古汗国、 元
朝时期发展为宏伟壮丽的古刹名寺， 并延续至明代， 这里曾经是藏传佛
教噶举派圣地。是中国长城以北草原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规模的
石窟文化遗存。是保存古代游牧民族文化信息较多的地方， 堪与敦煌、
云冈等诸石窟媲美。 因石窟内保存有近两千平方米壁画， 被学术界誉为
“草原敦煌” 。藏传佛教壁画内容丰富， 绚丽多彩， 大量民族特色壁画内
容几乎包罗万象， 是研究草原一带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无价之宝。 据史
料记载， 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时曾活动在阿尔寨石窟周围地区。
阿尔寨石窟是集寺庙、 石窟、 岩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群。阿尔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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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离地面 80 米高，起顶部类似平桌， 东西长约 300 米， 岩石西北角有向
北伸延约 80 米长的小山嘴。 阿尔寨上边是约 20 米高的悬崖绝壁， 在直
立的山岩四周， 分上中下三层分布有不同历史时期人工凿掘的石窟群，
以西南面为最多。北侧多为鸟巢， 由于多年的风吹雨刮， 山顶岩石有的
剥落， 致使有些石窟坍塌。阿尔寨石窟顶上原有寺庙建筑， 至今仍存 6
处遗址； 环山凿有 65 个窟，坍塌或被风沙掩埋的有 18 个窟， 目前较完
整的尚有 43 个窟；并沿崖壁刻有大小浮雕佛钵式佛塔 25 座， 楼阁式塔
雕 1 座。在山顶东南端有小型敖包， 是属当代居民祭祀活动的象征。
宏伟壮观的这座石窟寺，虽然在距今较早的年代被毁，但迄今为
止， 并没有失去它的古老文化价值。佛像、 佛雕仍然琳琅满目， 五彩缤
纷， 栩栩如生， 情趣盎然， 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其特点与敦煌莫高窟、 榆
林窟、 麦积山石窟和马蹄山石窟颇为相似。 可见文物观赏价值和文化研
究价值无可估量。 丰富的壁画及珍贵的回鹘蒙古文、 梵文、 藏文榜题， 被
专家们称为 “佛教艺术宝库” 、 “壁画和岩刻的展台” 。
阿尔寨石窟中有近两千平方米壁画， 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 瑰丽多
彩。其中佛教文化艺术， 以及回鹘蒙古文、 梵文、 藏文榜题等，均具有极
高的历史、 文化、 艺术价值。石窟中的壁画色彩， 以绿、 红、 黑、蓝、 白、 黄
为主， 多用矿物质颜料， 经历了数百年仍斑斓如新， 实属弥足珍贵。 也有
仅以黑色线条白描的， 似为未来得及上颜色的未完成之作， 但也可看出
线条流畅， 技法纯熟， 十分难能可贵。
石窟的壁画内容有佛像、 菩萨像、 天王像、 明王像、 罗汉像、 诸天鬼
神像和藏传佛教上师、 高僧、 秘密佛像、 佛母、 空行母像、 护法神像、 双身
佛像以及佛教本生图、 变相故事图、 供养人图等。 也有帝王、 后妃、 贵族、
平民以及山川草原、 飞禽走兽、 宫殿帐房、 服饰等。其中的 《各族僧侣俗
人等礼佛图》 最早将蒙古、 藏、 党项、 汉民族的人物同绘于一图， 是中世
纪草原地区各族人民友好相处的历史写照。在题材方面，有表现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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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假恶丑的画面。如静穆慈祥的菩萨以及为非作歹的异教徒、 妖魔鬼
怪的狞恶丑陋。 在佛教、 密宗和传统神话故事中， 画有五马分尸、 乌鸦啄
尸、 油锅炸尸等宗教地狱图， 还有骑马驾云、 三头六臂、 人兽相搏等画
面， 造型十分逼真。 还有大量的装饰图案和背光景色， 庄严而富丽， 向人
们昭示着阿尔寨遥远的辉煌。
阿尔寨石窟中的回鹘蒙古文、 梵文、 藏文榜题， 与敦煌莫高窟和榆林
窟保存的回鹘蒙古文榜题风格颇为相似， 是研究中古蒙古文的珍贵资料。
从石窟内发现印有回鹘式蒙古文的土坯，从土坯的凸出的文字来分析， 原
来是在土坯的模子底部刻写了凹型文字。印有回鹘式蒙古文， 文字内容为
蒙文玛尼六字真言。这种同体文字， 已出土的同一面积的土坯和砖块足以
说明均出自一个模子，刻写的回鹘式蒙古文的写法与晚期的阿里嘎力字
母有区别。在土坯模子里刻有蒙文的早期建筑材料国内外尚属罕见。
阿尔寨石窟的普遍特点是近似正方形， 均为单间式， 门宽约占库宽
的三分之一， 多数窟面壁中央凿有一米见方、 10 厘米深的椭圆形佛龛，
石窟正壁和左右墙壁底部留有长条台阶。石窟内壁用掺麦秸粘泥抹平
并涂白后画满了佛教诸神像、 佛本身故事图、 供养图和讲法修行图等。
石窟间的峭壁上雕刻的佛塔中仅有一处为方形楼阁式佛塔，其余全是
覆钵式塔造型， 属中国现存佛塔五大类型之一的 “喇嘛塔” ， 酷似元代建
造的北京妙应寺白塔及额济纳旗黑城遗址中的塔形。
阿尔寨岩石西南侧有一大石窟。 这个石窟原有的精美壁画被烟熏后
早已模糊， 破坏严重。 窟内诸佛像位置是西南上方为红色阿弥陀佛、 东南
上方为绿色成就佛、 西北上方为黄色宝成佛、 东北上方为白色大日佛、 中
间为蓝色不动佛， 以上诸尊在佛教经典总称为 “五部佛” 。东西壁诸神
像依次排列为： 中间为本尊， 下边一横排诸阿罗汉， 两边为诸菩萨像。
第 28 号窟， 基本保留着北魏石窟建筑风格。 从选择位置上看， 这座
石窟占据了整个阿尔寨石窟岩石最合适的位置。这座石窟是阿尔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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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一眼石窟。 壁画颜料均属古代石磨颜料， 至今还遗存的壁画中东
西壁面上方诸神像大概为本尊、 扩法神像。西壁面上画有马首金刚、 大
威德金刚、 密集金刚等； 东壁面上方画有黄色胜乐金刚、 蓝色胜乐金刚、
胜乐金刚、 欢喜佛等。
相连的 31 号窟西侧洞窟顶部凿有精美天井图案， 内壁墙面壁画最为
完整，壁画使用细制淡灰色的水彩颜料，这一点与其他壁画有明显的区
别， 只是留有部分未画完或没有涂完颜料而短促停顿的痕迹。这些壁画的
内容上看， 有佛本身故事图， 诸菩萨从八难中救度众生图等。无论是从石
窟的开凿、 壁画的设计艺术风格上， 还是从石窟内设结构布局各方面看，
这座内外连串的石窟属阿尔寨石窟群当中最晚期的遗存之一， 并且壁画
装饰工作进入结尾阶段，可能是 1632 年的战乱中被半途而废的。
纵观中国佛教文化史， 大型佛教石窟建筑一般都出现于早期， 并且
都经不同时期的修缮或扩建。在阿尔寨石窟群同样可以隐约看到不同
时期的痕迹。比如： 15 号窟门上侧开凿窟檐时刻掉了原有塔雕的一半，
这足以证明二者绝非同一时期之作， 15 号窟显然是后期所建。第 10
号、 28 号窟中央有方形柱子，这种较大而带有中心塔柱的石窟建筑是
较为典型的北魏风格。
鄂尔多斯地区作为当时西夏管辖地，接近西夏政治文化中心地带
的阿尔寨石窟不受西夏影响是不可能的。 在莫高窟 263 号洞， 西夏人把
北魏时期的中心塔柱改为中心佛龛；在甘肃民乐县马蹄山石窟群中的
西夏窟有正墙凿三龛， 龛前设坛的情形。 阿尔寨多数窟正墙或三面墙开
凿半椭圆形佛龛， 墙底部设台阶为坛的布局， 同上述西夏窟的情形颇为
相似。阿尔寨石窟若干窟顶端刻雕正方格， 中间刻有八瓣莲花图案， 正
是西夏流行的花砖纹饰。
西夏建国初， 自 1035 年至 1062 年间， 曾从宋朝四次索取汉文佛教
经典译为西夏文。 从现存诸多西夏文佛经的发愿文中可以看到， 当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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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译经队伍中西藏译师占很高的地位和比重，而且很多佛经是从藏文
翻译的。史料证明， 藏传佛教较早传入西夏，到西夏中期已逐渐占据宗
教领域的主导地位。 以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的阿尔寨遗址的基本格调，
与西夏王朝中、 晚期的佛教文化是和谐的。
如果承认阿尔寨文化的产生是延续的， 那么， 无论从壁画风格， 还
是从晚期密宗为特征的经文内容来看， 第 32窟应该是在整个阿尔寨石
窟遗存中属最晚期的。因此， 探讨第 32 号窟文字书写年代对于确定石
窟群延续过程的截止年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窟回鹘蒙古文榜题可能书写于 15 世纪末叶或 16 世纪初。从第
32 号窟回鹘蒙古文的字素形体和连写规则看， 词首音节阳性和阴性元
音的无规则混用等方面都保留着 14 世纪或更早期回鹘式蒙古文的特
点。梵、 藏专用名词的蒙文拼写均未采用 1587 年阿尤喜固什 （国师） 创
制的阿里嘎力音标， 而随元代却吉敖斯尔 《博迪察利亚阿瓦达喇》注释
中的拼写形式。 回鹘式蒙古文榜题中保留的古代蒙古语词汇、 佛学名词
术语及字素形体、正写规则等均是研究中古时期蒙古语言文字的珍贵
资料； 佛经祈愿诗的蒙译准确而雅致， 韵律的严格性和语言修辞的优美
远远超过同一经文的晚期蒙译之作。译者在蒙古文学韵文格律方面的
造诣和翻译技巧方面的非凡功底， 定会使文学家们惊叹不已； 从文献史
料中找不到记载的年代考证和历史过程的复原性描述，将引起史学家
和考古学家们寻根究底的探索乐趣。
二、 阿尔寨石窟文化遗址的研究概况
众所周知， 佛教文化对于草原文化的发展， 曾起过重大影响。佛教
文化在草原文化土壤上生根发展，相互影响变通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尚
待于进一步揭示。阿尔寨石窟佛教文化的盛兴过程的进一步挖掘和研
究，对北方民族文化史， 乃至对大漠一带草原文化史的研究， 将提供丰
富的直观材料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空间，将会引起学术界对这一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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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寻根究底的探索乐趣。
近18 年的阿尔寨研究成果， 始终吸引着国内外新闻媒体和学术界
的普遍关注。 阿尔寨研究， 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正在突破单一语言文字
学范围和格局， 逐渐趋向于佛教文化学、文物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 史地
学、 民俗学、 建筑艺术学和文献比较研究相结合攻关的目标纵深发展。
目前为止， 人们对阿尔寨石窟佛教文化遗址的研究， 大致经历了局部
研究、 舆论报道、 全面深入探讨三个阶段。1956 年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队
张郁先生曾对阿尔寨石窟进行了初次考察，遗憾的是张先生的所有调查
笔记散失，故未能发表任何考察报道。1981 年， 田广金先生从考古学角度
写的题为 《百眼窑石窟》 的调查报告， 对这座沉睡数世纪的古老文化遗址
首次研究， 初步判断为该石窟 “可能为元代或稍晚些” 的精辟论点。田氏文
章是对阿尔寨石窟的首次报道，从而成为学术界关注阿尔寨石窟的前奏
曲。但由于种种原因， 这一报告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从 1989 年开始， 由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社科院与内蒙古大学
等单位以该石窟中的回鹘蒙古文为重点， 相继进行了几次考察， 并提出
了 “石窟开凿年代可能始于西夏时期或者更早些” 的观点。 从 1989 年开
始的阿尔寨石窟佛教文化遗址的系列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浓厚
的兴趣而出现了争先恐后的研究局面。 到目前， 包括文物工作者在内的
诸多学者在国内外多家出版社和报刊发表了 50 多篇 （部）学术著作和
文章， 产生了引人注目的社会效益。 《阿尔寨石窟回鹘蒙古文榜题研究》
是其中的第一部代表著作。 这一课题的完成， 实际意义上拉开了对阿尔
寨全面系统研究的序幕。这一成果， 一方面对阿尔寨第 32 号窟新近发现
的明代回鹘蒙古文铭题进行了实地研究， 并对石窟的开凿和被毁年代， 以
及对佛教传入西夏和蒙古地区的年代考证提供了科学依据的同时，另一
方面向世人展示了我国中青年学者群体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实力。
近18 年的研究成果， 始终吸引着国内外新闻媒体和学术界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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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人民日报》 海外版曾两次向国外报道了阿尔寨研究的新发现； 美
国 《华侨报》 、 香港 《明报》 、 香港 《大公报》 相继报道了相关研究成果和高
度评价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光明日报》 、 《中国青年报》 、 《内蒙古日报》
（蒙、 汉文版） 、 《民族古籍》 、 《中国民族报》 、 《中国文物报》 、 内蒙古人民
广播电台、 内蒙古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等多次报道和采访了课
题组成员； 全球享有声誉的德国 《远近文化人类学》 杂志， 多处肯定了课
题组成员的有关阿尔寨地名考证的观点，日本早稻田大学井上治博士
在 《东洋学报》 曾发表专门评论文章介绍和评述这部集体学术专著。
总之， 阿尔寨研究， 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正在突破单一语言文字学范
围和格局， 逐渐趋向于佛教文化学、 文物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 史地学、 民
俗学、 建筑艺术学和文献比较研究相结合攻关的目标纵深发展。正因为新
闻媒体和专家们的呼吁，以及社会各方面，包括当地文化单位的共同努
力，阿尔寨石窟于 2003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使
阿尔寨石窟文化遗址开始得到了保护。我们认为， 以科学知识和方法， 以
协作的力量， 揭开阿尔寨古老文化之谜的日子近期可望。我们也相信正在
进行的 《阿尔寨石窟佛教文化研究》 、 《民族优秀文化遗址—— — 阿尔寨石窟
考略》等国家课题，不仅能比较准确地刻画出阿尔寨佛教文化内涵之精
华， 而且人们从这里找到草原文化史上的更多、 更灿烂的未知数和答案，
进而把此项研究引向深入， 将会创造出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三、 阿尔寨石窟文化遗址的保护开发和旅游价值
阿尔寨作为一种资源， 一种前人创造的、 后人享用的文化资源， 需
要我们精心呵护。 但由于种种原因， 致使这样一处具有无比重要的历史
文化价值的宝贵遗产近年来却被毁坏严重。由于阿尔寨石窟艺术的无
穷魅力和阿尔寨石窟文献资料的多方面的价值，像磁场般地吸引众多
中外学者、 艺术家对阿尔寨文化的跟踪探究与研究， 并有更多的游客将
蜂拥而来。但是， 在阿尔寨遗址， 人们所看到的石窟千疮百孔， 破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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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 残存的近两千平方米的壁画大多出现了病变、 霉变， 出现了严重的
空鼓、 脱毁、 裂缝， 且人为刻画破坏严重。
遗憾的是， 由于经济基础薄弱， 投资力量不强， 保护意识淡薄， 文物保
护宣传工作不力等原因， 使阿尔寨石窟保护工作步履艰难， 面临许多困难
难以克服。长期以来， 阿尔寨石窟尚处于自然保护状态， 造成阿尔寨石窟
破坏严重，加之社会缺乏对它应有的了解， 没有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由于文物能满足人们探古、 探奇、 求知的需求， 因而将其开发、 发展
旅游业， 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对它进行精心保护的基础上， 将
其宝贵的资源进行开发、 发展旅游业， 使世人了解这一稀世艺术瑰宝，
并通过它了解草原民族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 为促进草原民族的经济文
化发展做贡献，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保护阿尔寨石窟的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利用它， 发挥其作用， 实现其价值。 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开发，
在开发的过程中加强保护， 是我们应坚持的原则。 我们应在协调好保护
和开发关系的基础上， 努力搞好阿尔寨石窟的开放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 阿尔寨石窟既可吸引游客， 获得经济效
益， 又可通过旅游活动起到对人们的宣传、 教育作用。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 并可使阿尔寨石窟本身得到一定的保护。这样， 既保护了阿尔寨石
窟， 发挥了它的作用， 又达到了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文物事业与旅游事
业可谓是相互促进的。 只保不用， 既违背了我们保护阿尔寨石窟的根本
目的， 又无视人民群众的普遍需求。正确的策略应是： 在保护好的前提
下， 合理地开发、 利用阿尔寨石窟， 为旅游服务； 边保边放， 采取各种政
策和措施， 使阿尔寨石窟保护与开发结合达到和谐、 完美的境界。
增加投入，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方便人们去游览和观赏阿尔寨
石窟的文化古迹， 应加强周围必要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了使人们顺利的
去那里游览和观光， 应注重附近道路、 宾馆、 饭店等的建设， 这将极大地
促进和改善石窟周围游览环境。 因此， 要加快道路、 供电、 供水、 排水、 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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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污水处理、 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使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与开放
发展水平相适应。 搞好周围绿化、 美化。 努力构建通畅便捷的交通体系。
阿尔寨石窟作为文化遗产， 和周围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如果破坏周
围环境， 一方面造成一个污水横流、 垃圾遍地、 黑烟弥漫、 噪声刺耳的恶
劣环境， 影响人们的旅游； 另一方面破坏文物遗产的完整性， 影响人们
对文化遗产的探究和了解。 而如果合理保护周围环境， 一方面会由于环
境的改善， 使人们对优美的环境流连忘返， 沉浸在美的意境里， 情操得
到陶冶， 热情得到激发， 对充满活力的大自然之美产生精神感应作用，
滋生出一种超尘脱俗的情怀， 自由翱翔的灵性， 去尽情地享受大自然赐
给人类的美， 获得精神生活上的满足； 另一方面会保持文物古迹的完整
性，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与文化传说有联系的风物，欣赏古代的人文景
致。总之， 旅游发展都必须以蓝天、 碧水和青山为依托， 离不开环境保护
的保障作用， 只有得到精心保护， 处在良性循环状态， 才能激发人们的
旅游愿望并转化为现实的旅游需求， 使人们既增长知识， 又获得美的享
受， 增添游览的兴味。所以， 文物所处周围环境保护可以为旅游业的发
展提供基础， 创造条件，进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对阿尔寨石窟的投资，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会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提供必要的条件， 进而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现在， 虽然区内外游客
通过游览阿尔寨石窟了解蒙古族风俗习惯的潜在旅游需求很强，却因
阿尔寨石窟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 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严重制约了当地
旅游业的发展。 而对其进行投资建设， 必然会消除制约当地旅游业发展
的因素， 从而促进鄂尔多斯旅游业的发展。
作者： 前者为内蒙古社科院 《中国蒙古学》 杂志编审、 博士， 后者为内蒙古社科院社科
所副研究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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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寨石窟文化的瑰宝
杨道尔吉
阿尔寨石窟， 曾被称作 “百眼窑石窟” ，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
克旗西北部的阿尔巴斯苏木境内，其西部是鄂尔多斯最高的乌仁都西
山。阿尔寨石窟开凿于一处红色层次砂岩构成的孤立圆形平顶小山壁
崖， 现山下已经没有河水流淌。
198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田广金先生曾对阿尔寨石窟进行考
察， 发表了考察文章 《百眼窑石窟》 。1989 年 10 月、 11 月内蒙古师范大
学哈斯额尔敦课题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内蒙古大学丹森课题组以
回鹘蒙文榜题和佛教文化为主要研究目标，相继对阿尔寨石窟进行了
系统考察。哈斯额尔敦、 嘎日迪先生发表了 《阿尔寨石窟回鹘蒙文榜题
概述》 。丹森、 布仁巴图、 巴图吉日嘎拉先生发表了 《阿尔寨石窟佛教文
化遗址概述》 文章。1993 年开始，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王大方先
生对阿尔寨石窟进行系统考察， 发表了 《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
主要内容初论》 、 《初论百眼窑石窟寺的重要意义》及《百眼窑·藏传佛
教 · 成吉思汗》 等文章。进入 21 世纪初年， 阿尔寨石窟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关注。 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 潘照东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发起了探秘阿
尔寨石窟的文化活动， 编辑了 《草原敦煌—— — 阿尔寨石窟探秘》文集， 并
通过新闻报纸、网络及电视媒体大规模地宣传对于阿尔寨石窟的发现
和探秘， 旨在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潘照东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
学者， 80 年代曾作为 “西部经济学派” 的代表人物， 影响过西部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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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决策和操作实务。 目前则专心致力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和开发。他
的精神和魄力， 对于草原文化的开发、 草原人文资源的开发及草原旅游
事业的推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则试图通过历史文化的考
察， 对潘照东先生提出的 “阿尔寨探秘活动” 作一个局部的补充， 并希望
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指教。
一、 阿尔寨石窟是中华石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 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公元 3 世纪， 盛于 5 至
8 世纪， 最晚的可到 16 世纪。石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形态， 是中国
文化中包含历史学、 美术史学、 建筑史学、 文献学、 宗教学等诸多内容的
文化瑰宝， 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 大都见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
中。20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即开始着手考察一部分重要石窟。中国有
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 1930 年至 1933 年西北科学考
察团调查新疆石窟， 是为启创。20 世纪 40 年代不少学者和美术机构注
意到甘肃、 四川、 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 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 实
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石窟寺的考古研
究逐渐展开； 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 发掘了重
要石窟的窟前遗址， 开始进行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 根据石窟寺学专家
的排比， 将中国境内的石窟分为三大文化区。
第一， 新疆石窟文化区， 包括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多哈石窟、 库木吐
喇石窟、 森木塞姆石窟、吐峪沟石窟、 柏孜克里克石窟等。
第二， 长江流域石窟文化区。包括南京栖霞山石窟、 新昌剡溪大佛
石窟、 杭州西湖窟龛、 云南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及四川岷江、 嘉陵江流
域诸窟龛等。
第三， 中原北方石窟文化区。1.河西区： 包括莫高窟、 榆林窟、昌马
石窟、 酒泉文殊山石窟、 肃南金塔寺石窟、 武威天梯山石窟等。2.甘宁河
东区： 包括永靖炳灵寺石窟、 天水麦积崖石窟、 固原须弥山石窟、 庆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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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川石窟、 庆阳南北石窟寺、 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等。3.陕北区： 彬县大
佛寺石窟、 耀县药王洞石窟、 富县石泓寺石窟、 黄陵万寿寺石窟、 延安万
佛洞石窟、 志丹城台石窟等。4.北方区:包括大同云冈石窟、 洛阳龙门石
窟、 巩县石窟、 邯郸响堂山石窟、 太原天龙山石窟、 义县万佛堂石窟、 渑
池鸿庆寺石窟、 济南黄花岩石窟、 安阳宝山石窟、 益都云门山石窟、 驼山
石窟、 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 前后昭庙石窟等。
从以上排列我们不难看出， 阿尔寨石窟处于西北石窟文化区 （甘宁
黄河以东区的最东端） 。 甘宁黄河以东区的石窟都是十六国及北魏时期
开凿的， 都有比较丰富的藏传佛教壁画内容， 多数都有反映西夏及元代
供养人生活的图景。
二、 阿尔寨石窟与中国西北石窟群有必然联系
在丹森、 布仁巴图、 巴图吉日嘎拉三位先生合作发表的文章 《阿尔
寨石窟佛教文化遗址概述》 一文中， 我们读到了下面一段文字： “纵观中
国佛教文化历史， 大型石窟建筑一般都出现在早期， 并且都经历过不同
时代的修缮或扩建。在阿尔寨石窟群同样可以隐约看到不同历史时期
的痕迹。比如 15 号窟门上侧开凿时刻掉了原有塔雕的一半， 足以证明
二者并非同一时期之作， 15 号窟显然是后期所建。10 号、 22 号两窟中
央有方形柱子，这种较大而带有中心塔柱的石窟则是较为典型的北魏
风格。”
“在公元 10 世纪崛起的西夏王朝， 佛教得到了空前传播。 西夏人于
1036 年占领敦煌地区后，立即以极大的兴趣开始重新修建了莫高窟、
榆林窟等传教圣地。西夏人先后在莫高窟新开凿洞窟 17 个，重修 96
个； 在榆林窟重修洞窟 11 个。 两窟群现存的西夏文题记有 100 余处， 分
布在 38 个洞窟， 记载着当时西夏人在这一带的宗教活动。在河西一带
其他较大的石窟群， 也都留下了西夏人的足迹。 可见在西夏时期不仅建
造了很多大型寺庙， 而且对原有石窟文化的经营也是相当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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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地区作为当时西夏管辖地， 接近西夏文化中心地带的阿
尔寨石窟不受西夏影响是不可能的。 在莫高窟 263 号洞窟， 西夏人把北
魏时期的中心塔柱改为中心佛龛；在甘肃民乐县马蹄山石窟群中的西
夏窟有正墙凿三龛， 龛前设坛的情形。 阿尔寨多数窟正墙或三面墙开凿
半椭圆形佛龛， 墙底部设台阶为坛的布局， 同上述西夏窟的情形，颇为
相似。 阿尔寨若干窟顶端雕刻正方格中八瓣莲花图案， 正是西夏流行的
花砖纹饰。”
“西夏建国初， 自 1035 年至 1062 年间曾从宋朝四次索取汉文佛经
译为西夏文。1066 年秉常执政后结束了与唃嘶啰政权的战争， 同西藏
上层建立了联姻关系， 打开藏传佛教大量传入西夏的局面。到 12 世纪
下半叶西藏噶玛噶举派祖师都松钦巴的弟子藏索哇、萨迦派祖师札巴
坚赞弟子迥巴瓦以及其他很多西藏高僧先后来西夏被尊为上师。从现
存诸多西夏文佛经的发愿文中可以看到，当时西夏译经队伍中西藏译
师占很高的地位和比重， 而且很多佛经是从藏文翻译的。史料证明， 藏
传佛教较早传入西夏， 到西夏中期已逐渐占据宗教领域的主导地位。 以
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的阿尔寨遗址的基本格调， 与西夏王朝中、 晚期的
佛教文化是和谐的。”
上引论述观点证实， 在两百多年的西夏文化发展过程中， 阿尔寨石
窟与西夏境内的其他石窟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元朝建立前后， 蒙古族统治已进入原西夏境内。 藏传佛教萨迦派率
先与蒙古王子阔端联络， 并进而与元世祖忽必烈紧密联系， 有元一代，
藏传佛教被奉为国教， 特别在西北地区， 藏传佛教的活动空前活跃。元
朝在敦煌莫高窟开凿了 9 个石窟寺， 这些石窟寺的佛教壁画及雕塑， 都
有比较浓厚的民族色彩。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城南的榆林窟 （万佛峡）， 其
第二窟是在西夏窟的基础上改修的， 南壁上绘有蒙古族供养人像，北壁
也绘有蒙古族供养人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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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窟是元代石窟艺术中反映蒙古民族生活图景的优秀作品，可与
阿尔寨石窟相联系着理解。
三、 阿尔寨石窟保存着草原文化最重要的文字与造像
虽然阿尔寨石窟作为中国石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且与西北石
窟文化区有必然联系， 但阿尔寨石窟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魅力。
1. 回鹘蒙文榜题
位于阿尔寨石窟西北部的岩石上， 编号为 19 窟 （如按顺时针编， 编
号为 26 窟） 内有现存仍较为珍贵的回鹘蒙文榜题。已发现的榜题都是
四行诗体文， 与相关的壁画有关， 诠释壁画内容， 其中大部分是由藏文
翻译的有关佛教的赞颂词， 主要有 《罗汉礼赞》 、 《度母二十一相礼赞》 、
《四天王礼赞》 等。 大部分阿尔寨石窟壁画和回鹘蒙文、 藏文榜题都属同
一时代的文物。 阿尔寨石窟回鹘蒙文榜题对研究蒙古语言文字、 宗教信
仰、 文学、 艺术等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是蒙古民族珍贵的古代文化宝藏。
2. 蒙古族丧葬图
绘于第 28 窟主龛右侧的上方。本幅壁画涉及蒙古丧葬习俗等内
容， 反映了蒙古民族对于死后升天的生命理念。 这对于研究蒙古民族原
始宗教信仰、 民族心理演变及民族祭祀形式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3. 蒙古贵族受祭图
绘于第 31 窟内左侧， 长120 厘米，宽 50 厘米。 该幅壁画场面浩繁，
计有大小人物百余个， 共分 4 组， 壁画上方绘有藏密的财神像。
壁画具体内容略 （请参阅王大方等诸位先生的文章 《百眼窑石窟的
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 ） 。王大方先生等认为该幅画上表现的
是成吉思汗受祭图。其根据是成吉思汗于公元 1226 年曾在阿尔寨地区
活动， 另外还根据受祭图内容的庞大规模、 内容繁杂， 体现受祭主人在
蒙古民众心中的重要位置。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但也不排除成吉思
汗之后其他蒙古帝王受祭的可能， 如元世祖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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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贵族受祭图同样重要。解开受祭图之谜需要进一步确定壁画
绘制年代、 供养人身份、 绘制年代的历史背景等。 著名民族学、 宗教学专
家佟德富先生认为：或可在蒙古或青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里找到关
于这方面的答案。
四、从元代经略西北的安西王活动情况来理解阿尔寨石窟的诸多
内容
阿尔寨石窟第 28 窟主龛左侧， 绘有各民族僧俗礼佛图。王大方先
生等认为： 这幅各族僧俗人等礼佛图人物众多， 民族各异， 服饰和发式
各有不同， 既反映了元代社会各族各界崇佛的实际， 又记录了元代各族
人民相互交融与友好相处的历史情况。从这里， 我们可以确定， 阿尔寨
石窟壁画的完成， 许多内容在元代。
考察元代在阿尔寨地区的建置，当时这一带属元王朝皇室封地察
罕脑儿， 其东部为中书省山西道宣慰司大同路云内州、 东胜州； 西部为
陕西行省； 西南部为甘肃行省宁夏路。
察罕脑儿在元代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建置机构， 是元朝皇室的封地。
元朝初年，察罕脑儿的领主为元世祖忽必烈的三子安西王忙哥剌，
公元 1266 年领封。 元朝名臣商挺、 李德辉都曾担任过安西王王相， 足见
安西王的重要。公元 1280 年， 忙哥剌亡故， 其子阿难答承袭安西王位。
阿难答的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北地区，并且卷入了元朝宫廷斗争之
中。公元 1305 年， 元成宗 （忽必烈的嫡长孙） 立皇子德寿为太子， 三月后
德寿病亡。 帝位继承人出现了危机。 争夺帝位的一方为怀宁王海山及其
母帝爱育黎拔力八达； 另一方是雄镇西北的安西王阿难答， 支持者是成
宗皇后卜鲁罕及左丞相阿忽台等人。 斗争的结果以阿难答失败而告终，
元武宗海山即位， 赐阿难答死。
阿难答死后， 安西王领地内由“辅翼太子” 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詹事
院统辖。公元 1311 年， 爱育黎拔力八达继皇位， 是为元仁宗， 安西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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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由中政院管理， 属于皇后阿纳纳失里。公元 1323 年， 也孙帖木儿即
位， 是为元泰定帝， 月鲁铁木儿袭封为安西王。 元顺帝时， 又以阿剌感纳
失里为安西王 （豫王） ， 屯田于六盘山， 但其势力已远不如阿难答时期了。
忙哥剌出镇安西王时，曾建府于开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
南） 。 开成建府后， 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生产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加。 公元
1278 年， 在开成置屯田总管府， 募民来居， 发展屯田，安西王在今西安
还有府邸， 《元史· 诸王表》 称： “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 在六盘者为开城，
皆听为官邸。” 这便说明， 安西王在元初的前 50 年时间内， 一直是西北
地区的实际统治者。
阿尔寨石窟规模浩大， 其供养人身份虽不能确定， 但绝不会为普通
的皇室贵族所能承担。 元代的宗教政策是开放的， 特别是对藏传佛教的
传播， 更是极尽推崇之能事，阿难答虽然信奉伊斯兰教， 但对藏传佛教
的活动也并不加以限制。 阿难答之后， 安西王及镇守西北的蒙古贵族都
尚佛事， 都有可能成为阿尔寨石窟的供养人。
五、 阿尔寨石窟与蒙古鄂尔多斯文化
蒙古鄂尔多斯部形成于 13 至 14 世纪，是专门负责守护和祭祀成
吉思汗八白室的组合部落。蒙古鄂尔多斯部落是从成吉思汗麾下八位
大将的封地中各抽调一部分人马，再加上一部分从事事务性劳作的兀
良哈人构成， 他们的共同职责就是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室。 八
白室是可移动的， 是用以祭祀成吉思汗的象征物， 其包括： 1.圣主成吉
思汗和夫人孛儿帖灵帐； 2.成吉思汗妃忽兰哈屯灵帐； 3.成吉思汗妃古
别里金高娃灵帐； 4.溜圆蛋白马神像； 5.宝日温都尔奶桶； 6.弓箭； 7.吉劳
（辔） ； 8.仓廪。
蒙古鄂尔多斯于公元 15 世纪 90 年代进入河套之地，就是现在的
鄂尔多斯地区。这时距离元代皇室退离中原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明
初洪武、 永乐年间， 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 防止蒙古军队的南下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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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 明军屡次对退居漠北的蒙古贵族进行 “犁庭扫穴” 式的征战， 试图隔
断漠北与中原的经济联系， 明初一百余年间蒙古诸部 “遁河外， 居漠北”
（ 《明史记事本末》 卷 58， 《议复河套》 ） 。这个时期河套之地并没有蒙古
部落的活动。
公元 1462 年春正月， 蒙古摩里海、 阿罗出、 孛罗忽三部开始进入河
套， 但只做屯牧， 不敢久居。 公元 1469 年， 更大规模的蒙古军队摩里海、
永谢布诸部相继联合进入河套， 到公元 1471 年， 入居河套的蒙古诸部
人数已达到数万人。公元 1473 年， 蒙古各部发动了向明朝腹地的深入
进攻， 却遭到守边明军的伏击。 《明史· 王越列传》 记载： “擒斩三百五十，
获驼马器械无算， 焚其庐帐而还” 。自此， 蒙古诸部退出河套。20 年间，
这里并没有出现蒙古部落。
公元 1500 年， 蒙古土默特部领主火筛入居河套， 被达延汗击杀； 同
年，又杀鄂尔多斯主满都赉阿忽勒呼，将鄂尔多斯部尽收为自己的部
众， 任命其子巴尔斯博罗特为鄂尔多斯万户之领主， 驻帐于河套。从此
以后， 蒙古鄂尔多斯部再也没有离开过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也慢慢地演
变成了鄂尔多斯地区。
也就是说，阿尔寨石窟这个重要的文化遗迹只到 15 世纪 90 年代
以后， 才与保留着许多蒙古民族祭礼文化的鄂尔多斯部契合在一起。 到
公元 1578 年， 蒙古鄂尔多斯部开始与藏传佛教格鲁派 （黄教） 相联系，
并进而广泛信奉起了黄帽派藏传佛教。 这个时候， 鄂尔多斯部落的主要
人物曾驻足过阿尔寨， 因为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证实， 公元 1633 年林丹
汗西退青海， 曾放火焚烧过阿尔寨石窟。
因此， 确立成吉思汗活动及葬身于此的论点， 依靠 15 世纪末叶移
驻于此的鄂尔多斯部落民间传说，肯定是无力的，因为这期间相隔了
260 多年。蒙古鄂尔多斯部落进驻河套以后， 带来了丰富的祭祀文化形
态， 包括鄂托克旗的哈萨尔祭祀、 别勒古台祭祀、 拖雷伊金祭祀； 乌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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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纛祭祀、 十三阿塔天祭祀； 准格尔旗的古别里金高娃哈屯祭祀、 溜
圆蛋白马祭祀、 奶桶祭祀以及原郡王旗的苏勒德祭祀等。 这些都是在进
驻以后才与当地的自然风光产生了联系。
公元 1649 年， 鄂尔多斯部分封为七旗 （后增一旗） 。鄂尔多斯部有
十二个鄂托克 （营） ， 其中右翼中旗有四个鄂托克， 数量最多， 以后右翼
中旗便被俗称为鄂托克旗。 阿尔寨石窟在鄂托克旗境内。 我们查阅公元
1874 年绘制的鄂尔多斯七旗地图中发现， 阿尔巴斯旁注有 “阿布噜克
福晋在阿布巴克兰山居住之房子” 的字样， 究为何意。不详。
作者：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秘书长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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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寨石窟的开凿与藏传佛教艺术
传入的年代探析
汤晓芳
《鄂尔多斯文化》 2004 年第 4 期刊登了郭俊成先生的 《浅谈阿尔寨
石窟壁画艺术》 一文 （以下简称《浅谈》 ） ， 该文介绍了阿尔寨石窟的地理
位置及石窟遗址壁画留存的情况，研究了壁画的绘画手法和色彩运用
的不同风格， 对西夏、 元、 明各历史时期壁画的艺术特征提出了区分的
意见。与此前见到的对阿尔寨石窟遗存主要从考古学、 语言学、 历史不
等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所不同的是， 《浅谈》特别注重从艺术角度对阿
尔寨石窟的壁画进行研究， 颇有新意。对阿尔寨石窟的研究， 目前尚处
起步阶段， 石窟留存的实物较少， 尤其是文字资料和文献资料更少， 许
多问题还有待深入， 特别需要结合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脉络， 对照文
献资料， 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综合思考。 本文对 《浅谈》 所提出的某些观点
作一些探讨， 与 《浅谈》 作者商榷， 以推动阿尔寨石窟的深入研究。
一、 关于阿尔寨石窟开凿的年代
《浅谈》 明确断定阿尔寨石窟 “开凿于 13～14 世纪” 。笔者认为， 这
样断定依据不够充分。 阿尔寨石窟所处的平顶小山为红砂岩结构， 由于
地质构造的疏松、 自然的风化及人为的破坏， 许多洞窟已严重残损， 有
的已坍塌， 不见原貌。阿尔寨石窟的考古调查尚未全面进行， 虽然初步
认定窟内有 13～14 世纪的绘画遗存， 但并不排除某些洞窟开凿的时间
要早于 13 世纪， 更不能简单地得出整个阿尔寨石窟 “开凿于 13～14 世
纪”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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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艺术是随佛教的传播而推进的。在中国北方， 石窟寺的分布是
沿河西走廊和黄河流域自西向东布列的。除古代西域最早的石窟新疆
拜城克孜尔石窟外， 敦煌石窟是前秦乐尊建元三年 （366 年）开凿的， 其
次是开凿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期（412～433 年） 的甘肃天梯山石窟， 甘肃
炳灵寺石窟开凿于西秦进弘元年（420 年） ，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
（401 年）。由此可以看出， 十六国时期虽然战乱频仍， 但这个时期却是
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 封建权势需要佛教统一思想， 以强化统治， 匈奴、
鲜卑、 羯、 氐、 羌等少数民族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 其统治都依赖于佛
教的支持，而崇拜佛教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开凿石窟寺。在十六国时
期，阿尔寨石窟所在地区是属于匈奴族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的范围
内。 大夏盛时的疆域， “南阻秦岭， 东戍蒲津， 西收秦、 陇， 北薄于河” 。 394
年姚兴立国长安为后秦， 是十六国中佛教最兴盛的国家， 其州郡事佛者
十室而九， 领南北佛学之先。401 年曾请鸠摩罗什入住逍遥园西明阁，
组织庞大译经队伍和讲经活动， 一时间长安集中名僧达 5000 余人。赫
连勃勃曾任后秦姚兴的骁骑将军，镇守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
北） ， 自然要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407 年赫连勃勃脱离后秦， 僭称大夏
天王、 大单于， 设置百官， 国号大夏。413 年建大夏国， 都统万城 （今陕西
省靖边县北白城子） 。后秦崇信佛教在麦积山始凿石窟， 这对赫连勃勃
会有一定影响， 赫连夏顺应这一潮流， 推崇佛教， 兴建佛教是十分自然
的。 据清 《乾隆宁夏府志》 记载， 与阿尔寨石窟隔黄河东西遥望的今银川
著名佛塔海宝塔， 相传为大夏国赫连勃勃所建。 另据近年陕西省考古工
作者对统万城的考古发掘， 有铜佛像五尊出土 （见 《考古》1981 年第 3
期） ， 这均表明， 赫连夏崇信佛教， 赫连勃勃是否开凿石窟虽无从查考，
但大夏国建立期间，正是十六国各族政权在黄河上游大力开凿石窟的
时期， 这不能不对大夏国产生影响。431 年魏灭大夏， 439 年灭北凉， 北
魏统一北方。 北魏政权继承十六国时期的传统大力弘扬佛教， 文帝任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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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为昭玄沙门都统， 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 这就是著名的云冈石
窟， 宣武帝接位后诏于洛南伊阙山为其父母营造石窟二所， 此后历代陆
续营造， 开创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这一段历史表明， 公元 4～6 世
纪， 从十六国到北魏是中国佛教传播的兴盛时期。随着佛教的东进， 石
窟寺的开凿也自河西走廊沿黄河向东移进。阿尔寨石窟所处的地理位
置恰好是石窟寺从敦煌向云岗东进路线的中端，其开凿时间虽无明确
记载， 但始凿于这个时期， 却是大有可能的。
另外， 从阿尔寨石窟建筑的形制分析， 也可以看出， 该窟群有各历
史时期建筑的特点。阿尔寨石窟的第 10、 第 22 窟为中心塔柱形制， 高
大的方形中心塔柱位于室内， 直通窟顶， 四周有甬道， 供僧人和信徒绕
塔观像和礼拜用。 这种结构是属于早期石窟的形制， 受印度支提窟影响
较多， 在中国境内形成于西域克孜尔石窟， 约在公元 4 世纪。阿尔寨石
窟还有覆斗式洞窟和平棋顶方格形天花方形洞窟， 沿墙四边存有佛坛，
原有彩塑， 现无存。从洞窟建筑的形制特征来看， 各窟开凿的时间前后
延续较长， 也许有一个从魏晋南北朝至西夏元明清的发展过程。 虽然各
窟开凿的确切年代还待全面考古调查和考证，但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
阿尔寨石窟群的开凿年代很有可能要早于 13～14 世纪。
二、 关于阿尔寨石窟留存藏传佛教壁画的年代
《浅谈》 又提出， “西夏时期的壁画风格， 直接受到来自北宋文人画
的影响， ‘重墨轻色’ 是总体特征” 。 “到了元代， 阿尔寨石窟成为蒙古人
的领地， 作为礼佛和祭祀之地” 。 “阿尔寨石窟出现了藏式 ‘密宗’ 艺术” 。
“注重色彩的表现力” ， 强调 “黑、 白、 群青、 红色映象的色块， 其浓重艳
丽， 效果神秘” 。 也就是说， 《浅谈》 的作者对阿尔寨石窟留存的西夏与元
代壁画区分的依据是， 西夏壁画受北宋文人画影响即汉地绘画传统， 元
代壁画受藏密影响即藏地绘画传统。这种区分的结果即是藏传佛教及
其艺术是元代才进入该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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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藏传佛教绘画进入阿尔寨石窟与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是
密切相连的。 那么藏传佛教到底是元代进入该地区还是更早些时间呢？
根据笔者所查阅到的资料， 11～13 世纪该地区属西夏行政区划范围，
在西夏的中晚期藏传佛教已传播到该地区了。
在元朝崇尚藏传佛教之前， 西夏朝廷早就与其有了联系。 据藏文文
献 《红史》 和 《西藏王统记》 记载， 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时期， 公元 1159
年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 邀请噶玛噶举派始祖都松钦巴， 都松钦巴因修
寺庙不能前往西夏， 派其弟子藏琐哇带佛经、 佛像到西夏传教， 藏琐哇
被尊为上师。后来噶玛噶举派僧人巴卧 · 祖拉陈瓦在据 《红史》 和 《西藏
王统记》 所著的 《贤者喜筵》 （成书于1564 年， 1986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
藏文本） 中叙述藏传佛教史上这一重大事件时说到， 西夏王仁宗仁孝非
常崇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 藏文文献 《安多政教史》 （成书于 1865 年）
也记载了这个史实： “西夏的第五代国王太和 （仁宗仁孝） 曾迎请噶玛巴
都松钦巴， 但他没有接受邀请， 派格西藏没 （即藏琐哇） 作为代表前去” 。
《贤者喜筵》 还记载蒙古人接触藏传佛教的时间在蒙夏战争时期， 该书
记载， 蒙古占领西夏， 很多寺院被毁， 佛法败颓， 蔡巴噶举派上师藏巴敦
库瓦为成吉思汗讲述佛法， 请求对持佛法的信众军人不加役使， 并颁发
诏书弘扬佛法， 请求对西夏地方一切毁损的寺庙加以修复等等。 这说明
成吉思汗在征战西夏的途中接触到藏传佛教，时间要晚于西夏仁宗仁
孝半个世纪。真正接受藏传佛教并接受灌顶的蒙古贵族是成吉思汗的
孙子阔端。阔端于 1247 年与藏传教萨迦派首领萨班会晤， 灌顶信佛并
达成西藏归顺蒙古成为蒙古汗国的属地 （见 《萨迦班智达全集·萨迦世
系史 〈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僧俗诸首领书〉 》） ， 将弘扬佛法作为
归顺的条件。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 立佛教为国教。 从以上藏文记载可知，
在早于元代的西夏晚期， 西夏统治者就已接受了藏传佛教， 并将其尊为
国教。西夏疆域内的阿尔寨地区也会受到其影响。因此， 藏传佛教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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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进入阿尔寨石窟的最早时间应该为西夏晚期。
关于这个认识的实物佐证，是近年在宁夏宏佛塔、 拜寺口双塔、 拜
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时期的藏传佛教绘画作品和被俄罗斯柯兹洛夫掘
走的现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时期的具
有西藏风格的绘画作品，如宏佛塔出土的《千佛图》 、 《上乐金刚双身
像》 、 《八相塔图》 ， 拜寺口西塔出土的 《胜乐金刚图》 、 《上师图》 ， 一百零
八塔出土的 《千佛图》 ， 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壁画残存的二臂上乐金
刚，黑水城出土的 《上乐金刚坛域》 、 《金刚亥母》 等， 这些唐卡和壁画作
品的题材和艺术风格与阿尔寨石窟留存的藏传佛教绘画相同，共同的
特征是： 画图最多的宗教人物造型为男女双修像， 男的是上乐金刚， 有
四面， 蓝、 白、 红、 黄色彩不同， 每面三只眼， 各有象征， 身体是蓝色的； 女
的是金刚亥毋， 身为红色， 有一面三只眼、 裸体， 披散发， 双手拥抱上乐
金刚。男女双修图像是藏传佛教金刚界的主尊， 又称上乐金刚、 胜乐金
刚， 是最高的修观本尊佛的艺术形象。 其绘画技巧表现为粗犷的线条勾
勒人物姿势和佩饰， 着色厚重， 背景平涂蓝色或绿色， 人物肤色男蓝女
红， 冷暖对比度强， 以示去除修习者邪念， 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阿尔寨石窟的上乐金刚像其艺术形象种类繁多，有金刚萨垂呈青
色，右手执金刚杵， 左手执金刚铃； 还有八面十六臂， 手托嘎布拉碗 （用
人头骨做） ， 碗内盛神物， 胯挂骷髅串， 足踏仰卧两魔， 用极为夸张的艺
术手法表现佛在施法时的威力。 这些图像内容与色彩、 绘画线条等艺术
表现手法上与西夏佛塔出土的藏密作品是相同的。 因此， 可以认为两者
是属于同一时期的绘画作品。
三、 关于西夏壁画的风格
《浅谈》 作者认为西夏时期的壁画风格， 直接受到来自北宋文人画
的影响。 “重墨轻色” 是总体特征。这一结论， 忽视了西夏壁画风格的另
一个重要特征， 即藏传佛教的绘画特征。在笔者主编的2003 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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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艺术》 一书中收录了西夏时期在敦煌莫高窟、 安西榆林窟、 东西千
佛洞、阿尔寨石窟等壁画和出土于西夏佛塔的绢画、唐卡等精品几十
幅。 从众多的西夏壁画及其他种类绘画作品可以看出， 西夏的绘画艺术
明显有两种不同的风格： 一种是继承中原绘画传统。 在题材、 布局、 人物
形象、 衣冠服饰、 技法等方面受五代、 北宋的影响， 为典型的中原人物画
和山水传统。 运用线描、 皴擦、 点染手法， 使画面达到很高的意境。用多
种线描塑造人物形象， 用细而圆的铁线描表现人物轮廓； 用纤细而飘忽
的游丝描表现须眉头发； 用挺拔有力的折芦描表现衣纹褶皱。 几种线描
配合使用，是西夏画师在吸收曹氏画院和南宋白描人物画传统的基础
上创造出来的， 使西夏的绘画技法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步。 在敷彩
方面， 石绿打底， 着色清淡， 边界清晰， 使作品清新活泼， 充满生机。 另一
种是藏传佛教绘画的传统，源自印度曼荼罗坛城画风格，中间绘一主
尊， 四周对称布满各种神灵， 寓意众神聚集的场所， 线条粗犷厚重， 多面
孔、 多手只、 手佩饰， 勾勒出人物的复杂形象， 表达神秘的教义， 色彩鲜
艳热烈， 用蓝、 白、 红、 黄等各种颜料晕染面孔、 肤色， 人物既有主尊也有
眷属， 既有释迦牟尼也有某教派创始人上师， 有男有女， 形形色色， 姿色
各异， 手印各一， 神秘而具有灵性。 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图像， 通过图
像阐释宗教义理，用形象塑造的艺术形态架起了宗教义理和信仰者之
间的思维桥梁。
西夏绘画艺术的多元特点与其在不同时期接受的不同文化影响有
关。西夏前期和中期与宋交往频繁，积极吸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
化， 同时多次向宋朝赎经， 求取汉文大藏经， 因此早期洞窟壁画的绘画
风格主要接受中原传统。阿尔寨石窟第 31 窟的药师佛、 观音等人物形
象淡彩线描， 人物身体弯曲成 Ｓ 型， 着绿色长裙， 面相瓜子型， 显得很
秀美， 具有宋代人物画的绘画风格。 后期藏传佛教噶玛噶举、 蔡巴噶举、
萨迦派等僧人到西夏地方传教， 他们带来了藏传佛教绘画粉本， 藏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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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进入莫高窟、 榆林窟、 贺兰山山嘴沟石窟等， 藏密仪轨的绘画在西夏
传播很广。因此与西夏国都兴庆府仅一河之隔的阿尔寨石窟出现藏密
人物画像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 阿尔寨石窟的藏密艺术， 不排除是西夏时期的作品。西
夏壁画艺术的中原传统和藏地传统的同时并举，是西夏壁画的总体特
征， 多元风格使西夏绘画呈现出颇为繁荣的局面， 在石窟艺术史上继唐
朝巅峰之后经五代、 宋走下坡的情况下， 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高峰。西夏
绘画艺术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作者： 宁夏人民出版社编审，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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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寨石窟传说及其名称
和被废弃年代考
仁钦道尔吉
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文化遗址是由寺庙、 石窟、 岩刻、 壁画为一体
的佛教建筑遗址。它自 20 世纪 70 年代经考古界的考察而进入科研领
域， 自 80 年代末引起蒙古语言文字学术界的浓厚兴趣而提高其学术价
值， 逐步趋向于语言文字、 历史、 民族、 宗教、 建筑、 艺术、 美学等多学科
研究对象， 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宝库。
阿尔寨石窟涉及的研究领域广， 学术价值高， 已成为现实。 但它究竟
始建于什么时代， 又在什么时候被破坏， 仍然是个谜。 学者们根据形状各
异的、 别具风格的石窟以及石壁上的浮雕塔， 石窟内的佛像图、 佛教故事
图、 祭祀图、 世俗图、 藏文梵文题记、 回鹘蒙文题记、 印有回鹘蒙文的土坯
等文物， 认为该石窟大概始建于北魏时期， 元代或明代为最鼎盛时期。
一、 阿尔寨石窟的传说
阿尔寨石窟文化作为佛教在蒙古地区较早传播的证据，在鄂尔多
斯蒙古族中留下了很多的传说。
传说之一
很早很早的时候， 成吉思汗进攻西夏， 在阿尔巴斯山安营扎寨， 训
练兵马， 作总攻前的准备。乌仁都西山以东至阿尔寨石窟的宽广草原，
就是当时的练兵主场。当时， 阿尔寨是一方面军的哨卫， 成吉思汗坠马
受伤后曾在这里养身。 因为成吉思汗在这里练兵的时间较长， 便在阿尔
寨周围留下了很多军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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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尔寨石窟以西， 乌仁都西山以东有拜音希里、 其伦拜、 沙巴尔
拜、 萨尔白拜等地。 “拜” 系鄂尔多斯蒙古语，是指练射箭时作目标的堆
子。当时成吉思汗兵马较多， 专用训练器具不够用， 采取应急措施， 在这
个地方用石头和土块垒起很多堆子， 供射箭训练之需要。
还有叫东明盖， 西明盖的地方。 “明盖” 也是蒙古语， 是指用毛毡制
作的圆形专用射箭靶。东、 西明盖是有专用训练器具的场地。
此外， 有哈日嘎纳提格、 巴音提格、 高林提格、 乌珠尔提格、 苏根提
格、 乌兰提格等很多用 “提格” 命名的地方。 “提格” 在蒙古语里是障
碍的意思。据传成吉思汗在这里不仅进行射箭等技能训练， 而且进
行进攻、 防御等战术训练。这些叫 “提格” 的地方， 是设障碍防御对方
的阵地。
传说之二
今鄂托克旗包乐浩晓镇包乐浩晓嘎查境内都斯图河与海流河交汇
的地方， 有一个叫 “君头” 的古建筑遗址。 “君” 在鄂尔多斯蒙古语里是指
砖， “君头” 就是 “有砖头” 的地方。 据传这是北元时期统治鄂托克旗的班
崇诺彦 （有人认为他是元代贺什格腾军的后裔） 的宫殿遗址。距班崇诺
彦宫殿以北二百里的地方， 有过叫阿尔寨乌力雅素的庙。 这座庙是班崇
诺彦的神祇庙， 主神为多闻天。
那时候， 班崇诺谚野心勃勃，嫌自己占据的地盘太小， 嫌奴役的人
民也太少， 欲扩张势力， 与察哈尔秃头汗宣战。秃头汗闻讯后， 锐其兵
器， 练其兵马， 向着乌仁都西山应战而来。
班崇诺彦率领兵马， 首先保卫了神祇庙—— — 阿尔寨乌力雅素。 于是
双方的战斗就在阿尔寨地区展开。战斗中双方损失严重， 两败俱伤。当
时恰遇隆冬季节， 兵马死尸满山遍野， 来年春天， 尸体渐渐化开， 血流成
河。 今阿尔巴斯苏木其伦拜嘎查境内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的红崖河槽， 就
是察哈尔兵马血染红的， 所以叫 “察哈尔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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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之三
相传拉萨大昭寺修建竣工时，主持者用酥油点抹为修寺庙出钱出
力的人和牲畜的额头， 以此表达感谢之意。 当答谢建筑工地拉运砖瓦砂
石的牛和车时， 只点抹了车， 而没有点抹牛。 蒙古语典故 “卖劲出力的是
栗牛， 受宠抹油的是车辆” 一句出自这里。这头牛受到极大的屈辱， 于是
怀恨在心， 用角顶着大昭寺的基石， 暗暗发誓： “有朝一日， 我定要毁掉
你的寺庙。”
这头栗色毛皮的犍牛， 为修建大昭寺出力出汗， 积下了功德。死后
转世在人间当了可汗， 他就是察哈尔秃头汗。 这位察哈尔秃头汗想起前
世的屈辱， 誓以毁掉寺庙来为前世报仇，率兵来到蒙古地区较大的喇嘛
教寺庙阿尔寨乌力雅素。
可是这座庙的大喇嘛， 已卜知察哈尔秃头汗要前来毁掉寺庙， 于是
念咒语用魔法制成一只凤凰和一条蟒蛇，准备对付察哈尔兵马。 但凤凰
还未羽毛添丰， 蟒蛇还未蠕蠕而动， 秃头汗已来到庙上。
察哈尔秃头汗， 以给阿尔寨乌力雅素庙布施为由， 把全寺喇嘛集中
到大经堂内， 抬进一包包 “供品” ， 上面插了点燃的香， 派兵严守庙门。 大
喇嘛有腾云驾雾的巫术， 他知道一包包 “供品” 全是火药， 便喊了一声：
“火药快要爆炸啦，众僧们看我！” 即飘飘冉冉飞起来。可是众喇嘛被将
要爆炸的火药吓呆了， 都没有看大喇嘛，只有大喇嘛的两名随从拽住大
喇嘛的袈裟， 师从三人飞出天窗。如果喇嘛们应声看大喇嘛的话， 都能
跟着他飞出去。这时 “轰隆” 一声众喇嘛与寺庙同归于尽。
大喇嘛飞出后用巫术把察哈尔汗的一半兵变成喇嘛， 让察哈尔人
同室操戈， 相互残杀， 血流成河。察哈尔汗一败涂地， 领着残兵败将向
西逃窜。于是阿尔寨乌力雅素前面的察哈尔兵残败的沟叫“察哈尔
沟” 。遇难的众喇嘛一个个转世为蛇， 以石窟为栖身之处，继续保护了
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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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阿尔寨石窟的名称
阿尔寨石窟位于阿尔巴斯苏木其伦拜嘎查北部。 人们称它为 “阿尔
寨乌力雅素” 或 “阿尔寨乌兰素” 。而它的真正名字还是 “阿尔寨” 。这里
有叫伊克阿尔寨、 巴嘎阿尔寨、 苏米图阿尔寨的三座小山丘， 有很多石
窟的山丘叫苏米图阿尔寨。 苏米图阿尔寨南有叫 “乌兰素” 的地方。 蒙古
人常把相邻两个地方的名字， 习惯地连起来一起说， 表述较大范围的一
片地域。 “阿尔寨乌力雅素” 或 “阿尔寨乌兰素”这个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蒙古文中 “乌力雅素” 和 “乌兰素” 的字形、 字义虽然不同， 但在口语
中的发音是相同的， 所以写的时候往往把 “乌兰素” 和 “乌力雅素”混淆
起来。
在伊克昭盟档案馆馆藏的伊克昭盟公署官方绘于“成纪” （即成吉
思汗纪年） 七百三十四年 （即 1939 年） 十月的六十万分之一 《伊克昭盟
全图》 上标有 “阿拉塞” 地名， “阿拉塞” 东南标有 “乌拉素” 。 “阿拉塞” 即
阿尔寨， “乌拉素” 即乌兰素。这里把阿尔寨的“寨” 字写成 “塞” 字， 这是
一方面把蒙古语中的 “寨” 音， 用相近的 “塞” 音来标记的， 另一方面用
“塞” 字表示这个地方是一个要塞。
还有比利时国天主教神甫， 著名蒙古学家田清波于1941 年在北京
出版的 《鄂尔多斯语词典》 第一卷中， 在 “阿尔寨山” 词条下面注释为 “地
名 （鄂托克） ” 。这部词典的词汇是田清波于 1905～1925 年间在鄂托克
旗城川天主教堂传教期间搜集整理的。 ①
20 世纪 80 年代末， 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
古大学的研究人员， 对阿尔寨石窟回鹘蒙古文榜题进行研究以来， 特别
是 1990 年 10 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的关于研究阿尔寨石窟回鹘蒙
古文榜题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后， 在各类文章、论文和报道中都统一称为
“阿尔寨石窟” 、 “阿尔寨文化” 、 “阿尔寨石窟遗址” 。
“阿尔寨” 这个名称在学术领域中已经统一， 但在社会上流传的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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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窑” 这个名称还需记述两句。 国民党统治的三、 四十年代， 从内地接二
连三地移来农民， 垦种鄂托克旗公其日嘎肥沃的土地， 在距阿尔寨不远
的地方， 逐渐出现了很多汉族居住的村落。汉族人往往把 “众多”以 “百”
这个概数来表达， 所以他们把这个很多石窟称之为 “百眼窑” 。这个名字
在文献资料中， 最早出现于 1944 年修 “绥 （远） 宁 （夏） ” 公路的时候。
包头、 归绥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以后， 绥远省军政机关迁到今杭锦
后旗陕坝镇。 当时为加强绥宁联系和军运需要， 绥远政府决定从三盛公
到石嘴山修一条公路。 绥远省政府委派交通厅公路处处长刘鉴训， 带领
工程师李长春等人， 在实地勘测的基础上， 采取铲高垫低，裁弯取直的
办法， 修通了三盛公至石嘴山简易公路。 这条公路在鄂托克旗境内经过
阿尔寨、 棋盘井到达石嘴山。
② 1944 年 12 月 4 日， 绥远省公路整理处成
立绥宁公路管理段， 下设五个养护站将阿尔寨石窟定为一个站， 当时的
文件中称 “百眼窑站” 。 ③
还有一个较早的记载是阿尔寨第 10 号石窟西壁上的范大瑛题记。
题记是在烟火熏黑的墙上用白粉土写成的，它是阿尔寨石窟唯一的汉
文题记。题记全文如下： “此地名叫百眼窑， 警告途中行人注意， 十冬腊
月上长途遇大风， 带骆驼六十余只， 正在头九， 十二月初四日， 由前边乌
胡图起程到此时五更天， 大风飞沙走石，寸步难行， 失去礼帽一顶， 皮袄
一件。岁在民国三十五年 （1946 年） 十二月初四日。即国历十二月二十
四日， 遇难人范大瑛， 山西祁县人。 ” 窟门右侧墙内还写着 “警告行人， 劝
世人不可冬天上长途实在苦也。”
三、 关于阿尔寨石窟被废弃的年代
阿尔寨石窟被察哈尔秃头汗破坏的两则传说和一些历史事件及有
关记载相对照研究， 能够确定阿尔寨石窟被废弃的年代。 清光绪十一年
成书的《古代诸汗编年史》蒙文手抄本中写道： “……林丹汗甲龙年登
基， 他是传教法王，但突然被恶魔缠心， 欲到西藏破教， 途中抢走博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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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济农夫人和宫帐圣物， 那时破坏了寺庙和阿日珠窟……” （引者译）
④ 。
这里说的 “阿日珠窟” ， 就是阿尔寨石窟。 《古代诸汗编年史》 概述了佛教
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历代蒙古汗的世袭，记述了清代鄂尔多斯主要寺
庙， 尤其详细地记载了鄂托克旗的寺庙和宗教活动情况。 由此可以断定
这本无作者署名的书是鄂尔多斯人或者鄂托克旗人编写的，他知道阿
尔寨石窟是被谁怎么破坏的。
众所周知， 林丹汗原名林丹巴牧尔， 系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世孙， 于
1604 年继祖父布延的汗位， 时年 13 岁，闻名林丹库吐克图汗。但他没
有能够统治全体蒙古， 只是统领了以察哈尔为主的左翼三万。 所以右翼
三万称他为 “察哈尔秃头汗” 。 田清波在 1955 年 5 月编的 《鄂尔多斯志》
中有一篇文章， 叫 《 〈额尔德尼一因 · 托卜赤—— — 蒙古编年史〉 导论》 。该
文注释里提到博硕克图济农的儿子额林沁济农躲避林丹汗后又到鄂尔
多斯的前前后后情况。 他写到： “有几部蒙古编年史肯定， 鄂尔多斯人称
作 Dzaxarii xaldza xan 的 ‘察哈尔的秃头皇帝’ 劫走了成吉思汗遗骨。 萨
冈彻辰未提及这一件事。蒙古传说与蒙古编年史记， 林丹汗悔恨莫及，
把这看作上天对他惩罚， 便亲自去安放遗物。”
⑤ 这段话证明了所谓的
“察哈尔秃头汗” 就是林丹汗。
林丹汗继位时， 蒙古各部想到掠夺， 经营混战， 蒙古族民众渴望安
定统一的局面。 林丹汗目睹时局， 顺应人心， 立志统一蒙古各部， 重新建
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帝国。 正当林丹汗意欲统一蒙古各部之际， 东北地区
的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项部， 建立 “后金” ，并把相邻的蒙古各部也作
为吞并对象， 科尔沁等诸部相继投靠后金。 为了阻止后金势力的不断扩
张， 维护蒙古各部的统一， 林丹汗于明天启五年 （1625 年） 率兵征讨背
叛的科尔沁部， 天启七年 （1627 年） 征讨内喀尔喀诸部， 明崇祯元年
（1628 年） 征服喀喇沁、 土默特等部， 并占据库库河屯 （今呼和浩特） ， 继
而鄂尔多斯诸部相继归附。 鄂尔多斯部库图克台 · 彻辰· 洪 ·台吉的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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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冈· 彻辰承认林丹汗为全体蒙古的 “共主” ， 表示联手抗满洲。清天聪
五年（1631 年） ， 林丹汗再一次挥师东击， 先攻阿鲁科尔沁部。这年冬天
抵兴安岭东的西拉木伦河北岸。天聪六年 （1632 年） ， 阿鲁科尔沁部联
合满洲， 攻打林丹汗。林丹汗战败， 西行至归化城（呼和浩特） ， 却遭到右
翼三万的阻击。 满洲皇太极会同归附之蒙古诸部， 对林丹汗继续发动了
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林丹汗势孤力单， 撤出归化城， 西渡黄河， 入居鄂尔
多斯， 在成吉思汗陵前誓师， 宣称 “林丹巴特尔汗” 。
林丹汗欲与喀尔喀部的朝格图台吉联合， 迁居青海， 支持噶玛噶举
派红帽系， 消灭黄教势力， 以青海为据点， 逐步扩张势力， 重振蒙古。因
此西迁时移走了成吉思汗陵。从此， 林丹汗身心不舒， 自以为移动成吉
思汗陵的缘故， 又将成吉思汗陵亲自送返鄂尔多斯， 举行盛大祭奠， 然
后继续西行。在西迁青海的途中， 林丹汗率领的十万人大部分散失。天
聪八年 （1634 年） 林丹汗病逝于青海希尔塔拉。
关于林丹汗西迁一事， 蒙古文献 《水晶鉴》
⑥ 有较详细的记载， 还有
一个佐证的资料是，清乾隆年间由鄂尔多斯郡王旗胡同庙班智达罗布
桑隆日布编写的 《智慧明灯》 一书。 该书记载： “林丹汗是法王， 忽心中钻
入恶魔， 率兵来到我们鄂尔多斯， 破其鄂尔多斯的部分， 劫走博硕克图
济农夫人， 欲进兵西藏毁黄教， 劫取宫帐内的圣物， 在途中因阎罗王的
阵势和成吉思汗的灵气而甲狗年逝于青海希尔塔”
⑦
（引者译） 。
对照分析民间传说和有关史料， 林丹汗战败于满洲， 在 1632 年西
迁途中进入鄂尔多斯， 毁掉了鄂尔多斯黄教胜地阿尔寨石窟。
参考文献
淤陈育宁著： 《鄂尔多斯史论集》 中 《一个外国神甫在鄂尔多斯》 ， 宁
夏人民出版社， 2002年 6月第一版
于 《鄂托克旗志》 中 《第九编·交通邮电》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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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第一版
盂 《内蒙古地方志通讯》 ， 1984 年 4耀5 期合刊中 《绥远公路交通史
料辑录》
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蒙文手抄本： 《古代诸汗编年史》 第
20页 B 面
虞米济生译， 《鄂尔多斯志》 ，伊克昭盟档案馆编 《鄂尔多斯研究文
集》 第一辑， 1984年
愚金巴道尔吉著、留金锁校注： 《水晶鉴》 ，民族出版社， 1984年 5
月第一版， 第483耀484页
舆伊克昭盟档案馆编： 《鄂尔多斯人历史文献》 第三集， 第 53耀54页
作者： 鄂托克旗史志办原主任，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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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朱开沟文化
杨泽蒙
一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东北，有一个
由寥寥数户农家组成的自然小村—— — 朱开沟村。这里地处鄂尔多斯中
东部， 丘陵起伏、 沟壑纵横、 交通闭塞、 人烟稀少，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祖
祖辈辈外出都是靠步行或骑小毛驴。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幽
僻小村， 在公元 1984 年的夏季， 却被频繁进进出出的各类大小车辆以
及熙熙攘攘人群打破了常年的静寂， 朱开沟， 这三个既寻常、 又陌生的
字眼，以及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命名的崭新的考古学文化—— —
“朱开沟文化” ， 也随即登上了各种媒体的舞台， 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
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 是什么打破了这里往日的宁静？ 又是什么吸引人
们纷纷接踵而至， 踏上这块默默无闻的、表面看上去与周围荒瘠的土地
毫无异样的大地？原来，这一切变化都源于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沟
里， 发现了一处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 4000 多年的古人类遗址， 它的面
世， 不仅填补了鄂尔多斯地区夏商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破译了一段
延续 800 年的、 鲜为人知的鄂尔多斯古代历史， 而且开启了现代人与远
古祖先对话的窗口， 古老的朱开沟人正是通过这个时空隧道， 一步步走
入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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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
朱开沟村 （朱开： 蒙语 “心脏” 的音译名， 亦写作珠儿开或朱日很） ，地处
鄂尔多斯高原东部， 海拔 1340～1400 米。 朱开沟水自东北向西南流， 至
纳林塔注入束会川， 再向南流进入 牛川、 窟野河， 后汇入黄河。 遗址分
布在沟壑纵横的朱开沟沟掌处， 在东西长约 2 公里、 南北宽约 1 公里的
范围内都有遗迹分布。
朱开沟遗址 1974年发现， 1977 年进行了首次发掘。随着对朱开沟
遗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以及沿北纬 40 度的内蒙古、 晋北、 冀北、 辽
西等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夏商考古工作的逐步开展，朱开沟遗址的
重要性愈显重要。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索内蒙古中南部， 尤其是鄂尔多斯
地区龙山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性质、 发展序列， 以及鄂尔多斯
青铜器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 1980 年、 1983 年和 1984 年，又对朱开沟
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特别是在 1983 年的发掘过程中， 获得了梦寐以
求的惊喜发现， 即在遗址晚期的墓葬中， 发现了时代最早的鄂尔多斯青
铜短剑、 青铜刀及随身佩戴的青铜装饰品等。 这些重要发现， 驱散了笼罩
在探讨中国北方游牧经济的起源及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等重大研究课
题上的团团迷雾， 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四次发掘的总发掘面积约 4000 平方米， 共发现居住房址 83 座、 灰
坑 （窖穴） 207 个、 墓葬 329 座、 瓮棺葬 19 座， 出土可复原陶器 510 余
件、 石器 270 余件、 骨器 420 余件、 青铜器 50 余件。 另外， 还采集了大量
陶器标本和可供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骼标本等。根据对出土遗迹、 遗物的
综合分析可知， 朱开沟遗址的时代上限约相当于距今 4200 年的龙山时
代晚期， 下限约相当于距今 3500年的商代前期， 整个遗址前后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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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800 年。 朱开沟遗址延续时间长， 内涵丰富， 特征鲜明， 为探讨内蒙古
中南部地区的古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由于朱开沟遗存的重
要性和特殊性， 学术界将以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 命名为 “朱开沟
文化” 。
朱开沟文化的分布地域是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
地区为主， 向南大体分布至吕梁山至晋中以北和陕北地区， 向北到阴山
山脉脚下， 东界可能在张家口地区左近，往西可至贺兰山东麓。朱开沟
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区虽然不算十分广阔，但向四周地区的渗透力却极
强， 显示了该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至商代晚期， 活跃在整个中国北方长
城沿线地带的， 便是由以该文化的主体因素构成的众多文化集团。
三
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和确认，极大地推动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原始
社会史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
几个方面。
4200年前， 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 一支以仰韶
时代晚期 （大约距今 4500 年） 以来在本地区延续生存、 发展下来的人群
为主体， 同时也吸纳、 融合了部分来自周邻地区人类群体的成分共同构
成的人类集团—— — 朱开沟人，创造了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中国北方地
区原始社会末期的辉煌历史篇章， 在中华文明的构建和发展史上， 产生
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的社会经济主要以发达的农业经济为主， 同时
拥有家畜养殖业、 手工制造业、 酿酒业等， 晚期已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
当时社会的私有制已经产生， 贫富分化已较为显著， 男性对女性行使的
权力， 已远远超出了夫权的范畴。种种迹象表明， 朱开沟人的社会发展
阶段， 应处于父权制高度发达的军事民主制的后期阶段， 绝不逊色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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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区同时期人类集团的发展进程， 已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商代甲骨
卜辞中经常出现的位于北方的诸 “方国” ， 就包括以朱开沟人为代表的
人类集团。这就是朱开沟文化揭示给我们的鄂尔多斯地区原始社会末
期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
随着公元前 2000 年前后西部干冷气候的东侵， 在广袤的中国北方
大地上生活繁衍的古代原始农耕民族， 又一次经历到严酷的自然灾难。
众多的部族只能依照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传统方式，忍痛放弃赖以生
存的土地， 无可奈何地踏上漫漫迁徙之路， 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而以
朱开沟人为代表的人类集团， 则凭借着他们以原始农业、 家畜养殖业、
制陶、 制骨等手工业为代表的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 以及这种先进的社
会发展进程下营造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的顺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在越来
越不适宜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环境面前，适时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和经
济形态， 与大自然顽强抗衡。 在传统的依赖原始农业为主导的社会经济
基础上， 不断加大家畜养殖， 特别是牛、 羊等食草动物的饲养程度， 经济
形态由单纯的农耕经济向半农半牧转变，其最终结果虽然未能使社会
发展进程与中原地区的夏商族同时迈入文明社会的历程，却率先完成
了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次社会大分工。这也是通过朱开沟文化告知世人
的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经济形态的转变， 自然引起人们生活习俗的改变， 必然也导致了昭
示当时人类社会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的改变， 这一改变的标识物， 便是最
具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鄂尔多斯青铜短剑、 青铜刀、 蛇纹鬲、砂质
带钮罐等器物的出现。 也正是这些变化， 才引出了中原华夏诸族与北方
民族的分野， 以畜牧业为社会主导经济的中国北方民族， 从此正式登上
了世界历史的大舞台。 这又是首次透过朱开沟文化折射出的、 以鄂尔多
斯青铜器为代表的中国北方畜牧—— — 游牧民族起源、 发展的历程。
朱开沟， 一个貌似平常、 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 无人料到这里竟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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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了中国北方地区原始社会末期最兴旺、 发达的古代文化。朱开沟，
一个延绵起伏、 崎岖坎坷的小山沟， 谁人知晓这里居然铺垫出了中国北
方游牧民族登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的平坦大道，点燃了北方游牧
民族征战历史的星火之源。这就是朱开沟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中
鲜为人知的独特地位， 这就是朱开沟的神奇所在， 这就是朱开沟独具震
撼力的根源所在。
四
四千多年前， 在朱开沟编织出这样一番轰轰烈烈场景的人， 究竟是
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的现实社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 他们是怎样在鄂
尔多斯的人类历史乃至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如此的辉煌，朱开沟
人子孙的足迹又流落到何方……
（一） 朱开沟人的构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专家潘其风先生在《朱开
沟墓地人骨的研究》报告中称： “据形态观察和测量统计分析的结果， 朱
开沟遗址古居民的体质特征属单一的蒙古人种， 与东亚 （远东） 蒙古人
种最接近，同时扁平的面部等特征也含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 。
为考察朱开沟人与相邻地域时代相近的古人类居民之间可能存在的亲
缘关系， 潘先生特选择了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14 组古代居民的体
质特征进行比较，结果是： “朱开沟古居民的体质特征与同时期华北地
区以农业为主的各考古学文化的古居民的关系较亲近，而与代表游牧
文化的古居民关系较疏远” 。另外潘先生还指出， 通过对朱开沟人颅骨
的种族特征观察可以看出: “朱开沟人的组成并非单纯的，可能为多人
种类型的复合特征” ， 尽管在朱开沟文化的不同阶段， 居民的体质特征
存在一定的差异， 甚至有些差异还比较大， 但这些差异并没有超出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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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变异范围。
考古学研究中对出土器物所进行的类型学 （也称为标型学）研究，
是借用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这些器物进行科学的分类，从而
找出同一类器物中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也可理解为它们之间的血
亲关系） ， 以及不同类别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也可理解为它们之间的
姻亲关系） 。通过破译这些陶器上显现的微妙的形体密码， 来获取古人
类的远古神秘信息。 这也是考古学在历史学、 人类学研究领域为其它学
科所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特别是在研究原始社会阶段， 更是如此。
朱开沟遗址拥有一个由近40 类约 90 种陶器组成的庞大的器物
群， 绝大多数陶器的自身发展脉络都较为清晰。 考古学家们就每一种器
物的发生、 发展轨迹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剖析与研究后， 将朱开沟遗址陶
器群中的主要器物， 划分为渊源不同的四组，即承袭于内蒙古中南部地
区龙山时代的文化因素； 来源于陕西关中、 宁夏、 甘肃东部地区的文化
因素， 来源于晋中、 晋南、 豫西等地区的文化因素和源于豫北等地区的
文化因素。通过对这四组文化因素在朱开沟陶器群中自身的发展脉络
及所占比重，最终确定朱开沟人的主体成分是以生活在本地区龙山时
代的古人类集团为主逐步演化发展而成的。在构成朱开沟人的早期阶
段，就包含有部分来自太行山、 吕梁山地区的古人类成员， 而在以后漫
长的发展进程中， 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来自宁夏、 甘肃东部地区、 晋中、 晋
南、 豫西等地区同时期古人类的影响。 尽管这种来自周边地区古人类群
体的成分很多， 有的时候还比较强烈， 但都没有对朱开沟人的主体成分
造成太大的影响。
朱开沟遗址出土器物类型学研究的结果，不仅验证了体质人类学
研究的结论，而且进一步勾勒出朱开沟人 800 余年间不同历史时段的
人员构成情况及发展进程。 朱开沟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始终和周邻
地区的古人类集团不间断地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交往， 这种长期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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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沟通了各部落集团之间的联系， 增强了相互间的信息传递与反馈，
丰富了各自的文化内涵， 同时， 由于新鲜血液的不断输入， 也使得各自
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加速了自身的发展进程。另外， 鄂尔多斯特殊的地
理位置， 又导致了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居民， 较其它地区的古代先民保持
了较多的独立性， 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特别是对于一些传统文化习
俗的固守方面， 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正是这样的一些固守， 才使得我们
对于他们最古老的原貌窥探得更仔细，对于他们的发展进程剖析得更
具体。
（二） 朱开沟人的社会经济
朱开沟人的祖先， 一直从事的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 因此， 他
们一踏上这块新的土地， 便开始了车轻驾熟的农业生产， 娴熟的生产技
艺， 良好的生态环境， 使他们的农业生产经济很快就发展到一个崭新的
境地。 这从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中， 以石斧、 石刀、 石镰、石铲、 骨
铲、 石磨盘、 石磨棒等适宜于农业生产和农作物加工的工具数量最多，
以及制作精美的鹿角锄等中耕农具可以得到直接的验证。据遗址中发
现的粮食作物碳化物的检测可知，当时北方地区农作物的种类主要是
粟、 黍、 稷等， 也就是今天的小米、 糜子米等旱作作物。
通过对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农业生产、农作物加工等工具的种类及
数量， 位于人们居住的房屋之间的数量众多、 形制规整的贮存粮食的窖
穴， 以及家猪养殖业、 酿酒业的发展程度和规模等的综合分析可知， 朱
开沟人的农业生产应处于相当高的发展阶段，其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当
时人们的日常食用并有相当规模的储存以备不测，而且还可以拿出一
部分剩余产品用于家猪养殖、酿酒和交换。也正是由于农耕技术的提
高， 农业经济的高度发展， 使每个人 （每个家庭） 的劳动除了能够满足自
己的最低生活需求外， 还能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 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
和商品交换， 进一步推动了制陶、 家畜养殖、 酿酒、 青铜铸造等手工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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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部门的兴起和发展， 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而且也加
速了社会的物质交换、 商品意识等，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进步。
家畜养殖业的出现， 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 生产资料有所剩余后的
产物， 它的兴盛与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程度。 在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工作中， 考古工作者提取到了大量的动物骨
骼， 经鉴定， 这些动物以家畜为主， 约占动物总数的 85%， 种类主要有
猪、 羊、 牛。 由此可见， 朱开沟人的家畜饲养在当时社会仅次于农业的另
一大类社会产业部门—— — 养殖、 狩猎业中， 已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据朱开沟遗址发现动物骨骼所代表最少个体数统计，猪骨的数量
约占动物总数的34%。那么这些猪究竟是猎获的野生猪， 还是驯化后
的家养猪呢？科学家们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组数据。一、 朱开沟遗址发
现的猪， 其头骨下颌联合部的宽、 长指数及牙齿长度的平均值等骨骼特
征， 均与后代家养猪的骨骼特征相似， 而与新石器时代诸如陕西宝鸡北
首岭、 河北磁山等遗址发现的早期驯养猪的骨骼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表明， 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猪， 不仅是驯化后的家养猪， 而且， 其驯养的
历史已经很悠久， 进化的程度也很高了。二、 朱开沟遗址猪的死亡年龄
以 1～18 个月的青少年猪为主，约占总数的 66%； 19～24 月龄的成年
猪占 25%， 24 月龄以上的猪仅占 8.9%。这种青少年猪被大量宰杀的现
象， 也是家猪饲养的明显特征。另外， 在经鉴定的朱开沟遗址出土猪骨
中， 雌性猪约占总数的 71.4%， 而雄性猪仅占 28.6%， 远远相悖于遗传
学理论上的动物自身存活性别比率。科学家们经过仔细的观察与分析
后发现， 被早期阉割的雄性育肥猪， 其犬齿形态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
与雄性猪的犬齿基本相似， 因此， 朱开沟遗址现今被鉴定为雌性猪的骨
骼标本中， 应该包含有部分被早期阉割的雄性猪， 这就意味着朱开沟人
已经发明并实施对雄性猪的阉割术。 不仅如此， 朱开沟遗址出土雌性猪
中， 未成年母猪竟占约 43%。由于宰杀大量未成年母猪， 会严重影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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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殖率， 较少仔猪的来源， 与人类饲养动物祈求丰产的愿望是背道相
驰， 因此， 科学家们推测很可能是出于对家猪养殖的计划性发展和择优
品种等方面的原因而有意为之。 虽然目前因资料及研究方法等所限， 还
无法对这一推测做出准确判断， 但朱开沟人在家猪养殖方面， 已经改变
了顺其自然繁殖的原始方式， 饲养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家猪养
殖业已经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 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只有家猪养殖业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才有可能像 M2034 那样， 一座墓中同时用 6 头 1～4
月龄的小猪作随葬品， 否则， 很难对这样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猪是一种适于圈养的杂食动物， 家猪养殖业的发展程度如何， 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猪的
数量， 占各种动物数量之首， 而且从当时盛行以殉葬猪下颌骨作为墓主
人身前拥有财富的象征，亦足可见猪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
及家猪养殖业的发展程度和规模。由此也不难揣测家猪养殖业赖以生
存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如何。
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羊骨， 据鉴定绝大多数为绵羊， 它的上、 下齿列
和肢骨的大小，都与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商代的羊或现代的家养绵羊
相似， 羊的死亡年龄以 1～2.5 岁的青壮年羊为多数， 约占 77%， 老年羊
仅占 13%。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牛的肢骨特征与商代的短角牛以及现代
的黄牛相似， 而与更新世晚期的原始牛差距甚远。另外， 在发现的牛骨
中， 小于 2 岁的幼年个体数约占总数的 41%， 幼年个体所占比例之大，
也与自然界中野生动物年龄组和比率明显不同。因此朱开沟遗址发现
的羊和牛， 据骨骼特征和死亡年龄等综合分析， 也都属于当时的人类饲
养的家畜。
据统计， 朱开沟遗址牛和羊的个体数约占动物总数的 50%， 这个
统计数据不仅反映了当时牛、 羊的养殖在家畜养殖业中所占的比重， 也
表明了以饲养牛、 羊为代表的社会畜牧业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 进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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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测， 朱开沟人时期畜牧业和农业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分工，这对
丰富和发展社会经济， 无疑具有较大地推进作用。 特别是到了朱开沟人
的后期阶段， 牛和羊的个体数已经大大超越了猪的个体数， 表明此时朱
开沟人传统的农业经济已受到新型的畜牧业经济的强烈冲击， 以牛、 羊
为代表的畜牧经济正逐步取代以猪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
地位， 半农半牧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 这一点，通过遗址内房子、 灰坑的
数量、 分布密度， 墓葬中的埋葬习俗以及生产工具的种类、 日用生活器
皿种类的变化等方面， 都有所反映。
由于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野生动物的数量约占近
12%， 因此可知狩猎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 仍占有相当的地位。朱开
沟人狩猎的武器主要是弓箭， 在发现的箭头中有两件有明显的烧灼痕，
有可能就是射入猎物体内的箭头， 在烧烤兽肉时留下的痕迹。 当时狩猎
的主要对象是马鹿、 双峰驼、 狍、 青羊等食草动物及鸟类， 偶尔也能猎获
到一些凶猛的野兽， 如豹子、 熊等。
朱开沟文化的制陶业十分发达， 是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部门，
不仅表现在陶器数量众多、 种类齐全， 炊、 饮、 食、 盛贮等器类应有尽有
等方面外， 而且陶器的形制复杂， 制作工艺高超， 为前人所远远不及。 另
外，从朱开沟遗址发现的一些形制十分规整划一的陶器（如部分高领
罐、 方格纹单把鬲等） 上我们也可以看出， 朱开沟人正在逐步走出传统
的一家一户、 自产自给的陶器制作的范畴， 已经存在着部分专门制作陶
器的工匠（作坊） 。专业陶工的崛起， 不仅意味着社会分工已经出现， 而
且也是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
酿酒业的兴起和发展， 应该建立在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
朱开沟遗址不仅发现数量众多的盉、 长颈壶、 四足方杯、 三角杯、 小圆杯
等酒具， 而且从这些酒器已成为墓葬随葬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 饮
酒已成为朱开沟人日常消费活动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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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开沟人的酿酒业即使尚未分化成独立的产业部门，其发展程度也已
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 既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
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 从朱开沟文化的中期开始， 便出现了一定
数量的耳环、 指环、臂钏、 针、 锥等青铜质地的装饰品和小型工具。到晚
期时， 除了上面的青铜制品外， 还出现了戈、 短剑、 刀、 镞、 鍪、 护牌等青
铜兵器、 工具、 饰牌以及鼎、 爵等青铜容器。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 这
些青铜器中， 除了鼎、 爵等青铜容器具有浓郁的中原商代二里岗文化的
特征， 应该是属于通过战争、商品交换等手段得来的 “舶来品” 外， 其他
青铜器均具有浓郁的地方特征，应该是在本地铸造的。尽管到目前为
止， 在朱开沟遗址还没有发现有关冶炼、 铸造青铜器的直接证据， 但是
从遗址内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石范， 出土的青铜短剑、 青铜刀的形状与
遗址中发现的同类骨器风格相同等不难推测，朱开沟遗址发现的青铜
器理应出产自本地区。
尽管朱开沟文化发现的青铜器的数量还不是很多，种类也较为
单一， 还远无法取代石、 骨器等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但是，
作为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新型的产业部门，它的出现，
无疑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此外， 鼎、 爵等青铜
礼器的使用， 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较以前所发生的
变革。
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 促进了制陶、 制骨、 家畜养殖、酿酒、 青铜制
造等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丰富和提高了人们物质消费的项目和水
平， 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商品意识， 加速了社会的物质交换、 商品交换
等， 朱开沟遗址发现的海贝等， 就应该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所有
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水平，变革了人们的意识
观念，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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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朱开沟人的社会组织
利用考古资料考察原始社会阶段古人类的社会组织，主要凭借居
住遗址内房屋的面积、 布局、 功能以及房屋内出土器物反映的各房屋间
的内在联系和埋葬习俗来进行， 通过墓地这种特殊的现实社会的反映形
式， 我们可以了解死者生前的身份、 社会地位和财富情况以及死者间的
血缘、 亲缘关系等， 进而对当时的社会组织作出较为准确的科学判定。
朱开沟遗址发现的房屋， 多数面积在 6～12 平方米之间， 这样的面
积最适宜 4～8 个人居住使用。房屋的周围，大多发现有存贮物品的窖
穴。在废弃的房址内， 既发现有用于消费的生活用具， 同时也发现有各
类生产工具。因此， 这些房屋所代表的家庭，应该是一个自产自给的个
体家庭。 考虑到房屋的面积， 加之墓葬中以男性为本位的异性双人合葬
墓的主宰地位， 可以肯定这样的家庭应该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由妻
子、 子女共同构成的父系氏族社会一夫一妻制下的个体家庭。
通过对墓葬分布、 排列情况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 朱开沟遗址发
现的绝大多数墓葬都集中分布在数个墓区内，同一墓区内的墓葬大多
数排列有序。墓葬以单人葬为主，有一定数量以男性为本位的异性双
人、 多人合葬墓。 不同等级、 不同规模的诸墓葬错落在各墓区或墓排内。
这种在墓穴的排位上， 严格实行以血缘为纽带的 “定穴安葬” 制度， 也是
父系氏族社会常见的埋葬习俗， 充分表明朱开沟人的社会组织， 总体上
应处在血缘纽带十分牢固的父权制阶段。 如果借用民族学的概念， 整个
朱开沟遗址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一级组织—— — 氏族的话， 那么， 遗址内
属于相同的历史时期但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一个个墓区，代表的就是这
个社会的次一级组织—— — 家族， 而每一个墓排， 则代表的是当时社会的
最基本组织—— — 家庭。
（四） 朱开沟人的社会发展阶段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形态，我们在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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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朱开沟人的社会组织、 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情况后， 就
可以对这个生活在距我们四千余年前的古老部族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
的社会发展阶段， 作出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 朱开沟文化阶段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 拥
有发达的农业、 制陶业、 制骨业、 养殖业， 出现了酿酒业和青铜制造业。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使产品出现剩余， 而剩余产品不仅促进了社会分工
和商品交换的产生， 最终也导致私有制出现并迅速发展。社会学、 民族
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研究成果都表明，财产的私有是以占有生产工
具、 生活用具和牲畜等动产开始的， 继而才占有奴隶和房屋。
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 329 座墓葬中，伴出日用随葬品的墓葬共
115 座， 随葬率约为 34%。 随葬日用品和财富象征的动物头骨的墓葬共
142 座，约占墓葬总数的 43%。同时拥有日用品和动物头骨的墓葬仅
14 座， 只占墓葬总数的 4.2%。另外， 不同墓区内的墓葬以及同一墓区
内的不同墓葬之间， 在墓穴的规模、 是否拥有棺木以及随葬品的种类、
数量等方面， 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些都表明， 虽然都是一个生死
与共的部族内的成员， 虽然死者仍能严格实行以血缘为纽带的、 以父系
家族为单位的 “定穴安葬” 制度， 但他们生前所拥有的财富和各自在社
会中的地位， 实际上是很不相同的。约占半数以上的人死后一无所有，
就是那些约占近半数的能够享受随葬品的部族成员中，多数也只是随
葬少数几件生活必需品， 而少数人为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他的 “荣华富
贵” ， 不仅可以享受棺木， 拥有生前使用的包括酒具在内的奢侈日用品，
带走身前炫耀财富的动物头骨， 而且还要强迫活生生的女性殉葬， 为死
者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由此可见， 由于私有制的发展， 朱开沟人的部
族内早已打破了原先的那种人人平等的格局， 家族与家族间， 家族内的
不同家庭间的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所拥有财富
的不同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异性合葬墓中反映的男女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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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差别更是明显， 男性对女性所拥有的权力， 早已超出了 “夫权” 所
能承载的范围。 这些用于殉葬的女性和儿童， 有的可能是妻妾殉葬制下
的牺牲， 而更多的则可能是被俘获的失去自由的外族人。 他们既然可以
被强迫用来殉葬， 自然也可以被强迫用来服役， 这就为奴隶制的产生创
造了条件。另外， 部族内的财富和权力正逐渐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
同样也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人们在财富占有和掠
夺欲的驱使下， 原来的血亲复仇升级为获得财产和奴隶的掠夺战争， 氏
族、 部落间为保卫和掠夺劳动果实而进行的相互战争不断加剧， 朱开沟
遗址墓葬中反映的 “猎头” 、 残肢等现象以及墓葬中随葬的兵器等， 便应
是当时战事频繁， 人们崇尚武力的具体展现。
两者相遇强者生， 得胜者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而且得到了人们
的崇拜， 势力急剧膨胀。失败者不仅失去了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而且
成年男性被宰杀， 女性被掠走成为任人处置的 “奴隶” ， 血气大伤。富者
愈富， 贫者愈贫， 两极分化愈演愈烈。 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 一些部落结
成联盟， 主管行政、 军事的首领应运而生。他们对内保护本部落联盟的
利益， 对外进行掠夺战争， 在频繁的战争中， 一些首领变成了贵族。 频繁
的掠夺战争， 不仅加速了原始社会的瓦解， 而且一些新的特权阶层开始
涌现。
人们为了求得战争的胜利，不仅要举行祭祀活动祈求祖神的帮助
和上天的保佑， 还要进行占卜活动以预卜吉凶。于是， 专门用于祭祀活
动的礼器相应而生， 用于占卜活动的卜骨大量涌现。
朱开沟遗址发现一些形体硕大的敛口直腹甗， 器高近一米， 形体如
此庞大的炊器， 显然不适宜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所需， 而是部族或家族
在举行重大活动时使用的特殊器皿。 也就是说， 它应该是朱开沟人在举
行重大礼仪宴会时使用的炊具或举行神圣的祭祀活动时盛放祭品 （牲）
的 “神器” 。在它的身上， 已经超出了普通日常生活器皿的形影， 弥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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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重、 威严、 神圣的象征。 同样， 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其他一些制作精美
的器物， 像盉 （温酒器） 、 折腹壶 （盛酒器） 、 长颈壶 （饮酒器）、 高柄豆 （摆
放祭品的器皿） 等等， 也是各司其职， 与鬲、 斝、 甗等共同构成了朱开沟
人的礼器群。 它是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 在举行重大典礼活动时广泛使
用的， 具有地位、 身份象征的青铜礼器的前身。
大量修制规范、 使用技艺娴熟的卜骨的发现， 说明朱开沟人的社会
群体中， 专业从事占卜活动的巫师已经形成。在原始社会， 巫觋是部落
中集军事权力和宗教权力于一身的特权人物， 具有沟通天地、 连接人神
的 “奇异本领” 。 他不仅参与部落的重大事务， 而且由于所从事的职业在
包含迷信成分的同时， 还涉及许多一般人无意了解、 无法了解的自然、
天文、 地理等各个方面的奇异现象， 不仅要解释这些现象， 总结这些自
然规律， 还要记录他所从事的各项活动及结果， 这样， 他又是当时先进
文化的保持者和传播者， 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 这些不同于一般生活用具的成组的 “礼器”
和占卜用具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了祭祀活动在朱开沟人社会活动
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也说明， 这种被当时社会视为头等大事的重要典礼
仪式， 从活动的主持人， 到活动的项目、 所使用器皿的种类、数量、 活动
的程序等等， 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 影响中国几千年的 “礼
制”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进程中， 逐步趋于完善的。 另外， 礼仪习俗并不单
是人们的凭空想象， 而是建立在社会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高度概括， 因
此， 这套豪华、 严谨、 规范的礼仪之俗， 也是朱开沟人日程生活的折射。
当然， 这绝非是普通人家的生活所为， 凭此我们也不难想象朱开沟社会
的贫富分化和社会进程。
另外， 我们通过墓葬资料也看到， 尽管墓葬的随葬率等表明朱开沟
人所处的社会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 人们的社会地位差距明显， 但能够
享受棺木、 随葬品、 殉牲的墓葬仍然占到墓葬总数的近 50%， 而且，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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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墓葬间随葬品、 殉牲的种类和数量虽然也有较大的差异， 但还没有形
成截然明显的反差， 随葬品、 殉牲的有无和墓穴规模的大小、 棺木的有
无并不成绝对的正比关系。随葬及殉葬品的种类绝大多数都是日常生
活用品和展示财富的动物下颌骨， 还没有发现其它显示墓主人权势、 地
位和特殊身份的成组的礼、 乐器等， 居住遗址中也没有发现文明社会常
见的大型建筑基址。 因此， 朱开沟人阶段的社会财富虽然已逐渐集中到
少部分人的手中， 但拥有者和占有量的整体比例， 还没有达到阶级社会
那种呈 “金字塔形结构” 的程度。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虽已形成， 但集政
治、 军事、 宗教、 财富于一身的显要阶层， 羽翼尚未丰满。人们的社会地
位虽差别明显， 但还没有达到十分尖锐对立的程度。
通过上面的综合分析，结合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可
知，朱开沟人的社会组织应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高度发达的军事
民主制阶段， 此时的社会处处闪烁着人类文明的曙光。因此， 当地处中
原地区的夏人率先进入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同时，活动在北疆的朱开沟
人， 也已经完成了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 跨入了人类文明
社会的门槛。
（五） 朱开沟人的杰出贡献—— — 由顺应环境到利用环境的升华
大约从距今4000 年前开始， 受干冷气候的影响， 鄂尔多斯的生态
环境逐渐向草原环境发展。 在越来越恶劣的自然环境下， 传统的以农业
为主导的经济形态， 已无法保证社会发展的正常需求， 而以饲养牛、 羊
为代表的畜牧经济则愈来愈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优越性。
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朱开沟人没有像祖先以及周邻的古人类群体那
样，简单地逐气候而去， 而是顺应环境的变化， 适时调整土地的利用方
式和传统的经济结构， 开始了由农业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发展的历程。
朱开沟人之所以能率先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是他们主动顺应、 利用大自
然的结果，同时也要归功于所处的社会发展进程和本地区独特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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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虽然环境的恶化， 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意
识形态、 社会上层建筑的变更， 也最终制约了朱开沟人的社会结构向文
明社会的迈进。但是， 中国北方地区的畜牧业文化， 却是这样在鄂尔多
斯地区首先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社会大分工， 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同样具有
不可磨灭的功勋。
至距今 3500 年左右， 环境进一步向冷干发展， 朱开沟人被迫南下，
最终离开了这块深深眷恋了 800 余年的土地， 至此， 北方民族与中原农
业民族才有了正式的分野。 朱开沟人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朱开沟文
化的根却深深地移植了下来。被迫南下的朱开沟人， 在晋、 陕北部的黄
河南岸， 发展成李家崖文化， 继续从事着半农半牧的社会经济， 不仅成
为商周时期对中原地区构成强大威胁的方国文明，甚至对关中西部的
先周文化，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一部分人则携蛇纹鬲、 带钮罐等， 守
护着自己赖以生存的牛、 羊，随气候的变化， 漂泊在长城南北的广大区
域内， 最后发展成为真正的游牧民族； 还有一部分人东移， 进入气候条
件较此时的西部要好得多的辽西地区，融入那里的夏家店下层居民的
后裔—— — “魏营子类型” 人群， 重操半农半牧旧业， 最后在气候进一步干
冷后， 也发展成了以“夏家店上层文化” 为代表的畜牧业居民。因此， 由
商周时期起， 活跃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相当一部分民众， 便是由朱开
沟人分化成的若干个方国文化集团。
（六） 打造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首家作坊
从19 世纪末叶开始， 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
装饰动物纹为特征， 具有浓郁草原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及金、 银制品，
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 分布最集中、 最具特征而被称作 “鄂
尔多斯青铜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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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青铜器” 是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早期畜牧民
族的物质文化遗存，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和与欧亚草原文化所表现出
的亲密关系， 从发现之日起便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特别是对
于 “鄂尔多斯青铜器” 究竟起源于何地的说法， 更是出现了旷日持久的
论争。 朱开沟遗址的发现， 在复原中国北方早期畜牧文化起源历程的同
时， 不仅发现了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 “鄂尔多斯青铜器” ， 而且发现了众
多与 “鄂尔多斯青铜器” 有直接渊源关系的文化因素， 终于为这一争论
持久的谜团的破译， 开启了难得的窗口， 找到了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的
金钥匙。
朱开沟遗址发现迄今已过去了三十多个年头，喧躁一时的朱开沟
虽早已恢复了它往日的宁静， 但 “朱开沟” 三个辉煌的大字， 如同朱开沟
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的永不磨灭的印迹一样，将永远镌刻在中
国考古学的丰碑上。
作者： 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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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青铜器之再认识
杨泽蒙
从19 世纪末叶开始， 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
装饰动物纹为特征的青铜及金、 银制品。 由于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发
现的数量最多、 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 因此， 被称作 “鄂尔多斯青
铜器” ， 在学术界也被称作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或 “北方系青铜器” 。
“鄂尔多斯青铜器” 多为实用器， 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兵器和工具、
装饰品、 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 以短剑、 铜刀、 鹤嘴斧、 棍棒头、 各类
动物纹饰牌、 饰件、扣饰等为主， 因以大量动物纹装饰器物而最具特征。
动物纹的种类有虎、 豹、 狼、狐狸、 野猪、 鹿、 马、 羊、 牛、 骆驼、刺猬、 飞禽
等， 多采用圆雕、 浮雕、 透雕等制作手法， 内容丰富、造型生动， 工艺娴
熟。 “鄂尔多斯青铜器” 以它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 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
美的造型而享誉海内外。 以造型生动、 特征鲜明、 寓意深刻著称的 “鄂尔
多斯青铜器” 为代表的纯朴、 豪放、 生机盎然的北国原生态草原风格， 宛
如诠释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历史优美画卷中的一部精美篇章，一件件饱
含生动、 奔放、 野性、 剽悍个性的 “鄂尔多斯青铜器” ， 生动地再现了两千
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一景一幕。透过 “鄂尔多斯青铜器”
这支独放异彩的奇葩， 人们不仅对中国北方游牧文明有了全新的了解，
同时对于古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有了全面的感悟。
以 “鄂尔多斯青铜器”为载体的中国北方早期游牧民族文化， 其主
体是由生活在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的古代先民， 面对生态环境向冷、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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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不断恶化， 率先在传统农业经济的基础上， 适时改变土地利用方
式形成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 逐步发展起来的。 这一新兴经济形态
的出现， 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举， 不仅对中国畜牧—— — 游牧业经济的
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拉开了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大舞
台上活动的帷幕，同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及与世界的文化交往都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鄂尔多斯青铜器属于博大精深的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明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同时由于所表现出的与欧亚草
原畜牧民族青铜文化的共性， 而备受世界所瞩目。 由于鄂尔多斯青铜器
风格独特， 造型精美， 不仅具有重要的考古学、 历史学、 民族学研究的价
值， 同时也有极高的观赏性， 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因此也受到了各
国古董商、 古物收藏家的青睐。世界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中， 如美国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 日本东京博物馆等
等， 均可以见到这种独具特色的古代东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鄂尔
多斯这块古老、 神奇的土地， 也因 “鄂尔多斯青铜器” ， 而享誉世界。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鄂尔多斯古代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它既是自商代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以狄—— — 匈奴为代表的、
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物质遗存，同时也是广布于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
带， 对中原及广袤的欧亚草原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个多源、 多分支的
复杂的综合体。开展对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北方民族
文化的研究， 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北方畜牧、 游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对于研究整个欧亚草原地区早期文化的构成、 发
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原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交流与发
展、 中国早期北方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均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 我们对于鄂尔多斯青铜器用途的认识， 更多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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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它的实用性。诚然，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日常生活用品， 确实占据
了很大的比重，我们也正是通过鄂尔多斯青铜器这种具有浓郁“原生
态” 生活气息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不仅对文献记载匮乏的早期北方民族
的社会、 文化有了全新的了解， 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青铜文明有了
更加全面的认识。但是，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器物， 他们
的实际功用， 应该远远超出了日常普通生活用品的范畴， 成为特殊场合
下、 特殊人物使用、佩饰的物品。 对于这类物品， 无论是他的种类、 形制，
还是所装饰的纹饰等等， 我们都应该给予全面的再认识。
青铜短剑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常见， 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 短剑
的长度一般在 25～30 厘米左右， 剑身的宽度在 2.5～3 厘米左右。剑身
扁平， 平面略呈柳叶形， 横截面呈扁菱形， 有的剑身中部有圆柱状脊， 直
刃， 剑身与剑柄之间设 “一” 字形或两端呈斜翼状、 舌状突起的剑格， 绝
大多数为直柄， 少数为曲柄， 柄首端极具装饰性。凡是见到过鄂尔多斯
青铜短剑的人心目中都不免发出疑问，作为凶猛彪悍的早期北方民族
所使用主要兵器之一的短剑， 为什么会如此短小且缺乏锋芒？ 常规的解
释为：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青铜冶铸技术上的差异造成的， 另一方面可能
是在昭示马背民族勇猛、 善战， 敢于近身肉搏的精神， 同时也说明他们
对阵时， 制胜的法宝并不仅仅在于手中的兵刃， 而很大程度上要归根于
群体急马奔腾时形成的冲击、 震撼和威慑力。
仔细观察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可以发现， 一部分短剑不仅制作精美、
装饰华丽， 而且剑刃锋利、 剑柄厚重， 便于握持， 实用性极强。但也有相
当部分短剑明显存在着装饰性远远大于实用性的缺陷。譬如双豹对卧
纹柄青铜短剑， 通长约 33 厘米， 剑柄的造型是两只面面相对、身体修长
的豹子， 豹的口、 足相对， 尾巴上卷形成剑格， 四爪前端又略呈鸟首造
型。 这柄短剑虽剑刃锋利， 实用性毋庸置疑， 但纤细的豹身剑柄， 却明显
难以承受实战格斗中兵器相触所产生的撞击力。在手中兵器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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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关系到持有者生死存亡的冷兵器时代， 这样的设计缺憾， 制作者应
该是不会意识不到的。 那么， 是什么原因促使制作者竟无视血腥杀场的
残酷现实， 置持有者的性命于不顾， 忽略这些青铜短剑的实用性，而过
分追求华丽的外观呢？ 唯一较为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它的主要功用并不
在于血刃较量， 而是具有其他的特殊用途。在青铜原料极为珍贵， 人类
为生存忙于拼搏的时代， 早期北方民族为什么会花费如此物力、 精力，
去制作一些华而不实的青铜短剑， 这些短剑又将会被派上什么用场呢？
就是我们必须探寻其奥秘的原因所在。
北方草原民族有歃血盟誓的习俗。据 《汉书· 匈奴传下》 记载，汉元
帝时期， 车骑都尉韩昌、 光禄大夫张猛受命出使匈奴， 两位汉使看到匈
奴不仅人数众多， 而且物资充足， 担心匈奴会叛离汉廷， 便提出愿与匈
奴盟誓， 世世代代永结同好， 匈奴呼韩邪单于为了向汉廷表示诚意， 遂
与汉使一同登上诺水东山， 宰杀一匹白马， 将血酒盛于用被匈奴老上单
于所杀的月氏王头盖骨做成的酒器中， 双方对天盟誓， 共饮血盟。文献
在记载这一盟誓程序时有这样一句话， 单于以 “径路刀、 余留犁挠酒” 。
这里的 “径路” ， 颜师古早年作注时援引应的观点认为指的是匈奴人使
用的宝刀。目前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径路” 是匈奴语， 与 《逸周书·克殷
解》 记载中， 周武王对商纣王的尸身 “击之以轻吕， 斩之以黄钺”的“轻
吕” 一样， 都是我们今天称谓的 “剑” 的对音或合音。 因此， 通过文献记载
结合对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发现与研究，匈奴人在举行庄重的盟誓仪
式时搅和血酒使用的 “径路刀” ， 就应该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那些柄部
装饰华丽的青铜短剑。 因此， 在这些场合中主祭人手中所持有的青铜短
剑 （径路刀） ， 所具有的无疑更多的是法器的功用。
另外， 文献中还记载， 匈奴人还有将 “径路” 奉为崇拜和祭祀对象的
习俗， 曾立有 “径路神祠” 。如 《正义括地志》 云： “径路神祠在雍州、 云阳
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 本匈奴祭天处， 秦夺其地， 后徙休屠右地”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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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 “径路神祠” 到底是什么含义？ “径路” 又是什么神呢？ 早期北方畜牧
民族多以自然物为神灵依附物，联系到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
有祭祀军神的习俗，因此推测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的各种动
物， 实际上早已被早期北方民族寄予了超自然的神威， 而锋利的短剑，
又蕴含着他们无坚不摧、 无往不胜的希冀。因此， 他们将 “径路” 视为军
神、 战神， 藉此依仗祖先、 神灵在天之光的庇佑。将青铜短剑竖立起来，
恭敬地加以奉祀， 就成为了他们与祖先、 天、 神沟通的手段。久而久之，
由于将径路神当作战神的代名词， 故有 “径路神祠” 的出现。 那么这些青
铜短剑 （径路刀） ， 无疑所具有的又是 “神祇” 的功用。
由此可见， 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件双豹对卧纹柄青铜短剑， 可能是一
位早期北方民族首领或以主持仪式为生的神职人员 （萨满） 手中所持有
的法器 （径路神） ， 也可能是伫立在祭坛上的神器 （径路神） 。 青铜短剑剑
柄的双豹图案， 或许显示着持剑者本人的威猛尊严， 或许昭示短剑自身
所蕴含像猎豹那样凶猛、 强悍的神奇威力， 会庇佑人们在即将进行的狩
猎或战事中， 所向披靡， 大获而归。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金属短兵器中， 以刀、 剑的历史最为久远。刀和
剑的形状各有差异， 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刀是单侧刃， 而剑则是双
侧刃。 据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来看， 青铜刀应以属于仰韶时代晚期甘肃
马家窑文化和马厂文化发现者时代最早，距今已有 5000 多年的历史。
青铜短剑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则当属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朱开沟遗址出土者， 时代约相当于商代前期， 距今已有约 3500 年的历
史。 而与朱开沟遗址出土青铜短剑形制相同的骨质短剑， 在内蒙古中南
部地区使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 5000 多年前的“海生不浪文
化” 时期。
中原地区由于青铜时代以及早期铁器时代的兵器主要是戈、戟等
长兵器， 因此， 青铜刀虽然出现的很早， 但其形制短小的特性决定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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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用具来使用。直至西汉初期铁制环首刀
出现， 器身向长、 重发展后， 刀在短兵器中的地位才脱颖而出， 至魏晋以
后更是迅猛发展， 成为一个重要的门类 （并由此衍生出带柄的长刀类兵
器） 。青铜短剑在中原地区虽然出现的时间要比青铜刀晚的多， 但自西
周，特别是东周以来却异军突起，不仅成为短兵器类中的一个重要门
类， 而且在制造技术、 加工工艺等方面更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这一点，
无论是考古发现的越王勾践剑， 吴王夫差剑，还是文献中有关 “莫邪、 比
干” 等的记载， 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晚期以后， 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铁刀的兴起， 极大地削弱了剑
在短兵器类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 或许是与铜刀相同的原因， 由于早期
的短剑器形短小，难以构成极具威力的格斗兵器，加之制作也较为繁
缛， 故在战争中始终未得到广泛应用， 而主要是用于防身。汉代刘熙所
著的 《释名· 释兵》 中称： “剑， 检也， 所以防检非常也。” 大概汉语中 “剑”
之得名， 即由此而来， 所以剑在考古发现中的实例， 远远少于刀的数量。
但佩剑却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的礼仪， 被牢固地传承了下来。
《正以》 中讲： “春秋官吏各得带剑” 。 《晋书 ·舆服制》 则说： “汉制白天子
至于百官， 无不佩剑， 其后惟朝带剑。 ” 《说民》 中也记载： “古者天子二十
而冠带剑， 诸侯三十而冠带剑， 大夫四十而冠带剑， 隶人不得冠， 庶人有
事则带剑， 无事不得带剑” （这里的事， 意战事， 即战争） 。 可见不同身份、
等级的人， 在佩剑的长度、 重量， 以及制作、 加工和装饰的选材用料、 工
艺精细程度等方面， 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为什么原本仅是一件护身的兵器， 后来却发展成为镶金嵌玉， 精雕
细琢， 绮丽华美， 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宝， 身份、地位的象征， 特别是如 “世
间大不平， 非剑不能消也” 等诗所言， 还秉承有独特的正义使命， 占据着
其他兵器只能望其项背的神圣地位？ 通过对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探索，
使我们得到了深深的启迪。 剑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但无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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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的角度考虑， 还是从现有考古发现都不难看出， 中原地区青铜短
剑的兴起， 应该是受到了相当程度早期北方民族的影响。 而影响中国绵
延数千年的 “剑文化” 的形成， 最初则与北方早期畜牧民族对 “径路刀” 、
“径路神” 的古老情结， 具有直接的关联。 正是这种对 “法” 与 “神” 的无上
的崇拜情结， 才使得“剑” 这种兴起于北方草原的神奇兵器， 融汇了后人
如此无尽的渴盼与希冀。
再如龙首、 蛇首、 铃首、 羊首或鹿首匕， 它也是 “鄂尔多斯青铜器” 中
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器皿。 这里所讲的龙首、 羊首、 鹿首， 其造型差别不十
分明显， 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 习惯上， 把头上有柱状角的称为 “龙首” ，
而头上的角向后弯曲成环状的， 则称为 “鹿首” 或 “羊首” ， “羊首” 的盘角
要小于 “鹿首” 。这类器物匕身细长、 或直或略弯曲， 匕首柄端装饰圆雕
的蛇首、 龙首、 羊首或鹿首造型以及镂孔的球形铃状物， 刃端或呈圆弧
状， 或呈直刃微弧状， 或呈斜弧刃状。有些匕身的一侧或两侧装饰有数
个圆环， 有些圆环内还连接有环形或坠形饰物。 造型别致， 制作精美。 这
类器皿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刃部不锋利， 而且有的还很钝笨， 不宜日常
生活中的切割、 穿刺， 显然并非普通生活用品。 结合其精美的造型、 华丽
的装饰等综合分析， 应该是一种在特殊的场合下使用的， 类似于匙、 叉
类功用的器具。
前面我们提到文献记载匈奴盟誓活动时： 有 “单于以径路刀、 金留
犁挠酒” 的话语。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径路， 匈奴宝刀也。 金， 契金也。 留
犁， 饭匕也。 挠， 和也。 ” 有理由认为， 这段文献记载中匈奴单于调酒使用
的饭匕—— — “金留犁” ， 就应该是前面介绍的柄部装饰豪华的青铜龙首、
鹿首或蛇首匕。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 有一定数量的圆雕青铜饰件， 种类有伫立的
羚羊、 卧马、 狻猊等， 造型生动， 制作精美， 其共同的特点， 就是动物脚下
都设有或圆或方的管状銎， 用于纳杆， 常规上， 人们把这类器物称为 “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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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饰” 。 据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可知： 崇拜大自然中的生物， 将它们视为图
腾， 依仗它的神力保佑族群的平安， 这是许多原始民族共同的习俗。而
将崇拜物形象装饰于杆顶或杖端，则是早期北方民族图腾崇拜的另一
种表现形式。 一方面， 它是由图腾柱古俗衍生出的一种更适宜于游牧民
族的习俗， 代表当时社会集团中不同血液人群的崇拜物和标识物。 另一
方面， 它又将祖先崇拜、 神灵崇拜与地位、 身份相结合， 成为权力的象
征。因此， 这类包括伫立的羚羊、 卧马、 狻猊等在内的圆雕青铜饰件， 一
部分可能是装饰于车舆围栏顶端等处的 “杆头饰” ， 但更多的应该是具
备神权、 宗族权或地位标示功能的权杖的杖首。
还有一类鹤头形青铜杖首， 则应该是杖首中的一个特殊门类。 它整
体呈鹤首形， 长喙， 或直或钩或曲， 圆眼， 中空， 鹤颈处形成圆筒状銎口，
以纳秘， 銎口壁上有钉孔。 整体长度在 15～30 厘米不等。 在我国古代有
一种被称为 “鸠杖” 的器物， 据文献记载： 周人即有献鸠敬老的风俗。而
《后汉书· 礼仪志》则记载： “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端以鸠鸟为
饰。 鸠者不噎之鸟， 欲老人不噎也” 。 也就是说，王杖是朝廷授予 70 岁以
上老人的一种权力性的凭证， 因鸠鸟有特殊功能， 吃任何食物皆不会被
噎死， 故送鸠杖引申预祝老人健康长寿。这种遗俗一直延续到明清， 在
给老人做寿送寿联时， 有 “坐看溪云忘岁月， 笑扶鸠杖话桑麻” 的佳话，
即是很好的说明。 那鸠杖杖首上装饰的鸠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
郭璞在 《山海经 ·中次八经》 的注释中说： 雄的鸠鸟称 “运日” ， 雌的叫 “阴
谐” ， 形状如鵰， 长颈赤喙。但 《尔雅翼》 又载： “鸠， 春来冬去， 备四时之
事。故少昊以为司事之官， 似山雀而小， 短尾， 青黑色， 多声” 。而中国最
早的历书， 成书于西汉的 《夏小正》 则说， 鸠和鹰是随季节变化的， 一月
鹰化鸠， 五月则鸠为鹰。各种说法莫衷一是。1983 年， 考古工作者在青
海湟源的大华中庄村发现了 3500 多年前卡约文化时期的墓地， 出土了
两件配有青铜首的杖。其中一件杖首为鸟首， 銎为脖子， 具有极长的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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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硕大的圆眼， 和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鹤头形杖首极为相似。 类似的发
现， 在全国还有多处， 如果从 “鸠者不噎之鸟” 的角度考虑， 鸠为鹤类水
禽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此，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鹤头形杖首， 就应该
和汉代以来流行的 “鸠杖” ， 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它的发展过程， 同
样来源于由图腾崇拜而衍生的部落首领及氏族长、家族长等于持的权
杖， 与 “欲老人不噎也” 的鸠鸟形象相结合， 演化为老者于扶的拐杖， 成
为尊老重孝的标识物。
形制各异的青铜匙， 也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造型特殊的一种器皿，
形制与今天使用的金属汤匙十分接近， 椭圆形圜底匙头， 圆柱状或细长
扁平匙柄， 柄部多装饰缠绕状的绚纹或锯齿形花边， 柄端多有孔， 便于
随身佩带， 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特性。 由于其在鄂尔多斯青铜器
中不仅发现的数量较多， 而且制作十分精美， 反映了它在当时人们日常
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类器皿中部分形体较大， 整体长度在 10 厘
米左右的， 应该具有食具的实用价值； 但多数形态较小， 整体长度仅在
5 厘米左右， 有的形制还特别精美、 柄部装饰繁缛， 甚至柄部装饰图案
左右成双配对。 对于这类器皿用途的推测， 或许通过今天成吉思汗祭祀
活动中使用的一种祭器， 能带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成吉思汗祭祀 “四时大典” 之首的 “春季查干苏鲁克大典” （亦称 “鲜
奶祭” ） ， 每年农历的三月二十一日为主祭日。 “查干苏鲁克” 为蒙语， 汉
语意为 “洁白的畜群” 。 祭祀的内容是要用九十九匹白母马的乳汁， 向九
十九天祭洒， 祈求上天和祖先保佑人畜兴旺、 大地平安。祭祀活动使用
的祭器蒙语称谓 “楚楚格” ， 形如长柄勺，银或木质， 整体长约七寸， 窄长
条形柄， 方形扁平勺头， 勺头上排列九个浅窝。 祭祀仪式中， 主祭人手执
“楚楚格” 由斟满鲜奶的 “宝日温都尔” （汉译为 “圣奶桶” ） 中舀出鲜奶频
频祭洒。 蒙古族视 “九” 为大， 所以 “楚楚格” 的前端 （勺头部位） 做成九个
浅窝状，既寓意承载着数量最多的鲜奶，以表对神圣受祭者的最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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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最崇敬的心意， 又反映了草原民族崇尚节约、 务实的精神。 传承于鄂
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寝的成吉思汗祭祀， 保留了 13 世纪蒙古
的宫廷文化、 帝王祭祀文化习俗， 承袭着蒙古民族古老、 原始、 神秘的传
统文化。成吉思汗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 “四时大典” （亦称 “四时大祭” ）
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 源于以萨满教习俗为基础的祭祀庆典活动， 在元
朝忽必烈时期钦定举行的日期、 程序、 内容等， 作为一项制度世代相传。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仅成吉思汗祭奠的主要内容贯穿于“四时大
典” 之中， 而且， 北方草原民族传统的祭天、 祭地、 祭祖的仪式， 也渗透于
其中。 通过 “楚楚格” 这种特殊的祭器， 我们或许可以判定鄂尔多斯青铜
器中的那些形制特殊、 器形纤小、 装饰繁缛的勺形器， 绝非日常普通的
实用器和装饰品， 而是巫师 （萨满） 一类的神职人员在类似于成吉思汗
“查干苏鲁克大典” 中 “鲜奶祭” 等特殊场合下使用的专用器皿。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 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铜镜， 有的形制与中原
发现的同时代铜镜相差无几， 惟镜背面或为素面， 或为简单的旋纹、 网
带纹等。有的则形制、 工艺等与中原农耕民族使用的铜镜差距较大， 不
仅镜体较小、 较轻薄， 周廓不出棱、 形制不大规整， 背面图案简单或多为
素面， 而且为了携带、 握持的便利， 设立动物造型的钮或柄是其最大的
特点， 柄部的动物纹造型往往制作十分精美、 繁缛。对于逐水草而居的
北方草原民族而言， 平静的水面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好的镜子， 他们
自然无需在这个领域刻意追求， 因此， 北方草原民族的铜镜其装饰性更
大于实用性的特性，便奠定了其不同于中原农耕民族所使用铜镜的特
殊身份。结合已发现的北方草原民族萨满服上满缀铜镜的事例可以确
认， 这些柄部装饰动物纹图案的铜镜， 也应该是当时萨满一类的神职人
员所使用的器皿。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 还有很多带 “铃” 的器皿， 如 “铃首短剑” 、 “铃首
刀” 、 “铃首匕” 以及形形色色的 “铃铛” 等。在短剑和铜刀的柄首配饰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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铛， 会使其在挥舞时 “叮当” 作响， 显然与之作为兵器使用时应具备隐蔽
性、 突然性的要求不相匹配， 而结合考古学、 民族学的研究资料可知， 其
所具有的更多的是法器的功用。 大量形制多样的铃铛， 除较大型的应为
车舆銮铃及动物项下佩挂之物外， 多数应是人们的随身佩戴饰物， 其中
相当数量的铃铛， 特别是那些器表装饰有特殊图案的铃铛， 应是神职人
员 （如巫师等） 的身上饰物。这一点， 不仅民族学的资料可以佐证， 在近
年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验证。 在法事活动中， 随着作法者节
奏的变化， 这些挥舞在手中和缝缀在服饰上的 “铃铛” 所发出的扑朔迷
离的铃声， 不仅吸人魂魄， 增加了法事活动的神秘性， 而且也在寓意着
引导、 沟通人类与上天、 神灵交融的作用。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诸如此类性质的器皿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
列举。 综上所述， 闻名遐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尽管是以日常实用器皿为
主， 但属于首领、 神职人员 （萨满） 等使用的、 具有特殊使命的器类也占
有相当的比重。 而且由于这类器皿身份的不同， 包括附着在他们身上的
装饰纹饰，自然也就不是常规上认为的现实生活场景、意念的简单再
现，而是具有其不同的寓意和深邃的内涵了。我们应该对他们重新仔
细审视， 给予全面的再认识、 再定位。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最贴近事实地
破译他们本身所携带的诸多信息， 正确认识他们的文化内涵及其发生、
发展历程，才有可能更加准确地解读这部还充满未知数的中国早期北
方民族的神奇历史，以及中国早期北方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
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应有地位。
作者： 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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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红庆河古城、 秦直道与昭君出塞
甄自明 岳够明
一、 红庆河古城概况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政府以西的一片田地中，夏季
时分， 玉米长得郁郁葱葱， 西侧的柳树林枝繁叶茂。在这片田地的中心
有几段非常明显的夯土墙痕迹，周围有老乡从田里拣出了大量陶器碎
片和陶瓦碎片， 由此可以断定， 这里曾是一处汉代城址， 这就是红庆河古
城， 俗称 “三套城” 。 地理坐标为北纬 39°21′34.7， 东经 109°34′55.9， 海
拔高度为1437 米。
据 《中国文物地图集· 内蒙古自治区分册》 （下册） 记述， 红庆河古城
可分为外城、 内城和子城。外城墙已不存。内城西墙呈土垄状。子城保
存较好， 平面呈长方形，长 136 米， 宽 130 米， 城墙夯筑， 基宽 6～10米，
最高处为 4.5 米， 夯层厚 5～12 厘米。文化层厚 1.2～3 米。采集有泥质
灰陶小口罐、 甑残片及陶纺轮、 绳纹板瓦、 柱础石， “大泉五十” 、 “五铢”
铜钱等。内城北侧约 1000 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有厚 1 米左右的兽骨。如
今， 由于农耕生产的破坏， 只能辨认子城的城墙遗迹。
二、 红庆河古城与秦直道
2005 年， 为配合“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的召
开， 国家博物馆、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鄂尔多斯博物馆、 东胜区文物
保护管理所组成联合调查队对鄂尔多斯市境内包括伊金霍洛旗、东胜
区、 达拉特旗的秦直道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调查队的第一站就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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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河古城。 当时除对红庆河古城进行调查外， 还派出技术工人通过考古
钻探寻找秦直道的踪迹， 结果在红庆河古城西约 1500 米的地方， 发现
了秦直道遗迹。这是一次重要发现， 在红庆河村内因为农耕生产， 地表
已无秦直道遗迹可寻，这次调查用考古钻探的方法证实了红庆河古城
西侧秦直道的存在。
在秦汉时期， 鄂尔多斯地区是 “水草肥美” 的河套地区， 匈奴在此居
住， 足以养育人口和牲畜， 南下可以直接威胁秦朝的心脏地区， 战略位
置相当重要。 据记载， 匈奴轻骑一日一夜就可到达咸阳附近， 因此， 鄂尔
多斯成为匈奴同中原王朝争夺的咽喉要地。
当时， 秦始皇面对北方强大的匈奴民族， 毫不示弱， 采取强硬的政
策， 派大将蒙恬率领 30 万大军进驻河套地区， 在今包头附近设立九原
郡 （郡治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村南）， 在黄河沿岸兴筑了 34
座县城， 并且征招 10 万民夫修筑了绵延千里的 “秦直道”， 作为防御和
打击匈奴的军事专用交通线。如此浩大的工程， 在2000 多年以前的秦
代， 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
项伟大的历史奇迹。
“秦直道” 从咸阳附近 （今陕西淳化县北） 的云阳， 直达今内蒙古包
头市西的九原， 穿越今 14 个县 （旗） ， 路面最宽处 60 米， 一般也有 20
米， 全长1800 里。从秦朝的心脏地区， 直抵北方边塞， 把京城守卫和边
境防御结合了起来。直道纵贯鄂尔多斯南北， 并且一般都修在山脊上，
坡度很小， 另外急弯很少， 这样的运输在古代非常方便快捷， 能够将对
匈奴作战的大批军队和战略物资快速运往前线，是当时联通中原和北
方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 是世界历史上的 “第一条高速公路” ， 而它穿过
的鄂尔多斯地区， 伴随着秦朝对匈奴的作战， 同时进行了移民开发。
现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东胜区、 达拉特旗都保存有 “秦直道”
的遗迹。 即南起伊金霍洛旗的掌岗图四队， 北至达拉特旗高头窑乡吴四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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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村。其中伊金霍洛旗境内长约 75 公里， 达拉特旗境内长约 30 公里。
位于东胜区境内的秦直道保存最为完整， 全长约 20 公里， 基本沿
15 度方向由南向北延伸。直道多位于山梁上， 其中二倾半村南的一段
最为明显， 遗迹两端断切下陷， 残长百米左右。路面残宽 22 米， 路基断
面残高 1～1.5 米， 为当地红砂岩土填筑。从残断遗迹北行， 迎面山岗上
有四个连成一线的豁口， 宽 50 余米， 人工开凿。
秦直道被誉为世界上 “第一条高速公路”、 “天下第一路” ， 而在秦直
道伊金霍洛旗红庆河段，位于直道东侧约 1500 米处就是汉代大型城
址—— — 红庆河古城。 鄂尔多斯境内， 秦直道附近的大型城址只有伊金霍
洛旗的红庆河古城。说明在秦直道修好后的几百年里， 特别是在汉代，
红庆河古城一直是秦直道附近的重要城址。而红庆河古城距离榆林和
包头大体相当，是秦代咸阳通往九原郡，汉代上郡通往五原郡的中转
站。是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同边塞九原、 五原的物资囤积地和官员、 移民
的中途休息地和给养补充地。 就像现在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一样， 红庆
河古城就是秦汉时期， 从咸阳、 长安通往边塞包头的秦直道旁的最为重
要的具有物资运送、 商品流通， 人员住宿、 给养补充功能的重要城池。
三、 红庆河古城与昭君出塞
秦汉时期多称鄂尔多斯地区为 “河南地”， 又称 “新秦中” 。 所谓秦中
是指秦国长期所居的农业发达的关中地区。 秦国占据鄂尔多斯地区后，
鄂尔多斯地区便成了秦国的重要经济区和组成部分。 以 “新秦中” 命名，
正说明了鄂尔多斯地区在当时重要的经济地位。
西汉宣帝末年， 匈奴内乱， 五单于争立。 呼韩邪单于南下五原郡， 归
附汉朝， 汉朝曾派专使至五原郡、 朔方郡、 西河郡等地陈兵列队， 以示保
护。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朝汉天子。 竟宁元年 （公元前 33 年） ， 汉元帝将宫
女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为阏氏。 呼韩邪单于朝献长安， 往返都经过今
鄂尔多斯地区。 王昭君在呼韩邪去世后， 从胡俗， 复为单于阏氏。 王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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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儿、 女婿遵从父母意愿，常到西河郡户猛 （即今伊金霍洛旗红庆河
古城） ， 与汉朝使者联系交往。 《匈奴传》载， 王昭君的两个侄儿， 一名王
歙， 一名王飒， 均封为侯， 出使匈奴。
至于昭君出塞的路线， 林幹教授在 《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
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 分析指出， 昭君出塞的路线为： 从汉都长安 （今陕
西西安市） 出发， 经北地 （甘肃庆阳县） 、 上郡 （陕西榆林市）、 西干河 （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 、 朔方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 至五原 （内蒙古包头市） 。
过五原后， 西行至朔方郡临河县 （内蒙古临河市），向西北方向出高阙
（石兰记山口） ， 越过长城， 进入匈奴辖区， 一直到匈奴单于王庭 （蒙古国
乌兰巴托附近） 。
昭君出塞时曾经过鄂尔多斯， 并且是从上郡 （榆林） 进入鄂尔多斯，
又从鄂尔多斯进入五原 （包头） ， 那么昭君出塞是否通过秦直道， 是否在
红庆河古城停留呢？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在上郡通往五原
的路途中， 秦汉时期只有秦直道沿 15 度的近南北方向贯通， 因此最近；
秦直道遇山开山， 遇谷填平， 因此也最为平坦。昭君出塞为一皇室女子
乘车北行， 旅途劳顿颠簸， 肯定要走最近最平坦的道路， 那么非秦直道
莫属。 而在上郡通往五原的秦直道附近， 红庆河古城恰好在上郡与五原
的正中间， 且红庆河古城作为规模宏大的汉代重镇， 成为昭君出塞时的
中途休息地和给养补充地是必然的。
昭君出塞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后， 被封为 “宁胡阏氏” ， 寓意能保匈
奴安宁。昭君出塞这一年， 汉元帝下诏改元为 “竟宁”。 “竟” 通 “境” ， “竟
宁” 意为给边境带来和平安宁之意。在封建社会， 改元改年号是国家政
治生活上的大事， 汉元帝改元为 “竟宁” 足见对 “昭君出塞” 这件事的重
视， “宁胡阏氏” 即给匈奴人带来和平安宁的皇后。 反映出 “昭君出塞” 对
汉朝和匈奴的重要性， 双方都认识到了这次和亲在政治、 经济、 文化上
的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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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出塞以后， 汉匈之间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争局面， 代之以彼此
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今鄂尔多斯地区获得了数十年“边城晏
闭， 牛马布野， 三世无吠犬之惊， 黎庶无干戈之役” 的平安局面。
四、 红庆河古城和秦直道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西汉末年，呼韩邪单于几次往返长安与昭君出塞均经过鄂尔多斯
地区。 王昭君的女儿、 女婿遵从父母意愿， 常到西河郡户猛 （今伊金霍洛
旗红庆河古城） ， 与汉朝使者联系交往。作为秦直道旁规模宏大的汉代
重镇， 红庆河古城见证了昭君出塞的伟大和亲， 见证了昭君子女与汉朝
的友好交往， 见证了汉朝与匈奴的和平安宁。 作为长安 （以及咸阳） 通往
五原 （以及九原） 的重要中转站， 红庆河古城是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
上的重要中途休息地和给养补充地。对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和北方少数
民族的经济往来、 商品贸易、 人员交流、 交通运输、 移民开发等方面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些说明从秦代开始， 鄂尔多斯地区已经是北
方游牧民族地区通往中原农耕王朝辖区的交通要道，是北方少数民族
同中原经济、 政治、 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红庆河古城旁的秦直道历代一直沿用。 汉武帝派兵北击匈奴， 大将
军卫青、 骠骑将军霍去病就是沿着直道进军的。唐王朝夺取河南地， 同
突厥作战， 也是通过这条路线进行的。清代， 直道成为关中棉花向北运
输的必经之路。可见，历代秦直道对于促进鄂尔多斯和中原地区的政
治、 经济、 文化、 交通联系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今， 在 15 度方向
近南北向的秦直道东 15 公里处为南北向的包 （头） －神 （木）铁路、 包
（头） －西 （安） 铁路， 东 20 公里处为南北向的包 （头） －茂 （名） 高速公
路、 210 国道。古代的重要运输线演变为现代化的快速立体交通线。伊
金霍洛旗秦直道两旁同样为鄂尔多斯资源的开发， 经济的发展， 加速鄂
尔多斯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加强河套地区与关中地区甚至全国的经济、
文化、 贸易合作与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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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鄂尔多斯地区，是北方游牧民族、少数民族与中原农耕民
族、 中央政府交流合作的纽带。 现在， 鄂尔多斯更是蒙、 晋、 陕、 宁四省区
经济、 文化、 贸易交流和交通运输的中心和纽带。
参考文献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 内蒙古自治区分册》 （上、下册） ， 西
安地图出版社， 200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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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第一版
史念海： 《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 《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 ， 伊
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 1981年 8月
张光耀： 《秦直道探索与研究》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年 7月第
一版
作者： 前者为鄂尔多斯博物馆研究员； 后者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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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 — 秦直道感怀
杨泽蒙
一
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倾全国之人力、 物力， 兴建了两项名
传亘古的浩瀚工程， 一为修筑长城， 二为 “治直 （道） 、 驰道” 。
长城绵延万里， 巍然耸立， 作为中华民族勤劳、 智慧的象征， 世界八
大奇迹之一， 历代吟诵，妇孺皆晓。而同等距离内修建规模和工程难度
与长城相差无几的秦直道， 则世人所知者甚少。关于秦直道， 文献虽有
记载， 但极为简略。翻遍 《史记》 、 《资治通鉴》 这样的史料巨著， 仅觅得：
“始皇欲游天下， 道九原， 直抵甘泉， 乃使蒙恬通道， 自九原抵甘泉，堑山
堙谷， 千八百里” ，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 道九原， 抵云阳， 堑山堙谷，
千八百里， 数年不就” 等这样一些只言片语。 就连大文学家、 史学家司马
迁巡游北方， 沿秦直道返回， 眼见长城、 直道工程之浩瀚、 人民为其付出
之艰辛后， 也只是留下了 “吾适北边， 自直道归， 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
亭障， 堑山堙谷， 通直道， 固轻百姓力矣” 的感叹， 而对于直道的具体细
节， 却吝赐墨。 因此， 几千年来， “堑山堙谷， 千八百里” 的秦直道， 虽给人
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但欲想识其真面目， 则难越雷池一步。直至
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一位年轻的文物工作者在鄂尔多斯的惊人发
现，终于打破了人们探究秦直道进程中的瓶颈， 使这一和万里长城堪称
“同胞兄妹” 的中国古代道路工程上的奇迹得以重现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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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74 年 7 月，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为伊克昭盟举办的文物干部培
训班的田野实习工作开始了，带队的是内蒙古博物馆年轻的文物工作
者田广金。田广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功底扎实、 思路敏
锐、 事业心强， 接受了担任培训班辅导员的任务后， 深思熟虑为自己此
行确定了几个研究课题， 探索秦直道在内蒙古境内的行踪， 便是任务之
一。据文献记载， 秦直道北起九原， 南抵云阳。九原即九原郡， 郡治在今
内蒙古包头市； 云阳距秦都不远， 位于今陕西省淳化县北， 这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是被考古发现证实了的不争的事实。而 “直道” ， 顾名思义，
一定是条走向左右摆幅相对来说较小的道路，在现在的陕西咸阳和内
蒙古包头市之间拉一条直线， 伊克昭盟 （今鄂尔多斯市） 的伊金霍洛旗、
东胜、 达拉特旗恰在其间。就算是古人对道路的记述不实， 直道的曲折
迂回很大， 但左右有黄河牵制， “直道” 必经鄂尔多斯高原无疑。虽然经
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 道路遗迹肯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了， 但既然是
“堑山堙谷” ， 足可见当时工程之浩大， 那就一定有迹象可寻， 之所以到
现在还没有发现秦直道的踪迹， 只能是辛苦未到的原因。 探寻中国古代
最伟大的道路行踪的机遇就在眼前， 想到这里， 初涉文物事业的田广金
不禁热血沸腾， 信心十足地踏上了征程。
接下来的考察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 疲
惫不堪的田广金和普查队员们终于在东胜县漫赖公社海子湾大队二顷
半生产队居民点以南约 200 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段残存长度约 100 米，
具有明显人工填垫痕迹， 好似道路路基的遗迹。 这段路基遗迹的前后两
端都已被洪水切割成深深的冲沟， 在冲沟的断壁上可清晰地看到， 路基
是在原生地层上由红色砂岩碎块填垫起来的，残存厚度约 l.5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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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的宽度约 22 米。 这里位于丘陵的低洼地带， 由此向南眺望， 地势较
为平缓， 未发现什么迹象， 但向北一看， 迎面的丘陵顶部一个明显的 “豁
口” 一下子映入了田广金的眼帘， “堑山堙谷” ， 这个萦绕在他心中多时
的印象剧烈地敲击着他的心房， “是真的吗？ 这是秦直道吗？ ” ， 他带领大
家一路狂奔至对面的 “豁口” 处向北眺望， 几个位于丘陵顶部的 “豁口”
在绵延起伏的丘陵中时隐时现直线向北延伸。遇山凿山， 遇沟填沟， “堑
山堙谷， 直通之” 的秦直道， 终于掀开了笼罩在自己身上的谜障， 向世人
展示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田广金把他的重大发现告诉了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专家俞伟超先
生，俞先生又把这一消息转告了陕西师范大学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史念海先生， 1975 年， 史先生在他的 《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一文中，
首次把这一被历史湮没两千余年的世界最浩瀚道路工程的真实面目披
露在世人面前。
以后，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今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博物馆）对位
于鄂尔多斯境内伊金霍洛旗、 东胜县、 达拉特旗境内的秦直道遗迹， 进
行了全程的科学调查。另外， 中央美术学院靳之林教授、 内蒙古交通厅
秦直道遗迹考察组、陕西省古道研究学会等许多单位也对鄂尔多斯境
内的直道遗迹进行过多次考察。 时至今日， 对秦直道的科学考察研究工
作已经开展整整 30 年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对秦直道的研究工作付
出艰辛努力的科学家们，特别是当年那位撩开秦直道神秘面纱的年轻
的文物工作者—— — 田广金先生。
三
据文献记载， 秦直道始建于始皇三十五年 （公元前 212 年） 。 秦国大
将蒙恬征调民夫数 10 万， 历时两年余， 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上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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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工程。 直道全长 1800 多里 （约相当于现在的 1400 多里） 。 由于这样
的道路宽阔平坦， 能适应大队人马快速驰援， 通常称之为 “驰道” ， 又因
其南北遥遥相对、 直线相通， 也称 “直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后， 修建了多
条由咸阳通往原六国故地的驰道， 但直道仅此一条。
秦始皇为了防御北方匈奴民族的侵扰重新修建的万里长城，很多
都是在战国时期原有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而为了加强对六国故地的
监控而修建的那些高等级的公路 （驰道） ， 也大多数是在原有旧道的基
础上改扩建完成的。只有秦直道这条作为当时中原连接北方草原地区
唯一的一条交通要道， 则完全是在无任何基础的前提下兴建完成的 〔至
少从上郡 （今陕西榆林） 到九原郡的这段直道应该如此〕 。 从这个角度考
虑， 修建秦直道的意义、 难度绝不逊色于长城。有人形象地把秦代的万
里长城和直道比喻为弓和箭的关系， 互依互补。我想， 这就是它的重要
地位所在。
鄂尔多斯境内目前可确认的秦直道遗迹，北起达拉特旗高头窑乡
吴四圪堵村东， 南至伊金霍洛旗的掌岗图四队， 南北纵贯鄂尔多斯高原
中部， 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近 100 公里。秦直道遗迹途经的地区， 今天多
属高丘陵地区， 地势延绵起伏， 高差较大， 沟壑纵横。 直道遗迹在这一地
区沿约 190°的方向直线南行， 绝无弯道。为减少道路的起伏高差， 凡
直道所途经的丘陵的脊部， 绝大多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凿， 置身直
道上分别向南、 北眺望， 均可看到一线相通的数个由于开凿而形成的位
于丘陵正脊部位的豁口， 或位于坡脊部位的半豁口。 位于丘陵正脊处豁
口的宽度一般为 40～50 米左右， 位于坡脊处的半豁口坡上端开挖部分
的宽度约 30～40 米， 坡下端的垫土部分宽度约 20～30 米。 凡直道途经
的丘陵间的鞍部， 绝大多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填垫， 从保留在冲沟断
壁上的路基断面可知，填垫部分的路基底部最宽者约 60米，顶部宽
30～40 米， 残存最厚的垫土现今仍达 6 米以上， 足可见当初工程之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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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路基垫土多就地取材， 将开凿豁口所得红黏土及砂岩的混合物移至
丘脊两侧的低凹处，或将坡脊上端的堆积移至下端。部分连续低凹地
段， 由于开凿丘脊所得土方无法满足路基填方的需求， 便从附近的河床
内运来沙石填垫路基。 路基层层填垫的痕迹清晰可辨， 虽未发现夯筑痕
迹， 但仍十分坚硬。 如今秦直道所经之地， 凡填充部分， 在常年雨水的侵
蚀下， 绝大部分已被冲刷掉， 形成较大的沟壑， 但是断壁上却保留着较
完整的路基断面。开凿处则多数保存较好， 由于挖、 凿而形成的豁口虽
经 2000 余年风雨仍清晰可见， 延绵不绝， 雄姿犹存。
在该段直道遗迹的东侧， 由北到南依次分布有城梁、 苗齐圪尖、 大
顺壕三座古城址， 其中城梁古城规模较大， 规格也较高。城梁古城址位
于丘陵的顶部， 是附近地区的制高点， 置身古城的高处， 周围数十里的
范围可尽收眼底。古城平面形制呈方形， 边长约 480 米， 地面遗物十分
丰富， 散布大量的砖、 瓦、 瓦当、 陶排水管等建筑构件和陶质器皿的残片
等。 古城内还发现有陶窑等遗迹， 早年还出土过大量成捆的箭杆等遗物
（杆身已朽， 只存铜镞） ，具有强烈的军事氛围的性质。根据对三座古城
城内出土遗物等综合分析， 它们应该是与秦直道有密切关联的城障、 行
宫类遗址。 另外， 在靠近黄河南岸处， 还有一座城拐子古城， 而在掌岗图
四队以南约 22 公里处，也有一座红庆河古城。目前， 在两座城址附近虽
然还未发现直道遗迹， 但据其所在位置， 地表暴露遗物等综合分析， 也
应该是与直道遗迹密切相关的城址。
秦直道遗址于 1996 年 5月 28 日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
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申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
鄂尔多斯境内的秦直道遗迹虽然已经发现了 30 年， 其间也做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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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工作， 但围绕秦直道还是有许多谜团弥漫在人们的心间。
望着这条神奇的大道， 人们不禁疑惑万千， 同时也疑虑重重。秦直
道行进的路线， 约有一半是在秦人并不十分熟悉的鄂尔多斯高原， 这里
的地势虽然不及子午岭及陕北黄土高原地区那样跌宕起伏，却也是丘
陵延绵、 沟壑纵横， 两千多年前的秦人， 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掌握
了如此精确的北方大地方位概念以及如此丰富的地理学、 地貌学知识？
难道仅仅依靠据说刚发明不久的罗盘定位技术，他们就具备了如此辽
阔地域内的大地测绘技能了吗？ 就能娴熟地应运如此精确的测量、 定位
技术了吗？因为按照现代人的思路， 如果没有这些技术的支持， 要在两
年的时间内，在一个无论是地理方位还是地质条件都十分陌生的区域
内完成这么大的一项工程是很难想象的。
另外， 这项浩瀚工程的顺利实施， 难道凭借的就是蒙恬率领的那数
10 万内地民工的智慧和力量吗？因为讲到秦直道这条沟通南北的军事
要道， 我们还不能忽略文献记载中的这样一个情节：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300 年） “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云中、 九原” 后， 便让位给儿子 （赵
惠文王） ， 开始实施 “身胡服， 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 而欲从云中、 九原直
南袭秦” 的战略 ① ， 这其中就应该包括对九原郡的设置、 对这条 “直南” 道
路的勘测、 南渡黄河渡口的营建等等一系列活动。那么， 在这条由秦将
蒙恬主持完成的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高速公路的过程中，是否蕴
含着赵国人的辛勤汗水呢？ 还有， 当时大部分已被蒙恬的大军撵到阴山
以北， 而原本世世代代就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那些北方游牧民族， 是
否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呢？
直道的起点九原郡究竟是现在包头市西的三顶帐房古城，还是麻
池古城， 学术界还存在较大的争议， 虽然各引其证， 但目前都缺乏实质
性的依据。 不过从秦直道在鄂尔多斯境内的直线延伸方向来考虑， 正对
的应该是麻池古城。另外， 历史学家们考证的古代黄河上的著名渡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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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位于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昭君坟渡口） ， 也恰在这条直线上。 从
这个角度考虑， 秦直道的起点是在包头市的麻池古城， 秦直道南渡黄河
的位置在今达拉特旗的昭君坟渡口， 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 但渡过黄河
后的秦直道如何走向， 却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秦直道南渡黄河后，首先要经过约 20 公里宽的黄河冲击滩平原，
然后还要穿越如今宽度约为 15 公里的库布其沙漠， 方能与我们已经探
明的秦直道在鄂尔多斯境内的北段遗迹衔接。如今要想在黄河无数次
泛滥的冲击滩上以及浩瀚无垠的库布其沙漠中找寻秦直道的踪迹， 即
使由南向北沿着已探明的秦直道的痕迹一路北上，当驻足于达拉特旗
吴四圪堵村以北的柳沟边， 面对漫漫沙海， 再欲寻觅骤然消失了踪影的
秦直道遗迹时， 依然头绪全无。 库布齐沙漠是鄂尔多斯境内的第二大沙
漠，据地质学专家介绍， 形成至少已有 200 多万年的历史， 它东西横亘
在鄂尔多斯的北部， 是秦直道必须穿越的天然障碍。那么， 直道在到达
这里后， 是跨越柳沟穿库布其沙漠而过？还是溯柳沟北下， 沿一个弓背
形的弧线， 由沟谷内穿越库布其沙漠， 直抵昭君坟渡口？如果是跨越柳
沟直穿库布其沙漠而过， 那么当时的库布其沙漠规模究竟有多大？ 2000
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穿沙公路又是什么面目？如果是溯柳沟而
北上， 那么工程的难度自然比前者要小得多，但这条主要为战时急用的
大道又如何解决汛期的大队人马通行问题，以及大队人马穿行于沟谷
内避免敌军设伏袭击的军事大忌等问题呢？
乌兰木伦河是黄河的支流， 它的上游位于鄂尔多斯中部， 是秦直道
沿途所经之地最大的一条东西向的河流。这里如今沟谷的宽度在 100
米以上， 河床的宽度约 100 米左右， 深度 20 米。两岸为中生代砂岩结
构， 地表基岩裸露， 河床陡峭。秦直道虽然在鄂尔多斯境内跨越了无数
的洼地河谷， 但绝大多数都是采取 “堙谷” 的方式来进行， 面对这道两岸
陡直的重要水系， 绝非简单的堵塞、 填垫所能解决。 综合分析， 秦直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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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唯一的途经，便是架桥。修建这样一座跨度应该在 100 米以上的大
桥， 对于2000 多年以前的秦人来说， 自然不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 究竞
选取什么方式， 什么材料来进行， 目前仅仅通过地面调查， 还无法得到
丝毫线索。 因此， 旷世奇迹秦直道面对修建工程中遇到的最棘手的难题
之一， 如何穿越这一 “天堑” ， 无疑又是一大谜团。
由伊金霍洛旗掌岗图四队往南， 地势骤然平缓， 失去了 “堑山堙谷”
这些明显标识物的秦直道， 在2000 余年历史尘埃的湮没和毛乌素沙地
的步步紧逼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秦直道从鄂尔多斯南部的什么
地方进入陕西境内， 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大的争议， 我们只能耐心地等
到准确的结论。
在该段直道遗迹的两侧， 分布数座古城址。据古城所在地望、 城内
出土遗物等综合分析， 它们应该是与秦直道有密切关联的行宫、 城障类
遗址。秦直道与这些古城址究竟演绎了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五
尽管秦直道留给后人如此多的难解之谜， 但通过这些年来的工作，
我们还是对秦直道本身有了几点清晰的认识：
1. 目前通过对鄂尔多斯境内已探明的秦直道遗迹的实地考察可知， 在
北起达拉特旗吴四圪堵村东北 （北纬 40°11.105′、 东经 109°42.890′） ，
南抵伊金霍洛旗掌岗图四队 （北纬 39°32.793′、 东经 109°36.671′） ，
全长约 100 公里的距离内， 无论自然地貌如何， 秦直道基本沿着约 190°
的方向逶迤南上， 虽然在不同的区域内， 整体略有不超过 5°的左右来
回摆幅，但绝没有弯道。从这个角度来推测由掌岗图向南秦直道的走
向，既然途径鄂尔多斯高原北半部高丘陵地貌中的秦直道能修得如此
笔直，那么位于鄂尔多斯南半部平缓地貌中的秦直道就更没有出现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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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理由了。 因此按照已知秦直道的走向， 在不考虑陕西境内地貌特征
等因素的前提下推测， 它应该由红庆河古城的东侧南下， 途经伊金霍洛
旗的台格苏木， 经乌审旗的呼吉尔图苏木， 进入今陕西省榆林地区的小
壕兔乡地界。 虽然这一带途径的恰恰是沙海漫漫的毛乌素沙地的南缘，
工作起来的难度相当的大，不过只要自伊金霍洛旗掌岗图四队沿着秦
直道向南延伸的方向作详细的考古钻探， 这一谜团应当不会太难破解。
按照这条延长线， 还可以验证围绕陕西境内秦直道走向的纷争中， 以中
央美术学院靳之林教授等为首的观点 ② ， 他们认为秦直道应该在今榆林
城西北部一带北上进入内蒙古。 最近， 陕西榆林地区文管所王富春等先
生，更是进一步在榆林地区的马河乡附近确认了古代道路的遗迹 ③ ， 路
面的宽度约 45 米， 不仅宽度与鄂尔多斯境内发现的秦直道相仿，而且
也正位于这条延长线上。由此可见， 古人文献记载的非常准确， 秦直
道确实是一条稀世罕见的、 名副其实的笔直大道 （至少位于鄂尔多斯
境内已探明的这一段至陕北地区 200 多公里的秦直道是如此）。
2.有些学者根据 《史记·六九·苏秦列传》 中苏秦说燕文侯的 “且夫
秦之攻燕也， 逾云中、 九原、 过代、 上谷， 弥地数千里” 等文献记载，认为
到 “战国中后期， 由九原、 上郡 （今榆林县南鱼河堡） 、 云阳 （今淳化县
北） 、 咸阳间， 即有一条南北大通道， 大将蒙恬是在旧道的基础上加以改
建、扩充， 而成为一条沿子午岭山脊而行的， 宽达 30 米以上的， 大体是
直南直北方向的 ‘直道’， 并非是蒙恬新勘查的路线”
④ 。 至于秦直道是否
由蒙恬全新勘探，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还有待时日予以论证，但认
为到战国中后期， 已经存在一条由九原至上郡的大通道， 我们觉得这样
的观点可能有失偏颇。 鄂尔多斯地区自商周时期以来， 就一直是北方少
数民族活动的区域。 秦昭襄王三年 （公元前 304 年） 控地北至上郡， 势力
范围仅及今鄂尔多斯的东南部，这有鄂尔多斯地区秦昭襄王修建的长
城为证。笔者于 1987 年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在东起鄂尔多斯市准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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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的榆树壕古城， 经由达拉特旗的敖包梁、 东胜县的辛家梁、 店圪卜、 省
城梁一带沿哈什拉川向北， 再经达拉特旗的新民堡、 门肯梁、一直向西
至石泥召一带的罕台川东岸，发现一段长城遗迹。由于仅仅是地面调
查， 因此对于这段长城的时代， 学术界一直无法准确定夺， 曾疑其是秦
长城、 魏长城、 西汉初年的长城等， 但目前以认为是赵长城的说服力更
为贴切。 假如这段长城确属战国时期的赵长城， 那么赵武灵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 300 年） “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云中、 九原” ， 鞭之地域最多也仅
及鄂尔多斯东北部东流黄河的沿岸。 因此秦直道途经的鄂尔多斯中部，
在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 212 年） 蒙恬北逐匈奴以前， 仍然是马背民族
的牧地。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 足迹浪迹天涯， 浸漫大草原上路就在脚
下。 既无需修治固定的道路， 也没有九原、上郡的概念， 自然在鄂尔多斯
高原上， 就不会有所谓九原至上郡间的大通道。战国晚期， 赵武灵王尽
管有 “直南” 袭秦的战略设想， 但在实力强大的游牧民族的领地内， 最多
也只能停留在 “身胡服， 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 的勘察阶段， 而绝对不可
能明目张胆地修建由九原至上郡的道路。即使不考虑强秦会因此识破
他的计谋，彪悍的游牧民族会不会允许他们随意侵入自己的领地等因
素， 单就赵国的实力而言， 也未必会因为 “直南袭秦” 而修筑一条如此规
模的大通道。而且， 胡服骑射后的赵武灵王设想的 “直南袭秦” ， 恐怕更
大程度上会选择像北方马背民族那样、隐蔽性极强的轻骑兵式的突袭
方式， 而不会是大道通天， 车水马龙的进攻。 因此， 我们认为鄂尔多斯境
内的秦直道应该是在蒙恬主持下全新修筑的。
至于上郡以北的秦直道是否沿用了战国时期的旧道，倒是很有可
能的。 一则， 秦既然设上郡， 必然考虑到了上郡的重要性， 那么修一条由
都城咸阳到边陲上郡的 “驰道” ， 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二则， 据文献
记载， 秦直道是由北向南修， 在秦始皇去世时， 秦直道仍然 “道未就” 。 始
皇的去世， 不仅需要大量的民工修建秦陵， 而且随着秦二世继位， “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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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起兵反秦， 秦前所徙诸戍边者皆散去” 。 在这种顾此不暇的境地下，
沿用一些原有的旧道来完成这项必须完成的工程， 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
外， 在直道修建以前， 由咸阳到上郡可能早已存在不限于一条的大路，
所以在道路的选择及规模上， 就不要求得那么苛刻了。 这也是为什么陕
西境内能确定多条 “秦直道” ， 并彼此各有依据、 互不相让的根本原因。
3.通过对鄂尔多斯境内秦直道全线的考察可知， 秦直道工程浩瀚，
工程量极大。总体上讲， 填方的工程量要远远大于挖方的工程量， 而绝
非有些学者所说的将 “开挖豁口的土方顺便推填于低洼处， 挖多少填多
少， 不再另行取土”
⑤ 。 因为在秦直道沿途的调查中经常可以发现这样一
些现象， 凡靠近 “堑山” 形成的 “豁口” 处的低洼地带， 其路基填土均为本
地原生地层中的白垩纪砂岩碎块和粉末，间有原本覆盖在砂岩上的属
于秦代原生地表的黑垆土碎块， 无疑是从 “堑山” 处填来的土石。 而在那
些远离 “豁口” 处的低洼地带， 或是在地势属于起伏性不大的连续低洼
地带， 路基填土则多为混合沙石， 这些混合沙石则绝非取自附近的原生
地层土， 而是由远处的河床中搬运而来。另外， 通过对秦直道路基填土
层下压着的秦代原生地表层的观察可知，当时秦直道途经的鄂尔多斯
地区地貌虽不似如今这样沟壑纵横， 但地势起伏也很大， 有些直道途径
地， 当时已经是深度在 10 米以上 （个别的地段深度还远大于此），宽度
约数十米的大冲沟。在途经这些地段时， 仅仅依靠开挖豁口时的土石
方来完成填方的工程量， 无疑杯水车薪， 必须另外搬运大量的土石才
能完成。
4.纵观鄂尔多斯的地貌及秦直道的走向不难发现， 现今秦直道的
路线是经过极为缜密的勘察后选定的。 从总体上讲， 秦直道如果整体略
往东偏离里许， 地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丘陵起伏骤然增大， 纵横交
错、既宽又深的大冲沟不仅将给秦直道的修建增加数倍的难度和工程
量， 而且是否能做到 “直通之” 也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而整体若略向西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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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里， 不仅南北两端穿越库布其、 毛乌素两大沙漠的难度要加大， 而且
中部在沼泽遍布的泊江海子盆地如何保证雨季的道路畅通，又是一个
新的难题。 就局部而言， 仅仅在由伊金霍洛旗章岗图四队到东胜区城梁
村约 40 公里的距离内， 秦直道不仅整体笔直而下， 而且巧妙地避开了
左右夹击的哈拉哈兔沟、 青达汗沟、 红庆庙沟、 昌汉活少沟、大哈沟、 阿
布亥沟、 文功沟等多条与直道走向平行的南内向大冲沟。难道， 秦直道
这样的路线走向能是偶然巧合吗？
5.现今秦直道的途径之地， 凡丘陵低洼地带的填方处，由于原本就
是水流汇集的通道， 因此在 2000 余年的雨水冲蚀下， 都早已被宽大的
冲沟拦腰截断， 所存无几。 而位于丘陵顶部因 “堑山” 而形成的 “豁口” 的
两端， 许多也形成了纵向的大冲沟， 这是由于雨水顺新开凿出的路面而
下， 久而久之造成的， 这些区域地表的水土流失， 无疑是由于直道的修
建而造成的。目前， 秦直道沿线的这种水土流失仍然在继续中， 有些区
域甚至还很严重。 笔者 20 年前调查秦直道时所见到的许多保存非常好
的直道断面， 今日早已面目全非。另外，近些年鄂尔多斯地区加大了植
被、 禁牧的力度， 水土保持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
非常欣慰的事。 但就秦直道而言，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水土流失而造
成新的破坏的同时， 那些原本已经出露地表的路基填土、 那些十分清晰
的路基断面等， 正在悄悄地重新蒙起一层新的面纱， 这无疑又给秦直道
的科学考察工作带来新的难题。我们对鄂尔多斯境内的秦直道之所以
能有如此翔实的了解，首先应该归功于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的这些天然
的剖面， 所以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些已经出露的难得的剖面， 透过历经
2000 余年风雨的侵袭， 顽强保留下来的这些弥足珍贵的 “残垣断壁” ，
尽可能多的采集那些有关秦直道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信息点，因为这些
自然展现的信息点，不仅蕴含着比我们主动发掘的剖面上丰富的多得
多的内涵， 而且和主动发掘相比， 又具有事半功倍的特性， 另外， 它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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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稍纵即逝的珍贵性， 一旦失去就可能永远无法再现。
秦直道发现30 年来， 我们虽然围绕它开展了一定的工作， 对秦直
道的科学保护工作也在一步步进行中， 但全面、 科学、 系统地揭示、保护
这一世界珍贵文化遗产仅仅是沧海一粟。最终实现这一目标虽然需要
经过漫长的历程， 但当务之急， 我认为， 首先应该开展一次对秦直道遗
迹全线系统、 精确的科学调查， 这项工作应当包括对秦直道全程每一个
遗迹出露点的 GPS 定位， 秦直道全程 1∶1 万大比例尺地形图的绘制，
秦直道全程每一处遗迹出露地点的局部平、 剖面图， 秦直道全线的航拍
等等。并在此基础上， 利用计算机三维合成技术， 完成鄂尔多斯境内现
存秦直道的复原图及秦代地貌图等。 只有做到了这一点， 才能算初步完
成了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记录，才能算初步打下了全面再现秦
直道的必须基础。 对秦直道的全面认识我们可以一步步去揣摩， 但对秦
直道的科学记录却刻不容缓， 每一场风沙、 每一场暴雨， 都有可能损失
掉一些永远无法找回的展示秦直道真实面目的珍贵信息。
六
秦直道当之无愧的堪称为世界古代 “高速公路” 之首， 同时也是我
国保存下来的为数极少的古代交通要道之一，而位于鄂尔多斯市境内
的直道遗迹， 则是秦直道全程中整体保存最好的一段。另外， 在该段直
道的沿线， 目前已确认有数座同时期的、 与直道遗迹有密切关联的古城
（行宫、 障城） 遗址。 因此，这条反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 智慧的道路
遗存及其周边的城障遗址， 是全面了解秦直道和秦代道路的形制、 历史
沿革以及测绘、 建造方法、 道路规模、 使用维护、 附属设施等最直接的、
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对于开展我国交通史的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另外， 它不仅是向世人展示我国劳动人民勤劳、 智慧的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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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阵地。
秦直道的修建， 主要是为了加强秦朝中央与北疆边陲的联系， 快速
驰援北方、 有效地遏制匈奴的侵扰， 巩固北方的统治。 秦朝灭亡后， 秦直
道依然是中原汉王朝控制北方地区的重要通道。西汉时期几次对匈奴
大的军事行动， 都是通过秦直道来完成的， 汉帝几次对北方地区的重要
巡幸， 也是经由秦直道来进行的。虽然东汉以后， 随着中原王朝政治统
治中心的东移， 秦直道的功用有所减退， 但这条南北大道， 在维系、 沟通
中原地区与北方边陲地区中一直都发挥这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 秦直道
遗迹以及沿线的古城遗址， 对于我们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 特别是与
匈奴的战争史、 交通、 通讯史和民族关系史等， 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秦直道沿途的巨大冲沟， 不仅展现了本地区 2000 年来水土流失的
情况， 而且断面上路基垫土层下压着的秦代原生地层， 也真实地记录了
这里秦代当时的地貌情况。 因此， 秦直道遗迹也是研究直道沿途地区秦
代以来地理变化、 地貌变迁、 水土流失的重要资料。
秦直道遗迹虽经 2000 余年风雨侵袭， 但气势不减、 雄风犹存。 身临
其境登高远眺， 无不为 “堑山堙谷， 直通之” 的浩瀚、 宏伟而产生敬畏。 在
为 2000 多年前的劳动人民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 兴建如此规模的庞
大工程、 如此精确的测量、 定位等技术的娴熟应用感叹的同时， 通过史
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了解到的发生在秦直道上的一景一幕，旋轮般闪现
在眼前： 为这一工程而永远长眠黄土地的筑路民众的累累白骨， 翘首企
盼远在塞北劳役的亲人早日回归的妻子儿女焦虑的眼神，蒙恬麾旄下
旌旗飘扬的金戈铁马， 千古一帝乘鹤仙逝的韫凉灵柩， 汉武帝耀师北疆
的 18 万铁骑，呼韩邪单于千里迢迢到长安觐见汉宣帝长长的行帐， 朔
风秋雨中远嫁漠北漫漫无尽路上昭君孱弱的身影……公元前 212 年，
蒙恬率领数 10 万民夫修建的这项庞大工程， 不仅为巩固当时的封建统
治、 沟通中原与北方的交往、贸易、 中西方文化交流等发挥了巨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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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而且也记录下了无数惊天地、 泣鬼神的史实。我们今天了解到的仅
仅是发生在秦直道上诸多事件中的凤毛麟角，那么更多的鲜为人知的
一景一幕呢？ 我们期盼着秦直道的早日尽情倾诉， 帮我们揭开这些被历
史封尘已久的难解之谜。
七
公元前138 年，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开通了由长安 （今西安） 经
河西走廊至中亚、 西亚的商道， 即举世闻名的 “丝绸之路” 。 “丝绸之路”
的开通，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 远在距今 2400 余年前的战国时代， 古希腊已经称中国为塞
利斯 （Seres） ， 意为 “丝绸之国” ， 那么当时的西方世界是通过什么渠道
了解到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呢？事实上， 远在汉代 “丝绸之路” 开通之
前，中国北方已经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沟通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带乃
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天然大道，那就是经由鄂尔多斯途径欧亚草原的
“草原丝绸之路” 。
从北纬40°以上到北极圈之间的欧亚草原，横跨整个东半球， 东端
是太平洋， 经白令海峡可直抵北美草原； 西端是大西洋， 出英伦三岛与北
美洲相望。 因此， 山水相连的欧亚草原， 不仅是一条沟通东西方的天然大
道， 而且也是近代海上交通出现以前东西方古人类交往的唯一通道。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代表中国北方早期畜牧文化的鄂尔
多斯式青铜器， 遍布在南起长城沿线， 北抵贝加尔湖， 东尽辽河， 西逾葱
岭的辽阔区域内。这片广阔的草原、 戈壁， 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纵马驰
骋的地方， 而且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 食草类牲畜
是游牧民族最基本的生产、 生活资源， “逐水草而迁徙” 的生活习性， 注
定了他们把凡有泉源、 沟谷、 湖泊， 而且水草丰美的地区， 均视为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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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足之地。另外， 由于经济形态较为单一， 一些生活日用品必须通过以
物易物的形式和外界交换， 这样， 相对于农业民族而言， 他们也就有了
更加开阔的视野， 更大的活动范围， 更多的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自然而
然就充当起了文化交流的使者，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就在这种为
生存、 发展的迁徙中， 不经意的绵延发展起来。
考古工作者在今蒙古国诺颜乌拉匈奴墓中， 发现了大量有流云、 鸟
兽、 神仙乘鹿等形象图案的植物， 均为中原传人草原地区的丝织品。同
时还出土有来自安息、 大夏 （地处中亚的古国） 、 小亚细亚等地具有伊斯
兰风格的植物纹、 鸟兽纹和人物纹毛织品。在阿富汗北部边境发现的属
贵霜王朝建国前后的 “西伯尔罕遗宝” ， 至少同时具有五种文化系统的因
素。 其中就包括典型的中原汉文化。 而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发
现的一套匈奴贵妇人的 “凤冠” 上， 在主流由典型的鄂尔多斯草原文化、
中原文化构成的基础上， 还包括盛产于中亚地区的珠宝以及来自波斯以
及古希腊、 罗马等西方古文明特有的工艺作风。 所有这些都说明， 途经鄂
尔多斯的草原丝绸之路， 不仅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巨大的作
用， 同时在沟通中原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秦直道这条有形的浩瀚工程，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感叹与震
惊。但世界在通过比秦直道更古老的 “草原丝绸之路” 与中国交往的过
程中，又何尝没发生过惊人的壮举呢？如果把历史回放的镜头再往前
推， 生活在距今 14万年前的 “鄂尔多斯人” ， 生活在距今 3 万年前的 “水
洞沟人” 等， 已经在默默充当着中西方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 活动在欧
亚大陆桥上的古人类， 就是通过这条通道， 通过 “鄂尔多斯人” ， 与中原
地区的古人类交融的，在这个漫长的人类远古历史岁月中又发生了哪
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2000多年以前
的秦直道， 在沟通南北文化交流、 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但是途径鄂尔多斯地区来完成的这种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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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间的交往， 早已在秦直道以前就在进行着。 鄂尔多斯具有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鄂尔多斯的古代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形成
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沟通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
文明、 沟通中西方文明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 我们现在
已经认识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有的正在认识中，更多的还没有认识
到。我们确实应该对鄂尔多斯的古代历史和文化给予全面的高度重视， 切
实加快鄂尔多斯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速度，进一步拓展研究的领域和
空间， 尽快地、 尽可能完整地还鄂尔多斯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本来
面目。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探索秦直道进程中需格外关注的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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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200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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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南部发现隋长城遗迹
甄自明
古代鄂尔多斯作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带， 历
来是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也是中原王朝防御游牧民
族的战略要地，故而在鄂尔多斯分布着几个时代的长城也就不足为奇
了。鄂尔多斯境内的战国 - 秦昭襄王长城、 秦始皇长城、 明长城已经得
到了考古资料的印证， 已为专家公认； 然而隋长城的存在与否一直未有
定论， 众多专家学者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 其中全国长城专家—— — 景爱
先生和鄂尔多斯著名学者—— — 梁冰先生就认为隋长城在鄂尔多斯市是
存在的。2007 年， 根据自治区文物局和鄂尔多斯市文化局的部署， 在内
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鄂尔多斯博物馆的领导下，笔者有幸在带队调
查明长城的时候发现了这段鄂托克前旗隋长城， 从考古学的角度， 用考
古调查的方法， 结合航空测绘照片， 证实了鄂尔多斯南部鄂托克前旗隋
长城的存在， 现将该段长城的有关情况予以表述和论证。 如果论述正确
的话， 鄂尔多斯将是分布着战国、 秦、 隋、明四个时代长城的地区。鄂托
克前旗隋长城也为全国长城时代最多、里程最长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长
城史锦上添花， 书写了光辉的一笔。
一、 鄂尔多斯境内战国、 秦、 明三代长城
众所周知， 鄂尔多斯市境内分布着三个时代的长城， 按照时代先后
顺序分别为：
1.战国时代的秦昭襄王长城。建于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后， 即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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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306～251 年。 在秦昭襄王时期， 义渠王利用朝秦的机会， 与秦昭襄王
之母私通， 导致了秦昭襄王计杀义渠王， 然后对义渠展开征讨； 为了防
御义渠夺回失地， 秦昭襄王就修筑了长城 ① 。 在鄂尔多斯市， 秦昭襄王长
城由南向北在伊金霍洛旗、 准格尔旗、 东胜区、 达拉特旗均有分布， 全长
80 余公里。墙体采用了土夯筑、 土石混筑和石块垒砌三种建筑方式 ② 。
2.秦始皇长城。公元前 214 年， 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夺取
“河南地” （鄂尔多斯地区） 及榆中后， 就开始在北边沿黄河修筑长城 ③ 。 之
后在鄂尔多斯地区筑城设县。并且修筑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
路—— — 秦直道； 直道从咸阳附近今陕西淳化县北的云阳， 直达今内蒙古
包头市西的九原 ④ 。历时几年之久， 长城和直道终于建成。
在鄂尔多斯境内，秦始皇长城西段蜿蜒盘踞在鄂托克旗阿尔巴斯
苏木的桌子山上， 为石筑墙体， 西距黄河 5 公里； 北段东西向分布在达
拉特旗东起新民堡村东， 西至二窑子村东的地段； 全长 30 公里， 为夯筑
土墙， 北距黄河 16 公里 ⑤ 。
3.明长城。明朝从建立初期就开始修筑长城， “土木之变” 以后， 瓦
剌、 鞑靼不断兴兵南下， 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 增建墩堡作为当
务之急， 百余年间建成九边重镇， 其中的榆林镇、 宁夏镇边墙 （长城） 在
鄂尔多斯市都有分布。
鄂尔多斯市境内的明长城全长约百余公里， 准格尔旗约十余公里，
鄂托克旗数公里， 鄂托克前旗约 90 公里， 多数为夯筑和堆筑土墙 ⑥ 。准
格尔旗的明长城属于榆林镇管辖，鄂托克前旗和鄂托克旗的明长城属
于宁夏镇东路和中路管辖。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包括大边和二边， 保存较
好， 为鄂尔多斯市明长城中的精华部分。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二边修筑在先，为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廷章于成
化十年修筑， 正德元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予以加固， 边墙上加修暖铺， 便
于士兵休息； 大边修筑在后， 为嘉靖年间， 三边总制王琼、 唐龙、 王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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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其西段 （即从横城到清水营一段） 是沿用了成化年间的边墙 ⑦ 。弘治
十至十四年， 宁夏巡抚张桢叔、 王珣先后于芒哈图明长城以北添挖陷马
坑四万四千多眼， 以防骑兵逼近 ⑧ 。
二、 关于隋长城的历史记载
公元 581 年，以皇后父亲名义入宫辅政的隋国公杨坚废掉北周 9
岁小皇帝自立为皇帝， 建起了隋朝， 并在 9 年后统一了中国， 结束了西
晋末年以来近 300年多民族纷扰争霸的分裂局面。
就在杨坚废北周建立隋朝的初期，北面夺得突厥汗位的沙钵略可
汗在其妻北周宗女千金公主的请求下，借口为周复仇又不断侵入长城
侵扰边地， 隋朝统治者在反击突厥入侵的同时， 开始不断修筑长城， 隋
炀帝杨广当政之后，长城的修筑也未停止。据史料记载， 隋朝修筑长城
共有七次 ⑨ 。
鄂尔多斯南部鄂托克前旗隋长城属于隋朝第三次修筑的长城。 《隋
书· 崔仲方传》 载， 开皇五年 （585 年） 隋文帝使司农少卿崔仲方 “发丁三
万， 于朔方、 灵武筑长城， 东至黄河， 西拒绥州， 南出勃出岭， 绵亘七百
里” 。 隋代灵武郡址，史学界公认在今宁夏灵武市西南、 吴忠市以北的黄
河东岸 （遗址今被黄河冲毁） 。 《隋书》 中的这段关于筑长城的记载很可
能是表达上的错误，应是 “西拒黄河， 东至绥州”
⑩ 。 崔仲方所筑长城在朔
方， 即今鄂尔多斯南部地区，该长城西起北流黄河东岸的灵武 （今宁夏
灵武市） ， 东到南流黄河的绥州 （今陕西绥德县） ， 南出过勃出岭 （今陕北
白云山） ， 自西向东横亘河套南部。其长 700 里， 为今 309.75 公里 輥
輯 訛 。
三、 隋长城的实际存在
隋代崔仲方所筑长城在鄂托克前旗与宁夏交界处宁夏境内的分布
情况是： 由灵武县至盐池县， 从张家边壕， 经毛卜剌、 兴武营、 大圪塔、 安
定堡、 聂家梁、 刘八庄、 东郭庄， 东去进入陕西省定边县界。以聂家梁经
刘八庄和县城至东郭庄一段较为清晰， 虽倾塌严重， 呈鱼脊状， 但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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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 长城脊宽约有 4 米， 残高 1～3 米不等，墩台呈锥体状遗迹。表层
散见有灰、 黑陶片和绳纹砖瓦残块 輥
輰 訛 。其中从张家边壕至兴武营的隋长
城段落就在鄂托克前旗特布德嘎查境内。
我们在鄂托克前旗特布德嘎查共调查发现隋长城 3 段，墙体为堆
筑土墙， 泛白色， 呈鱼脊状凸起， 宽约 3～6 米， 残高约 0.5～1 米，均在
明长城以北约 90～200米处， 共约 6.8 公里。这些都是实地能够看到遗
迹的地段。
更多的鄂托克前旗隋长城段落是在航空照片和卫星照片上看到
的， 从航片和卫片上观察， 鄂托克前旗隋长城位于明长城头道边和二道
边以北， 距明长城 50～300 米， 墙体笔直。 它和明长城的走向是一致的，
时而单独出现， 时而与明长城重叠一处。 呈东西向贯穿整个鄂托克前旗
南端， 自宁夏横城乡进入该旗上海庙镇南境，东行经十三里套、 宝日岱、
四十堡折向东南伸入宁夏盐池县高沙窝乡境内。
四、 鄂托克前旗隋长城不易发现的原因
隋朝在短短的 37 年， 就先后五次大规模地修筑长城， 以防突厥。 但
这些建筑工事多见于史料记载，却鲜见于地面遗存。究其原因大致有
三： 一是修葺的多， 重筑的少， 而且大多是在秦汉长城的基础上进行修
补的。 因此， 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它仍是秦汉时期的长城。 二是建筑工期
短， 修造质量差， 似乎未见到夯打痕迹， 经人踩马踏似了事， 经过流月的
推移变成秃坦。有的经过 1400 余年的风雨侵蚀现已荡然无存。三是为
明代所筑的长城叠压覆盖， 不见了当年修筑痕迹。
鄂托克前旗隋长城之所以没有被很快发现和确认， 就是因为： 1.隋
长城本身修筑的非常草率， 多数为堆筑墙体， 不经过夯筑， 经不起千余
年的风雨侵蚀， 保存极差， 破坏严重。2.和明长城时而叠压、 时而交错，
容易被误认为是明长城。3.隋长城本身并不明显， 而且以前又缺乏航空
照片和卫星图片， 故而不易发现确认其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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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对鄂托克前旗隋长城的一点初步认识， 其准确长度、 构筑
方式、 详细情况都还没有调查清楚， 隋长城的调查和研究仍然处于起步
阶段。 但鉴于以上这些对鄂托克前旗隋长城的发现和论证， 我们可以自
豪地说， 鄂尔多斯地区分布着四个时代的长城。 她们是鄂尔多斯深厚文
化底蕴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譹 訛譻 訛譽 訛譿 訛輥 輯 訛景爱： 《中国长城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10月
第 1版， 20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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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1版， 200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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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场总局印刷厂印刷， 198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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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 輮 訛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盐池县博物馆： 《宁夏盐池县古长城调查与
试掘》 ， 载 《考古与文物》 ， 2000年第 3期
輥 輰 訛 《盐池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作者： 鄂尔多斯博物馆馆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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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初探
甄自明
鄂尔多斯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文物遗迹众多， 其中河套人、 朱开沟
文化、 鄂尔多斯青铜器、成吉思汗陵等早已经名闻遐迩。 然而， 在鄂尔多
斯还存在一个极有价值和意义的文物遗迹， 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那就
是—— — 长城。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也是世界
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城在鄂尔多斯境内分布广泛，战国时期的秦昭襄王长城在达拉
特旗、 东胜区、 准格尔旗以及伊金霍洛旗均有分布； 秦始皇长城分布于
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境内； 明代的长城在准格尔旗、 鄂托克旗、鄂托
克前旗均有分布。长城是历史留给我市的珍贵遗产， 为历史悠久、底蕴
深厚的鄂尔多斯文化涂抹了浓重的一笔。
当前， 鄂尔多斯市的长城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长城的文献
和专家凤毛麟角。而从全国来看， 1987年中国长城学会已经在北京成
立， 会长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 研究长城的专著数不胜
数； 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已经启动； 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研究长
城、 保护长城的高潮。研究长城、 保护长城的任务迫切地摆在了我市
学者和专家的面前。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有幸带队开展了全市的长城资源调查工
作。在这里我结合今年的调查情况，揭开鄂托克前旗明长城的神秘面
纱， 对这段全市保存最完整、 建筑结构最复杂、 历史意义最重大的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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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作一个初步的论述和探讨。
一、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的分布
在鄂托克前旗，明长城西自宁夏灵武县横城乡进入该旗芒哈图乡
南境， 东行经小滩子村西、 芒哈图村南、 剌湾村南、布拉格苏木上水坑
村南、 二套子村西， 特布德嘎查南， 折向东南伸入宁夏盐池县高沙窝乡
境内。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包括两道边墙，即大边和二边，二边大体在北
（外侧） ， 修筑年代较早， 保存较差； 大边大体在南 （内侧） ， 修筑年代较
晚， 保存较好， 大边是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界线。在清水
营以东是大边和二边一南一北并排， 以西为一条大边。
二、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的建筑形式
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 工程最大、 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
善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伟大成就和
古代劳动人民的精湛技艺和聪明智慧。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地处毛乌素沙地的边缘地区， 常年干旱少雨， 这
里人口稀少， 故而众多的长城建筑形式得以保存， 主要的建筑形式有墙
体、 敌台、 烽火台、 壕沟、 陷马坑等。
1.墙体。墙体是长城的主体，长城之所以为长城而不是城， 就因为
长城是两端延伸的高墙。 根据景爱先生给长城下的定义—— — “长城是以
土、 石、 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 系古代边境御敌的军事工程。” 长城的
最重要的属性就是连续性。 鄂托克前旗的明长城墙体主要是土筑的， 分
为夯土和堆土两种方式。夯土墙就是先铺地基土， 然后分体夯筑， 分段
板筑， 铺一层土， 然后用柳条束夯实， 再铺土再夯筑， 能够筑很高， 大多
数能保存下来。堆土墙就是简单地把土堆在地表， 人踩马踏， 不能筑很
高， 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刷， 只留下残存。鄂前旗的明长城大边墙体均
为夯筑土墙， 多数为夯土墙， 墙体保存较高； 二边也多为夯土墙， 少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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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土墙， 保存低矮， 有的地段接近于消失。
2.敌台。是指墙体上突出于城墙的高台， 可分为空心和实心两种。
鄂前旗明长城上， 敌台是主要的防御设施， 绝大多数为实心敌台。敌台
多呈覆斗形，也有的敌台经过常年的风化呈现出圆锥形。大边每隔
100～250 米就有一座敌台， 上面可埋伏十余人， 居高临下， 用箭有效的
射杀骑兵， 由于敌台的高峻和陡立， 士兵很难攻上去。个别的敌台有铺
舍和围墙环绕， 铺舍可供士兵居住， 围墙里面可以饲养马匹。
3.烽火台。 是指在长城沿线点燃烟火传递军情的高台。 烽火台的主
要作用就是点燃烟火传出紧急军情，故而在烽火台上多设有存放柴薪
的烟灶， 一旦边境出事， 即点燃柴薪。东周 “烽火戏诸侯” 的故事讲述的
就是： 周幽王为博得宠妃褒姒一笑， 下令烽火台点燃烽火， 放出狼烟， 各
地诸侯闻讯紧急前来京城救援。看到诸侯们焦急的表情和手忙脚乱的
情景， 褒姒终于笑了， 周幽王颇为得意， 而诸侯们发现上当后都义愤填
膺。后来， 西戎真的围攻京城时， 烽火虽然点起来了， 诸侯们有了前车之
鉴， 都不肯援救京城， 为此周幽王失了天下， 也丧了性命。可见在古代，
烽火台对于军情大事的重要。鄂前旗明长城沿线每隔两公里就有一座
至两座烽火台分布， 长城内侧和外侧均有分布， 呈覆斗形， 有些距离长
城几百米， 有些紧挨长城。有的保存完好， 有的即将消失。
4.壕沟。是指用于阻敌的人工挖掘的深沟。鄂前旗大边南北两侧都
有壕沟， 利用沟里挖出的沙土， 夯筑在墙体上， 因此， 沟深墙高， 在明代被
称为 “深沟高垒” ， 如此而为， 墙体高大， 壕沟深陷， 就可以很好的防御骑
兵了。在大边两侧都断断续续的可以看到壕沟的痕迹， 有些纯属人工
壕沟， 有些是利用自然壕沟，由于长期风沙填埋， 现已呈现凹槽地貌。
5.陷马坑。又名 “品字窖” ， 是指设在墙体外侧用于防卫的陷阱， 一
般呈品字形分布。 这种设施通常挖置在地势比较开阔平坦， 便于骑兵驰
骋的地段， 对于冲击的骑兵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鄂前旗芒哈图段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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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侧有许多陷马坑， 呈品字形排列。2004 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宁
夏考古所和鄂前旗文化局曾对鄂前旗明长城进行过调查和试掘， 清理发现
该地段的陷马坑共有三排， 其前排和后排相互对直，中间一排与前后排相
互错位后便形成了 “品” 字形坑， 陷马坑均为长方形， 大小基本一致， 坑
壁陡直， 坑南北长 1.2～l.3 米、东西宽 0.9 米， 坑与坑间距 0.9～1.3 米。
三、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的破坏情况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经历近五百年的风雨，加之处于毛乌素沙地的
边缘地带， 这里夏季雨水稀少， 冬季西北风猛烈。长城破坏的自然因素
主要是风蚀、 雨蚀、 沙丘掩埋以及昆虫、 鼠类、 鸟类等动物的筑窝破坏。
人为因素主要有取土、 修路、 挖洞及放牧等破坏。
比较普遍的破坏原因是自然的破坏， 这里属于毛乌素沙地， 移动的
沙丘掩埋长城墙体和敌台相当严重，有的地段甚至连墙体都不能清楚
辨认； 小动物的筑窝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 几乎所有长城墙体和建筑都
受到蜂窝的破坏， 有的长城地段甚至有鹰窝、 喜鹊窝， 有了这些窝以后，
再有风吹雨打， 长城墙体就会很快瓦解。 在敌台上也会发现人为挖掘的
窑洞； 当地居民就在长城上取土， 用来造坯盖房； 甚至还发现两处推土
机在长城上推路的痕迹； 当地牧民在长城两边放牧是每天的必修课， 羊
群在长城上奔跑戏耍， 长城墙体上深深留下了它们的蹄印。 长城墙体上
豁口分布密集， 每隔 100～200 米就有一处大的豁口， 多数为多年形成
的自然路， 其中一部分豁口都能通过车辆； 从鄂托克前旗通往宁夏的公
路就有数条通过长城， 这些都已是既成事实， 在 《长城保护条例》 颁布
后， 如果要修路通过长城， 必须修涵洞或者架高桥通过长城。该段长城
没有专门的保护组织和人员， 更没有保护措施， 长城处于自然和人为双
重破坏的危险境地。目前， 这段长城已经是千疮百孔， 急待保护。
四、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的修筑与管辖
（一） 全国范围内明长城的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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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 合一万多华里， 亦称边墙。
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 横贯今辽宁、 河北、 天津、 北京、 内蒙古、 山
西、 陕西、 宁夏、 甘肃等 9 省、 市、 自治区， 全长 6300 多公里， 俗称 “万里
长城” 。
明朝建立以后， 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鞑靼、 瓦剌诸部仍然不
断南下； 明中叶以后， 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 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
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 在明朝的200 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长
城修筑工程。明代长城的修建过程， 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明前期 （1368～1447 年） 对长城的修缮
明朝开国之初， 国势强盛， 明太祖洪武五年 （1372 年） ， 出兵 15 万
分两路进击漠北， 西路打通了河西走廊， 设置甘州、 庄浪诸卫。 洪武二十
年 （1387 年） ， 大将军冯胜、 兰玉经略东北， 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
西。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 永乐八至二十二年 （14l0～1424 年） 的 15 年间，
先后 5 次发兵， 深入漠北， 迫使瓦剌和鞑靼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
明王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大兴安岭、 阴山、 贺兰山以西以北一带。明
前期的长城工程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修缮， “峻垣深
壕， 烽堠相接。 ” “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 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 墩旁开
井……” “自长安岭 （今宣化境内） 迤西， 至洗马林 （今山西天镇） ， 皆筑石
垣， 深壕堑” （ 《明会要》 卷 63 边防） ， 即增建烟墩、 烽堠、 戍堡、 壕堑， 局部
地段将土垣改成石墙。修缮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
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2.明中叶 （1448～1566 年） 长城的大规模兴筑
“土木之变” 以后， 瓦剌、 鞑靼不断兴兵南下， 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
方长城 （榆林镇） ， 增建墩堡作为当务之急。百余年间建成九座长城重
镇， 分别是延绥镇、 固原镇、 甘肃镇、 宁夏镇、 大同镇、 宣府镇、 山西镇、 蓟
镇、 辽东镇， 史称 “九边重镇” 。鄂托克前期的明长城就属于宁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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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后期（1567～1620 年） 长城的重建和改线
隆庆、 万历之际， 蒙古族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 北方边境稍安，
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拓边建宽
奠、 孤山六堡， 继而重修辽东边墙， “自绵州迤东抵三岔河， 又自三岔直
抵旧辽阳” （ 《明神宗实录》 万历元年条） 。三岔河指辽宁海城市西北 60
里， 当时的辽河、 浑河合流于此， 辽河套长城南端。 工程主要是建空心墙
台， 用砖石为墙。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年） 熊廷弼再次主持了修缮建堡
的工役。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
大量的空心敌楼， 易以砖石， 加强防御工程， 局部地段改线重建。 蓟镇长
城， 在谭纶、 戚继光主持下造砖石空心敌台 3000 座， 增筑山海关石墙至
南海口入海 （今老龙头） ， 修缮工程不仅是环卫京师的内长城，还扩大至
今山西、 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内三关长城。
（二）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的修筑
根据景爱先生著作 《中国长城史》 中关于宁夏镇河东边墙的论述，
鄂托克前旗二边与大边同属宁夏镇河东边墙。 二边修筑在先， 为巡抚宁
夏都御史徐廷章于成化十年修筑， 河东边墙是从 “黄河嘴起， 至花马池
止， 长三百八十七里” ； 正德元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予以加固， 边墙上加
修暖铺， 便于士兵休息。大边修筑在后， 为嘉靖年间三边总制王琼、 唐
龙、 王宪修筑， 其西段 （即从横城到兴武营一段） 是沿用了成化年间的边
墙， 从兴武营向东新筑边墙，一直到定边营南山， 与成化年间的边墙呈
平行状态， 其间距约 5 公里至10 公里。
根据 《宁夏灵武市古长城调查与试掘》 的叙述， 河东边墙 （包括二
边） 修成于明成化十年 （1474 年） ， 在宁夏巡抚徐廷璋和总兵官范瑾的
主持下初步完成河东边墙的全线工程。弘治十至十四年（1497～1501
年） ， 宁夏巡抚张桢叔、 王殉先后于墙外添挖陷马坑四万四千多眼， 以防
骑兵逼近。嘉靖十至十四年 （1531～1535 年） ， 王琼率众重修河东边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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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兴武营以东至定边一段， 由于颓废严重， 加之此段长城离城池甚
远， “贼至不即知” ， 随即废弃原来的二边， 在南面新筑大边。 嘉靖十五年
（1536 年） 对河东边墙再作加固修缮。
《中国长城史》 和 《宁夏灵武市古长城调查与试掘》 的叙述大体都可
以成立， 唯有成化边墙与嘉靖边墙的叠压与分开的界点， 即二边与大边
的分合的叙述与事实不符。经过调查证实， 横城向东至清水营段长城，
嘉靖边墙是沿用了成化边墙， 即大边叠压在二边之上； 在清水营 （而不
是兴武营） 以东， 已经存在成化边墙与嘉靖边墙平行的状态， 清水营至
兴武营， 两道边墙相隔约 50～200 米， 兴武营以东， 两道边墙间距逐渐
扩大， 乃至数公里， 直至陕西省定边县， 两道边汇合为一道边。
（三）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的管辖
明朝为了有效地对长城全线进行防务管理和修筑， 将东起鸭绿江、
西至嘉峪关的长城全线划分为九个防守区，委派总兵官统辖，亦称镇
守， 九个防区亦称 “九边” 或 “九镇”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属于宁夏镇管
辖， 宁夏镇的总兵驻地和所辖长城地段如下：
宁夏镇总兵官治宁夏卫 （今宁夏银川） ， 管辖长城东起花马池 （今宁
夏盐池） 与延绥镇长城接界处， 西端止于宁夏中卫喜鹊沟黄河北岸 （今
宁夏中卫县西南） ， 全长 830 公里， 分五路防守。1.东路， 自花马池营城
东界， 西至毛卜剌堡西境 （今宁夏灵武东北宝塔乡） 2.中路， 东南自清水
营城 （今宁夏灵武县磁窑堡乡清水营村） 东境与东路接界起， 西北至横
成堡黄河东岸。3.北路， 由自横城堡北境， 西达镇北堡南界 （今宁夏贺兰
县西） ， 北路长城跨黄河向北绕了一个大弧形。4.南路， 自平羌堡北境
（今银川市平吉堡村） ， 向南至大坝堡 （今青铜峡市大坝村） 。5.西路， 东
起广武营北界 （今青铜峡市广武乡） ， 西止于中卫西南喜鹊沟。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属于宁夏卫东路和中路的管辖， 具体由西向东，
从芒哈图乡南境， 东行经小滩子村西、 芒哈图村南、 到剌湾村南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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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宁夏卫中路 （横城堡至清水营古城） 管辖； 从布拉格苏木上水坑村南、
向东经二套子村西， 到特布德嘎查南的一段归宁夏卫东路 （毛堡城至花
马池古城） 管辖。
五、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在历史上的重要防御作用
由于军粮运输的困难和防守的艰难， 成化九年， 明朝政府逐渐退出
了在河套地区鄂尔多斯高原的军事和政治存在，转而开始修筑长城来
防御蒙古军民的南下， 这就是明史上说的 “弃套” ， 这样， 就在鄂尔多斯
南部修筑了宁夏镇河东边墙。 河东边墙西起北流黄河东岸， 东至花马池
古城（今宁夏盐池县城） ， 与榆林镇边墙组成一道横贯东西的屏障， 围绕
整个河套地区，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线。 鄂托克前旗段明长城为
宁夏镇的重点防御地段， 鄂尔多斯高原广阔平坦， 草高马肥， 故而这里
的蒙古大军时常会突破两道边的防御，进入宁夏以及水草肥美的花马
池。 故明朝先行修筑了二边， 后来又修筑了大边， 该道边墙墙体高、 壕沟
深， 加之还有挡马墙和陷马坑防御， 两座敌台相隔多数为 100～250 米，
增加了蒙古大军南下的难度。这里是明朝边防的重点地段，短短东西
60 公里， 就修筑了四座关堡， 由东向西依次为兴武营堡、 毛卜剌堡、 清
水营堡和红山堡， 其中兴武营堡有马面 18 座， 表明防御形势的严峻； 清
水营堡修筑在两道长城交汇处南边，以弥补西部只有一道边的薄弱防
御； 红山堡有藏兵洞从堡内通向北边的山谷中， 可以埋伏作战， 防御牢
不可破。明朝不仅修筑了二边和大边， 还在南面修筑了固原内边。这样
就形成了由北向南的三道东西向的防御线—— — 二边、 大边和固原内边，
再有陷马坑、 挡马墙、 壕沟的阻滞， 烽火台的预警， 关堡的坚守， 形成了
坚固的多重防御体系。鄂托克前旗的这段明长城是明朝边防的重点地
段， 关系重大， 不容忽视， 在明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六、 明代鄂尔多斯南部长城带的经贸往来和民族融合
明长城南北历来就是军事对峙区，也是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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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区域。 鄂尔多斯南部明长城南北这片地区， 属于北方干旱草原与
干旱农业的交界地区， 地处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 在明代是
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王朝互相争夺的战略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
要， 然而， 蒙古牧民和汉族农民的经济交流、 贸易交换、 民族融合也就在
这里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展开了。
明初， 由于蒙古封建主之间的战争和明军的频繁征讨， 以及实行军
事隔离和经济封锁政策，这时的经济贸易交流主要是靠通贡和互市两
种形式进行的。通贡， 就是蒙古封建主派遣使臣， 带着畜产品向明政府
朝贡， 而明廷则以赏赐的名义供给布匹、 锅釜、 食品、 首饰等。互市， 就
是在明朝官方控制下， 汉族和蒙古族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在最初设
立的少数几个马市中， 就有与鄂尔多斯部互市的花马池马市 （今宁夏
盐池县城） 。
达延汗时期， 英明神武的达延汗收复了鄂尔多斯， 击走瓦剌部， 统
一了蒙古， 于公元 1468 年在内蒙古和外蒙古东部确立可汗地位，带来
了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 对蒙古的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 被誉为蒙古历
史上的 “中兴之主” 。达延汗在位时， 明长城附近互市贸易活跃。长城沿
线基本安宁， 维持达 10年之久。
鄂尔多斯部入居河套后， 河套地区人口有了很快的增长， 受到严格
限制的通贡和互市已经不能满足蒙汉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民间的私
市逐渐发展起来， 民间私市主要在边民、 边兵与牧民之间进行， 贸易物
品除牧民需要的日用品外， 也包括明朝严禁的铁器和兵器。
公元 1570 年， 俺答汗和明王朝达成重要协议—— — 隆庆和议，正式
实现了和平贸易。 公元 1571 年， 明穆宗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 在沿边大
同、宣府、 山西、 宁夏、 甘肃等陆续开设主要针对漠南土默特部、 鄂尔多
斯诸部进行贸易的马市。如今，在鄂尔多斯南部榆林城北十里沿边墙
处， 有一高台， 名镇北台， 台下有土城遗迹， 这就是明代蒙古牧民与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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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交易的地方， 名义马城。以后， 民市日益兴盛， 并且， 在蒙汉人民的
要求下， 又开设了每月一次的月市和数日一次的小市， 月市和小市的开
行， 进一步方便了蒙汉人民的需要。 今天， 鄂尔多斯南部和宁夏灵武县、
盐池县的一些乡镇仍然保留着每周赶集的贸易习俗。
俺答封贡以后， 俺答 “诸部无人犯， 岁来贡市， 要塞以宁” ， “东起延、
永、 西抵嘉峪七镇， 数千里军民乐业” ， 北方包括鄂尔多斯， 出现了明初
以来从未有过的和平局面，沟通了鄂尔多斯与内地不可分割的经济联
系。鄂尔多斯南延绥 （今陕西榆林） 、 宁夏镇 （今银川） 等， 都由于蒙汉人
民之间的经济交流、 商业贸易， 成为商人云集、 物资集散的中心地， 最终
形成了城镇的雏形。
这样对于两族人民， 特别是从事畜牧业的蒙古族牧民来说， 生产得
以发展、 生活得以改善， 牧民所需的布匹、 粮谷、 铁锅、 农具等得到合理
解决。对于中原， 特别是沿边河套地带的汉族人民来说， 恢复了社会秩
序的安宁， 得以休养生息， 而且蒙古牧区输入了大量民用马匹和其他牲
畜， 提高了农耕畜力， 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代270 余年间， 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屯戍边兵， 不断逃往塞外， 如
万历初 “逃出边者， 升板筑墙， 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 有众十余万” 。这
些逃往塞外蒙古族地区的汉族人， 同蒙古人民一起开发着塞外， 开发着
鄂尔多斯， 促进了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族大融合。
长城带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和
重要区域。 鄂尔多斯南部长城带的经贸往来和民族融合， 是蒙汉两族人
民要求发展经济、 和平统一的结果， 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
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
鄂尔多斯境内的明长城在历史上不仅发挥了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
更是蒙汉人民经贸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纽带。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是鄂尔多
斯的宝贵历史遗产， 是鄂尔多斯能够展示世人的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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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景爱： 《中国长城史》
李孝聪： 《明长城》 ， 中国长城网， 2005年 1月 14日
李凤山： 《长城与民族》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陈育宁： 《鄂尔多斯史论集》 ，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灵武市古长城调查与试掘》 ， 《考古与文物》 ， 2006年第2期
作者： 鄂尔多斯博物馆馆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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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昭君坟考辩
宝 音
王昭君， 西汉南郡秭归 （今属湖北） 人， 名嫱， 字昭君。晋避司马昭
讳， 改称为明君或明妃， 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汉元帝时
被选入宫。 竟宁元年 （公元前 33 年） ， 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 昭君
因入宫数岁， 不得见御， 遂积悲怨， 乃自请嫁匈奴。 入匈奴后， 被称为 “宁
胡阏氏” （阏氏， 匈奴语， 意即王后） 。呼韩邪死， 其前阏氏子即位为复珠
累单于后， 她又奉汉成帝命从胡俗， 再嫁新单于为阏氏。
① 由于她对汉朝
和匈奴的和平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她的故事便成为后来历代诗词、
戏曲、 小说、 说唱等的流行题材， 她也成了两千年来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
的历史人物， 至今为人们所评说、 赞颂。
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黄河流域有两座昭君墓。一在呼和浩特市南
郊大黑河南岸， 离黄河约 90 公里， 自宋、 辽以来即见于历史记载； 一在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黄河南岸。 本文将对后者的真伪略作考辩， 以
就教于识者。
该墓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坟乡二狗湾村东北约二公里
处， 濒临黄河， 是 “一座海拔 1048.6 米的长圆形土丘， 丘上杂草丛生， 有
大小不等的沙质石块， 民间相传系汉明妃墓。 ”
② 因民国时地属包头县第
四区管辖， 故旧称包头南昭君坟。关于该墓， 在汉文史籍和当地汉族民
众中大体有两种说法： 其一， 系昭君埋骨之处， 《绥远通志稿》 （1936 年
成书） 在记载该墓时称： 《清一统志》 、 《归绥识略》 诸书皆渭河西瓦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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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尚有青冢， 盖即指此。
③ 倘无误， 则最晚在清代乾隆、 嘉庆年间， 官修志
书已将其载为昭君墓了。民间也传说： 昭君投黄河死后， 仅捞出她的一
只鞋子葬在此处。其二， 传说昭君的一位婢女投黄河而死， 捞出尸体葬
于此处， 后讹传为昭君坟。
而在蒙古人尤其是鄂尔多斯蒙古人中世代相传着截然不同的说
法， 称此处埋葬着成吉思汗的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或其遗物。 关于古尔
伯勒津高斡夫人的生平事迹，在明末清初的《蒙古黄金史纲》 、 《大黄
册》 、 《蒙古源流》 、 《黄金史》 等蒙古文史籍中都有记载， 彼此大同小异。
《蒙古黄金史纲》 称： （圣主成吉思汗于） “猪年 （丁亥， 公元 1227 年） 偕也
遂哈屯起驾， 率兵出征” ； “降服了西夏国， 杀死了失都儿忽汗， 摧毁了灵
州城， 纳娶了古尔伯勒津高斡哈屯。” “从主上以至普土大国， 无不诧异
她的美色。 古尔伯勒津高斡哈屯说： ‘我的容颜已为您的兵尘污染， 先前
较比， 更为绚丽， 现今若能在水中沐浴一番， 就会更加俊秀了。 ’ 此话， 圣
主信以为真， 打发她去水里沐浴。这位哈屯行至水边， 书写信息于兰雀
之尾： ‘我将死于此水， 我的尸体， 莫顺流相寻， 可逆流去找。’ 这样通知
其父以后， 投水自尽了。父亲依照女儿的言语， 逆流而来， 找见了， 每人
拿上一个皮袋， 撒土埋葬了， 遂名坟墓为特穆尔鄂勒呼 （汉意铁芦岗或
铁丘之岗） 。”
譼 訛
《蒙古源流》 称： “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乘间逃去， 投哈喇
江 （黄河） 而死矣。” 所不同的是， 《蒙古源流》 称： （其父） “依其女所言而
来， 寻其尸而未获， 仅得其镶珠袜一只， 人各添掷一锹土葬之， 遂称为铁
丘之岗云。”
譽 訛
清末来鄂尔多斯地方考察的俄国学者尼 · 米· 普尔杰瓦尔斯基也有
类似的记述。 他在 《蒙古与青海》 一书中写道， 1871 年 （清同治十年） 6 月
19 日， 他们从今包头市西南渡黄河来到鄂尔多斯柴达木淖 譾
訛
（淖，意为
湖泊）在考察中发现在柴达木淖东北十几俄里的黄河南岸有一座圆形
土岗。 经采访当地人， 得知蒙古人称其为 “特穆尔阿勒呼” ， 汉人称 “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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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 （jiujingpu） 。关于这座土岗， 在当地蒙古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 成
吉思汗娶了西夏王的美姬。 他带着这位美姬继续远征， 在经过察哈尔地
方时， 这位美姬突然出逃。她逃到黄河南岸的一座土岗躲藏起来， 追她
的人越来越近， 她因惧怕而投河自尽。从此， 蒙古人称黄河为 “哈屯郭
勒” （母夫人河） 。将士们捞出她的尸体装人铁棺，按成吉思汗的谕令
安葬在她曾经躲过的这座土岗， 后人便称这座土岗为 “特穆尔阿勒呼”
土岗。 譿
訛
由于 《蒙古秘史》 、 《元史》 失载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 所以有学者认
为 “古尔别勒只 （古尔伯勒津） 哈屯是一个虚构的、 传说中的人物， 根本
谈不上有什么实际存在的葬地。 说铁木尔 ·兀勒忽 （特穆尔鄂勒呼） 是其
葬地， 不过是为了增加故事的真实性而借用该地之名而已。”
讀 訛 我以为
这种看法恐有武断之嫌， 因为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 《金书》 的 《大祭词》
和 《祭词》 中两次提到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 曰： “越过木纳山 （阴山） ， 统
领着蒙古国众， 征服了唐古特 （西夏） 国， 处决了失都儿忽汗， 把古尔伯
勒津高斡纳为王妃的成吉思汗 讁
訛 。 《金书》 是蒙古汗国大汗为祭奠成吉
思汗而钦定之书， 成书于窝阔台 （1186～1241 年） 可汗时期， 是早期蒙古
文文献之一， 故历代蒙古族统治者均称其为秘籍， 其记载应是可信的。
上述两种说法和记载哪个正确呢？我认为当然是后者。理由如下：
首先， 与蒙古人的说法相比，此昭君坟说出现甚晚， 何况呼和浩特市南
郊还有个历史久远的昭君墓呢。
其次，鄂尔多斯蒙古人中世代相传的一些习俗是有力的旁证。例
如， 当时信仰着萨满教的蒙古人相信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投黄河死后，
其灵魂化为黄河的神灵。故至今为止，蒙古人不仅称黄河为“哈屯高
勒” ， 并祭祀为神灵。民间传说， 因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自溺于黄河， 成
吉思汗便发出 “永不渡黄河” 的旨意， 故而鄂尔多斯蒙古人至今还保留
着渡黄河时要举行一些简单的祭祀仪式的习俗。特别是从前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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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裔台吉、 诺颜们过河时， 先要以哈达、 美酒、 鲜奶献祭， 并祈祷 “母夫
人保佑” ， 而且任何人乘船渡至河中心时， 忌讳提及 “圣主” （成吉思汗） 。
据说倘若犯忌， 将激怒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 招来翻船之祸。 輥
輮 訛 蒙古人
还用一些拟人化的语言来表述黄河的自然现象， 如将黄河封冻、 解冻称
为“母夫人穿袍子了” ， “母夫人脱袍子了” ，发洪水称为“母夫人有赏
了” ， 等等。 輥
輯 訛
此外， 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不仅有坟墓，还有专门纪念她的白色蒙
古包。 该蒙古包坐落在鄂尔多斯 “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达瓦希里的南
岗上。历时已达几百年之久。因而在习惯上， 附近的居民都把该地称为
‘伊金霍洛’ 。有的鄂尔多斯人还把它称作 ‘准格尔伊金’ ……鄂尔多斯
民间流传的一则故事说， 古尔伯勒津高斡哈屯投河而死， 人们捞出她的
一副连垂 （蒙古族女人首饰的一种） ， 安放于蒙古包内供奉起来。”
輥 輰 訛 所
以说， 准格尔旗人是供奉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的人。 当地过去有一种习
俗， 每到盛夏， 牧民便举行一次 “朱拉嘎” （马奶献祭仪式） 盛会。在盛会
上不仅欢庆牧业丰收， 还有鲜马奶祭祀宇宙及世界万物神灵， 如天、日、
月、 星、 山岳、 湖泊、 河流， 还有成吉思汗及祖先坟墓等。 作为供奉古尔伯
勒津高斡夫人的准格尔旗人， 要借此机会向其 “特穆尔鄂勒呼浩特” （此
处之 “浩特” 意为肩胛凸起处， 系尊称， 汉译岗） 的方向献鲜马奶、 满盅酒
九次，
輥 輱 訛 以资祭奠。再次，
《绥远通志稿》 亦称： “据乌喇特所存蒙文记载，
称元太祖成吉思汗曾于西域获美姬， 后征西夏， 军次河套。 汗病笃。 此姬
乘其弥留， 上下纷扰之际， 逾营出走。被将帅觉察， 遂遣侦骑追之。获只
履于河岸， 兵士守之， 且以状闻。 嗣奉谕令瘗履于原发现处， 诸军乃各负
土石掩之， 不终朝而堆为丘， 即今所谓黄河南岸之昭君坟也。” “惟近岁
有人于此丘北岸寻得一古刹残碑， 其刻词虽已剥蚀不全， 然犹有可汗西
征字、 古国字及虏其妃等字， 皆约略可辩。”
輥 輲 訛
当然， 鉴于该墓址 “本一天然之石丘” ， “四周沙皮石骨， 陡弛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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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有石笋攒起， 嶙峋萃葎， 一望而识为自生之物” ，
輥 輳 訛 并无人工痕迹， 说
明当初在其上所埋葬的很可能是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的遗物。
至于蒙古人为何不迳称其墓为 “古尔伯勒津高斡之墓” 而称作 “特
穆尔鄂勒呼” 呢？这可能与蒙古古代文化有关。讳言已故祖辈的姓名而
代之以其他称呼， 以示爱戴和尊敬， 是蒙古人的传统习俗之一。作为成
吉思汗的夫人， 古尔伯勒津高斡自然会受到全体蒙古人的尊敬， 因此其
墓被尊称为 “特穆尔鄂勒呼” 。
那么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之墓何以被误为 “昭君坟” 呢？这可以有
两种解释。一是附近的汉民从蒙古人那里得知这里埋葬着一位投河而
死的王妃， 就很自然地与王昭君投河而死的传说联系起来， 附会为昭君
坟了。二是据 《蒙古源流》 记载， 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姓赵， 是汉地宁夏
城人。 輥
輴 訛 按照汉族姓冠名前， 即可以称姓略名的文化传统， 古尔伯勒津
高斡夫人可被称作 “赵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 或者称为 “赵夫人” 。 “君”
为古代汉族对人的尊称， 亦用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妇女。因此，古尔伯勒
津高斡有可能因其地位而被称为 “赵君” ， 其墓被称为 “赵君坟” 而流传
于后世。由于昭君名著和世人不察， 遂将 “赵君坟” 误为 “昭君坟” 。
综上所述， 我认为： 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的昭君坟， 实为成
吉思汗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之墓， 蒙古族人称它为特穆尔鄂勒呼， 汉族
人称昭君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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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 輳 訛 《绥远通志稿》 第 2册第 320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年
輥 輴 訛道润梯布译校： 《蒙古源流》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177页
作者：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研究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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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吴山与契吴城探考
郝继忠
赫连勃勃于公元 407 年建立大夏国，建元龙升，署置百官。公元
413 年， 赫连勃勃发民十万众， 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南部萨拉
乌苏河北岸建都统万城， 自以为将统一天下， 君临万邦， 因之取统万为
名。胡义周作 《统万城铭》 云 “乃远帷周文启经始之基， 近详山川究形胜
之地， 遂营起都城， 开建京邑， 背名山而面洪流， 左河津而右重塞” 。 “背
名山” 指统万城北的契吴山，契吴山作为历史名山， 与统万城一样载入
史册。
《晋书》 赫连勃勃传记里所述的名山是契吴山。 唐代成书的 《元和郡
县志》 夏州朔方县条下是这样记载的： “契吴山县北七十里， 十六国春秋
曰， 赫连勃勃北游契吴， 叹曰， 美哉！ 临广泽而带清流， 吾行地多矣， 自马
岭以北， 大河以南，未之有也。 ” 《太平御览》 引崔鸿 《十六国春秋》 赫连勃
勃曾 “北游契吴， 升高而叹曰， 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 吾行地多矣，
未有若斯之美。” “马岭” 指今甘肃庆阳环县的马岭山， “大河”今西北东
三面环绕鄂尔多斯市而过的黄河。 从黄河到马岭这片广阔的地域内， 没
有比契吴山地区更美好的了。 赫连勃勃曾为都城的营建 “近详山川究形
胜之地” ， 看中了契吴山地区， 山与河可为都城之外障。 按 《太平御览》 记
载赫连勃勃陵墓就在契吴山。 《元和郡县志》夏州朔方县条下又记载：
“故白城一名契吴城， 在县北一百二十五里契吴山， 赫连中因山所筑， 勃
勃尝所叹美， 故其子昌因立此城， 以立勃勃之庙， 勃勃墓在县西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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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隋置白城镇， 后废。” 《元和郡县志》 关于契吴山的记载有分歧， 一说
70 里， 一说 125 里， 究竟何说为是， 还得从统万城地区的历史地理沿革
谈起。
萨拉乌苏河为无定河中上游， 因河两岸生长红柳又命名为红柳河，
秦汉时为奢延水。成书于公元六世纪的郦道元 《水经注》 记载： “奢延水
……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 东北流……俗因县土， 谓之奢延水， 又谓之
朔方水矣。东北流， 迳其县故城南……赫连龙升七年 （公元 413 年）， 于
是水之北， 黑水之南……改筑大城， 名曰统万城， 蒸土加工， 雉堞虽久，
崇墉若新。 ” 唐代， 奢延水改称无定河， 即今陕北过境鄂尔多斯高原南部
的无定河。黑水为今乌审旗南部的纳林河， 是无定河上游的一条支流。
《水经注》 “黑水出奢延县黑涧，东南历沙陵注奢延水。” 《元和郡县志》
“乌水出县黑涧， 东注奢延水。本名黑水， 避周太祖讳， 改名乌水。” 综上
所述， 统万城的建筑是在汉代奢延县城的基础上改建的。 赫连夏王朝覆
灭后， 公元 427 年， 北魏改统万城为统万镇。 公元 487 年， 北魏改统万镇
置夏州， 治所大夏 （统万城） 。统万城同时又是夏州化政郡岩绿县治所。
隋唐时期统万城为夏州、 朔方郡及所属岩绿县治所。唐初， 岩绿县改称
为朔方县。统万城废墟位于今乌审旗西南部萨拉乌苏河北岸巴图湾水
库东六七公里处。
清流和广泽问题是弄清契吴山具体方位的关键。 如果清流错位， 那
么广泽和契吴山也就错位， 反之亦然。 北京大学地理系王北辰先生著文
《内蒙古乌审旗古代历史地理从考》 认为契吴山是在统万城废墟北 125
里的阿拉陶勒盖梁。文中写道： “阿拉托洛海 （蒙古语名， 正确译写为阿
拉陶勒盖—— — 笔者加注） 周围地区现在虽是一片干旱的沙地， 但在公元
5 世纪初， 赫连勃勃称赞它是大河以南马岭以北无与伦比的美好之地；
他所谓 ‘临广泽’ 的大泽今已不见，而‘带清流’ 的清流则应是距阿拉托
洛海丘陵最近的海流兔河而言， 它也就是 《水经注》 所记之交兰水， 贾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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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之可朱浑水……。 ” 赵永复 《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 一文认
为赫连勃勃所云 “带清流” 很可能是指黑水， 即今海流兔河。 海流兔河系
蒙古语名， 正确译写应为海流图。
参照史籍记载， 笔者认为清流为纳林河， 不是海流图河。 《寰宇记》
卷 37 夏州朔方县条下记载 “契吴山， 在县北七十里” ， “乌水， 源出县北
平地， 亦契吴之麓。 ”乌水即黑水， 按 《元和郡县志》 所述因周太祖讳改名
乌水。 《水经注》 、 《晋书》 把黑水和奢延水相提并论， 是统万城北的一条
重要河流。 《辞海·历史地理》 1989 年新二版黑水释文为： “……即今陕
西横山西北长城外无定河北岸的支流淖泥河，东晋末赫连勃勃营建统
万城于黑水南， 指此。” 淖泥河即纳林河的别称。乌水源出县北平地， 即
《水经注》 、 《元和郡县志》 中的奢延县黑涧和朔方县的黑涧， 亦 《寰宇记》
中的契吴山之麓。 统万城北最近的一条河流就是纳林河， 把它比定为清
流， 合乎于史书所记的条件。 赫连勃勃于朔方水北、 黑水之南营起都城，
黑水也就是赫连勃勃所看中并赞美的清流。 如果清流为海流图河， 那么
统万城至海流图河中间隔着纳林河，海流图河距统万城东北最近距离
也有 40 多公里， 海流图河发源地在统万城北 120 多里阿拉陶勒盖梁之
东。历史地理学界对黑水早有定论， 就是纳林河。 再者如果清流为海流
图河， 那么《寰宇记》 中的 “契吴山， 在县北七十里”，乌水 “源出县北平
地， 亦契吴之麓” 又如何解释？
海流图河为汉代的交兰水， 源出交兰谷， 在汉代龟兹县境， 交兰谷
比照现今地形为阿拉陶勒盖梁东侧的滩地。 交兰水唐代称为可朱浑水。
《新唐书 · 地理志》 贾耽所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 “夏州北渡乌水， 经
贺麟泽、 拔干利泽， 过沙， 次内横划， 沃野泊、 长泽、 白城， 百二十里至可
朱浑水源。 又经故阳城泽， 横划北门、 突纥利泊， 百余里至阿颓泉。又经
大非苦盐池， 六十六里至贺兰驿……” 可朱浑水源与今海流图水源正好
相合。按贾耽记载可朱浑水源南乌水北有泽有沙， 还有白城。可朱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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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契吴山北四五十里的地方， 距契吴之麓较远， 赫连勃勃不可能舍近
求远， 抛开纳林河把海流图河定为清流。
纳林河为蒙古语名， 意为细细的小河， 一说为太阳河， 发源于乌审
旗陶利苏木呼和茫合沼泽滩， 流经陶利苏木、 纳林河乡， 由西北向东南
注入萨拉乌素河， 全长 67 公里。 河道中上游段两岸为滩地草原， 河道切
割很浅， 河面很窄。 下游段两岸为黄土沙盖区，河谷开始下切， 最大下切
深度约 60 米左右， 河谷宽可达 50～500 米。平均流量 0.4 立方米／秒，
年径流量 1577 万立方米。纳林河上源地陶利滩为冲积湖积平原， 地形
平坦， 水位较高。陶利为蒙古语， 意为镜子或平展， 因陶利滩方圆 30 公
里平滩如镜而得名。
统万城废墟北 70 华里处， 今陶利苏木东南有一山丘， 蒙古语叫苏
吉山， 意为胯山， 因山形若胯骨而命名。为南北延伸的土山梁， 围长约
23 公里， 海拔 1355 米， 当为古契吴山。一唐里等于 1500 唐尺， 按唐大
尺等于现 31.10 厘米折合，一唐里应为 466.5 米， 70 唐里与现代 70 华
里基本接近。苏吉山与统万城的距离恰好和《元和郡县志》 、 《寰宇记》
“县北七十里” 的记载相吻合。苏吉山在陶利东南， 距纳林河 8 公里， 纳
林河从苏吉山西北边向东南流去。纳林河中上源地的地形， 也对应了
《水经注》 、 《元和郡县志》 、 《寰宇记》中的有关记载是准确的，这一带
也就是古代奢延县和朔方县的黑涧， 北平地、 契吴之麓， 黑水乌水的上
源地。
赫连勃勃看中了苏吉山与纳林河， 不仅仅是山水的壮伟秀丽， 更主
要的原因山与河是统万城北的重要屏障。 北魏太武帝于公元 426 年 （北
魏太武帝始光三年、 夏赫连昌承光二年） 率轻骑一万八千渡过黄河进攻
赫连昌的统万城， “时冬至之日， 昌方宴飨， 王师奄到， 上下惊扰。 车驾次
于黑水， 去城三十余里， 昌乃出战。” 纳林河中下游距统万城也就是 30
华里左右， 魏太武帝的大军扎帐纳林河边指挥战斗， 地理位置优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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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赫连昌王朝不会 “上下惊扰” ， “昌乃出战” 。 纳林河乡都嘎湾南瓦梁有
古城废墟， 文物残存从新石器时期至唐代不曾间断， 魏太武帝扎帐此间
很有可能。
赫连勃勃所称道的广泽， 史籍缺乏明确周详的记载。 《新唐书 ·地理
志》 贾耽所记的夏州塞外大同云中道， 记载了几个湖泊， 可参照。 《新唐
书》 收录贾耽的记载是可信的， “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 从
边州入夷通泽于鸿胪者莫不毕记……” 贾耽生活于公元 8 世纪 30 年代
至 9 世纪初， 与赫连勃勃时代相差近四个世纪。 贾耽所记乌水北可朱浑
源南， 有贺麟泽、 拔于利泽、 沃野泊、 长泽。可朱浑水源北至贺兰驿又有
阳城泽、 突纥利泊、 阿颓泉、 大非苦盐池。 《中国历史地图集》 1975 年版
第五册 《唐· 京畿道· 关内道》 图标示。 乌水源北契吴山， 今乌审旗达布察
克镇北近处标有沃野泊， 石子岭南标有突纥利泊， 石子岭北为大非苦盐
池 （在今胡同查干淖尔的位置上） 。 如果大非苦盐池为今胡同查干淖尔，
乌水 （今纳林河） 北至大非苦盐池直线距离280 多唐里范围内， 在唐代
有名称的湖泊和泉水达八九个。今统万城废墟北整个乌审旗境内近
150 公里范围内， 常年性内陆湖泊共有 56 个， 面积大小不一， 主要以天
然降水补给为主， 少部分湖泊矿化度较低， 适用于灌溉养殖， 大多数为
盐碱湖泊。 面积超过千亩的有 15 个湖泊， 较大的有胡同查干淖尔， 面积
为 3 万亩， 水深 3 米左右， 矿化度极高。现代的这些湖泊与史籍记载基
本吻合。
赫连勃勃所称道的广泽与贾耽所记可朱浑水源南的长泽、 沃野泊、
拔干利泽、 贺麟泽有没有关系呢？ 如果有关系， 四泽之中何为广泽昵？ 乌
水北、 可朱浑水源南贺麟泽与拔干利泽在沙之南， 沃野泊与长泽在沙之
北， 上述四泽距离契吴山和乌水不会太远。依贾耽原文之意推测， 统万
城距可朱浑水源才 120 唐里， 这四泽又在可朱浑水源南。 另外 《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 “贞元七年开延化渠， 引乌水入库狄泽， 溉田二百顷， 有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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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二……” 如连库狄泽和两个盐池也计算在湖泊内， 可朱浑水源南就有
7 个湖泊。 7 个湖泊之中何为大泽， 贾耽和 《新唐书》 的作者没有交代， 是
历史的一大遗憾。再者广泽有可能是泛指， 指上述 7 个湖泊， 还是连可
朱浑水源北阳城泽、 突纥利泊、 阿颓泉、 大非苦盐池也都包括在内，这就
不得而知了。 赫连夏王朝至唐贾耽生活时代四百年中， 广泽不会很快消
失， 也许贾耽在记载时没有把赫连勃勃所指的广泽联系起来加以考证。
北京大学王北辰先生认为赫连勃勃所谓的 “临广泽” 的大泽今已不
见了。 确实苏吉山以北附近不见有大的湖泊， 不过湖泊的消失是要留下
残迩的。 现纳林河中游西岸浩雅乌素滩、 洋拐子滩往北通史滩至陶利滩
为冲积湖积平原。 通史滩、 冉利滩雨季降水量增大后， 平原上积水多， 汪
洋一片， 纳林河中下游水位骤涨。历史上它是湖泊， 也很可能是赫连勃
勃所指的广泽， 贾耽所记的贺麟泽和拔干利泽。 苏吉山南麓毛布拉格滩
也为冲积湖积平原， 南北近 40 华里， 东西竟 3 至 4 华里不等， 也很可能
是赫连勃勃所指的广泽， 毛乌素沙漠一千多年来的变迁剧烈， 历史上曾
有的湖泊正在日益缩小或者今天已不复存在。今天统万城北近 150 公
里范围内的众小湖泊， 多少还闪烁着古代湖泊的青光倩影。
契吴城的建立是赫连勃勃子赫连昌为纪念父亲而建，城址选择在
契吴山， 城内有勃勃庙。至隋朝时， 此城还存在， 变成了白城镇治所， 故
唐人称之为故白城。 故白城即贾耽所记的白城。 按贾耽记载白城在可朱
浑水源南， 不在 120 唐里处。 《元和郡县志》 记载契吴城在统万城北 125
里处。 《中国历史地图集》 1975 年版第四册北朝魏 《雍 · 夏诸州 · 沃野· 薄
骨律镇》 图标示， 黑水北为契吴山， 今乌审旗达布察克镇北为契吴城。 同
上第五册《唐 · 京畿道 · 关内道》 图标示， 乌水源北契吴山， 今达布察克镇
北近处标有沃野泊， 缺标故白城 （契吴城） 。 黑水、 契吴山、 广泽是孕育契
吴城的自然基础， 赫连昌建城立庙最主要的功用是纪念祭祀其父。 赫连
勃勃亡于公元 425 年 （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夏真兴七年） 八月， 其子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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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昌嗣位， 改元承光。契吴城的修筑也就在此时间内。 《元和郡县志》 云
赫连勃勃陵墓在县西 25 里， 不在契吴山， 而 《太平御览》 记载赫连勃勃
墓在契吴山， 称嘉平陵。 墓究竟在哪儿， 依笔者之见， 《太平御览》 的记载
更为可靠。 赫连勃勃作为割据王朝的一代君主， 生前对契吴山大加赞美
之辞， 生赞死葬， 后世立城建庙护陵颂其功德顺理成章。 《元和郡县志》
关于契吴山的记载就相互抵牾， 城墓分离也就不足为奇。 契吴城在契吴
山， 按贾耽记载， 契吴城 （白城） 是夏州通塞外道路的必经之处， 至于 《中
国历史地图集》 关于契吴城的标注有误， 契吴山距统万城才 70唐里， 而
契吴城标在 125 里以北较远的地方。
可惜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推进， 1500 多年的剧烈变迁，作为人文景
观的契吴城不免被风沙所淹， 踪迹现已难寻， 待将来发现。契吴城依山
所建，只要在今苏吉山周围悉心考察寻觅，契吴城遗址将会再见天
日。我相信这天不会太远， 契吴城的再现将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增添新
的光辉。
1500年前赫连勃勃站在契吴山之巅， 放眼四外， 临风叹丽， “美哉
斯阜， 临广泽而带清流， 吾行地多矣， 未有若斯之美” 已成为千古绝赞。
现今的苏吉山地区黄沙浩荡， 广泽远逝， 只有纳林河的潺潺流水默默地
向东南远去。15 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苏吉山失去了以往的壮美， 一代枭
雄的赞誉只留下了一段历史的最佳记忆。 人、 城、 墓已深没黄沙下， 只有
山水长存。
参考文献
侯仁之： 《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 ， 《文物》
1973年第 1期
王北辰： 《唐代长安-夏州-天德军道路考》 ， 《历史地理》 第 9辑
王北辰： 《内蒙古乌审旗古代历史地理从考》 ， 《干旱区地理》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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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第 12卷第 4期
陈正祥： 《中国文化地理》 ， 三联书店 1983年 12月第 l版
乌审旗志编委办： 《乌审旗水利水保电力志》 （征求意见稿） 油印本，
1994年 6月
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伊克昭盟志》 第 1册， 现代出版社
1994年 8月第 l版
作者： 乌审旗史志办副研究员，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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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古代三大宫殿探微
却拉布吉
一、 蒙古族古代建筑渊源
什么是蒙古族古代建筑？国内外建筑界一般认为蒙古族建筑就是
穹庐式 “布崩格尔” 即半圆形建筑。 尤其改革开放以来， 往往在一座高楼
大厦上做一个蒙古包式圆顶， 称其为蒙古族建筑。 笔者承认穹庐式是蒙
古族建筑的主旋律。它渊源于最古老的蒙古包 “天圆地方， 人在居中” 的
哲理。 蒙古族称天为 “父亲” ， 地为 “母亲”， 子女居中。 蒙古包的主体形状
为圆形， 平面形状为拱形， 都是半圆或圆形的。 蒙古族崇拜太阳， 圆形为
太阳， 象征吉祥， 故选择圆形为住宅的基本造型。另外圆形建筑物具有
抗拒自然侵害的功能。 这和大自然的树木都是圆形的道理一样， 千百年
来蒙古族在长期的、艰苦的游牧生产劳动中，创造了适应恶劣高原气
候、 合乎科学规律的独一无二的圆形住所。为世人所注目惊叹！所以，
在现代高楼大厦上做一个蒙古包式圆顶， 它不是蒙古族建筑， 而是蒙古
民族建筑装饰而已。
蒙古族建筑除了穹庐式以外， 还有 “脉罕” 式形状汉族专家称其为
“歇山顶” 。 这个形状就是蒙古族最早的帐幕形状。 这是蒙古族模仿崇拜
大自然的天幕， 创造了居住的小天幕—— — 帐幕。 是蒙古民族建筑文化理
论发展的基础。 蒙古族开始营筑土木建筑物时， 把这个形状设计在建筑
物的顶端， 而且把房檐的下角尽可能往上翘起， 如同翱翔的老鹰翅膀，
是极其雄伟壮丽的，也合乎蒙古民族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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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上以白色为基调。蒙古族崇尚白色，而羊毛制品毛毡是白色
的， 所以蒙古包也是白的。但并非 “白色海洋” ， 也崇尚红、 蓝、 绿、 黄色，
通称 “吉祥五色” 。建筑物一般为红墙黄瓦， 和蓝天白云绿草地搭配， 形
成和谐安谧辽阔的境界， 只有在蒙古草原上才能见到如此迷人的景观。
蒙古族建筑溯源， 是在古老的蒙古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成吉思汗
统一漠北， 建立蒙古国以后， 相对有了比较安稳的社会条件， 遂有了大
型土木建筑问世。苏联苏斯洛夫考古队在蒙古族发祥之地 “两山三河”
流域 （即杭盖、 肯特山和鄂嫩、 土拉、克尔伦河） 发现过成吉思汗时代砖
木结构宫殿遗址。 但是成吉思汗对砖木建筑不太感兴趣。 曾说过： “我的
子孙们穿上绫罗绸缎， 住上砖木楼房之时， 便是我创建的蒙古帝国消亡
之时” （ ［韩国］ 金正洛 《千年人物》 ， 民族出版社 2003 年蒙文版 198 页） 。
当时绫罗绸缎， 砖木建筑， 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成吉思汗对牧业文
明高度崇尚， 而担心他的后裔们抛弃游牧文化， 被农业文明所吞噬， 发
生被同化的悲剧。
到了窝阔台汗时期，这位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开始筹
划、 打造 “奠定世界强国之根基， 建筑繁荣昌盛之基础” —— — 开始营造土
木建筑的城市， 于公元 1235 年， 建立了第一座砖木结构的都城—— — 哈
剌和林。哈剌和林是因建筑在雄伟的哈剌和林山南麓， 鄂尔浑河东岸，
都城就以山名取名为哈剌和林城，南北长 2500 米， 东西长 1500 米， 形
成长方形， 总面积达 370 余万平方米。
在这以前， 蒙古帝国并非没有都城， 都城就是以成吉思汗行宫为核
心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中心。 正如法国学者勒内 ·格鲁塞在其 《草原
帝国》 中所说的 “流动的城市” 。公元 1236 年， 在哈剌和林， 蒙古族营建
了第一个大宫殿—— — 五层的 “万安宫” 。
忽必烈经营汉地时期， 于蒙哥汗六年 （公元 1256 年） 建筑了第二个
都城—— — 上都，营建了第二个大宫殿—— — 三层的大安阁。于至元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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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267 年）又营建了第三个都城—— — 大都，营建了第三个大宫
殿—— — 一层的大明殿。
忽必烈以营建大都为契机，蒙古族建筑事业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
极的地步。 蒙古族古老的穹庐式建筑， 和汉族、 藏族、 维吾尔族建筑相结
合， 走出了一条多民族建筑相互融合、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当时繁华的大都， 出现了水晶宫， 茶递尔斡尔多 （大帐幕） ， 失剌斡
尔多（黄色大帐幕） ， 棕毛殿， 还有波斯、 西藏和伊斯兰式的建筑， 为国际
友人和外国旅游者所记载。
元大都始建于中统四年 （公元 1267年） ， 前后用了 18 年， 用役军民
达 150 万人， 日夜施工， 于至元二十一年 （公元 1284 年） 竣工。 元大都南
北长 7600 米， 东西长 6700 米， 总面积达 50 平方公里，和 《元史》 “城方
六十里， 十一门” 记载相吻合。 当时人口已达 120 万， 成为世界性国际城
市。元大都宫城方圆二十里， 合现制为 70 余万平方米， 由大明殿、 延春
阁、 兴圣宫、 隆福宫、 广寒宫等五大宫殿组成庞大的宫殿区域， 所以， 元
大都的建筑和隋唐建筑，明清建筑并列，被誉为中国三大建筑系列之
一。和世界上著名皇宫相比较，法国凡尔赛宫占它的 1／4， 英国的白金
汉宫仅占它的 1／10，号称欧洲最大的宫殿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也只占
它的 1／2。
二、 蒙古族三大宫殿
蒙古族在不同时期建筑的三大宫殿：蒙古族三大宫殿为哈拉和林
的万安宫， 元上都的大安阁， 元大都的大明殿。其建筑规模和宏伟程
度完全可以和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宫殿—— — 太和殿、 大成殿、 眖成殿
媲美。
1. 元大都大明殿： （附设计示意图）
大明殿营建于元朝成立以后的第三年，即至元十年（公元 1273
年） 。根据 《辍耕录》 卷二十一记载， 它的功能是： “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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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会朝之正衙也” 。这是蒙元帝国的政治枢纽所在。大明殿蒙古语又名
“格根查罕殿” 是 “光明正大” 殿的意思。忽必烈办公起居的紫檀殿便设
在其后殿。公元 1294 年正月， 忽必烈在此宫逝世， 享年八十岁。建筑规
模为： “东西二百尺， 深一百二十尺， 高九十尺” 。 大约合现制为三万多平
方米 （不算附属柱廊， 柱廊后三殿： 紫檀殿、 寝殿、 文思殿。若算进此三
殿， 将合七万余平方米。元代建筑单位： 一步等于五尺， 一尺为 0.308
米， 一步等于现制 1.54 米—— — 作者注） 。
大明殿是 “工” 字形图案宫殿， 汉族建筑学家叫做工字形宫殿，蒙古
族建筑学家则叫做 “巴图恰哈特” 形建筑。 意为 “永远解不开的吉祥结” 。
蒙古族是崇尚吉祥的民族， 日日， 月月， 年年， 无时无刻不在讲吉祥， 把
吉祥溶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每个细节。这就是蒙古民族产生独有的“颂
词” 文化体裁的原因之一。结成的 “安达” （伙伴） 至死不散， 建筑起来的
房屋永不倒塌。 成吉思汗苏勒德祭祀仪式中， 第一个献出的哈达就叫做
“巴图章戈” （在哈达中间结一个疙瘩， 象征永固长生不解脱。蒙古族摔
跤手脖子上带的 “章戈” 就是在中间结一个哈达结的， 象征角力勇猛， 长
盛不衰） 。
随着蒙古帝国的强大， 社会的安定， 就开始营造城镇了。蒙古民族
以毛毡、 皮毛为原料， 木头结构的蒙古包过渡到砖木结构的建筑物时，
采用 “巴图恰哈特” 式图案作平面设计。 这种建筑的特点是： 构造简单结
实， 朴实无华， 蒙古包式经营管理。宫殿前面部分是朝会， 举行忽里台，
会见外国王公， 使臣， 酒宴的地方。 后面部分是军机处和皇帝的寝宫。 中
间有一个走廊联通起来， 形成 “工” 字形布局。 这种建筑构造适合于北方
冬长夏短西北风凛冽的气候。
蒙古族历代都城， 大都、 上都、 中都、 哈剌和林都有巴图恰哈特式建
筑。大都的大明殿、 延春阁、 兴圣宫、 隆福宫便是典型的这种建筑物。以
后普及到民间， 北京元大都考古队曾发现挖掘过后英房、 雍和宫等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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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房屋的遗址， 据蒙古国考古专家阿·瓦其尔教授讲， 在蒙古国三河
流域发现过工字型宫殿基座 （ 《阿· 瓦其尔访问录》 ） 。
忽必烈在大明殿三级台基上修了 《誓俭草》 池， 有汉白玉栅栏， 据叶
子奇《草木子》 卷之四记载：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创业艰难。俾取听居之
地青草一株， 置于大内丹墀之前。 谓之誓俭草。盖欲使后世子孙知勤俭
之节。至正间。大司农达不花公作宫词十数首。其一云： 墨河万里金沙
漠。世祖深思创业难。却望阑干护青草， 丹墀留与子孙看” （叶子奇字世
杰， 号静斋， 浙江龙东人， 元朝末年学者） 。经笔者考察， 这里所记 “青
草” ， 并非青草， 实际上指沙蒿， 是一种耐旱抗寒之高原多年生植物， 牲
畜爱吃肯上膘， 是蒙古高原牧草总代表。 高可达一米左右， 有粒形小籽，
微苦， 可入药。
2. 大安阁 （附设计示意图）
大安阁是上都宫城的主体建筑。元史卷六 《世祖本纪六》 载： “至元
四年历日， 建大安阁于上都” 。至元四年是公元 1267 年， 又元史卷七
《世祖本纪七》 载： “丙戌， 上都大安阁成” 。丙戌是至元二十三年， 公元
1286 年。这就是说上都大安阁用了十九年才完成的， 可知其工程艰难
和豪华。
大安阁是雄伟瑰丽的三层建筑，一层和蒙古帝王其它宫殿一样，
是举行忽里台， 诈马宴、 皇帝登极、 各种庆典活动和会见外国王公贵
族、 使臣的场所。中层为帝国档案库， 珍藏有忽必烈的箧箱一只。元史
卷二○八 《李邦宁传》 记载： 箧箱内放自己旧衣物， 并留下了： “藏此以遗
子孙， 使见吾朴俭，可为华侈者戒” 的圣训。上层是经办佛事的场所， 供
有释迦牟尼佛像。
大安阁是上都主题建筑物。是重要国事活动场所， 皇帝即任， 会见
外国使者举行忽里台和质孙酒宴， 都在这里举行。
关于大安阁的雄姿， 元代诗人留有诗句， 如许有壬“大安阁是广寒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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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五青天八面风” ， 如周伯琦 “大安御阁势崔亭， 华阙中天壮上京” 等等。
史书上关于大安阁和古老蒙古族建筑法则， 有些不同的记载： 元代
周伯琦 《近光集》 卷一载： “大安阁， 故宋汴熙春阁也， 迁建上京。”陈高
华，史卫民教授所著 《元上都》 也有详尽描述： “忽必烈为了在上都营建
宫殿，就于至元三年 （1266 年） 拆迁熙春阁， 经由水道陆路将材料运往
上都。拆下的木材以 ‘万计’ ， 在黄河运输时， ‘整桴而下’ 的军士就有
300 人， 还动员许多民工 ‘壅遏水势’ 。在汴京的熙春阁 ‘高二百二十尺，
广四十六步有奇， 从则如之” 。 有中阁， 有耳房。 中阁 5 间， 每间 24 尺， 左
右耳房各 2 间， 每间 18 尺。 “阁位与平座叠层四” “实为阁传者三” ， 也就
是中阁三房。全阁 “飞翔突起， 于青霄而矗上” ， 令观者有 “瑰伟特绝之
称” ， “神营鬼沟， 洞心骇目” 之叹。就在拆迁熙春阁的同年十二月， 大安
阁便于上都开始营建。可见拆迁运输的速度是很快的 （ 《元上都》 101 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
元代要员汉族大文豪虞集（曾用蒙语给太子公主讲解四书五经）
《跋大安阁图》 称 “世祖皇帝在藩， 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郭宫室。取故宋
熙春阁材于汴， 稍损盖之， 以为此阁， 名曰大安。既登大宝， 以开平为上
都， 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岿然遂为正殿矣。规制尊稳秀杰， 后世诚无
以加也” （虞集 《道园学古录》 卷 10） 。
按照蒙古族古老建筑风俗，蒙古族营建城镇宫殿，一般不选用旧
址、 旧材料， 认为不吉祥。比如： 忽必烈筹建开平府时有人建议， 修建金
朝恒州， 省时省料省钱，被忽必烈拒绝， 看中了离恒州 20 里外的雄伟的
龙岗山南麓， 滦河北岸风景优美的地址营建了自己的府邸。 忽必烈于中
统元年 （公元 1260 年） 在这里登上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位后，改为上
都。同样， 至元四年 （公元 1267年） 营造举世闻名的大都时， 也有人建
议， 因中都是投降献城， 破坏尚不严重， 维修金朝中都为都城， 也被忽必
烈所拒绝， 选中了金中都东北一片平地， 建筑了新的大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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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忽必烈的后继之帝武宗海山， 于大德十一年 （公元 1307 年）
建筑的中都也是一样， 也没有选用修建近在咫尺的金朝的昌州 （俗称九
连城） 而选用了风景优美的察罕脑儿之旁建筑了中都。
以此原则推理，忽必烈不会拆建在汴京熙春阁，而且又是万里迢
迢， 劳民伤财， 用旧料再建原殿， 难度更大， 得不偿失， 远不如新料新址
建新宫殿， 更省时省料省钱。而十二月是蒙古高原冰天雪地的时节， 更
不会有大兴土木之举。
蒙古族汗王、 贵族营造宫殿官邸， 都是选用新址新料， 忌讳用旧址
旧料人为不吉利。蒙古族民间结婚， 都要给新郎新娘盖新蒙古包， 选
择新的牧场举行婚礼： 要选 “向阳的地方盖新蒙古包， 挑肥美的草场放
畜群” 。
关于这个习俗， 13 世纪出使蒙古地区的英国道森写道： “当一个斡
耳朵曾在一个地方安置时， 在它搬走以后， 只要那里有任何曾经烧过火
的痕迹， 就没有一个人敢经过它曾经安置过的地点， 不管是骑马还是步
行” 《出使蒙古记》 8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 。
元上都始建于蒙哥汗六年（公元 1256 年） 。忽必烈选择南屏山南
麓， 滦河三年建成， 新城被命为开平府。 中统元年 （公元 1260 年） 三月忽
必烈在此登皇位， 又在中统四年赐名为上都。 是元朝的夏都。上都外城
呈方形， 每边长约 2200 米， 总面积达 480 余万平方米。2002 年夏， 联合
国世界遗产官员考察元上都后评论道： “元朝历史和元上都的文化遗产
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如果没有了蒙古史和元上都， 那亚洲乃至
欧洲的历史， 则是不完整的历史” 。 在上都有六位皇帝登极， 可见大安阁
宫殿所处的历史地位。
3. 万安宫 （附设计示意图）
万安宫是蒙古帝国第二个皇帝窝阔台营造的都城哈剌和林皇宫的
主要宫殿。六史卷二 《太宗本纪》 载： “七年乙未春， 城和林， 作万安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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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汗七年是公元 1236 年。据苏联苏斯洛夫考古队材料， 发现万安
宫遗址有 64 座柱础。 可见当时的宏伟规模。 史卫民教授 《都市中的游牧
民》 记述： “万安宫坐落在和林宫城中央， 南北长 55 米， 东西长 45 米， 有
殿柱 72 根 （南北 9 行， 东西 8 行） ， 周边的 30 根是殿墙柱。 ” 据此资料推
测， 按现制万安宫为大约 2400 平方米的宏伟建筑物。当时毫无疑问是
属于第一流的宫殿。 万安宫的规模有两种说法： 即五层和三层 （按 《都市
中的游牧民》 记载： “宫中分三层， 一层专为大汗所用， 一层为后妃使用，
第三层供侍臣和奴仆使用” ） 。
本文按五层设想， 地座按六角形设计。 六角形地座是古代蒙古族王
汗普遍使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读者从以上描述， 可略知当年蒙古宫廷的
宏伟状况。
到过哈剌和林拜见过蒙哥汗的道森记道： “蒙哥在哈剌和林有一座
巨大的斡耳朵， 坐落在城墙附近。它的四周围以砖墙， 像我们的修道院
那样。那里有座巨大的宫殿” （ 《出使蒙古记》 194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83 年） ， 周良霄教授在同书 124 页注释中认定此 “即万安宫”。
《元朝史》 208页对万安宫的雄壮及内部设置写道： “高大而富丽
的宫殿—— — 万安宫建筑在城的西南部 （指哈剌和林城—— — 引者注） ， 有
宫墙环绕， 周约二里。据目击者法国使臣卢布鲁克所记， 万安宫中殿
辟三门皆南向， 殿内圆柱两列， 北面置一高台， 为御座所在， 座前有左
右阶梯接地。御座左右两侧均置平台， 右侧为诸王座位， 左侧为后妃
座位。御座前空地为奏事或进贡的臣僚、 使节等人站立处。中门之前
立一株银树， 树顶上装一个吹号天使。树的根部有四头银狮，每一树
枝上绕一条金蛇， 各有管子通到树下地窖， 窖中预藏若干仆役伺候。 开
宴时， 司号仆役吹响天使所执号角， 其他人则将各种饮料倾人管内， 于
是银狮、 金蛇同时口吐马奶和诸色美酒。这一套巧妙机关是巴黎名匠
威廉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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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论
当蒙古族社会发展步入封建社会以后， 蒙古地区便有了城镇。 蒙古
族城镇的起源， 可追溯到七、 八世纪。 《蒙古秘史》 所记载的 “有土墙的百
姓” 就有两层含义：一是有了定居的农民， 二是有了城镇的雏形。
1.蒙古族城镇的发展， 是由 《古里延》 发展起来的。 （法）勒内·格鲁
塞在《草原帝国》中对蒙古族早期的城镇描述道： “他们没有城市的概
念，只是在迁徙的过程中渐渐组成了帐篷群。他们将随车携带的毡帐
围成一圈，在圈子里生活。这种临时的聚居地实际上就是早期城市雏
形” （ 《草原帝国》 159 页，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 这里所说的 “圈” 就
是指蒙古人的 “古里延” 。 蒙古语 “古里延” 是 “圈子” 的意思。 蒙古史汉文
史料上有多种记载， 为 “库伦” 、 “库列” 、 “古鲁” 、 “圙圐” 等等。
蒙古族 “古里延” 的形成是早在氏族社会， 最初是为了防御野兽和
敌人的袭击， 把勒勒车围成一圈， 在向南位置把两个车辕树立起来， 作
为大门。 酋长居住在圈的中心。 步入封建社会以后， 汗王帐殿居中， 外围
是各级万户、 千户、百户和宿卫军。
13 世纪出使蒙古汗国的道森写道： “在他们的语言中，宫廷称为
‘斡耳朵’ ， 它的意思是 ‘中央’ ， 因为它总是在他的属民中央” （ 《出使蒙
古记》 144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 最外边是羊群、 牛群和马
群。 这种安营扎寨的布局。 给入侵者造成种种障碍。 而一旦向外进攻时
却异常集中迅速。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 于中统四年 （公元 1267 年） 筹建了举世闻
名的元大都， 就是采用 “古里延” 营造法。 由外城、 内城、 皇城、 宫城和 “巴
托浩特” 五层建筑布局形成的。 忽必烈办公的大明殿和起居宫殿紫檀殿
就在 “巴托浩特” 之中。
李逸友教授在 《内蒙古历史名城》 一书中对蒙古族城镇的发展评论
道： “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 兴筑的城郭也就不限于农业地区， 而且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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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游牧生活的地方也筑起了城郭。 这些城郭普遍分布在今内蒙古地区，
东至大兴安岭南北， 西至额济纳河流域， 北于锡林郭勒高原， 南至鄂尔
多斯高原南部， 既有全国最高统治中心的都城和路、 府、 州、 县治所在的
城市， 又有军事防御作用的镇、 戌、 堡、 塞， 也有守卫和奉祀皇帝陵墓的
奉陵邑” （《内蒙古历史名城》 第 7 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 笔者
在此引出李逸友先生的评语的原因是，只想说明蒙古族不但是优秀的
游牧民族， 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营造过著名的大都、 上都、 哈
剌和林， 巴热斯浩特 （老虎城—— — 应昌府） ， 敖伦苏木 （赵王城） 等城镇，
不愧为众多北方民族之中最有创造力、 最有活力的民族。关于蒙古民族
的城镇发展史与本文关系不大， 故略述几笔， 不再赘述。
2.蒙古族宫殿建筑史， 历史悠久， 成吉思汗祖先哈布勒汗时代就有
了金碧辉煌的宫帐。 宫帐建筑文化到了成吉思汗和他儿子时代， 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时到过蒙古汗国的外国使臣、 旅游者从不同角度都
做了精彩的描述，例如柏朗嘉宾记载了拔都大汗和贵由大汗宫殿的情
况： “当我们到达那里时， 人们已经搭好了一个很大的紫色帆布帐篷， 这
个帐篷大得足可以容纳两千多人。 四周围有木板栅栏， 木板上绘有各种
各样的图案” （ 《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中华书局， 1985 年） 。克拉维约写
道： “汗帐之内， 四壁饰以红色彩绸， 鲜艳美丽， 并于其上加有金锦。 帐之
我隅， 各陈设巨鹰一只。汗帐外壁覆以白、 绿、 黄色锦缎， 帐顶之四角各
有新月银徽插在铜球之上” （ 《克拉维约东使记》 135 页） 。商务印书馆
1957 年叶新民教授写道： “马可波罗所记的上都 ‘行宫’ ， 就是失剌斡耳
朵，它是蒙古包式的大宫帐， 外墙用木、 竹制成， 用白毡覆盖， 帐顶饰以
织金锦缎。泰定五年五月， 制作上都棕毛殿地毯二扇， 积二千三百四十
六尺， 青白羊毛一千三百四十四斤。 由此可见，毡帐的建筑风格、 内部的
陈设都具有蒙古民族特点” （ 《元上都研究》 34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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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古族古代宫帐， 当时外国使臣、 旅行家、 商人多有记载， 由于
本文篇幅有限， 到此搁笔。
3.蒙古族建筑学是中华民族建筑的一部分。蒙古族建筑文化体现
了蒙古族的坚强性格， 内心世界， 审美观和创造才能。并以自己独特的
风格， 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为：
①蒙古族是大自然之骄子， 是热爱大自然， 维护大自然， 依赖大自
然而生存的独特民族。 所以在建筑学上表现为 “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点。
蒙古族营造都城、 宫殿、 王府， 除考虑政治因素之外， 都要选择青山绿水
的风景区。大都、 上都、 中都、 哈剌和林都营建在地理要冲和名胜之地，
靠山依水， 天然美景尽在其中。 三大宫殿大明殿、 大安阁、 万安宫更是青
山绿水所环绕、 建有人工花园、 动物园和湖泊。
马可波罗对元大都宫殿描述道： “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
余， 房屋之多， 可谓奇观。 此宫壮丽富赡， 世人布置之良， 诚无逾于此者。
顶上方瓦。 皆红黄绿蓝及其它诸色。 上涂以釉， 光泽灿烂， 犹如水晶。 致
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 可以久存不坏” （党宝海注： 马可
波罗所言元大宫， 即 《元史》 之大明殿、 殿基高出平地三公尺，约略可当
今太和殿。引者注： 此处描述与萧洵所著 《元宫遗录》 相符） 。
“上述两墙之间， 有一极美草原， 种植种种美丽果树， 不少兽类、 若
鹿、 獐、 山羊、 松鼠、繁殖其中。带麝之兽为数不少， 其形甚美，而种类甚
多” （引者注： 指皇家御苑， 饲养有奇世花草和雪豹、 大象、 熊、 鹿、 狼、 猩
猩、 羚羊等多种动物。 每举行盛大庆典， 放出来叫众人观赏。 遗址在今北
京景山公园附近） 。
“上述两墙之间， 有一湖甚美， 大汗置种种兽类于其中， 其数甚多，
取之帷意欲” （引者注： 此湖指元宫太液池， 原是金中都城外的一座避暑
山庄， 忽必烈营建大都时纳入宫城之内，今北京北海公园湖水） 。
“北方距皇宫一箭之地， 有一山丘， 人力所筑。 高百步， 周围约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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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平， 满植树木， 树叶不落， 四季常青。 汗闻某地有美树， 则遣人取之，
连根带土拔起， 植此山中， 不论树之大小。 树大则命象负而来， 由是世界
最美之树皆聚于此 （党宝海注： 乃指今之白塔山。 金初筑此山， 名曰琼花
岛。 1262 年忽必烈重修岛中园林改名万寿山。其山皆垒玲珑石为之， 峰
峦隐映， 松桧降郁秀若无成。转木儿汲水至山顶， 出石龙口注方池） 。
譺 訛T 形广场， 意为锤形广场， 汉族建筑学家依形状， 叫做丁字形广场。
至元四年 （公元 1267 年） 忽必烈营建大都时， 在都城正门内侧， 皇
城灵星门前修建了锤形广场， 左右建有长廊， 俗称千步廊。
世界上皇宫广场或其他广场， 均为四方形或长方形。 唯独元大都皇
宫广场， 却是锤形广场， 这是为什么呢？14 世纪初波斯政治家、 史学家
拉施特撰写的 《史集》 （1304～1316 年间） ， 记录了 《额尔古纳·昆》的传
说， 蒙古族因部落内部残酷掠杀， 只剩下一男一女躲避到深山密林， 繁
衍人口， 烧山浇铸制作兵器， 从灭亡的边缘掘起的故事。所以蒙古族每
年除夕， 用锤子敲打铁砧， 以资纪念， 以后蒙古族往往在宫殿、 府邸前面
建筑丁字形广场， 供庆典、 阅兵、 那达慕之用。
譻 訛中轴线， 蒙古族建筑学上对中轴线非常考究， 是 “肚脐眼线” 的意
思。类似古埃及雕塑绘画的 “正面律” 一样， 忽必烈营建元大都是选择了
金中都东北处的一片平原， 在城市中心点建立了中心阁。设有一座 “方
幅一亩” 的中心台， 写有 “中心之台” 四字的石碑， 是全城的东南西北四
方的中心点。 所以元史专家陈高华教授说： “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 把实
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
举” （ 《元大都》 59 页， 北京出版社 1982 年） 。
蒙古族建筑学的中轴线， 中心点学说起源于蒙古包的管理， 蒙古包
的中心点是火灶支撑之处， 又称做 “一家兴旺之火” 。在蒙古民族看来，
一家火种断了， 是覆灭的征兆。 所以从 “兴旺之火处” 向门口画一条线就
叫做 “肚脐眼线” ， 是中轴线的意思。比拟于人的躯体， 中心在肚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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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汗王建筑自己宫殿、城池的时候，都要设计出一条中轴线
来， 往往在中轴线附近是衙署机关、 重要街道， 兵营、 和官员富豪住宅。
譼 訛三层汉白玉须弥座， 蒙古族把最高的山称为 （sonbor agula） ， 汉
译为须弥山， 把最大的海称为 （sun dalai） ， 汉译为沧海。蒙古族建筑学
上把最高贵的宫殿盖在有栏杆的三层台阶上。这个台阶为须弥座。
四、 蒙古族三大宫殿的复制图
由于蒙古族建筑史料图像的缺失， 仅仅是示意图而已。 实际也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 翻阅了国内外大量文献、 史料、 图像， 并非凭空造作， 有
一定的蒙古族历史建筑根据。其中元末萧洵所著 《元宫遗录》 更显得非
常珍贵， 提供了极其翔实的宝贵资料。本文以少讲理论， 多讲实际为宗
旨， 力求形象效果。 建筑是综合艺术， 也是一部生活史， 本文设计中力求
把蒙古族建筑的粗犷、 简朴风格显现出来。
笔者最后希望东联集团董事长侯钰蛇先生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
长奇朝鲁先生再次联手牵头， 在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祭祀旅游胜地， 营
建的一处蒙古族三大宫殿—— — 大明殿、 大安阁、 万安阁观光区。它的意
义在于弘扬蒙古族古老的建筑文化， 给原有的 “三区、 两道、八景” 增加
一个闪闪发光的重量级景观。
其理由是： 从地域历史文化角度来看， 鄂尔多斯是蒙古族古老宫殿
林立之乡。 是圣祖成吉思汗祭祀之陵所在地， 鄂尔多斯不能没有鄂尔多
（宫殿） ， 在鄂尔多斯矗立起蒙古族三大宫殿， 理所当然， 是发扬成吉思
汗文化精神， 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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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元大都大明殿示意图
绘 图： 孙随太
图 2： 元上都大安阁示意图
绘 图： 孙随太
图 3： 哈剌和林万安阁示意图
绘 图： 孙随太
作者：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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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和亲时期的汉匈经济
交流形式之一—— — “通关市”
苏伦高娃
西汉和匈奴有过一百年的和亲时期，而一百年的和亲时期又可分
为前后期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期和亲从汉高帝九年（公元前 198
年） 至汉武帝元光二年 （公元前 133 年） 的“马邑之谋” ， 约有六十余年的
历史； 后期和亲从汉元帝竟宁元年 （公元前 33 年）至王莽始建国元年
（公元 9 年） 西汉王朝灭亡， 约有四十年的历史。
西汉初，刚建立的汉王朝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
坏， 正如司马迁所述： “汉兴，接秦之弊， 丈夫从军旅， 老弱转粮饷， 作业
剧而财匮， 自天子不能具鈞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 齐民无藏盖， ”
譹 訛 国力
空虚， 财政捉襟见肘， 而此时的匈奴则已统一大漠南北， 拥有 “控弦之士
三十余万” ，
譺 訛 恰逢鼎盛之时。 从而在西汉初年形成匈强汉弱的局势。 这
一局势在汉高帝七年 （公元前 200 年） 的 “白登之围” 中显现得更加明
显， 汉军折戟于匈奴， 铩羽而归。此后， 出于匈奴的强势逼迫，汉高帝九
年 （公元前 198 年） ， 刘邦只好 “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 岁奉
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 约为昆弟以和亲。”
譻 訛 从而开始了汉匈关系
史上六十余年的前和亲时期。 在中国古代史上， 中原王朝同周边民族政
权结 “和亲” ， 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他们之间的一种经济交流形式的确
定。 汉匈前和亲时期正是这一历史的开始。 很显然 “和亲” 政策是匈强汉
弱形势下实行的政策， 所以，不论就其 “和亲” 内容还是执行情况来看，
汉王朝 “和亲” 政策都在满足匈奴的经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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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汉初所实行的 “和亲” 政策， 概其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
以长城为界， 各自为国， 互为 “兄弟” ； 第二， 开通 “关市” ， 准许两国和两
国人民交易； 第三， 奉岁遗， 汉朝向匈奴纳贡， 献物资； 第四， 送公主， 陪
嫁品； 第五， 遣使匈奴 “明和亲” 。
“和亲” 政策， 本身是汉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政治措
施，似乎跟经济毫无瓜葛，但从和亲政策的终极目的和执行全过程来
看，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经济交流内容， 几乎涵盖着两个国家各阶层的
所有经济交流活动。 明言约定 “长城以北引弓之国， 受命单于； 长城以内
冠带之室， 朕亦制之。”
譼 訛 这种政治上各自为国， 互为 “兄弟” 关系的确定
成为双方和平经济交流的前提， 送公主、 明和亲， 成为双方保持 “和亲”
关系的一种政治保证。其中 “通关市” 、 “奉岁遗” 、 “陪嫁品” 全部成为汉
匈经济交流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式。
“通关市” 是和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更是核心部分， 是匈奴威逼
汉朝执行 “和亲” 政策的最终目的。根据 《史记》 、 《汉书》 、 《后汉书》 等正
史中的零星记载， 我们可以发现前和亲时期汉匈一直 “通关市” 的史实。
从有限的文献资料来看，刘邦时期的和亲条约中没有明确记载“通关
市” 的内容， 但我们认为西汉的和亲政策内容是在匈奴冒顿单于的逼迫
下拟成的， 而且冒顿单于逼迫刘邦和亲绝不仅是为了娶汉女为阏氏， 他
屡次 “苦边” 的真正目的应该是逼迫汉朝同匈奴进行大规模的、 直接的
物资交流来解决匈奴生产生活用品不足的问题。 因此， 解 “白登之围” 时
作为释放刘邦的交换条件， 要求汉朝在边关之地为匈奴开通 “关市” 是
很自然的。 《新书 ·匈奴》 中贾谊所云： “夫关市者， 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
也， 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
譽 訛 可以证明这一推测。因
此， 刘邦时期， “和亲” 内容中也应有 “通关市” 一条； 吕后禁关曰： “毋予
蛮夷越金铁、 田器、 马、 牛、 羊； 即予， 予牡、 毋予牝， ”
譾 訛 说明吕后时期仍
在 “通关市” ， 但严令一些物资禁止出关； 到文帝时 “复修和亲之事， ”
譿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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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先帝之令； 景帝即位后 “复与匈奴和亲， 通关市、 给遗单于， 谴公主
如故约” ；
讀 訛 汉武帝前期也 “明和亲约束， 厚遇， 通关市， 饶给之。” 讁 訛 由此
可知，前和亲时期在匈奴强烈逼迫下汉朝最终答应开通关市，易其有
无， 而且在双方的努力和匈奴的严厉敦促下一直进行到武帝朝或更晚。
《史记》 、 《汉书》 、 《后汉书》 等正史中有关 “通关市” 的详细记载很
少， 因此无法直接得知汉匈在何时、 何地， 以什么样的方式开通关市或
交换些什么物资， 但我们仍然依据零星的史料了解其梗概。 史云： “汉于
边关与蛮夷通市， 谓之关市。”
輥 輮 訛 由此可知， 西汉时期的汉匈 “通关市” 是
一种在边境关口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 的交易活动。 根据 “今帝即位……
通关市， 饶给之。匈奴单于以下皆亲汉， 往来长城下， ”
輥 輯 訛 记载有限， 足以
说明匈奴对 “通关市” 是非常看中， 而且我们可以了解到 “通关市” 是一
种官方交易和民间交易为一体的，并在长城一线关口进行的大型的集
市性两国交易活动。
有关汉匈长城边关下的通关市内容， 没有专门的记载， 但从零散的
史料中我们仍可略知一二。 贾谊曾说到： “大每一关， 屠沽者、 卖饭食者、
羹臛膹炙者， 每物各一二百人， 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
輥 輰 訛 ； 后汉光武帝建
武二十八年 （公元 52 年） ， 北匈奴 “远驱牛马与汉合市”
輥 輱 訛 ；
《盐铁论·力
耕篇》 中也说到 “夫中国一端之缦， 得匈奴以累金之物……是以骡、驴、 橐
驼， 衔尾入塞， 驒騱騵马尽为我畜， 鼲鼦狐貉， 采旃文罽， 充于内府。”
輥 輲 訛 从
这些史料可以了解到汉匈之间的物资交易内容丰富多样，多交易牛、
马、 羊、 食品、 手工业品等物品， 基本满足双方的需求， 达到 “各取所需”
的程度。同时， 由吕后禁关令中可以得知， 这种交易又是双方政府严格
控制和管理下的交易。
汉匈通关市的规模和交易量， 史书没有详细记载。 但仅从后汉章帝
元和元年 （公元 84 年） ， 北匈奴 “驱牛马万头来与汉贾客交易”
輥 輳 訛 来看，
汉匈在通关市中的交易量是相当大的。况且汉匈开通关市的边关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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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 绵延几千里的长城一线多处关口进行交易， 某一关口也可能岁通
数次， 由此可知交易物资数量的庞大。
总之，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下， 再加上农耕经济与
游牧经济的互补性， 汉匈通关市是必然的事。事实上， 在六十余年的前
和亲时期 “通关市” 从未中断。 但它也不是自由 “通关市” ， 是一种在长城
一线的边境关口， 在双方政府严格控制下进行的。 其交易物资的种类丰
富和数量相当大，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双方的需求， 达到其最初的“以
其所有易其所无” 的目的。 因此， “通关市” 是前和亲时期， 汉匈官方和民
间的最重要的经济交流形式。
参考文献
譹 訛司马迁： 《史记 · 平准书》 ，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版本， 1975年， 1417页
譺 訛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版本， 1975 年，
2890页
譻 訛譿 訛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 ，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版本， 1975年，
2895页
譼 訛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版本， 1975 年，
2902页
譽 訛輥 輰 訛贾谊： 《二十二子·新书·匈奴》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743页
譾 訛司马光： 《资治通鉴·汉纪五》 ，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版本， 1976年，
446页
讀 訛讁 訛輥 輯 訛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版本，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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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 輮 訛司马光： 《资治通鉴·汉纪五》 ，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版本， 1976年，
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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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 輱 訛范晔： 《后汉书·南匈奴传》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版本， 1973 年，
2946页
輥 輲 訛桓宽： 《盐铁论》 （注释本） 乔清举注释， 华夏出版社， 2000年 5月
第一版， 13页
輥 輳 訛范晔： 《后汉书·南匈奴传》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版本， 1973 年，
2950页
作者： 鄂尔多斯市地方志办公室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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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盟事变大事记
冯 峰 （整理）
1943 年 3 月 26 日， 伊克昭盟札萨克旗蒙古族人民群众， 在西协理
兼保安司令鄂其尔巴图、 保安队一连排长老瑞等人的领导下， 举行了反
对国民党反动集团残酷暴政的武装暴动事件， 即 “三 ·二六事变” ，亦称
札旗事变或寅宥之变。4月 14 日， 乌审旗保安队奋起响应， 在第一大队
原大队长奇金山 （哈诺墨拉） 的领导下， 发动了乌审起义， 亦称乌审事
变。 上述两个事件， 统称为伊盟事变。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震惊全国的重
大事件。毛泽东同志在 《论联合政府》 一文中指出：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
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 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 ‘宗族’ 。 他
们对于各少数民族， 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 压
迫剥削， 无所不至。1943 年对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就是
明证。” 对此次事件的经过， 笔者在参加内蒙古文史资料 《伊盟事变》 一
书的编审工作中， 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 并采访了时任陕甘宁边区警备
三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司令员贺晋年， 三旅供给部财政科长惠志高，札旗
保安队战士王银锁， 以及国民党政府绥境蒙政会科长贺守忠， 胡宗南派
出的说客、 少将教官连仲山等当事人。 也参阅了不少口述史料和回忆文
章， 从中围绕事变前后的有关情况整理成 《伊盟事变大事记》 。 这是历史
的真实记录， 是鄂尔多斯人民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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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9月下旬 时任国民党伊克昭盟警备总司令的陈长捷到札萨克旗
王府同沙克都尔扎布盟长会晤， 以解决驻军食粮为由， 提出要在伊盟各
旗开垦牧场 5000 顷， 遭到沙王拒绝 （但陈并未甘休， 因为此前在国民党
天水军事会议上他就提出此议， 并得到蒋介石首肯） 。
11月 4日 爱国进步人士、乌审旗西协理奇国贤 （道布庆道尔吉）
在札萨克旗新街被陈长捷逮捕并押解东胜，于 11 月 13 日以“通共” 、
“对党国不忠” 等罪名枪杀。
11月 10日 沙王在祭祀成吉思汗陵寝之际，召集七旗官员讨论
反对开垦问题。 会上， 七旗仕官坚决反对开垦， 主张继续和陈长捷商谈，
并决定翌年阴历三月二十六再举行会议，要求陈长捷放弃开垦。
11 月 沙王派绥境蒙政会科长贺守忠前往重庆， 向蒋介石、 蒙藏
委员会和其它有关部门汇报蒙政会与绥远省政府及陈长捷等人的矛
盾， 请求尽快予以解决。
12 月 沙王派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副官长白音仓前往东胜和陈长
捷商谈开垦问题。白音仓擅自做主， 答应了陈长捷大面积开垦的要求。
1943年
2月 国民党政府拨给陈长捷 100 万法币军垦费，陈当即在东胜
设立了 “屯垦督办公署” ， 并将开垦数量增至 20000 顷， 迅即组织人力予
以实施。
2月 乌审旗保安队第一大队长奇金山让奇国华 （奇国贤的四弟）
写信， 派奇国贤的原副官吴万财专程到延安， 把信交给杨林同志 （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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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供给部政委） 。 信的大意为 “奇国贤已被杀害， 西乌审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 恳请帮忙……” 杨奉组织之命复信称： “……小不忍则乱大谋， 暂
缓图报， 待机而行。只要无损团结抗战， 我等必当勉力以从。”
2 月 21日 白音仓带警卫郝三 （郝永海、 蒙古族） 、 杨际枚 （汉族）
二人从榆林返札萨克旗， 途中被埋伏在那里的札旗保安队五连、 一连的
五名士兵暗杀。
2 月 25日 在乌审旗开印大会上， 护理札萨克、 旗保安司令奇玉
山撤销了奇金山第一大队大队长职务。
猿 月 陈长捷给沙王去电， 声称 “白委员 （白音仓） 忠贞爱国， 不幸
为奸匪刺害， 请沙委员长 （当时， 沙王兼任国民政府委员、 绥境蒙政会委
员长、 伊盟保安长官） 迅速采取措施， 缉拿凶手， 依法制裁， 否则将派兵
到札萨克旗搜捕。” 随之， 骑七师二十团贺迪光部开到伊金霍洛和斋森
召一带， 对新街形成大兵压境。
猿 月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 一书出版。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中国境
内无少数民族存在， 而只有和汉族 “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 的反动论
断。 这就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提供了理
论依据。
猿 月 26日 晨 ４ 时许， 在札萨克旗保安司令、 西协理台吉鄂其尔
巴图和保安队一连排长老瑞、五连连长巴图巴雅尔等人的策划和指挥
下， 保安队官兵和该旗人民群众共约 400 余人， 在新街镇发动了武装暴
动， 扣捕了国民党特务和党政人员 40 余名， 捣毁了国民党党部等特务
机构， 击毙了国民党特工人员王兰友、 顾兆忠等。后在蒙政会委员们的
劝说下， 将其他被扣人员陆续释放。
同日下午 沙王召集绥境蒙政会委员和札旗仕官们开会研究对
策。会上决定给蒋介石、 吴忠信、 傅作义、 邓宝珊、 高双成、 朱绶光等人发
电， 说明事变原委， 吁请他们阻止陈长捷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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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8日 沙王派经革陈到东胜面见陈长捷商谈和平解决办法。
派任秉钧到榆林请邓宝珊、 高双成、 朱绶光出面调停， 劝陈长捷不要用
武力镇压。
猿 月 29日 沙王和蒙政会诸委员又一次给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
忠信等人发电， 说明札旗事变起因， 再次吁请和平解决事端。
猿 月 31日 沙王派赴各地的代表任秉钧等陆续从札旗出发。贺耆
寿赴斋森召与骑七师联系时被贺迪光软禁。
源 月 1日 陈长捷给沙王复电， 表示愿意商谈和平解决纠纷。但提
出要以旗保安队全部撤出新街为先决条件。 当夜， 蒋介石连发数电令陈
长捷进攻札萨克旗。贺迪光在奉命进攻扎旗的途中， 将贺耆寿处死。
源 月 2日 拂晓， 骑七师贺迪光率部围攻沙王府， 旗保安队英勇抗
击， 但因寡不敌众， 下午五时许， 沙王率 30 余名保安队官兵， 携眷属和
印信撤出王府， 向西退走。随后， 鄂其尔呼雅克图和保安队官兵也先后
撤离新街。
源 月 3日 沙王一行到达温克吉图庙 （离沙王府约 30 华里） 。札旗
保安队官兵在鄂其尔巴图的率领下，掩护牧民群众西行 30 余华里， 在
什拉高勒一带宿营。
同 日 乌审旗护理札萨克、保安司令奇玉山及鄂宝山等人受陈
长捷指使， 派 80 名蒙兵到大石砭 （解放区） ， 名义上是征税、 收驼， 实际
是骚扰。
源 月 4 日 贺迪光部进驻沙王府后， 挖地三尺，将王府洗劫一空。
伊盟守备军副总司令黄士桐率新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岳耀堂部和贺迪光
团开赴札、 乌两旗交界处， 追击起义军民， 在白音盖南大沙梁至丁盖梁
一带发生激战。
源 月 5日 沙王一行进入大沙漠， 在乌力吉毕勒格家 （离札旗王府
７０ 华里） 住了三日； 沙王与随行仕官研究决定， 派巴札尔布仁携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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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到巴图湾和共产党联系， 请求协助起义军民反击国民党军队。
同 日 札旗保安队在什拉高勒与骑七师追兵发生战斗。保安队
占据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敌人， 迫使敌兵撤回敖根其庙。
源 月 6日 骑七师师长朱钜林命令该师二十一团胡逢泰部从后套
（今巴彦淖尔盟境内） 狼山县出发到伊盟进剿札旗起义军民。
源 月 7日至 10日 奇金山在家召集旧部和亲属秘密开会， 酝酿起
义。 同时， 抓捕了两名国民党特务， 把他们送到大石砭南交八路军处置。
随后， 又到大石砭庙， 召集当地蒙古族官兵开会。 与会者一致赞同起义，
于是共同研究了行动计划， 并派人与中共乌审旗工委取得联系。
源 月 9日 沙王一行从乌力吉毕勒格家动身前往鄂托克旗。八九
天后到达苏木图昌汉敖包巴图家住下。４ 月初， 鄂托克旗伊南游击副
司令奇恩诚集合部队准备响应札旗事变，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当时正
由塔尔寺返回途中， 闻讯兼程于 9 日赶回， 制止了奇恩诚等人的行动。
源 月 10日 蒋介石针对扎萨克旗事变， 电令傅作义： “……对札旗
叛徒应用武力彻底解决， 不必多顾虑， 以免奸伪利用……”
源 月 11日 中共三边地委派秘书周仁山到鄂托克旗了解情况。周
与该旗西协理包文秀接头晤谈。
源 月 14日 在乌审旗王府营盘受训的蒙族官兵的配合下， 奇金山
率部顺利到达乌审王府所在地达布察克， 与乌审旗保安队会合， 正式宣
布起义。 奇玉山迫于形势表示参加起义。 起义部队首先扣捕了国民党军
训教官、 特务和党部成员 50 余人。
源 月 15日 乌审起义部队将扣捕中民愤极大的 20 几人处死。
源 月 17日 奉中共三边地委的指示， 乌审旗工委书记徐子猷和三
边骑兵大队长曹动之 （曹开诚） 来到达布察克。他们根据党的 “发展进步
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 的方针， 劝告奇金山等要认清敌
友， 建议将扣押中的非敌特人员予以释放。奇金山等接受了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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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将榆林方面和马占山等派来的人员开释。 当日， 西蒙游击第一支队
改编为保安师， 因奇玉山表示愿意参加起义， 仍由他担任司令， 恩克芒
奈任参谋长兼团长， 奇金山任团长， 下编 ８ 个连。
同 日 中共三边地委及时研究了伊盟事变发生后的形势，由贺
晋年、 王世泰署名向西北局作了汇报。 西北局迅即作出指示： “……我们
的基本态度是应当帮助蒙古同胞反抗陈、 何的运动” ， “但绝不要放松对
日伪的斗争， 揭破日伪的欺骗阴谋活动等。”
源 月 18日 周仁山第二次到鄂托克旗，在阿拉庙北 10余里处伊
南游击军二大队长邓可儿家， 与老团长 （邓可儿父） 和邓可儿晤谈。
同 日 骑七师二十一团胡逢泰部到达 “索口” 。 其后， 何文鼎也率
新二十六师到达 “索口” ， 何召集会议决定： 由何为总指挥进攻乌审起义
部队， 先将乌审事变平息， 以震慑其它各旗不敢轻举妄动。
源 月 22日 国民党围剿部队东路军由黄士桐指挥骑七师二十团、
新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从札旗出发向察罕庙进攻；西路军由何文鼎指挥
骑七师二十一团、 新二十六师七十八团 （团长赵珍） 从桃力民向乌审召
进发。
源 月 23日 国民党围剿部队西路军占领乌审召。
源 月 24 日 奇金山率 10 余人持奇玉山的信到定边找贺晋年旅
长、 王世泰书记请求援助。王世泰、 高峰接见了他们。
缘 月初 沙王派去与解放区联系的人回到苏米图。正当沙王等人
准备投奔解放区时，章文轩派升济米图来请沙王到该旗纳林居住。
缘 月 5日 乌审旗起义军民撤离达布察克。奇金山率西乌部队驻
阿拉格陶劳亥梁一带， 与国民党追击部队激战， 何文鼎部占领了乌审旗
王府。
缘 月 7日 奇玉山率东乌审部队在陶利庙向何文鼎投降。奇金山、
王悦丰率西乌部队撤退到沙尔利格庙一带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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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8日 乌审旗工委副书记曹布诚率数十名武装人员保护沙王
一行到达西乌审保罗和硕庙。
缘 月 9日 奇玉山回到王府，下令乌审部队撤回原驻地。
缘 月 12日 沙王向国民党军政首脑和全国各界发出通电， 控诉陈
长捷、 何文鼎等在伊盟苛征摊派、 欺压蒙古群众的罪行， 并提出了解决
伊盟事变的六点要求。 电文称： “陈长捷、 何 （文鼎） 等， 至今春， 凡在札旗
能种之已垦未垦地均已强迫开垦。又将大小伊金霍洛陵地、 庙宇、 鄂博
等神灵禁地即时占取。 这是不仅断绝我蒙胞后辈子孙之养生根地， 并将
我祖宗成吉思汗及各代祖先陵墓禁地未留寸土……该军所到之地， 鸡
犬不留、 房屋付之一炬， 牲畜财产洗劫一空……之残暴行为中外罕见，
古今少闻……” 提出： “立饬陈、 何等部队由伊盟撤回； 严惩肇事罪魁陈、
何等； 退还及赔偿蒙胞所有遗失及损失物品； 保障我蒙胞享有自治权；
保障我蒙胞人权； 此后应免去任意征收蒙胞土地、 牲畜、 食粮等。”
缘 月 13日 朱德总司令致电傅作义， 揭露陈长捷借伊盟事变进攻
解放区的阴谋。
缘 月 26日 中共三边地委向上级报告 《关于札萨克旗事变后乌审
和鄂托克两旗的情况》 。
缘 月下旬 沙王一行由保罗和硕庙迁至掌高图。我党派贺晋年、
赵通儒等人前往热情接待。并抽调警备三旅供给部财政科长惠志高
等人组成专门为沙王及其部属服务的供给处， 负责筹措粮草及一切所
需物资。
远 月 6日 奇玉山率东乌部队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西乌审起义部
队， 在占领舍利庙和西公爷府后， 放火烧毁奇金山和连长贡布的家， 纵
兵四处抢劫蒙汉人民财物、 牲畜。奇金山、 王悦丰率起义部队与札旗保
安队在解放区汇合后， 联兵击退奇玉山部。
远 月 赵通儒带领札旗东协理台吉阿木古朗、 西乌审奇国华、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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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宁布等人， 代表沙王和奇金山到延安求援。 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
志接见了他们， 多所勖勉， 并给予了物资和武器援助。
6月 国民党政府批准傅作义的报告，宣布由郡王旗札萨克图布
升吉尔格勒代理伊克昭盟盟长、 保安长官和绥境蒙政会委员长。
6月末 沙王一行迁至乌审旗西部解放区大石砭庙。为了进一步
联络感情，贺晋年、赵通儒同志同沙王长子鄂其尔呼雅克图结拜为兄
弟。还送给了沙王 ５ 支驳壳枪和一些绸缎布匹。
远 月至 7月 傅作义派王任之 （蒙事组长） ， 胡宗南派连仲山 （中央
军校七分校少将高级教官） ， 马鸿逵派赵牧 （高级参议） 先后到达鄂托克
旗， 通过章文轩说服沙王离开解放区返回札旗。 沙王派东协理台吉阿木
古朗与连仲山等晤谈。
苑 月 7日 抗日战争六周年纪念日。我三边地区军民在大石砭庙
举行了劳军大会， 沙王在会上讲话， 说： “我们找到了好朋友” ，并申明对
陈、 何要继续斗争。
苑 月 11日 贺晋年、 赵通儒致信高岗、 贺龙， 进一步汇报了伊盟事
变的情况， 并提出札、 乌两旗来解放区人员的花费 “每月需边币 50 万
元” ， 请设法予以解决。
苑 月 25日 榆林 《陕北日报》 “边疆副刊” 刊登文章， 将伊盟事变之
因果全盘托出， 国民党当局以 “暴露我民族纠纷， 资人以中伤口实” 为
由， 下令 “应予禁载”。
苑 月下旬 贺守忠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给沙王的信到达鄂托克旗
阿拉庙章文轩处。
愿 月初 章文轩派奇恩诚和贺守忠一起到石砭庙，贺向沙王汇报
了赴渝奔走经过， 同时， 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致沙王信件呈上， 并劝说
沙王返旗。 我党方面明确表示： 从坚持团结， 坚持抗战的大局出发， 主张
伊盟事变和平解决。沙王的去留问题由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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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月12日 蒋介石命蒙藏委员会“商承军事委员会，选派大员一
人， 配带随从二三人” ， “前往伊盟各旗宣慰视察” 。
愿 月中旬 沙王率札旗部队、 眷属、 仕官及随从人员， 从石砭庙出
发到达鄂托克旗柴登 （距阿拉庙 70 华里） 。鄂旗仕官、 民众约千人迎接
沙王。
愿 月 21日 沙王一行抵达阿拉庙。连仲山、 王任之、 赵牧等与沙王
晤谈。 国民党政府最终答应沙王提出的要求： 赔偿沙王及蒙民在事变中
的一切财产损失； 撤销陈长捷在伊盟的一切职务； 停止开垦蒙荒；停止
向蒙民征粮、 征畜、 派车和拉夫； 恢复沙王的一切职务。
怨 月 3日 沙王一行从阿拉庙动身返札萨克旗。
10月 1日 沙王一行 800 余人在连仲山、 王任之等人的陪同下返
回新街札萨克旗王府。
10月初 国民党中央撤销了陈长捷伊盟守备军总司令的职务， 并
将他调离伊盟。 其后又撤销了骑七师师长朱钜林的职务， 扣押了二十团
团长贺迪光 （后被暗中放掉） 。同时宣布， 暂停开垦蒙荒。
11月 11日 国民党政府下令， 恢复沙王绥境蒙政会委员长、伊盟
盟长、 伊盟保安长官职务。任命图布升吉尔格勒为伊盟副盟长。
12月 26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蒙藏委员会
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偕同傅作义及随员等到达札萨克旗，对沙王及札旗
仕官等进行慰问， 并拨给 800 万元法币作为抚恤费。在此期间， 傅作义
与姚琮商定， 以惩处肇事祸首为由， 迫使沙王同意撤销鄂其尔巴图札旗
西协理和保安司令的职务。同时任命奇文卿 （阿优尔扎那） 为札萨克旗
西协理台吉兼保安司令。密令陈玉甲 （新任伊盟警备司令） 、 孙英年 （新
编三十一师九十二团三营营长） 伺机处死鄂其尔巴图和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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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1月 3日 国民党政府 “宣慰视察团” 活动结束， 姚琮、 楚明善等启
程回渝， 傅作义等动身回陕坝。
圆 月24日 孙英年以演习机枪为名，邀请老瑞前往靶场观看， 借
机将老瑞扣捕当即枪杀。鄂其尔巴图于 ２ 月 ７ 日逃离札萨克旗幸免
被害。
远 月 蒙藏委员会派驻乌审旗协赞专员慕幼声、 东乌审部队参谋长
陈植居相继到西乌审， 诱骗奇金山归顺国民党，遭到奇金山严词拒绝。
愿 月 奇金山等赴延安参观学习期间，聆听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同志的亲切教导。回旗后， 他要求给西乌部队派指导员， 对部队进行整
顿、 整编。
1945年
圆 月 16日 （农历正月初四） 奇玉山派连长乌拜率四五十名骑兵，
趁春节期间西乌审部队防守疏忽， 突然袭击， 奇金山惨遭杀害。
3月 西乌审部队扩编后成立保安司令部， 阿拉并巴雅尔 （王悦丰）
任司令员， 巴彦依希格 （奇福禄） 任参谋长， 巴图其劳 （赵玉山） 任秘书长。
为了加强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 党组织派孙润华、 李振华、 云祥生、 罗德
干 （藏族） 等同志到该部协助工作。抗战胜利后， 该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 参加了解放战争， 为伊盟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鄂尔多斯市文化局创研室主任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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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力民办事处和中心区人民政府
何知文
办事处设置目的与管辖范围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 国民党当局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时期政治、 军
事和经济的需要， 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民众的需要， 对伊克昭盟的部分
蒙旗实行了蒙汉分治的办法。
那时候， 伊克昭盟尚属荒凉地区， 人烟稀少， 生产落后， 人民生活相
当贫穷艰苦。 抗日战争开始后， 这里变成了抗日的前沿地带， 驻军众多，
情况复杂， 有的王公因受日伪蒙奸的宣传煽动， 对抗战持暧昧态度， 有
的则公开投靠了日本侵略者， 变成了日伪走狗， 引狼入室， 助纣为虐。
1941 年春天， 国民党当局在东胜组建了一个绥远省第三行政专员
公署， 做为省府的派出机构， 负责管理伊盟地区的政治、 经济和抗战事
宜。 专员公署下辖的除原有的七旗一县之外， 还新组建了一个耳字壕民
众组训处， 一个桃力民办事室。
桃力民办事室负责人刘实朴，带领一些人马兵丁前往桃力民东边
十几里处的姆呼尔梢村， 号了几间民房， 即开始办公了。
桃力民办事室管辖的地区非常广大，大致包括现在杭锦旗南部和
东部的亚斯图、 四十里梁、 胜利、 阿门其日格、 特然高勒等苏木乡镇， 北
部的杭锦淖、 独贵特拉、 永胜、 吉尔格朗图、 巴拉贡、 呼和木独、 建设、 巴
拉贡等乡镇； 鄂托克旗东部和北部汉族聚居开垦的梁地 （也叫明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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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包括现在的公其日格、 早梢、 沙井等乡及木肯淖部分地区。 为了便于
管理， 又将上述地域划分为三个区， 第一区为鄂托克旗东部和北部的上
述地域， 第二区辖杭锦旗梁外的上述地域， 第三区管杭锦旗沿河的上述
地域。所辖区内， 全部推行保甲制度， 即区管乡， 乡管保， 保管甲， 甲管
户。办事室实际上行施着县级职能。
1943年春夏之间， 国民党绥远省府决定： 将桃力民办事室升格扩
大， 组建成一个正式的县级编制的行政机构—— — 桃力民办事处。 增派了
一批人马， 在原来办事室的基础上扩建房舍， 增设机构， 强化保甲制度，
对人民群众实行更加严厉的监督、 监视和控制。
桃力民办事处， 像一个巨大的楔子， 插在了伊克昭盟中间， 成了伊
盟的又一个旗中之县， 夹在了杭锦旗、 鄂托克旗、 乌审旗、 郡王旗、 东胜
县和达拉特旗之间， 将上述旗县全部隔了开来。办事处所辖地区， 又像
一个巨大的套环， 将杭锦旗黑地 （未开垦的蒙地） 套在中间， 形成了一个
严严实实的包围圈， 这大概是从战略上考虑的， 跟杭锦旗王爷阿拉坦敖
其尔投靠日伪， 充当蒙奸， 认贼作父， 引狼入室不无关系， 为便于控制，
可谓谋略周到， 用心良苦了。
办事机构和区乡建制
桃力民办事处处长先是傅观澜， 1948 年以后为王培仁。傅观澜是
傅作义将军的亲信和得力助手， 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来管理这么广大， 这
么复杂的地方， 可见当局对这一地区是如何重视的了。
桃力民办事处下设民政、 财政、 建设、 教育、 军事五个科，一个会计室 （实
即办公室） ， 还有一个警察局， 一个法院， 一个监狱， 党政军警， 一应俱全。
办事处所辖地区， 地域辽阔， 且与蒙旗互相穿插，为了管理方便起见，
将原来的三个区， 改划为十个乡。抗战胜利后，随着形势的转变，经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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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合并成为七个乡， 其中三个在鄂托克旗境内， 四个在杭锦旗地面上。
每个乡的编制为指导员一人， 乡长一人， 干事二人， 乡警四至五人
不等。乡干部均为上级委派和任命， 其中指导员是国民党的代表， 负责
政治与情报工作， 实行全面的监督监控， 是握有最高实权者。乡长名义
上是民选， 实际上仍是上级任命后， 让下面的乡民来开个会， “选举” 一
下， 走走过场， 履行一下 “选举” 的手续而已， 民选只是个幌子， 是国民党
假民主， 真独裁的遮羞布。 每个乡下辖若干保，每个保辖若干甲， 七个乡
共辖三十三个保， 一百九十六个甲， 计三千一百六十六户。保长甲长均
为民选， 都不脱产， 保长每月给几升至斗数俸米， 均由民间起供。 甲长全
是白尽义务白跑腿。
办事处的驻址
桃力民办事处的驻地在杭锦旗和鄂托克旗交界处靠鄂托克旗一边
的姆呼尔梢村。
为什么桃力民办事处要驻在姆呼尔梢呢？驻在姆呼尔梢的办事处，
为什么不叫姆呼尔梢办事处， 而要叫成桃力民办事处呢？
我个人揣想， 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桃力民的名气大。 它的蒙名叫察干桃日木， 位于鄂托克旗东北
部、 临近与杭锦旗的边界处。 姆呼尔梢在它东边， 相距十来华里。 桃力民
是个拥有近二十户人家的大村子， 曾是越兆仁自卫军司令部的驻地， 抗
日战争开始后， 先后有八十一军军部、 六十一军军部、 二十六师师部驻
在那里， 中共绥蒙工委和八路军边区骑兵团也到过那里。 村里有个小学
校， 村子南面与高劳吉尔汗之间， 还修了一个飞机场。傅作义将军曾亲
临此地检查， 督促过当地驻军的战备、 训练和军纪等情况， 附近还和日
伪军打过仗。鉴于上述情况， 遂使这个村子闻名遐迩， 办事处以此地命
名， 人们不会陌生， 容易接受。但它还是一块未开的黑地， 是个纯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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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再无住户， 地理位置比较偏， 交通远不如姆呼尔梢方便， 从军事战
略上看， 桃力民比较隐蔽， 不易被外界发现， 易守难攻， 是个很理想的军
队驻地， 与群众打交道的行政机关驻在那里是不大适宜的。
二是姆呼尔梢在鄂托克旗紧靠杭锦旗的边界线上，东与四十里梁
相连， 包头、 东胜通往鄂托克旗、 宁夏的大道正好经过村前， 进出远比桃
力民方便， 距独贵加汗村三十 （军） 仓库的阿木尔龙贵粮台仅四五华里，
前后左右又都是尚好的粮地 （即被开垦的农区， 也叫明地） ， 生活供应也
比桃力民方便得多。
三是同群众打交道的行政机关， 跟军事机关驻在一起也不大适宜，
这也是不得不故虑的问题。
事实上， 尽管官方、 社会上一直称它为桃力民办事处，当地民众却
一直叫它姆呼尔梢办事处， 很多人甚至是只知有姆呼尔梢办事处， 而不
知有桃力民办事处。
中心区的建撤
1949 年 9 月 19 日， 绥远省在董其武将军率领下和平起义后， 安春
山军长偕同前二十二军副军长胡奎生， 奉命前来独贵加汗村三十 （军）
仓库和姆呼尔梢办事处宣布命令和指示，令所有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律
就地维持秩序， 严守军政纪律， 等候共产党解放军前来接收、 改编和分
配。在此期间， 大家都要坚守岗位， 保护公共财物， 维护社会秩序， 任何
人不得擅离职守， 不准胡乱活动， 骚扰百姓， 如有违者， 严惩不贷。大多
数人都很听话， 都按照安、 胡两位军长所讲的办了， 只有个别反动分子
不听话， 如薛炳文等， 他们造谣惑众， 为非作歹， 暗中串联， 组织什么反
共义勇军， 妄图国民党东山再起， 卷土重来。终于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
道路， 受到了应得惩处。
1950 年 3 月 8 日， 绥远省人民政府决定设立桃力民中心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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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并任命王得胜为中心区人民政府代理主任。命令原桃力民办事处从
即日起， 协同新派去的人员办理好交接手续。然而， 当王得胜奉命偕同
李席昌、 齐学斌、 高万仁等部分干部和一些游击队员前去姆呼尔梢履行
接收手续时， 因办事处处长王培仁早已出走， 去向不明， 其他人员拒不
接洽， 连一顿饭也不给做。 无奈， 他们只好返回盟里汇报情况。 盟里研究
后决定： 让王得胜等再次前去接收， 命驻吉尔庙的骑五师十三团团长张
生银和政委云一立率部协同王得胜等前去强行接收， 如仍拒绝， 即不客
气。 当王得胜等二次进入姆呼尔梢办事处要求接收时， 仍是一片冷冰冰
的面孔。 当那些旧职人员发现已是大军压境， 办事处已被包围得水泄不
通， 如再抗拒， 就没好果子吃了， 这才无可奈何地答应办理交接手续， 但
都极不情愿， 只因军队一直监视未离， 才勉强办完了手续。
3 月 18 日， 新生的桃力民中心区人民政府正式开始办公。至 5 月 4 日，
各乡也都办完了接交手续， 任命了新的乡长。原办事处和各乡的旧职人员，
都取其自愿， 愿留的， 均表欢迎， 当即分配了适当工作， 不愿干的， 请其自选
出路， 政府发给足额资费。最后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都继续留职任用了。
不久， 将统辖杭锦旗沿河各地的惠民乡因过于偏远， 不便管理，划
归了杭锦旗， 其余六个乡， 都改为区， 区名全按数字排列。紧接着， 就展
开了剿匪肃特， 减租减息， 镇压反革命， 废保建政 （即废除国民党的保甲
制度， 建立人民民主专改新政权机制） 等工作， 将原来的保改为行政村，
甲改成了自然村， 即区辖行政村， 行政村管自然村， 自然村管户。 两级村
长皆为民选， 只尽义务，不给任何补贴， 但都干得很好。
1951 年 5 月 4 日， 绥远省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桃力民中心区人民政
府的建制， 将其所辖区域， 原属哪旗的， 仍归还给哪旗管理。至此， 桃力
民办事处及其后的中心区建制， 走完了它们的历史旅程。
作者： 东胜区政协副主任，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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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保卫战
郝崇理
东胜城自卫战
1937 年 7 月 7 日， 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侵犯华北， 集
宁、 归绥、 包头沦陷后， 日伪军疯狂地进入达拉特旗沿滩地区、 准格尔旗东
河套川、 大营盘、 七卜窑子和东胜城郊、 杭锦王府及桃力民的阿林尔龙贵、
干海则、 乌素加汉村。凡是日伪军抢劫骚扰的地方， 居民百姓都惶恐不安，
纷纷外逃。伊盟七旗的王公贵族也人心浮动， 有的投降了日本侵略者， 有
的暗中与日特勾结。当时， 鄂尔多斯由大后方，一时间变成了抗日前线。
是年冬， 除了东胜境内新编的 5 个抗日游击支队外， 还有陕北高双
成的 22 军 86 师、 高致凯的 515 团驻防东胜境内。 该团李涵芳的二营约
400 余兵力驻防东胜县城，将两个排分别布防在东营子（现烈士塔南
路） 和南营子。515 团团部驻陶油坊， 其他两个营分别驻在补洞、 皂火
壕、 西沙砂圪台一带。为了痛击日本侵略者， 驻防部队在东胜城外的山
顶山沟构筑了许多工事，尤其在城东北的李明堂圪旦和瓦窑渠一带挖
了许多战壕、 掩体洞、 暗堡、 交通沟。在城墙外挖了护城沟， 在城内墙根
下挖了许多防空洞……并动员东胜城里及附近的居民转移。
1938年 3 月 15 日 （亦云3 月 11 日） ， 在日本指挥官的督战下， 驻
扎在达旗大树湾的伪蒙古军第8 师和达旗保安团兵分两路进犯东胜县
城。 东路由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乌古廷带领骑兵千余， 出动 6 辆汽车、 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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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骆驼辎重队， 从新民堡沿哈什拉川到碾盘梁沟， 侵占了城东的制高点
李明堂圪旦 （今烈士塔处） ； 西路由达旗保安团从罕台川进入宋家沟， 侵
占了城北的制高点， 几处炮台落入敌手， 将城三面包围。 日寇原打算一夜
疾行军于次日黎明攻下东胜城。 由于气候寒冷， 时逢下雪， 两路人马失去
联系， 延误了时间， 至 3 月 16 日下午行军最快的东路伪蒙古军才赶到离
城六七里的地方。黄昏， 日伪军凭借有利地形和碉堡， 轮番轰炸东胜城。
夜幕降临， 李涵芳营长决定死守东胜城。 便一面派人马火速向团部报
告， 一面指挥战士利用城堡有利地形狠揍敌人。这时除城墙上布置了守卫
兵力外， 在城墙下的掩体洞里各布防两名战士， 各配备了三支步枪、两箱
子弹。 同时， 驻防在城外的 9 连在黄连长的带领下， 从东南面 （今绿州商
城处） 迎战敌人。官兵们与城内的守军打得敌人半步不得前行。
深夜， 驻防忽哈图的其他营的援兵虽然抵达城郊， 但占不了阵地。
年轻的李涵芳营长由于民族仇恨和捍卫国土的激愤， 孤军奋战， 临危不
惧， 机智勇敢地指挥全营投入激烈的争夺战。 勇士们利用城墙上的射击
孔和城墙脚下的掩体洞， 奋战一夜， 终于夺回了南门外的碉堡和炮台。
17 日拂晓，抗日骑兵游击支队从东北外围青杨树沟一带前来支
援， 可是时打时避也无济于事。这时， 有一名姓杜的观战的老乡亲自跑
去， 将东、 西沙渠的 515 团其他营部队从东沙渠南沟 （今酒厂南沟）绕道
割蛇壕、 柴家梁， 从敌人背后反击， 开辟了外围战场。与此同时， 张步程
的游击骑兵三支队 300余骑跨过水头沟登上西山梁， 从侧面插入敌后，
交火拼杀； 一支队的杨占山骑兵追上了水头梁与敌人交火， 金虎臣在刘
牛寨子威胁敌人。这样， 激战半时许， 便收复了东北面的碉堡和炮台。
日寇见东面攻城不下，又发现城西的白彦门肯高地被中国军队占
领， 一方面命令东边的日伪军停止攻城， 另一方面命令北面攻城的达旗
保安团先拿下白彦门肯高地， 妄图从东、 北、 西三面围攻东胜城。但是，
敌我双方交战至中午， 日伪军死伤惨重， 精疲力竭， 抵挡不住， 只好用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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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着尸体， 顺哈什拉川和罕台川狼狈溃逃。
这次战斗， 打死日本指挥官 1 名， 击毙日伪军不计其数， 活擒敌人
130 余名； 缴获骆驼百余峰及所驮枪炮弹药和食物等军需物资。我军二
营曹副营长及其官兵 70 余人牺牲， 负伤百余人。
东胜城保卫战胜利后， 趁热打铁， 高致凯率领步兵 515 团和骑兵游
击支队挺进达旗， 接连收复了新民堡、 大二王府、 大小淖、 新城、 展旦召
等地， 把日伪军驱赶到史家营子、 大树湾、 昭君坟、 柴登等地。迫使投降
日寇的森盖林部马子禧弃暗投明， 率部回归国民党部队。
事后，地方政府和军队为了缅怀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在城北门外
（现市卫生局处） 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 将二营牺牲的先烈安葬在此， 将
一营和其他支队牺牲的烈士埋葬在敖包图。
驱逐日伪军八师
1937 年底的某日， 日伪军八师从杭锦营盘出动 30 余骑兵， 护着 1
辆军用汽车侵犯鄂旗新召， 夜宿君忽图庙。 桃力民抗日自卫军参谋长韩
是今获悉后， 带领 6 名战士乘夜摸到敌人停放汽车的院墙外，猛烈地向
院墙里投掷手榴弹，一阵爆炸， 打得敌人懵头转向， 顾不及开动汽车， 一
溜烟逃回杭锦王府营盘。 次日黎明， 自卫军与当地老乡套上几头牛拉回
那辆汽车。 初战获胜， 军民士气大振， 附近村民纷纷前来看稀罕， 学校师
生到处宣传抗日。
翌年初的一天， 日伪军骑兵包围了干海子村。 敌人像饿狼一样扑进
村里， 见人就拷打，见东西就抢， 见牲畜就赶走， 一片凄惨景象。幸亏有
一人跑到邬家渠， 向自卫军分队报告了敌情。 李分队长立即带领战士前
往指挥作战。自卫军一面射击， 一面喊话： “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 要共
同抗日！ ” 战斗十分激烈， 打败敌人数次进攻。 午后， 分队长负伤， 弹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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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告罄， 有人主张撤退。敌军看到自卫军火力减弱， 有一个日本指挥官
站起来挥舞大刀， 声嘶力竭地喊着猛攻。 范建中命令大家把军帽挂在沙
蒿上， 人躲在旁边集中火力射击那个军官。一阵密集的扫射， 那个敌指
挥官中弹死亡， 枪声稀少了， 敌人终于逃跑了……
第三天， 日伪军出动汽车、 骑兵闯入干海子村报复。男女老幼被围
剿， 牛羊不许出圈， 强迫老百姓捣毁门窗、 拆房、 翻箱倒柜， 掠夺财物。 整
个上午， 30 余户人家被洗劫一空， 妇女儿童叫苦连天， 哭声恸地。下午，
敌人责令村民们把椽檩柱栈堆集起来，点火烧了那个日本营级军官的
尸体， 装入红布袋拉走了。 全村的牛羊被赶走了。 村民无法生存， 有的寄
居邻居亲友家， 有的露宿野外， 惨景触目， 万分凄凉恐慌。
干海子村被洗劫后， 惊醒了邻近村庄， 家家户户都做好了应对的准
备， 昼夜轮流放哨， 注视敌人的出现。
一天早晨， 日伪军一辆大卡车从阿木尔龙贵方向驰来， 满载着荷枪
实弹的敌人。不一会儿， 敌人扑到乌素加汉东梁， 被自卫军哨兵发现开
了枪。敌人跳下汽车布防在东梁坡侧。村里驻扎着自卫军第一大队， 参
谋长韩是今旋即指挥自卫军撤出村子， 到西沙梁布阵， 堵击敌人。双方
枪声齐鸣， 敌人企图进村， 几次进攻都被击退。战斗一整天， 直到黄昏时
分， 敌人逃遁， 自卫军撤出阵地， 没有伤亡。
日伪八师在乌素加汉战败后， 逃回杭锦王府营盘， 企图倾巢出动卷
土重来， 再次进犯桃力民， 以实现他们西进的目的。敌人派出大批便衣
特务刺探抗日自卫军的人员、 装备、 战斗力。 日伪军有个骑兵团， 日本指
挥官 3 名， 军用汽车 4～5 辆， 加上投日的杭锦王府保安队 500 余名， 待
命出发； 还派飞机不断起落在杭锦王府和鄂旗王府之间。
抗日自卫军也把分散在各村的队伍集中起来， 准备迎击敌人。于是， 桃
力民自卫军决定向河套国民党驻军孟文仲旅求援， 共同驱逐日伪军出境。
1938 年 2 月 16 日， 孟文仲旅六个连 300 余兵力， 两门迫击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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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机枪、 1 部电台， 从陕坝出发， 到公庙子西的渡口过黄河， 晓行夜宿，
经曲什沟、 脑高岱，到达桃力民。加上自卫军百余人， 共计 400 余兵力。
孟文仲旅长和韩是今研究决定：由孟旅骑兵团参谋主任程茂才指
挥两个连 （连长葛迁勋、 姚广元） 在木花梢构筑工事， 作为固守阵地。由
韩是今指挥两个连 （连长冀如萍、 李延祯） 隐蔽在阿木尔龙贵， 待木花梢
守军与日伪军接火后， 进行包围夹击。 由薛向晨率领两个连 （连长王纪、
石云） 和桃力民自卫军 5 个分队， 到杭锦王府附近鸣枪， 牵引敌人进入
木花梢和阿木尔龙贵伏击围， 以便痛歼之。旅部、 自卫军司令部及电台
驻守桃力民。 政工队和自卫军新兵担任通讯联络， 并组织老幼妇孺在必
要时作清室空野工作。
战斗部署就绪后， 自卫军小分队开始在杭锦营盘附近鸣枪。 其时日
伪军因前几天吃了败仗， 又探知孟旅骑兵团人数不多， 已经做好了向桃
力民进攻的准备。次日天明， 敌人果然被引诱出巢。狂妄的日本军官乘
坐汽车， 率领伪军扑向桃力民， 企图吞掉抗日武装。当敌人进入木花梢
时， 遇到我军两个连的堵击；伏在途中的另两个连也包围夹击上来， 敌
人腹背受击； 自卫军四面放枪， 敌人胆战心惊。 紧接着， 孟旅一位机枪射
手连发 3 排子弹， 13 个伪军落马。日本鬼子见势不妙， 抢先扭转汽车突
围， 伪军随后逃遁。 孟旅骑兵乘胜追歼 10 余里， 已是黄昏， 数小时战斗，
打死打伤日伪军 30 多人。孟旅几人负伤， 机枪手李贵才牺牲。
战斗结束后， 孟旅回到桃力民， 探听到日伪军人数多、 装备精良， 惧
怕反扑， 便俏消撤走了。 自卫军整顿后， 正准备继续追击日伪军时， 却发
现孟旅不辞而别了。
紧急关头， 韩是今反复考虑， 要想战胜敌人， 必须运用游击战术。 便
决定用火攻战术。 根据自卫军战斗力、 指挥水平， 分为 3 个战斗队， 分别
在东、 南、 西三面布阵。 派第一分队摸清敌人外围岗哨， 用手榴弹猛烈轰
击敌营房， 并点燃几十堆篝火后， 撤退； 过一个时辰， 再派第二分队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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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营投放手榴弹， 点燃几十堆篝火再撤退； 再过一个时辰， 由第三分队
前去投掷手榴弹。东南西三面同时点起火来， 火堆不断出现， 迷惑了敌
人。营盘里的日伪军死也不敢出击， 只是听见人喊马嘶， 骚乱不安， 半夜
时分向北败退， 逃到包头。
摧毁日寇在阿拉庙修建的飞机场
1937 年 12 月初， 日寇为了把伊盟拉人蒙奸德王的傀儡政权之内，
日特务机关派内田勇四郎带领 3 辆汽车、 3 挺水冷式重机枪、 若干捷克
造轻机枪、 1 部电台、 30 万元伪造纸币、 3 个月的粮食等， 责成 1 个伪蒙
古军分队护送， 从包头出发经麻池渡过黄河， 取道无水断壁的柳沟和起
伏广阔的丘陵草原，开到鄂托克旗阿拉庙拜访握有实权的活佛喇
嘛—— — 宁鄂巡防司令章文轩。 内田一行驻在阿拉庙学校， 派出 1 名姓李
的汉奸到宁夏刺探军情。过了两三天， 内田正式拜访章司令， 先献上哈
达， 并赠送 3 挺轻机枪为礼品， 而后就日军进驻鄂旗事宜作了试探性谈
话。当日内田为讨好章文轩， 指令伪蒙古军秃头少尉， 对所送礼品即 3
挺机枪进行了射击演习。 结果所赠机枪连一发子弹也打不响。 不知羞的
内田赶忙向章喇嘛道歉说： “下次来时， 一定要带来上好的机枪。”
又过了几天， 章文轩领着韩裕如、 米力克前去约定好的庙北梁乌巴
什家拜见日本人。 章对内田说： “欢迎你们到来， 但是此地与陕甘宁边区
很近， 共产党八路军经常出没这里， 你们的人身安全很难保障……” 内
田听后非常惧怕， 便急忙把护卫的日本兵打发回包头， 只留 1 部电台、 1
名报务员、 1 名侍从和向导奇忠山， 潜藏在阿拉庙学校。
内田企图利用章文轩与宁夏马鸿逵的关系， 降服马鸿逵、 马鸿宾。
为此赠给章司令 50 万元钞票， 作为活动宁夏二马的经费。章接收了内
田的赠款， 内心惶恐不安。章对奇忠山悄悄地说： “日本势力强大，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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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接受他们的要求。” 可是， 章当着内田的面让阿日毕吉呼连长过河
与马鸿逵联络； 背地里又给阿连长安顿， 说： “咱们不能替日本办事， 你
出去随便转几天就回来。” 阿连长两次被章派去与马鸿逵联系， 可是每
次回来却说： “马鸿逵把黄河东岸的船只全部抽调到河西岸，禁止通
行。” 如此拖延了一个月时间。
内田秉承日特机关的吩咐， 命令章文轩 “很快修一个飞机场， 不久
包头要来飞机” 。章一方面惧怕共产党方面提出强烈反抗， 一方面还得
应付日本人，便无可奈何地动员农牧民在阿拉庙西北面希日扎达盖修
了一个飞机场。并且拿一块宽疋白洋布， 在上面画了一个红日，作为飞
机降落的标记。次日一架日本飞机在克珠尔庙上空盘旋一阵后消失。
事后才知晓， 因为飞机寻找不见降落目标， 因缺油返回包头。其时，
内田隐藏的校园内有 1 名干零活的汉人失踪。 章借故说： “事情不妙， 校
园内逃跑了一个人， 经追查杳无音讯， 可能是共产党特务； 若八路军来
了， 我的兵力弱小， 难以保障你们的安全。” 内田假装镇静地说： “别害
怕， 我已经给包头打了电报， 500 骑兵前来迎接我！” 章 “焦急” 地说： “南
边来人说 ‘定边有几百名八路军’ ， 离这边才七八十里， 明天我出去侦探
一下。 ” 晚间， 阿拉庙西巴拉尔里突然枪声大作， 人吼马嘶， 惊动了内田等
人。 章故意说： “刚才天黑， 看不清楚， 外围哨兵开了枪， 没有什么事。可是
定边确实来了许多八路军， 我为你们的安全担心啊！” 这时， 内田派往宁
夏的汉奸刺探军情回来报告 “伪造纸币败露， 无法潜伏宁夏。 ” 于是， 内田
之流当夜让奇忠山与章文轩商定次日离开阿拉庙。 次日早晨， 章派管旗
章京额尔肯巴雅尔作陪， 护送内田一行到杭锦营盘， 后返回包头。
随后，中共三边特委和警 3 旅敦请协助驻安边的友军蒋云台旅派
出一个连进驻阿拉庙， 捣毁了飞机场。
作者： 原鄂前旗党史办主任， 史志出版系列副编审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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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地区的革命遗址
郝崇理
新中国诞生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鄂尔多斯人民在 20 多年的革命生
涯中， 留下许多诸如战争、 党政军驻地、 文化教育基地、 烈士纪念塔 （碑）
等历史遗迹。这些红色遗迹遗址， 已经修复，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的空间回顾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辛，缅怀先辈们勇往战斗的
步旅， 是最宝贵的文化财富， 应当倍加珍惜和保护。
一、 蒙古工委和少数民族工委驻地
1936 年 6 月，西征红军解放了定边、 盐池两县和苟池、 北大池、 鄂
包池后， 就在定边成立了中共蒙古工委， 主任罗迈 （李维汉） ， 以伊盟为中
心， 领导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1937 年春， 党中央为了团结陕、 甘、 宁、
青、 绥的蒙、 回、 藏各民族抗战， 将蒙古工委改为少数民族工委， 书记高
岗。蒙民部长赵通儒， 回民部长杨一木。以后由杨一木、 白坚接任书记。
二、 绥蒙工委驻地
绥蒙工委驻地在原桃力民地区—— — 今鄂托克旗大克泊尔（大科布
尔） 境内的克泊尔喇嘛庙。上世纪 50 年代， 喇嘛庙的房舍依然伫立挺
拔， 靠近庙的东南旁有一淡水湖泊， 随风荡漾。当地人叫克泊尔淖， 喇嘛
庙以此淖（湖） 取名。
1938 年 4 月，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为了抗击日寇侵略绥远，
在陕北靖边县张家畔， 决定将新成立的蒙古工委改为中共绥蒙工委， 书
记兼宣传部长白如冰， 组织部长李衡， 蒙民部长赵通儒， 统战部长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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猷， 军事部长于占彪， 秘书长高增培， 青救会主任白成铭， 妇救会主任白
凌云， 供给处长刘雄仁， 委员还有云泽 （乌兰夫） 、 孔令甫、 刘兴源等。工
委开头在张家畔办公， 并把红 26 军二路骑兵团（原陕北老骑兵团， 其中
两个连是原蒙汉骑兵支队）划归绥蒙工委，编为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
部， 团长孔令甫， 政委白如冰 （后为刘兴源） ， 政治部主任余学光。
5 月，绥蒙工委及游击司令部率领骑兵团 3 百余众，从张家畔出
发， 经定边、 盐池、 三段地、 五虎洞、 鄂旗王府、 查汉淖， 于 6 月 2日 （农历
五月初五日） 抵达桃力民， 受到各界人民的夹道欢迎。 翌日， 骑兵团进驻
克泊尔庙。绥蒙工委对外称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后方留守兵团联络参谋
处， 白如冰任上校联络参谋主任， 其余人员为参谋、 副官等， 隐蔽在骑兵
团政治部内工作。
绥蒙工委至 11 月撤销， 成立了中共绥远省委， 挺进大青山开辟抗
日根据地。 骑兵团只留下 1 个排的兵力， 其余撤回陕北绥德周家崄地区
驻防。
三、 伊盟工委驻地
首建伊盟工委旧址在鄂托克旗乌素加汉村王浪则 （王文明） 油坊院
内。1938 年 11 月 22 日， 党中央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为了加强
绥远地区工作， 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决定撤销绥蒙工委， 成立绥远
省委； 同时， 为了坚持伊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决定以骑兵团政治部为
活动中心， 在乌素加汉村成立了中共伊盟工委， 赵通儒、 刘瑞森、 杨一木
先后任书记， 受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 并与绥远省委联络。为了便于工
作， 伊盟工委对外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驻伊盟联络参谋处， 书记为
上校参谋主任， 其他委员为副官、 参谋等。后因为伊盟社情复杂， 又远
离大青山， 联系不便， 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 将伊盟工委划归三边分
委， 将河套特委、 包固工委划归伊盟工委。 至 1940 年初， 工委奉命撤回
陕北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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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伊盟工委驻址在城川天主教堂寨子内（上世纪 90 年代修复，
以城川民族学院纪念馆名义展现） 。
1945 年 2 月 21 日，党中央西北局考虑到伊盟在巩固边区和抗日
中占有重要位置， 经乌兰夫建议， 重新建立了中共伊盟工委， 机关设在
城川， 书记赵通儒， 委员高增培、 刘昌汉、 曹动之、 徐子猷、 孙润华、曹布
诚、 鲁直等， 工委直属西北局领导， 并与三边地委保持联系。
西北局为了掩护伊盟工委，将张家畔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
委员会驻三边办事处迁驻城川， 改为城川办事处。工委下辖乌审、鄂托
克两个工委和城川直属区委及城川民族学院。
1947 年 1 月 17 日， 三边地委将宁夏党组和伊盟工委合并为宁绥工
委， 书记朱敏、 副书记赵忠国， 以三边地委统战部名义出现， 开展工作。
2 月 9 日， 宁绥工委根据西北局决定， 将伊盟工委分设为伊东、 伊
西两个工委。以城川办事处为基础组成伊东工委， 书记高增培； 以三段
地工委为基础组成伊西工委， 书记周仁山、 副书记韩是今， 委员杨经纬
（兼乌审工委书记） 、 田万生 （兼鄂旗工委书记） 、 王茜 （负责平罗、 磴口、
石嘴山、 三盛公的工作） 、 赵会山 （社会科长） 、 邓佑端 （宣传干事）、南宫
里 （女， 教育干事） 、 申焕文 （事务秘书） 、 马负图 （管理员） 、 黄静波 （女， 会
计文书保管） 、 白云峰 （翻译） 、 吴广生等。
伊西工委和鄂旗工委是一套机构两个牌子。 主要开展鄂、 乌、 杭、 阿
拉善、 额济纳、 陶乐等地的工作。
首建伊盟工委， 发展了桃力民抗日据点，开辟了中滩抗日游击根据
地， 组建了包固工委、 包头县委和准旗工委， 扩建了骑兵第三营， 联合孟
文仲旅抗击了日伪八师的侵扰。
重建伊盟工委， 巩固了西乌部队， 拔除了乌替反共钉子， 发展了伊
西根据地； 最大失误是在乌拉尔林事件中， 一度使伊盟工委和乌审工委
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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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乌审工委旧址
中国共产党在乌审旗活动最早、 建党最先， 然而驻地不固定， 搬迁
频繁。1936年 8 月， 乌审工委建立， 书记先后为张兴畲、 曹动之、 徐子
猷、 李维新、 杨彩彬、 李振华、 李新民等。 至 1949 年工委驻地从大石砭 -
烂窑洼 - 布尔图梁 - 乌拉尔林点力素 - 黑梁头 - 巴图湾， 最后进驻达
布察克， 下辖掌岗图、 巴图湾、 大石砭、 乌拉尔林（含柴达木） 、 郭其子壕、
西排子地 6 个党支部。
乌审工委在统战、 发展经济、 支援前线上做出了贡献。
五、 鄂托克工委驻地
鄂托克工委旧址在原三段地乡政府村北头。1986 年 7月， 鄂托克
前旗党委政府为了庆祝三段地解放 50 周年， 在原工委旧址废墟残墙内
盖起一排土木结构平房， 由党史办收集起一批革命文物， 又由宣传部牵
头， 联合文化局， 征集起一批图片， 陈列于室内，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并拨给了养护土地。 可是， 后来由于三段地乡领导不重视， 把土地转
让， 文物展品抛出院内， 开了石膏厂。
1936 年 7 月13 日， 马场井、 三段地解放； 10 月， 金生华以红军代表
的身份在三段地姚家壕成立了牧民招待所，这是最初的中共鄂托克工
委； 1943 年， 三边分委决定将鄂托克工委易名为三段地工委； 1946 年又
改为中共鄂托克旗委。书记先后为金生华、 张生瑞、 曹布诚、 慕生发、 高
增培、 周仁山、 田万生等。下辖东壕、 三段地、 马场井、 二道川、 葫芦素淖
5 个党支部， 党员 30 余人。
1947 年 2 月 9 日， 伊盟工委分设， 以鄂旗工委为基础， 组成伊西工
委， 书记周仁山、 副书记韩是今， 委员杨经纬兼乌审工委书记、 田万生兼
鄂旗工委书记。
三段地工委在 “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 的号召下，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捐献了不少枪支、 马匹、 粮食， 不少青壮年参军奔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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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桃力民工委旧址
1938 年 6 月，绥蒙工委为了创建桃力民抗日游击根据地， 组建了
中共桃力民工委， 书记白成铭， 委员有白凌云、 张治华、 王得胜、 杨子华
等。工委游动办公， 以抗日动委会名义广泛宣传抗日救亡， 发动群众， 组
织青年， 妇女救国会， 发展地下党员， 组建武装力量。下辖木肯淖、 大克
泊尔、 木花梢、 东桃塄、 红石头井、 五台塔并 6个党支部， 党员 80 余人。
七、 城川工委 （后为城川直属区委） 旧址
1941 年 11 月 11 日， 城川解放。1942 年 9月， 西北局在城川组建了
相当于旗级的城川工委， 开头由三边地委派人去开展工作， 后来将薛向
晨 （隐蔽下来的叛徒） 从延安马列学院调出， 任命为书记， 蔡汝廉、周兴
源、 刘勇飞为工作人员。工委以城川蒙汉商店作掩护， 开展工作。
1943 年秋， 薛向晨被调回定边整风， 任命赵英为书记。1944 年 8
月， 调任高增培为书记， 吴子明、 赵英、 刘景平为委员， 蔡汝廉、 郝文广、
李文精、 刘勇飞为工作人员。
1945 年， 伊盟工委重建后， 城川工委降格为城川区委， 书记王得
胜， 委员天宝（桑吉悦希， 分管组织） 、 韩戈鲁（搞宣传） 、 刘勇飞 （分管军
事民兵） 。
八、 包 （头） 固 （阳）工委驻地
包固工委驻地在中滩。1939 年1 月， 伊盟工委派高增培到中滩 （白
彦花一带） 整顿窦文林支队， 将该支队改编为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骑兵团
第三营第三连， 连队干部由窦文林、 边万富、 钟春林、 袁力担任。部队建
立了党支部， 书记边万富， 发展了窦文林、 王祥、 贺连生等 10 余名党员，
加上年前在丁河湾西北的平圪台、 南梁大井已建起的两个党小组， 党的
战斗力大有可为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包固工委， 书记高增培， 连
指导员钟春林任统战部长， 连部文书袁力为委员， 领导包头、 固阳、中滩
地区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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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包头县委旧址
包头县委在耳字壕、 呼斯梁、 河洛图、 刘根渠一带活动。1940 年 3
月，伊盟工委通知时任国民党包头县长的中共地下党员乔培新等在刘
根渠组建了中共包头县委， 书记李秉清 （东甫） 、 组织委员张子刚（斗
垣） 、 宣传委员乔培新。至翌年春， 因国民党搞反共摩擦， 乔培新等撤回
延安终止。
十、 东郡工委成立地址
1948 年 7 月 24 日，东郡工委在准格尔旗推磨梁成立，书记云北
峰、 副书记冯开选， 委员徐凤翼、 沙格雅、李岐山。主要开展东胜和郡王
旗工作。
十一、 准达工委成立地址
1947 年 8 月， 准达工委在府谷县牛乜梁成立， 副书记刘忠亮， 委员
郝文广、 齐安常。
十二、 准格尔旗工委成立地址
1939 年 3 月上旬， 伊盟工委派王光先、 郝文广、 郝文卿在准旗头道
柳成立了准旗工作团， 至 9 月改为准旗工委， 负责人王光先， 成员郝氏
兄弟两人， 又增加了李怀勤。下辖头道柳、 三道柳、 敖劳布拉、 乌兰布拉
4 个党支部， 至 1941 年底解散。
十三、 中共川西区委活动地址
1940年， 中共川西区委在青达门、 白彦布拉、 罕台川一带成立， 书
记杨柱。下辖李家渠、 戴家渠、 邱家渠、 川西等党支部。
十四、 准东地区党总支活动地址
1947 年 10 月， 在准格尔旗魏家峁成立了准东地区党总支部， 书记
李文英， 下辖尖山、 岔路嫣、 魏家峁、 大口、 公盖梁、 塔深尔墕等党支部。
同时， 在黄河两岸边的党三窑子、 五兑沟子也建立了党支部。
另外， 在大青山南麓准旗东河套川的白青窑子也建立了党支部，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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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方局领导， 不属于伊盟工委。
十五、 乌兰吉林庙会议旧址
乌兰吉林喇嘛庙坐落在鄂托克旗桃力民村东北面一块长满马
莲、 寸草的沼泽盆地， 是一块北高南低生长着沙蒿、 柠条、 沙竹草的丘
陵沙地。
1940 年 11 月中旬，师长马腾蛟和国特钟孝忠等人以国民党第八
战区副长官马鸿宾的名义，在乌兰吉林庙召开国民党驻桃力民地区军
队头目和各旗保安司令的军事会议。八路军十八集团军上校联络参谋
主任杨一木也突然接到马鸿宾的通知， 让其赴会。 会议是以马鸿宾副长
官的名义召开的， 但马鸿宾本人并没有出席，是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钟
孝忠主持的。 参加会议的有马腾蛟、 钟孝忠、 高志凯、 苏开元、 纪松龄、 越
兆仁和各旗保安司令等十几个单位的头目。
杨一木领着曹布诚副官和几名警卫员到乌兰吉林庙参加会议。只
见庙前戒备森严。 警卫员留在庙的前院， 杨、 曹进入会场。 一进门就看到
对面挂着一条横幅大标语， 上面写着： “欢送八路军荣归原防” 。马腾蛟
部的一位参谋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杨一木脱大衣的时候，迎上来接大
衣， 顺手递给杨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注意、 注意！” 几个字。
会场寂静无声， 参加会议的人已经到齐就座， 气氛异常紧张。会场
内摆着一列长条桌凳， 两侧坐满了人。 马腾蛟和钟孝忠坐了正面。杨一
木进入会场时， 他们都起立欢迎。这时， 钟孝忠宣布开会， 讲了几句话
后，念了一个所谓国防部来的电报命令，内容是要八路军回到原地驻
防。他又讲了一顿抗日的大道理后， 说： “你们八路军在这里驻防， 蒋委
员长和国防部都不知道， 请你们荣归原防。”
钟孝忠的话音一落， 杨一木就据理驳斥，单刀直入地揭露了这个所
谓国防部电令的阴谋。杨说： “国防部和蒋委员长既然不知道我们在这
里驻防， 怎么又要打电报叫我们走？我军有总部， 给我们的电报不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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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总司令那里通知我们， 为什么发到你们第八战区政治部通知我们？ 如
果我们撤回原地， 这块地方要让给谁……” 这时，钟孝忠插嘴狡辩说：
“因为你们是八路军后方留守处， 所以国防部电令由我们来通知。” “留
守处？ 留守处有我们的肖劲光主任嘛！ ” 杨一木继续答辩， 说： “当前抗日
局势日趋严重， 德王、 李守信之流企图南犯， 坂垣师团也要有大的行动，
诸位应当以大局为重， 考虑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 联合抗日。可是有些
人不以抗日为重， 就想搞摩擦， 是吃摩擦饭的！” 马腾蛟听到杨说 “有些
人是吃摩擦饭的” 时有些紧张， 随即起来给杨倒了一杯水， 也没有吭声。
会场寂静， 只有 22军一个姓智的代表少气无力地说了句 “以抗日为重，
抗日为重” 。 杨一木接着说： “是啊！ 有的人不以抗日为重， 不把枪口对准
日寇， 却对准八路军， 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都应当很好的想一想， 该不
该……” 会场死一般寂静， 只有阵阵咳嗽声。这时一个道貌岸然的自卫
军头目接着说： “我们要精诚团结， 诸位有话要心平气和地慢慢讲。” 大
家不置可否。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 军事会议变成了一场辩论会。 钟孝忠尴尬得
很， 马腾蛟也骑虎难下， 急忙宣布休息。在吃饭的时候， 钟孝忠默默无
声， 灰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只有马腾蛟装模作样地说： “电文不是抄
的， 不要误会。” 杨一木说： “哪有这样的误会？我们带有电台， 要不联系
一下？” 马腾蛟不语。
饭罢， 杨一木带上曹布诚和警卫员回到伊盟工委驻地乌素加汉村，
先给党中央发了电报， 并给新三师乌兰夫通了气。随后， 将伊盟工委和
骑兵三营的伤病员、 家属送到陕北张家畔； 同时， 还给马腾蛟去了一封
信， 希望他能以抗日大局为重， 表明我军绝不首先打第一枪的态度。马
腾蛟解释说， 他们是临时来这里驻防， 不存在别的意思。 不久， 他们撤走
了一个团， 留下两个团。 其时， 局势一天天紧张起来。 马腾蛟的一个团放
了排哨， 我骑三营增加了班哨， 真是人不卸甲， 马不离鞍， 随时准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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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这时， 新三师也有调走的传说。 杨一木旋即去新三师探询白海风师
长的态度， 杨说： “如果他们要搞起反共来， 你准备怎么办？ ” 白海风为难
地说： “不要对立， 愿意为抗日效力……” 看来， 白师长是不赞成起义的。
1941 年春， 刘瑞森从边区来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内容是： 我们对
付国民党顽固派， 政治上要摩擦来摩擦去， 军事上是积极防御。新三师
现在不能起义， 伊盟工委和骑兵营全部安全撤回边区。经过讨论， 大家
认为中央的指示完全正确，因为乌兰吉林庙会议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发
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兆； 从伊盟当时的军事力量衡量， 我军只有骑
兵营三个连加一个排， 总共不足四百人。 要打的话， 就得增加点兵力。 若
要再增加许多人马， 人要吃饭、 马要喂草料， 就连喝水都是个大问题。 从
敌情方面看， 除了宁夏来的马腾蛟的两个团，还有傅作义从后套派来的
一个师， 又有何文鼎的 26 师把通往边区的几条路都占领了。针对这种
情况， 遵照党中央决定， 伊盟工委率部撤出了桃力民地区。
十六、 城川农牧场和王震井
1942 年前后，由于日寇野蛮侵略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 抗日根据
地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打败日本侵略
者， 王震将军指挥 359 旅九团响应党中央发出的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的号召，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指战员们
背着枪， 扛着生产工具， 踏着 《南泥湾》 、 《兄妹开荒》 的歌声， 早出晚归，
开荒种地。 两个战士一把镢头、 九个战士拉一支耧， 在城川黑圪挞、 北沙
畔、 黑梁头一带， 种有 3 千亩的土地。 丰收年景收获过 400 余大石 （每石
600 斤） 粮食。产下粮食军政人员吃不了， 九团团部生产大队长高锦武
联络城川蒙汉自治会， 责成韩有世、 杨吉拉太开作坊， 榨油、 酿烧酒、 养
猪、 喂糟牛， 生产军民日用品， 促进物资交流，保障军民供应。
1943 年，八路军九团三营二连的指战员为了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在黑梁头的黄海子村 （今杨占林家门前） 开凿出一眼直径1 米、 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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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水深 6 米的水井。水源缺乏的旱梁地能打出一眼泉水丰富的甜水
井， 真是天赐良泉呀！ 它比早先高岗带领骑兵游击队在羊场壕打的水井
更成功。老乡们兴致勃勃地说 359 旅有福气。人们饮水思源， 至今不忘
王震将军领导的 359 旅的卓著功勋， 一直称这眼水井为 “王震井” 。 上世
纪 80 年代， 由旗党史办出资， 在水井上立了一块碑， 以资纪念。
1945 年春，城川办事处从九团生产大队长高锦武手上接收了 359
旅种过的熟地， 在羊场壕办起了一个农牧场， 场长开头是赵英兼任， 以
后是刘勇飞、 白占元。从头年王占江种的 1 犋牛的土地基础上， 二年发
展到 5 犋牛的耕地，约 1600 亩。丰收年景收获粮豆 60 余大石（每石
600 斤）； 牧羊发展到 200 多只， 牧牛达到 80 余头。
1947年， 国民党进犯， 城川办事处撤退， 农牧场把粮食下窖， 由高
化山、 王小虎把优良牛羊选拔出来， 赶到陕北闲木湾子、 青坪一带， 拍卖
成钱， 交给办事处会计阎耀先， 作为军需经费。 不久， 由城川叛军黄玉堂
指使梢脑马西等把种地的白生财和农牧场邻居高家逮住严刑拷打后，
把埋藏的粮食和留下的牲畜全部抢走。
十七、 马良诚、顾寿山烈士纪念塔
马良诚、顾寿山烈士纪念塔在玛拉迪和查干陶勒盖交界处的高丘
台地上。它是上世纪 80 年代由鄂前旗党委政府出资重新修建的， 四周
围栏，中间竖立着钢筋水泥砖混结构塔碑，上面嵌刻着两位烈士的名
字。并将 1950 年修建的马、 顾烈士陵墓迁来重新安葬。
马良诚 （宝日巴特尔）， 曾与顾寿山、 马富纲于 1946 年 1 月发动领
导了反对章文轩的阿拉庙起义， 随后投入革命阵营， 由团长升为解放军
伊盟支队 （师） 参谋长； 在 1948 年 5 月 4 日， 与三边张庭芝匪团 （有人胡
诌为马鸿逵骑兵团）作战， 牺牲在王窑湾柏草海子。
顾寿山于 1947 年 4 月初， 接到伊西工委通知， 带领吉拉起义连队
撤退， 当走到南阿拉川时， 连长格什达赖和排长巴巴反水叛变， 扣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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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寿山， 并放火烧了顾宅， 将顾押送亚石木独杨森扎布保安司令部， 后
辗转押交宁夏马鸿逵处审讯， 顾在马鸿逵亲自审讯中， 将杨森扎布谋害
章文轩的密信从大衣襟内拆出， 交给马鸿逵，杨的阴谋败露， 栽赃枉然。
于是马又将顾寿山解交杨森扎布， 被杨枪杀在布拉格庙东草原上。
十八、 什勒凯烈士塔
什勒凯烈士塔坐落在鄂托克旗公其日嘎乡什勒凯村，东面是地下
连环井水利园地。塔高 13 米左右， 呈圆锥形， 全部用土坯垒筑， 底宽直
径 8 米左右。塔内停放着解放军骑五师于 1951 年 2 月 8 日， 追剿鄂旗
叛匪刘宝财和桃力民伪自卫军战争中， 牺牲的排长李海， 班长郭玉珍，
战士高考三位烈士的灵柩。
被叛匪杀害的刘文斌、 李三元两位烈士的遗体葬入各自的祖坟。
（根据原绥蒙工委书记白如冰、 伊盟工委书记高增培、 杨一木、 伊支
副司令高平、 长征红军朱邦仁、 伊西工委书记周仁山、 神府苏区游击 7
支队长韩是今、 蒙古骑兵游击队政委杨勤生、准东党总支书记李文英等
革命前辈生前记忆整理。）
作者： 原鄂前旗党史办主任， 史志出版系列副编审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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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世界
巴拉吉尼玛
我与额尔敦扎布、 张继霞用七八年的时间， 编写了约 80 万字的 《千
年风云第一人—— — 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 ，该书包括 60 多个国家
约 400 位名人学者对成吉思汗的评论。 为完成这部书， 我们跑了世界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 搜集到了大量有关成吉思汗的文献资料， 包括 1000
多部古今中外图书和 1000 多幅中外珍贵图片。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发
现， 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和他的辉煌成功， 紧紧与 “影响” 二字联系在
一起， 就像国外学者评的那样， “成吉思汗的诞生， 改变了世界的方向” ，
以他独有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对世界尤其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影响力是成吉思汗被评为 “千年风云第一人” 的重要标准
各国学者虽然对成吉思汗的评论各异， 褒贬不一， 但在两点上是一
致的， 都认为： 成吉思汗是世界上最大的成功者， 是对人类历史产生过
最大影响的人。上个世纪将要结束之际， 美国、 日本等国发起了评选千
年伟人的活动。 全球颇有影响的媒体 《华盛顿邮报》 发布了评选结果， 列
成吉思汗为 “千年风云第一人” ， 其评选原则是： 由谁缩小了地球， 拉近
了世界。其实， 国内外媒体对他的评价之高， 主要也是依据他对世界产
生的影响。美国赫赫有名的时事刊物 《时代周刊》 2000 年 12 月 16 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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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郑重宣布了 “对本千年 10 个影响最大的人物” 的评选结果， 成吉思
汗也荣登金榜。其依据是： 他是上个千年的最伟大人物之一， 其英雄事
迹代代相传、 盖世无双。由他奠基， 其子孙相继开拓、 建立的蒙古大帝
国， 在欧亚两洲辽阔的版图上， 持续数世纪之久， 影响全球。
从这里不难看出， 影响力是评选名人的重要标准。近年来， 书市上
出现了许多 100 名人等排行书， 如 《影响中国历史的 100 名人》 、 《影响
世界历史的 100 部名著排行榜名单及点评》 、 《101 位影响世界的著名
人物》 、 《改变世界的 100 个伟人》 、 《影响世界历史的 100 名人》 、 《108
影响人类的著名人物》 、 《影响世界的军事家》等。
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影响中国历史的 100 名人》 一书， 将 100 名
人按类分编为十组， 把成吉思汗编入第九组 “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思想
家” 。 该书谈到入选标准时写道： 用 100 这个数目为限定值， 以保证所选
人物为最有影响的历史名人。每一个入选人物均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及
其所代表的典型性， 有五条规范标准： 其一， 贡献大小； 其二， 口碑影响；
其三， 浩然正气； 其四， 创始影响； 其五， 警世取喻。历史人物， 对于历史
的贡献和影响是多侧面的，只要具备某一个方面而最有典型的即可入
选。2005 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 《101 位影响世界的著名人物》 的前言
中写道： 这些人用一生的奋斗影响着世界潮流的发展， 改变着人类历史
的轨迹。同时指出， 千古帝王， 军政后事， 是历史上的核心人物， 是影响
国家、 民族发展的关键人物。2006 年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历
代帝王大传》 选 16 位中国皇帝， 序言中说： 我们这本书中精心选择了中
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 16 位皇帝， 其中有影响的各个朝代的开创者都
被选书中……2005 年由石油出版社出版的《改变世界的 100 个伟人》
前言说： 他们是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家， 凭着超乎常人的坚强毅力为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引路。这些著名人物都与 “影响” 二字有关。
然而， 影响力有大有小。而成吉思汗压倒其他名人， 跃居榜首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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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优势就是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所有名人和伟人。 也就是说， 最大的影响
力， 则是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千年风云第一人的最重要的标准。 这里所说
的最大影响就是指影响的广度、 深度和长度 （延续的时间） 。 全球畅销书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 100 名人》 一书的作者， 麦克· 哈特说： “我为什么把
成吉思汗看得比其他人 （亚历山大、 拿破仑） 更重要呢？ 因为他所影响的
地域面积最大， 更重要的是， 其影响的持续时间长得多。” 《 （图书版） 中
国著名帝王传·成吉思汗》 前言中说： 成吉思汗留给后人一种民族的自
豪。 成吉思汗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而且也是具有世界性影
响的英雄人物， 他的名声与影响甚至超过拿破仑和亚历山大。 《世界的
中国观》 中写道： 从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的立场出发， 谁也不能轻视成
吉思汗的巨大影响，因为他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尚带有原始意味的新力
量。这种力量又挟汉文化的先进和丰富， 向西方世界作交锋和交换， 从
而把中国的版图扩张到空前绝后的程度，造成了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
教文化及其他各种文化直接会面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成吉思汗及其子
孙建立的蒙古帝国其版图之大真可谓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它的版图究
竟有多大， 直到今天仍然是 “X” 。据有关史料记载， 当时的版图相当于
3000 万平方公里， 是现在中国版图的三倍之多。东起朝鲜半岛， 西抵波
兰、 匈牙利， 北至西伯利亚俄罗斯诸公国， 南达爪哇中南半岛， 在北纬
15°～60°、 东经 15°～130°。苏俄著名学者巴托尔德说，成吉思汗
帝国的建立从某一点上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把远东和南亚的
文明国统一在一个王朝的政权之下是空前绝后的。因此， 他以 “世界征
服者” 称号载入史册。 这个帝国的规模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与他媲美的
国家，它远远超过被欧美人赞不绝口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重
枪骑兵的铁骑、 罗马军的剑、 拿破仑军的大炮所到的境界线。造成了基
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及其他文化直接会面的地理和交通条件， 东
西交通畅通无阻， 真可谓 “四海为家” 、 “无此疆彼界” 。加拿大学者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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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里·阿塔斯说： “历史上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一个政权横跨欧亚
大陆……”日本学者太田三郎说： “观蒙古民族宏图伟业，俯仰 600 年
间， 当时都为之龙盘虎踞之大版图而赞叹。自有地球以来， 不知道有多
少英雄席卷大陆； 自有历史以来， 不知道有多少帝王君主削平邦土。然
而规模之大， 版图之广数成吉思汗， 旷古无比” 。 美国科学院名誉院士捷
克·法萨切伏德说， 成吉思汗改变了世界地图， 当时的欧亚两洲是以无
数封建小国组成，成吉思汗把它们统一成类似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看到
的国家地形。
成吉思汗超越历史时空， 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不仅仅影响一个
民族， 一、 两个国家， 而是影响了整个世界， 其影响之大之深之久，在世
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韩国总统金大中说： 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前成吉
思汗建立了国际来往关系。韩国 《千年历史人物》 一书中写道： “大地是
人类的家园， 我们只有一个家园， 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 的新观念。然
而， ‘全球化’ 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 成吉思汗的经济政策是当今世
界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
的形式， 是当今世界因特网的前奏。 ” 成吉思汗在其统治的广大地区， 无
论是政治， 还是经济以及宗教信仰、 思想各个方面实施了开放政策。所
以， 众多的宗教和教派， 在当时的世界各地， 只有成吉思汗统治地区才
能够平等、 共存。 成吉思汗的开放政策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
先行。一位美国学者说得好： 在过去的千年，成吉思汗在为近代生活打
下基础方面超过了任何一个人。西方学者称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帝
王”； 日本军事家说， 蒙古远征欧洲后， 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 《马可·波
罗游记》 促进了哥伦布探险， 美洲大陆被发现。而成吉思汗的诞生改变
了世界的方向。 “成吉思汗的诞生可以看作是今日世界的诞生。”
一位德国教授在 《不屈之王铁木真》 中这样写道： “在欧罗巴也与西
部亚细亚同样， 不重新树立自然的秩序是不行的。 那样无论在欧洲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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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使他们从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 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手去摇动他们是
迫切必要的。 这样摇醒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出现了， 这就是不屈之王铁木
真及其后裔。 那样， 他们是完成支配世界的至上命运后不久撤离了历史
舞台。 俄罗斯人和德意志人及其他西欧诸国民， 能够达到现在这样强大
和文明， 无疑是蒙古人及蒙古军征服的刺激和赐物。可以说， 成吉思汗
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既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尚带有原始意味的新力
量， 又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 改变了世界的方向。” 一位外国学者说： 他
没有像埃及帝王那样为自己建造金字塔， 像罗马、 巴黎那样为纪念自己
的胜利而建造凯旋门， 也没有像亚历山大那样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城市。
但成吉思汗改造了世界， 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过埃及的法老和罗马帝国，
他改变了整个世界。
英国军事战略学家哈特说： 在中世纪， 战略的最好例证来自东方。
公元 13 世纪， 对于西方战略发展来说， 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时代， 其所以
灿烂夺目是因为蒙古人给欧洲的骑士们充当了教师，使他们在战略方
面得到了有益的教训。
尤其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战略
战术为后世的许多国家所效仿， 仅日本、 前苏联、 德国人所著的有关成
吉思汗纯战略战术研究的著作就有数百部，德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期把研究成吉思汗战略战术的专著发给每个军官人手一册。虽然有
些著作和论文， 由于民族的成见， 对成吉思汗骂得很凶， 但学得也很认
真。 俄国将军们也承认他们蒙古军兵制沿用到彼得大帝。 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苏联哥萨克骑兵， 运用 “拉瓦战术” ， 打了许多胜仗。意大利旅行
家柏郎嘉宾在东行见闻录 《蒙古史》 中研究了用以抵抗蒙古人的手法，
他认为唯有采纳蒙古人的作战方法和武器方能得救。美国五星上将麦
克阿瑟号召军人向成吉思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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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影响在世界各地
综合中外学者们的意见，成吉思汗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主要反映在
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对蒙古民族的影响。1206 年， 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蒙古高原
各部的大业， 建立了蒙古汗国。从此， 形成了蒙古民族共同体， 名扬四
海， 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学者认为， 蒙古族这个名称
与成吉思汗同步。 我国史学泰斗韩儒林先生说： 伟大的蒙古民族在世界
历史舞台上起重要作用， 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的。法国人布鲁丁在 《大统
帅成吉思汗兵略》中写道： “呼和”蒙古的由来具有伟大名称的成吉思
汗， 他在游牧民的心里， 唤起了新的感情， 让他们感觉到了当一个蒙古
国民的光荣。不管是什么样的蒙古人， 决不会成为奴隶和仆人了。在他
们来说， 只有一个义务，即手拿武器为国效劳。生活在蒙古包里的全民
族， 确信自己已经进入了成吉思汗臣民的行列里。
前苏联著名藏学家尼古拉· 列里赫说： 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一个
民族如此强大。学者们认为： 13 世纪是蒙古人的 “世纪” ， 《影响人类历
史进程的 190 名人排行榜》 一书中说： 如果成吉思汗从未活在世上， 那
么， 在 13 世纪蒙古大征服相关的事情不大可能出现。 美国学者说： 蒙古
民族的真正历史是发生在 13 世纪初期， 一个统一的民族出现在世界舞
台上， 并随即扬起他们那 “上帝的神鞭” ， 马不停蹄地进行大规模的侵略
性远征， 历经半个多世纪。
其次，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成吉思汗为中国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并
由他的子孙完成了统一大业。1211 年，新疆各地归属中国版图； 1247
年， 西藏首次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276 年， 结束了云南长
期割据于中央政权的局面……从此，分裂四百多年的中国实现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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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统一， 打破闭塞状态， 真正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 元史学家刘迎胜说：
成吉思汗是地跨欧亚大陆的大一统元朝的缔造者，因此成为世界历史
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还有一位元史专家说： “蒙元时期中外交流达
到高峰， 迎来了最盛时期。人们用 ‘黑暗’ 来形容中世纪的欧洲， 用 ‘昌
盛’来形容宋、元时期的‘中华帝国’ 。克林顿访华之际， 《军事文摘》
（1998 年特刊） 发表了长篇文章， 从 7 个方面分析了克林顿的访华背景
后， 写道： “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大国， 但中国同时也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
大国。在西方政治家们的口中， 中国太神秘， 太落后了。不过， 中国有过
让欧洲和西方胆寒的时候。公元 1206 年， 蒙古族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
古各部落， 被推举为蒙古 ‘大可汗’ ， 被尊为成吉思汗。随后蒙古大军长
缨直指西方， 前锋直打到今天的波兰和匈牙利， 并且建立了横跨欧亚的
元朝大帝国。” 使西方人对被称为 “蒙古” 、 “匈奴” 和 “鞑靼” 的民族有了
刻骨铭心的认识， 欧洲人恐怖地称成吉思汗的军队是 “闪电的鞭子” 。 然
而， 从 14 世纪开始， 中国开始落后了， 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了。
这充分说明： 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
山先生说： 综观历史， 元朝时期远比中国最强盛时期更强大了。成吉思
汗为中国的大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可以说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今
日的中国版图。 史学家陈高华说的好， 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在于为中国
历史增添了光彩。
元朝的大统一是空前的， 其版图 “北逾阴山， 西极流沙， 东尽辽左，
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 有不及焉” （ 《元史· 地理志》 ） 。这种统一，
在客观上起到进一步巩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作用。史学家邱树
森经过研究后得出结论：元朝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 是中国 700 多年来维持统一局面的重要原因。
其三， 对世界各国产生的影响。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征服了欧亚大陆
的辽阔地区， 构建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大陆性帝国。 “蒙古人横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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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既充当了征服者，又充当了人类文明不可匹敌的文化载体。” “成
吉思汗通过他一生的奋斗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轨迹，推动了整个世界进
入了现代文明时期。”
法国史学界泰斗格鲁塞在他的 《成吉思汗》 一书中全面描述和深刻
分析了成吉思汗的深远影响，把蒙古的征服纳入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北
方游牧民族对南方文明地区的侵入活动来进行考察。格鲁塞一方面指
出蒙古征服的一个恶果是 “使定居国家的正常发展停滞不前” ， 另一方
面又指出 “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 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
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 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 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
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 · 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 北京有了
天主教的总主教。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 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
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花园传播到另一花园。从蒙古人传播文化这一点
说， 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 只有好望角
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 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
翻翻西方权威性史学著作， 可以看出， 成吉思汗的征服活动对世界
带来的巨大影响。英国史学家韦尔斯在他的 《世界史纲》 中说： “蒙古人
的征服故事确实是全部历史中最出色的故事之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
服， 在范围上不能和它相比。 在散播和扩大人们的思想以及刺激他们的
想象力上， 他所起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作为
知识和方法的传播者，他们对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 。1970 年出版的
《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 》 同样强调蒙古的侵略 “促进了欧亚大
陆间的相互影响” ， 书中举了不少事例， 最后说： “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
的机会， 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 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
义， 直到现在， 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
巴勒克拉夫主编的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1978 年版） ， 为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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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图 （1206～1405 年） 写了如下说明： “来自亚洲腹地的原始游牧民
族蒙古人， 对世界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征服的规模无与伦比……
这是文明社会所经受的最后一次， 也是最激烈的游牧民族的野蛮攻击，
其后果十分严重。 亚洲和大部分欧洲的政治组织都变换了。 许多地区的
人民被灭绝或四散， 永远改变了其种族特性。 世界主要宗教的分布和力
量也发生了变化。 横越欧亚大陆的道路由一个政权所控制， 旅行变得安
全了。 在中断了一千年之后， 欧洲人又能进入亚洲和远东了。 ” 七八百年
过去了，成吉思汗的影响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黯淡。对整个世界来
讲， 他去世以后的影响远比生前更大， 而且渗透到了政治、 军事、 经济和
文化等各个领域， 出现了世界的成吉思汗热。
崇拜热： 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非常喜欢成吉思汗， 他给女
儿的一封信中说： “成吉思汗即使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最伟大统帅，也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我告诉你， 我非常喜欢他。 像我这样冷静、 反
对暴力、 心慈手软、 厌倦封建制度的忠良者来说， 喜欢一个游牧民族的
残暴、 封建指挥官是一种奇怪的事情。 你看是否这样？ ” 法国总统希拉克
曾盛赞过成吉思汗。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是个成吉思汗迷， 他最喜欢
的书就是日本出版的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小说。成吉思汗在日本
享有极高的评价， 日本人评最理想的老板， 成吉思汗却奇迹般的荣登榜
首； 许多新任命的公务员认为成吉思汗是 “一个有组织能力的领袖， 而
不是一个征服者” 。韩国人崇拜成吉思汗， 他们确信自己的祖先是蒙古
人， 认为成吉思汗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大英雄。据俄罗斯新闻网 2003 年
11 月 25日报道成吉思汗已成为整个亚洲多民族崇拜的偶像。尤其近
年来在蒙古国和我国的内蒙古地区这一崇拜在升温。从元世祖忽必烈
颁布圣旨向元太祖成吉思汗四时祭典， 并派专人守常孝时至今日， 悠悠
七百多年， 蒙古民族恪守不渝， 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据报道在落实 《取
姓法》 过程中， 超过半数的蒙古国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成吉思汗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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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号孛儿只斤。
文化热： 成吉思汗留下的遗产， 像一块硕大的吸铁石极大地吸引着
中国乃至世界， 许多学者把他当作 “富金矿” 纷纷加以挖掘开采。 几个世
界以来， 中外政治家、 军事家、 史学家从各种不同角度解读成吉思汗， 其
论著不计其数。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世界上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组织
专人对成吉思汗进行专题研究。以 “成吉思汗” 为题材的传记、 电影 （电
视剧） 和歌曲陆续问世； 在草原上成吉思汗无处不在， 成吉思汗像、 雕
塑、壁画处处可见， 以成吉思汗的名字命名的纪念馆、 博物馆、 广场大道
（大街） 、 蒙古文化园等陆续建成， 人们把他的名字， 供奉在心灵殿堂。
寻找热： 据 《环球时报》 报道， 近年来共有十余支考古队到过蒙古
国。如在韩国 “亚洲研究中心” 资助下， 蒙古国国内大学考古研究所每年
与该中心进行野外考古研究；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意大利国家科
学委员会联合实施 “戈壁—— — 考古” 科研计划； 蒙德联合考古队从 1998
年开始在古都哈剌和林进行考古研究。 俄罗斯、 捷克、 匈牙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也寻找过成吉思汗陵。日美两国则是近年来以寻找成吉思
汗陵为目的的国家。蒙美联合考古队从 1998 年开始， 在肯特省寻找成
吉思汗陵， 但没有找到。
在英国由多国遗传学家研究成果显示，中亚男性约 8％ （1600 万
人） 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之后英国掀起了 DNA 寻根热。 甚至有的饭馆打
出 “成吉思汗后裔免费吃饭” 的招牌吸引更多的人做 DNA 检测。
成吉思汗这个名字已成为世界民族文化的精粹，承载着丰富的精
神财富。目前， 成吉思汗研究， 已超出了社会、 文化等领域， 渗透到了经
济、 体育、 生态、 蒙医等领域。我国企业家清醒地意识到历史使命， 抓住
成吉思汗这一特有的优势品牌， 积极参与新规则下的全球性竞争，带动
了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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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成吉思汗就是解读 “影响” 二字
以上说明， 影响力虽不是解读成吉思汗的全部， 但是重要方面。成
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他的成功和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 离不开 “影响” 二
字，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只要深入探讨， 全面认识和理解他对世界的影响，
就可以说读懂了成吉思汗。
当然， 正确认识、 全面理解成吉思汗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 并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就成吉思汗影响的三个方面而言， 直到现在人们
的看法和认识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第一个影响，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
国外的学者都持肯定的态度， 都认为他对蒙古高原的统一， 为蒙古民族
的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第二个影响， 过去也有一些模糊的认识，
极少数持封建正统观念的学者， 甚至把蒙古人征服金国和南宋、 统一祖
国的大业， 说成是 “异族的入侵” 。 建国以后编写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
国通史 《中国历史纲要》 中讲了元灭南宋， 然后说： “至此， 全中国都陷于
元蒙的黑暗统治下。但随之而起的， 是中国的英雄人民展开了持久而顽
强的反侵略、 反压迫斗争， 历经 89 年， 终于推翻元蒙野蛮而残暴的统
治， 重建汉族的统一国家。” 《纲要》 认为， “元蒙入侵和统治……对中国
社会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滞作用” 。 《纲要》 还把刘秉忠、 姚枢、 许衡等忽
必烈身边的汉族大臣，称作“汉奸地主官僚士大夫分子”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史学家杨讷说： 这样的观点不仅放在今天会使年轻的读者
感到惊讶， 当年也曾引起许多异议。事情被推到极端， 纠正起来反而比
较容易。没有几年， 这样的观点就从史坛上消失了。 现在大家对元朝的
建立都采取了肯定和歌颂的态度。认为成吉思汗的名字， 紧紧与 “大一
统” 连在一起。 我们所以尊敬成吉思汗， 是因为他的最大的功劳是： 为元
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伟大的祖国的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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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个方面的影响，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至今存在较大的分
歧， 焦点是在如何看待西征的问题上。 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 认为是 “侵
略”和“扩张” ； 也有一部分学者采取分析的态度， 肯定西征带来的积极
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 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讨论成吉
思汗对世界的影响， 并不是肯定他的一切。凡事都有两重性， 对于成吉
思汗发起的西征， 我们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 历史地、 公正地、 客观地加
以研究。实事求是地讲， “成吉思汗是将人性的文明和野蛮集于一身的
人” ， “他是建设者， 也是破坏者” ， 在充分肯定其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
能否认对被征服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破坏和灾难。
学者们认为， 东西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
1995 年出版的 《元代交通史》 中写道： 第一次西征是成吉思汗于 1219
年率领 23 万军队西征花剌子模王国， 征服了辽阔的中亚地区及波斯一
部。随之， 哲别、 速不台二将率领 3 万军队于 1223 年进人南俄， 在迦勒
迦河战役中战胜了俄罗斯诸侯和钦察人的联军 10 万人。 这次西征为建
立横跨欧亚、 空前未有的大蒙古国奠定了基础。 成吉思汗并对四位皇子
进行了分封。 长皇子术赤封地为钦察汗国； 次皇子察合台封地为察合台
汗国；三皇子窝阔台封地为窝阔台汗国；四皇子托雷掌管大蒙古国本
部。第二次西征是 1235 年， 由继任大蒙古国的窝阔台汗召开忽里勒台
（最高国事大会） ，在会上决定由成吉思汗的诸皇子各支孙子中年长者
率领 15 万军队远征钦察和俄罗斯， 由术赤的次子拔都担任统帅，大将
速不台为军师， 经过几年作战， 到 1243 年攻占了俄罗斯、 波兰、 匈牙利、
西里西亚、 摩拉维亚、 斯洛伐克、 捷克等国。1243 年初拔都回到伏尔加
河下游， 以萨莱城为首都， 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之一—— — 钦察汗国， 其
疆土东起额尔齐斯河与窝阔台汗国接壤， 西至多瑙河 （包括新征服的摩
尔达维亚等地） 。南部辖有克里木半岛和高加索， 开辟了通往中国的国
际交通—— — 钦察道。 俄罗斯各公国每年向钦察汗国缴纳贡税， 成为藩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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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40 年。 萨莱地处欧亚北路交通要冲， 曾经起过沟通欧亚交通的重要
作用。第三次西征是大蒙古国第四任汗蒙哥于 1252 年即位后， 派其弟
（成吉思汗孙） 旭烈兀统率 10 万大军西征波斯， 经过撒麻耳干， 征服了
木剌夷国， 进兵巴格达， 灭掉阿拔斯王朝； 1259 年进兵叙利亚； 1260 年
攻陷阿剌颇城和大马士革城。 旭烈兀通过西征， 在波斯地区建立了蒙古
四大汗国之一—— — 伊儿汗国， 建都帖必力思， 其疆土东起阿姆河与察合
台汗国为邻， 西至小亚细亚， 北邻钦察汗国， 南至阿拉伯海， 开辟了中国
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 — 波斯道。地处欧、 亚南路要冲， 曾为东西交通
做出过贡献。
著名学者忻剑飞先生在 《世界的中国观》 中说： 西征给国外关于中
国的知识和观念， 带来了三个直接结果：
其一， 中国的物质文化进一步西传， 其中包括火药、 罗盘、 印刷术、
造纸等极为重要的发明， 多是在这一时期辗转西传的；
其二， 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和旅行家来到中国， 这些人回去以后口
述手记， 使国外关于中国的知识大增；
其三，造成了罗马教廷对于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急迫心理和浓厚
兴趣， 照勒· 布尔努瓦的说法， “由于蒙古帝国的崛起， 使 ‘西方人的视野
范围突然间扩大了， 他们骤然感到茅塞顿开， 豁然旷达” 。
西征是成吉思汗影响世界的重要方面， 实事求是地说， 没有西征便
没有成吉思汗的世界影响。 成吉思汗及继承人西征的结果， 建立了四大
汗国， 构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 这是事实， 谁也不能否认。 坐落在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成吉思汗陵正殿，成吉思汗雕像背后有一幅欧亚版
图， 曾经一个时期一直是被一块帷幕遮挡， 其理由是： 有异议， 担心外国
人看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199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江泽民
同志视察成吉思汗陵时说： “那是一段历史， 历史事实谁也不能否认， 也
不能改， 不要遮挡，让大家看” 。 从此以后，帷幕被掀开， 还了成吉思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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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来面目。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研究成吉
思汗。 美国人杰克· 韦瑟福著的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的形成》 一书以大
量事实， 严肃批评了对成吉思汗的偏见和无知。说： 把罪行和残暴行为
加以放大， 成吉思汗却变成了野蛮人的代表和嗜血的野人， 成吉思汗的
真相持续地被埋没。 甚至一个时期， 蒙古人便成了其他国家失败和缺陷
的替罪羊。这种伪科学和学者式的想象应当尽早就纠正。
30 集电视剧 《成吉思汗》 （原版） 第一次大篇幅反映了成吉思汗西
征的场面。编剧朱耀廷教授说： 在该剧中如何反映成吉思汗西征，是非
常棘手的问题。过去，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均持基本否定的态
度。因此，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我国的史学家们没有人写出一本
全面论述成吉思汗的论著。80 年代后期， 我国拍摄的一部名为 《成吉思
汗》 的历史故事片， 以史诗般的气魄再现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斗
争，但也只是写到1206 年为止，始终没有出现一个有关成吉思汗西征
的镜头， 似乎成吉思汗压根儿没有什么西征之举。 这实在是个令人费解
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帝王当中， 大概只有成吉思汗是最具有世界
性影响的人物。
所以如此，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进行了西征。 描
写成吉思汗的大型历史剧， 不反映西征， 这与努尔哈赤、 皇太极， 与统一
北方的少数民族领袖就没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 这也不是一种历史唯物
主义的态度。 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史学家与剧作家都应该知难而上， 应
该敢于描写成吉思汗西征， 应该正确地分析西征的起因， 如实地反映战
争的过程， 并应用生动的事实说明成吉思汗胜利、 其他民族失败的经验
教训。
有些西方学者一谈成吉思汗及子孙的西征， 往往与 “黄祸论” 和 “威
胁论” 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种荒谬。用 “黄祸论” 来解读成吉思汗及其子
孙的西征， 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好战， 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不同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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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某些政治家所说的“黄祸论”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西方某些人说什么
“黄祸” ， 而不敢涉及成吉思汗的西征。 其实， 历史上的悲剧， 既不是由黄
种人的本性造成的， 也不是由白种人的本性造成的。 黄种人和白种人中
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时都处于无权的、 受剥削的地位， 他们不能影响统治
者的政策， 也都无力阻止统治者进行的征服战争。 另外， 从时间上看， 成
吉思汗及其子孙是先征服中亚和俄罗斯，然后才征服金朝和南宋……
在进攻南宋时， 蒙古的军队中就有俄罗斯一带各民族的军队， 他们在元
朝被称为色目人， 享受较好的待遇。因此， 用 “黄祸论” 来解释成吉思汗
及其子孙的西征， 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爱国的中国人， 不管属于哪个民族的， 都在企盼祖国更加强大， 中
华民族更加兴旺发达。 当然， 希望中国强大， 并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 更
不是鼓吹民族沙文主义。我们相信， 希望中国强大， 这不只是中国人的
强烈愿望， 也是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不过， 近年来随着成吉思汗影响的扩大， 世界的成吉思汗观发生了
很大改变。 过去在一些西方人的印象中， 成吉思汗总是与暴虐、 嗜血、 冷
酷、 野蛮形容词密不可分。 现在不同了， 人们的各种误解、 偏见迅速得到
纠正。就以美国为例， 杰克·韦瑟福撰写的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的形
成》 一书， 不仅描绘出成吉思汗壮丽传奇的一生， 而且引领大家探索现
代文明如何诞生。据报道， 这部书发行后影响很大， 几年内美国人的观
念得到了转变。
作者： 内蒙古日报社高级记者， 内蒙古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会理事长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专刊 200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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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第六次征讨西夏时
下营阿尔寨石窟的行军线路
仁钦道尔吉
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阿尔寨石窟 （百眼窑） 是成吉思汗第六次征
讨西夏时留下自己足迹的祥瑞之地。
成吉思汗为了实现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出于先排除侧
翼受敌之患考虑， 从 1205～1218 年间对西夏发动四次进攻。 第四次， 蒙
古军长驱直入， 包围中兴府。西夏王李遵顼命太子李德留守， 自己逃到
西凉府。 他派遣使者到蒙古军中请降， 奉表谢罪。 李德也表示， 一旦发生
战争。 可以出兵助战。 当时， 成吉思汗已决定西征花剌子模 （即撒儿塔兀
勒） ， 派使者去西夏征兵助战。其使者对李遵顼传成吉思汗令说： “汝曾
言， 为汝右手焉。 （今） 撒儿塔兀勒百姓断我金麋绳唉。 将征讨以折证， 其
为我右手而行之。”
譹 訛 没等李遵顼开口， 西夏的大臣阿沙敢不就抢先发
话说： “力气既不足， 何为称罕为？ ” 拒绝出兵援助， 将蒙古的使者打发回
去。成吉思汗听此话十分气愤， 但为了集中兵力西征， 成吉思汗只好暂
时放弃西夏。 然而又明确表示： “若获长生天之佑护， 得以牢握金勒归来
后， 即再理会之。”
譺 訛
1223 年， 负责偏师经营金国的木华黎进攻金朝的凤翔时， 西夏虽派
兵助战， 但由于蒙古军长期不能取胜， 西夏统兵官中途撤兵。 木华黎派使
者责问， 李遵顼害怕蒙古军再次攻西夏， 让位给次子李德王。 李德王年轻
气盛， 决定改变对蒙古屈辱求降的政策。当时蒙古军主力尚在西征前线
集中作战， 征金主将木华黎也不久病死了。 李德王认为有机可乘， 便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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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联络漠北诸部， “阴结外援， 蓄异图”
譻 訛 企图与蒙古对抗。成吉思汗从中
亚撤兵， 在额尔齐斯河下营时， 李德王从额济纳河方向侵犯蒙古领土。 于
是， 木华黎之子孛鲁， 奉成吉汗的密旨， 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五次进攻。对
此事， 《元史 · 孛鲁传》 记载到： “太祖十九年， 甲申 （1224 年） 秋九月， 攻银
州， 克之， 斩首数万级， 获生口马驼牛羊数万， 俘监府塔海， 命都元帅蒙古
不华将兵守其要害而还。”
譼 訛 西夏损兵折将， 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
但西夏并未因此而放弃与蒙古敌对的政策。金朝也在求和失败后重
新整顿兵力， 收复了部分失地。 西夏、 金国君臣看到两国互相残杀对自己
不利， 决定联合起来对付蒙古。 他们订立了盟约， 互称兄弟之国， 同意相
互支援。如果这一战略能够顺利实现， 将会构成对蒙古的严重威胁。
成吉思汗西征回来后， 十分关注这一势态的发展。 他首先考虑到如
何摆脱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成吉思汗认为， 只有首先征服西夏， 才能
拆散夏、 金联盟； 西夏地处金国西方， 位于黄河上游， 只有占领了西夏，
蒙古军才能居高临下， 直插金国的中央所在地—— — 河南一带。 为此在回
师蒙古草原的当年秋天，成吉思汗不顾七年西征的疲劳和六十四岁的
高龄， 亲自率兵第六次进攻西夏。
据 《史集》 记载， 成吉思汗命察合台留在斡耳朵后方二翼军队中， 将
窝阔台、拖雷和也遂妃带在身边出征。当时由于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失
明， 拖雷迟后几天才赶上了成吉思汗 譽
訛 。
“成吉思汗决定分兵两路进攻西夏：西路军攻打贺兰山以西河西走
廊沙、 肃等州， 成吉思汗亲率东路大军攻打贺兰山以东西夏腹地。”
譾 訛 在
军旅之中， 成吉思汗在阿尔巴斯山围猎野马， 不幸坠马受伤， 在阿尔寨
石窟一带养伤。 对此， 《蒙古秘史》 记载道： “冬间， 于阿儿不合地围猎， 成
吉思汗坠马跌伤， 就于搠斡儿合惕地面下营”
譿 訛 。纳· 巴图吉日嘎拉先生
在论文《 〈蒙古秘史〉 地名 “阿儿不合” ， “搠斡儿合惕” 考略》 中列举很多
佐证资料后论证说： “阿儿不合” 是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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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搠斡儿合惕” 是今阿尔寨石窟 讀
訛 。还有王大方、 巴图吉日嘎拉、 张文芳
等在题为《百眼窑石窟的营造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 — 兼述成吉
思汗在百眼窑地区之活动》
讁 訛 的调查报告中， 从考古学角度证明了成吉
思汗在第六次进攻西夏时，曾以阿尔巴斯地区的阿尔寨石窟为蒙古大
军的总指挥部， 策划灭西夏的战略大计。 而且在阿尔寨石窟壁画中发现
了描绘成吉思汗晚年及百年后有关情节的壁画。 笔者在论文 《阿尔寨石
窟传说及其名称、 被废弃年代考》
輥 輮 訛 中通过记述鄂尔多斯地区广泛流传
的几个传说， 提出成吉思汗在阿尔寨和阿尔巴斯地区留下了练兵演习，
准备向西夏发动总攻击的踪迹。
但是部分学者否认成吉思汗第六次进攻西夏时曾进入过今鄂托克
旗地面， 甚至认为成吉思汗在阿尔巴斯、 阿尔寨地区搞军事活动是无稽
之谈。因此， 成吉思汗第六次进攻西夏时， 是否进入过黄河套内的今鄂
尔多斯地方， 是否在阿尔寨石窟下过营， 如果进入过鄂尔多斯， 又从哪
里进入的，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2005 年 8 月， 鄙人有幸参加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的第二
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给与会者赠送了一本 《西夏通史》 的
厚礼， 并组织参观了西夏博物馆。 《西夏通史》 第七章 《西夏王朝的衰落
和灭亡》 第一节中有一幅 “蒙古军队进攻西夏线路图”
輥 輯 訛 在西夏博物馆
展厅的墙壁上， 也展示着这幅图。
图中分别用不同的箭头标记着蒙古军每次进攻西夏的线路。图上
很清楚地看到： 第六次进攻， 成吉思汗亲自率领的东路军， 从西夏边境
要塞黑水城一带入兵， 苏不台率领的西路军， 先后攻占西夏的沙州、 肃
州、 甘州城， 切断西夏军的退路， 形成东西夹击战局。 据图上标记的线路
看，东路军从黑水城一带向东挺进， 经过乌兰布和沙漠和贺兰山北麓，
进入今阿拉善左旗的敖龙布鲁格苏木、 巴音木仁苏木、 巴彦淖尔市磴口
县巴音高勒镇一带后， 入据黄河套内的。 其中巴音木仁苏木与蒙西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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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碱柜， 一水相隔， 近在咫尺； 磴口县与蒙西镇的伊克布拉格嘎查隔
河相望。从这些地方跨过黄河之后， 可以由北向南穿过布尔嘎斯太沟、
千里沟、 苏白沟等阿尔巴斯山地要隘， 直达阿尔寨、 乌仁都西一带。 东路
军进入阿尔巴斯地区之后， 又向西渡过黄河， 经贺兰山， 直指甘州、 肃
州。这与 “蒙古军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从百眼窑地区拔营直趋阿剌筛
山 （贺兰山） ”
輥 輰 訛 ，
“至而与阿沙敢不战， 胜阿沙敢不， 逼使寨于阿剌筛山
上， 遂擒阿沙敢不， 掳其有褐子帐房， 有骆驼驮伏之百姓， 使灰飞而尽
矣， 屠彼唐兀惕 （西夏） 勇健敢战之士”
輥 輱 訛 等记载非常吻合。所以 《西夏通
史》 “蒙古军队进攻西夏线路图” 标记的东路军入据河套的进军路线， 就
是成吉思汗率大军入驻鄂尔多斯， 在阿尔寨地区养病的同时， 制定灭西
夏战略决策的行军线路。
参考文献
譹 訛譺 訛新译简注 《蒙古秘史》 续集卷 1， 第 317页
譻 訛譼 訛 《元史》 卷 119 《孛鲁传》
譽 訛 《史集》 ， 第一卷第二分册， 第 317页
譾 訛余大钧：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第 315页
譿 訛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 《蒙古秘史》 （校勘本） 264节
讀 訛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1年第 1期
讁 訛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 576页
輥 輮 訛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4年第 2期
輥 輯 訛 《西夏通史》第 318页
輥 輰 訛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 575页
輥 輱 訛新译简注 《蒙古秘史》 续集卷 2第 352页
作者： 鄂托克旗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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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巡放歌的隋炀帝
武家政
一
盛唐时的一代诗宗王维， 一生曾二次出行塞北。 第二次是在唐玄宗
执政时， 奉命出巡北部边塞重地榆林郡， 留有 《榆林郡歌》 一首曰：
山头松柏林， 山下泉声伤客心。
千里万里春草色， 黄河东流流不息。
黄龙戍上游侠儿， 愁逢汉使不相识。
唐继隋开， 在 《隋书·炀帝记》 中记载： 大业三年八月戊子，隋炀帝
“次榆林郡” ， 曾 “观渔于河， 宴请百官” 。 《隋书 ·地理志》 则明确载有： “榆
林郡， 统县三， 户二千三百三十： 榆林、 富昌、 金河” 之言。可见榆林郡辖
地有阔野千里之草原， 横跨南下之黄河， 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那么， 榆林郡的治所榆林城在何处呢？直到 1976 年经文物考古证
实， 它就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 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政府所在地黄河南
岸的台地上。如今遗留有轮廓比较明显， 又相互毗连的五座城垣中， 年
代最早的是汉代的沙南县城； 其次是隋文帝于开皇三年 （公元 583年）
在沙南县城的故址上修建的榆林城， 亦称 “榆林关” 。 四年之后设置榆林
县。 到开皇二十年 （公元 600 年） ， 隋朝把属云川管辖的榆林、 富昌、 金河
三县改为胜州。隋炀帝在大业三年 （公元 607 年） ， 又将胜州改为榆林
郡， 治所仍设在榆林城。 自汉代以来榆林城就是拱卫中原王朝京畿的北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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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要塞。
当我站在榆林城古遗址隆起的若大台地上，注目这座彪炳于史册
的古城时， 它已苍老得难以辨认出当年伟岸瑰丽的雄姿， 只见向北延伸
的残垣断壁， 抗争了千年之久的风雨剥蚀， 仍挺立在奔流不息的黄河岸
边，峻拔的气势似乎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巍峨壮丽。俯瞰岸边下的黄
河， 虽然没有 “西来决昆仑” 开天辟地的大气象； 没有 “咆哮万里触龙门”
傲笑冲云霄的万丈豪情； 没有 “惊涛拍岸鸣春雷” 的千古绝响， 也许是因
为有缘， 黄河却在此温情地拐了一个小弯， 虽无银河蜿蜒的美色， 却有
黄波荡漾的依恋， 与榆林城好似一对情意绵长的伴侣， 相互拥抱了千载
之久， 相濡以沫走到了今天。在这对 “伉俪” 老人的履历中， 曾经历了太
多腥风血雨战乱的洗礼，却也见证了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和睦相
融醉人的喜悦， 其中隋炀帝当年巡幸榆林城， 与突厥启民可汗等多民族
酋长共同缔结 “金河之盟” 一段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 至今仍在传扬， 数
千年漫长流逝的岁月也难以抹去这里曾有的传奇和辉煌。
二
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战乱，彻底打破了中原封
建统治者长期隔绝各族人民的壁垒， 大批北方游牧民族迁徙中原， 尤其
是匈奴、 羯、 鲜卑、 柔然、 乌桓等民族融入汉族之中。 胡汉文化的混融， 迅
速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文化转折的第二次高潮，一个胡汉民族血液融合
全新的汉族新贵集团， 登上了开拓历史的大舞台。
南北朝后期， 由鲜卑族宇文氏建立的北周， 统一着中国的北方。公
元 580 年， 北周皇帝宇文贇去世， 传位年仅七岁的儿子宇文阐。 第二年，
执掌北周军政大权的杨坚（宇文贇的岳父） 轻易从孤儿寡母的手中抢夺
了帝位， 建立了隋朝， 成为开国的隋文帝。当年， 隋文帝将年仅 13 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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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杨广封为晋王， 任并州 （今山西省太原市） 总管， 悉心加以培养。
隋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积极策划统一大业，于开皇七年（公元
587 年） 灭后梁， 打通南进之路。次年， 由时年 20 岁的杨广统兵 51 万下
江南攻陈， 势如破竹攻破了陈都建康 （今南京市） ， 生擒陈后主。 不久， 岭
南 （今两广、 海南一带） 首领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 全国复归一统， 结束
了自西晋以来长达 300多年的分裂局面。同时， 隋文帝大力推行法治，
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为了发展经济， 开通漕运， 在开皇四年 （公元 584 年） 命宇文恺率众
开渠， 自大兴城 （长安城） 西北引渭水， 略循汉代漕渠故道向东， 至潼关
入黄河， 长 150 多公里，名广通渠， 拉开了隋代修建南北大运河的序幕。
从公元6 世纪中叶至 8 世纪中叶，活跃于中国北方草原上称霸的
是突厥。 隋王朝建立时， 突厥已经强大起来。突厥汗国虽然占据的北方
疆域有五六千里之辽阔， 但是， 军政之权涣散， 众多的部落各行其是， 纷
争不断， 互争雄长。他们还不断地向外扩张掠夺， 鄂尔多斯地区当时正
是隋朝的北境， 突厥部落经常南侵， 战祸兵灾连连， 对隋朝威胁很大。 隋
文帝在派兵反击入侵的同时， “敕缘边修保障， 峻长城” 。 于开皇五年 （公
元 585 年） ， 由司农少卿崔中方领兵三万， 修建灵武 “朔方长城” ， 全长七
百里， 途经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四处的堆筑土墙， 至今仍依
稀可辨， 逶迤向前消失在茫茫的烟云中。
隋文帝对突厥各部实行 “远交而近攻， 离强而合弱” 的策略， 仗其
“首尾猜嫌， 腹心离阻” ，突厥汗国分裂成东、 西二部。早在开皇三年 （公
元 583 年）驻牧于大漠南北的突厥各部遭遇旱灾和疫病，人畜大批死
亡，隋朝趁机出塞攻击，由突厥沙钵略可汗管辖的各部不得已内附隋
朝， 在开皇五年 （公元 585 年） ， 南下 1500 余里至白道川 （今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平原） ， 建牙帐于紫河镇 （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北） ， 由此开始
了东突厥和隋朝关系友好的新时期， 维持了近 30 年。在这 30 年中，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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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关系曾有多次交锋， 隋对突厥基本上奉行的是怀柔安抚之策， 虽有
军事冲突， 但多出于防卫， 以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开皇十七年 （公元
597 年） ， 隋文帝审时度势， 以宗女义安公主嫁给突厥的染干 （沙钵略可
汗之弟莫何可汗之子） ， 并在开皇十九年 （公元 599 年） 出重兵击退突厥
都兰、 达头两可汗联兵攻击染干的铁骑， 向北追击了 700 余里。隋文帝
封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 并在朔州筑大利城 （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
尔县西北） 给予安置。不久因义安公主死亡， 隋文帝义将义成公主嫁给
启民可汗。 在隋朝的支持下， 启民可汗先后打败达头、 都兰二可汗， 将放
牧之地扩大到白道川及河南地， 为隋守边， 自此之后， 河套地区 （鄂尔多
斯地区） 相对安定， 突厥、 汉等民族得以休养生息。史载： “出现人民羊
马， 遍满山谷” 的兴旺景象。 面隋朝的强盛和北疆的安定， 北方诸游牧民
族纷纷附隋， 在隋仁寿元年 （公元 601 年） ， 就有 “突厥男女九万口来
降” 。 隋仁寿三年 （公元 603 年） ， 西突厥又有十余个部落降于启民可汗。
隋朝把这些归附的突厥部众尽属启民可汗统辖，河套地区成为安置的
主要场所。 隋朝在 “长城以北， 大兴屯田” ，收获岁广， 白道川的农业空前
发展， 致使 “边戌无馈运之忧” 。
三
隋仁寿四年 （公元 604 年） 七月， 隋文帝病危， 杨广趁机采用凶狠果
断的手段， 抢登帝位， 是为隋炀帝， 改国号为大业。 此时的隋王朝正逢繁
荣的盛世， 经济强劲， 社会安定， 甲兵强锐， 疆域辽阔， 垦田速增， 积蓄充
盈， “计天下蓄积， 得供五六十年” ， 政治、经济、 文化、 外交都进入全盛黄
金期，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年少时就曾为隋王朝基业建立卓
著功勋的隋炀帝， 意气风发，对国政有宏大的抱负， 凭借强盛的经济实
力， 刚登基的他即在隋大业元年 （公元 605 年） ， 下诏修建东都洛阳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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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营造南北大运河工程。 开启了动辄征用百万民众连年劳役之举， 埋
下了国本松动， 民怨沸腾的祸根。
大业二年 （公元 606 年） 四月， 一直在心中萦绕着 “悠悠洛阳道， 此
会在何年” 急切心情的隋炀帝， 实现了迁都洛阳的美梦， 其声势十分浩
大， 据 《隋书 · 炀帝记》 载： “自伊阙， 阵法驾， 备千乘万骑， 入于东京。” 当
年， 突厥启民可汗到东都洛阳， 受到隋炀帝的热情款待， 特在芳华苑积
翠池畔大演汉、 晋、 周、 齐各代百戏， 《隋书 ·音乐志》 对这次百戏演出， 书
有 “千变万化， 旷古莫俦” 的惊叹之语。
大业三年 （公元 607 年） 六月， 隋炀帝率领百官从新开的自涿郡 （今
北京市） 到榆林郡的御道， 北巡至榆林城， 随驾卫士和兵卒五十万， 战马
十万匹， 龙辇旌旗仪仗辎重车队， 连绵数千里。 启民可汗携义成公主前往
迎驾觐见， 献马 3000 匹， 并上疏请求 “变服，袋冠带” 。他机敏动情地上
言， 自己现在已是隋朝至尊的臣民， 为表示自己的赤诚之心， 要求允许突
厥人改穿华夏大国一样的服装。 虽然随行的公卿大臣们都要成全这件好
事， 一致 “请依所奏” 。 但明智的隋炀帝却不以为然， 他婉言相拒说： “先王
建国， 夷夏殊风， 君子教民， 不求变俗” 。在隋炀帝看来， 如今我隋朝大国
泱泱， 盛世煌煌， 让不同的民俗共存， 显示隋朝的宽宏大度和爱民之心岂
不是更好吗？ 于是隋炀帝下诏启民可汗， 指出： “碛北未静， 犹需征战” 。 只
要忠心于朝廷， 无需改变服饰。 除先前回赠的一万两千匹帛外， 又嘉奖启
民可汗， 赠予辂车、 乘马、 幡旗等仪仗， 准其 “賛拜不名， 位在诸侯王上” 。
隋炀帝在榆林城东的高地上升大帐、设大宴，款待启民可汗及突
厥、奚、 室韦、 沙陀等部族首领共 3500 余人， 席间觥筹交错， 鼓乐齐鸣，
百戏轮番上演。 此时的边塞榆林城人山人海， 欢声雀跃不断。面对白日
流泻着波光耀金的黄河滔滔， 随行的百官与众部族酋长、 宫妃佳丽， 围
观嬉鱼。 夜晚眼前黄河流水中林立的帆桅被月光染成了银色， 河中闪烁
的万千灯火与暗夜天空中的繁星交相辉映，正是在河边赏月陶醉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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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光。 沉浸于宴会上美酒佳肴的隋炀帝， 此时也许回忆起自己登基称
帝前， 曾 “金带连环束战袍” 统兵深入北疆突厥营地， “卷旗夜劫单于帐，
乱斩胡兵缺宝刀” 那壮怀激烈的往事， 观眼前的启民可汗忠顺地殷勤敬
酒， 面对当今塞北安宁兴旺的茫茫大漠，刹那间帝王的自傲豪情化成了
诗行， 不禁把涌酹滔， 忘情地放歌吟诵：
鹿塞鸿旗驻， 龙庭翠辇回。
毡帐望风举， 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颡至， 屠耆接踵来。
索辫擎膻肉， 韦鞲献酒杯。
何如汉天子， 空上单于台。
隋炀帝打破了长期以来 “夷夏之界”的藩篱， 难抑心中 “奋风得意马
蹄疾” 的畅快， 向往着今后自己的帝业， 将犹如岩层深处那呼啸奔突地
火般的壮观， 一时激动， 竟脱口将自己与汉武帝相比。该诗中指的史实
是汉朝元封元年 （公元前 110 年） ， 汉武帝亲率 18 万大军，深入到今呼
和浩特市北阴山下， 登上单于台， 派使者向匈奴单于下战表， 摄于汉军
旌旗千里的赫赫军威， 匈奴未战而逃的典故。 隋炀帝在诗中讥讽汉武帝
只是涉远道空上了一回单于台， 那如自己亲自统兵出塞血战突厥， 恩威
并用， 赢得了当下北疆的安宁。敢于与汉武帝相提并论， 暴露了隋炀帝
好大喜功刚愎白用的内心世界。
不过， 当我们纵观历史， 平心而论， 这次隋炀帝北巡， 设宴款待北疆
异族众多首领的规模竟如此浩大， 召开的 “民族团结友好表彰大会” ， 在
古代当是空前绝后， 开创了中华有史以来民族团结和睦友好的大气象。
此刻， 我想起唐代诗人卢纶在创作的一组 《塞下曲》 中所描述的诗句， 借
来形容榆林城的这次盛会， 其意境竟然有些相似之处：
野幕敞琼筵， 羌戎贺劳旋。
醉和金甲舞， 雷鼓动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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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动山川” 的雷鼓声， 确实震动了朝野上下， 震撼了万里边疆， 为
当时隋朝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前哨的北部广大疆域， 延续了近十年的和平
时光， 各族人民得以更好地休养生息， 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载入了史册。
隋炀帝一行在榆林城逍遥了 54 天， 在此期间的七月， 他下诏征用
百万余众修筑紫和长城， 从榆林城过黄河， 向东横贯榆林郡辖地，长二
百余里， 为拱卫京都， 巩固塞北的安全， 增添了一道防线。
八月，紫河长城快速竣工，此时的塞北正迎来秋高气爽的艳阳高
照， 草原上盛开的各色野花争芳斗艳。虽然，塞北那 “明月隐高树， 长河
没晓天” 宁静祥和的景色， 会绊住人们依恋的脚步， 但是， 隋炀帝此次北
巡，就是要炫耀自己帝业的荣耀和泱泱隋朝的国威，于是再次重整仪
仗，旌旗猎猎， 策万马， 列千车， 笳鼓喧动万旌从榆林城出发， 前往巡视
启民可汗的牙帐， 况且他心中还惦念着下令营建的晋阳宫可合朕意？ 决
定 “历云中 （今大同市） ，斥金河” （流经今呼和浩特市的大黑河） ， 进入楼
烦关至人原晋阳宫， 再返洛阳。一路上隋炀帝的龙辇车队浩浩荡荡， 几
十万铁骑护卫， 车仗仪卫五彩缤纷， 目不暇接， “胡人敬以为神” 。 启民可
汗在白道川饰庐清道， 以候乘辇， 设宴献美酒隆重迎驾。就在隋炀帝与
启民可汗再次相聚， 推杯换盏正酣时， 没想到， 见到了高句丽王国派到
突厥可汗的使节， 隋炀帝当即用吩咐的口吻对使节说， 命高句丽国王四
年后到涿郡朝觐。可是， 意想不到此寥寥数言， 竟然引发了之后一场连
续数年的战争， 为隋王朝的衰亡埋下了又一个祸根。
大业四年 （公元 608 年） ， 隋炀帝派兵向西挫败了吐谷浑， 拓地数千
里， 实行郡县制管理， 并大开屯田， 发展农业。不久， 又从洛阳北上游五
原郡 （今内蒙古临河市东） ， 巡视了雄踞北疆的长城。
大业五年 （公元 609 年） ， 隋炀帝从洛阳到西都长安 （今西安市）， 满
怀 “骏马似风飙， 鸣鞭出渭桥。 弯弓辞汉月， 插羽破灭骄” 的豪情， 率大军
出发经甘肃陇西， 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北上， 前往河西走廊的张掖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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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走的是 “疾风卷溟海， 万里扬沙砾。 仰望不见天， 昏昏竟朝夕” 的浩瀚
大漠。一路上平沙莽莽， 天寒地冻， 风雪弥漫， 在一次暴风雪中， 隋炀帝
曾与随从的官员失去联系， 士兵冻死大半。在这旷然万里余的行程中，
那宁静空寂的夜晚， 也只是 “边月随弓影， 胡霜拂剑花” ， 待君王的不过
是一轮高高悬空的冷月。吃尽了苦头的隋炀帝坚持由张掖向西巡行近
千里之遥， 亲临西海、 河源、 鄯善、 且末四郡， 深入到了今新疆的腹地， 中
国封建时代， 皇帝西巡到这么遥远的边疆， 唯有隋炀帝一人。行进的路
上， 西域高昌国等异族君主， 共有 30 多人前来觐见， 表示臣服隋朝， 各
边邻小国的商人们云集张掖从事贸易。 长达半年的此次西巡， 隋炀帝亲
自安定西疆， 畅通了古丝绸之路， 威震了西域各国， 巩固了中国的统一
大业， 促进了大西北经济的繁荣和各民族的团结融合。
隋炀帝此次不寻常的西巡， 自然会有许多感慨， 挥毫写了一首 《饮
马长城窟行》 的五言诗， 共计 30 行。此诗开篇道： “萧萧秋风起， 悠悠行
万里。万里何所行， 横漠筑长城” ， 表达了他安定西北边疆， 恢复汉代辉
煌业绩的迫切愿望。接着以较多的诗行描述了此次西巡开疆拓土， 宾服
四野， 威震四方的业绩与感慨之后， 以 “浊气静天山， 晨光照高厥” 的帝
王荣耀， 告慰先祖于 “功归清庙前” 而戛然而止。 难道此首长诗是隋炀帝
满足于 “霸图今已矣” 的自我表白吗？答案是： 非也！
大业七年 （公元 611年） ， 隋炀帝没有忘记四年前在白道川启明可
汗的牙帐中， 对高句丽王国使臣命其国王觐见的口谕。 于是隋炀帝还真
的前往涿郡等候， 高句丽国王高元却没有来。 自视霸主地位不可挑战的
隋炀帝气得七窍生烟， 固执于 “功名只向马上取” 的自信， 下诏宣布高句
丽国王的罪状， 征兵集中于涿郡， 粮秣集中于辽西郡 （今辽宁省义县） 。
军令如山准备开战，运输队伍川流不息多达十余万人， 病死、 累死、 饿死
的民丁尸体横路数百里， 无人收葬。恰逢黄河洪灾， 全国三十余郡成为
泽圈， 饥民纷纷浪迹荒山大泽， 无人过问。朝廷对讨伐高句丽王国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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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仍毫不放松， 于是官逼民反， 百姓纷纷武装抗暴， 天下大乱。 隋炀帝却
执迷不悟， 碍于自己的面子受损， 从公元 612 年到 614 年， 发动了三次
对高句丽王国的东征。 前两次都是隋炀帝御驾亲征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
东征， 全国民反已经是风起云涌， 四方响应。高句丽王国一连三次受到
攻击， 已筋疲力尽， 只好求和， 但是国王高元仍不应诏入朝， 隋炀帝难咽
这口气， 仍下令准备第四次东征但是到了公元 616 年， 全国几乎三分之
二的郡县都已陷落在各地农民武装起义军的手中。隋炀帝眼看东征已
成泡影， 决意改作第三次出游江都 （今扬州市） ， 临行前写了一首诗， 诗
中以 “我爱江都好， 征辽亦偶然” ， 告别留守在洛阳的百官和宫女。临别
之际的隋炀帝心情并不好，他已意识到三次东征高句丽王国给国家已
造成严重的衰败。 但是， 他的反思却是以 “征辽亦偶然” 搪塞了事。 然而，
即便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所衍化成不确定因素，有时也会演变为始
料不及的大灾难， 骤然改变历史前行的方向。可是昏昏然的隋炀帝仍
旧是旌旗蔽日， 舳舻相接， 御龙舟顺大运河南下。他没有料到此次巡
游， 竟然会命丧黄泉于江都， 大隋王朝也随后彻底崩塌，消失在历史
的尘埃中。
作者：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委副主任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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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塞外情
武家政
一
在与鄂尔多斯接壤的陕西北部，位于延河中游的延安城，古称延
州。 它紧连南部中原腹地的战略位置， 成为古代中原王朝与以鄂尔多斯
地区为前台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交相占领， 更替统治的地区之一。 到北
宋时， 它是与西夏交战的重要边塞关隘。
就在延安城南， 与凤凰山、 清凉山对峙相望， 形成鼎立之势的嘉岭
山 （又称宝塔山） 石壁上， 刻有大大的 “嘉岭山” 与 “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八个大字， 每个字的高和宽度都在三米以上。 虽已经历了 900 余年风霜
雨雪的剥蚀， 那透出遒劲方刚的气势， 仍给人以醒目的震撼。而踞于嘉
岭山西北的清凉山，在万佛洞石窟上方的绝壁之上， 矗立着一座飞檐耸
出的范公祠，在蓝天如洗的映衬下，到此的人们都纷纷投以仰视的目
光。难以想象， 在偏临塞北的山川大地上， 竟然也有一道与北宋名臣范
仲淹相联的独特景观， 令自北宋以来到此的芸芸众生， 发思古之幽情，
行延续千年之凭吊。
二
范仲淹出生于宋端拱二年 （公元 989 年） ， 自称是吴县 （今苏州）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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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祖籍系今陕西彬县， 其出生地并不是苏州， 而是徐州。 据 “范氏家
谱世系” 记载， 他的十代祖范履冰是唐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宰相之一。他
的四代祖被朝廷任命为今浙江省丽水县县丞，于唐咸通十一年， 范氏一
支渡江南下赴任， 后因中原战乱， 滞留在江南定居， 成为了吴县人。
范家虽然世代为官， 但在范仲淹两岁时， 父亲在徐州任上去世， 母
亲谢氏贫困无依，两年后携他改嫁到山东长山县朱文瀚家，更名为朱
说。自童年始， 范仲淹学习就非常刻苦， 曾在长山县附近的醴泉寺发奋
苦读， 每日一把米煮成粥， 待冷却凝结后划成四块， 早晚各食两块， 用野
菜齑加少许盐佐餐， 坚持了三年， 这就是被后人广为流传的 “断齑划粥”
之典故。当他得知自己寄人篱下的不幸身世后， 毅然辞别母亲， 到北宋
南京 （今商丘市） 应天府求学， 昼夜攻读， 和衣而卧五年整， 终于在宋大
中祥符八年 （公元 1015年） 考中进士， 开始为官。 他把母亲接到身边， 遵
母命复姓归宗， 恢复范姓， 改名仲淹， 字希文。 在范仲淹尚未入科举考试
的读书时期， 时人就说他少有大节， “慨然有志于天下， 常自诵曰： ‘士当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 。 这一段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坎
坷经历， 在他的心灵深处， 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印记， 也许早就演化
成为在他此后一生的官宦生涯中， 坚持爱民为民的崇高志向。
三
事实证明， 范仲淹为官后， 就坚持践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把勤
政上升到了出于公心， 敢于直谏的高度， 特别是与百姓安危和利益攸关
的大事， 他更是不顾己安， 在朝廷上据理力争， 为民请命。可是事与愿
违， 因直谏惹恼了当朝皇帝， 多次被贬官降职， 流落遍及四方， 行程达千
万里， 仍矢志不渝。 在各地任职期间， 他努力为百姓谋利益， 可谓政绩卓
著， 突出的一大功绩， 就是抗御西夏入侵， 镇守西北之功。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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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宋仁宗执政期间，当初占据鄂尔多斯的党项羌族首领李元
昊， 在为建国做准备的同时， 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公元 1034 年，
李元昊率部对宋朝的府州（今陕西府谷县） 发动进攻， 接着又对环、 庆两
州连续攻击， 但并未引起宋朝的警惕。
公元 1038 年， 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此时的宋朝统治者已腐败
不堪， 军队的作战能力也已大大减弱。 公元 1040 年正月， 李元昊集中十
万兵马， 在今陕西安塞县东，发动了大规模的三川口战役，战略目标直
指延州， 用猝不及防的突击战术， 一举攻下了延州北边的金明寨， 活捉
宋将李士彬。 随后又击败为延州解围的宋将范雍， 乘胜围攻延州达七天
七夜， 这时不期而至的大雪纷纷而降， 李元昊因粮草难以为继， 无奈撤
军。延州的险些失守， 震动了朝野， 上下顿时惊慌失措。
在这危及江山社稷的关键时刻， 范仲淹主动请缨， 以时任陕西经略
安抚招讨副使的身份， 兼延州知府， 于公元 1040 年 8 月坐镇此军事要
塞。当时西夏初立， 气焰炽盛， 锋芒正锐， 而宋朝西部边塞一线， 支离破
碎， 边将贪生怕死，军纪荒废。 范仲淹到延州后， 即对边政进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 在日夜加紧训练整肃军队的同时， 招募流亡边民， 修山寨， 定堡
障， 既加固了边塞防线， 又使延州大批流亡无着的羌汉民众， 相继归业，
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为了备战的需要， 在嘉岭山北麓沿河之滨凿了一口
深井， 被后人誉为 “范公井” 。在嘉岭山顶修建了瞭望台 （即摘星楼） ， 并
在此山石壁上凿刻 “嘉岭山”与 “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八个大字， 以示镇
守边关之雄心。 这一系列巩固边防之措施， 快速扭转了延州战后颓丧的
局势。边政防线稍有安定， 他又建嘉岭书院， 兴文教， 广教化。范仲淹主
政延州只有短短的八个月， 边防和民心都为之大变， 西夏不敢再犯。
此时的范仲淹已五十二岁， 不再年轻， 他为了安社稷， 济苍生， 主动
挑起的是一付败则毁誉， 可招杀身的千钧重担。在主政延州之后， 他又
任职环、 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 兵马都督， 指挥陕甘一带的军政大事，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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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御和抗击西夏侵扰的一方统帅， 先后有三年之久。 范仲淹镇守边塞
立足于一个 “防” 字， 推行平息边疆之争的长策。他注重改革边政， 文武
参半， 张弛有道， 将原来一触即溃的西部边防前线， 巩固成为西夏不敢
轻易进犯的铜墙铁壁。
四
遗憾的是范仲淹镇守边塞的施政方针，在朝廷主战与主和两派喋
喋不休的争吵中， 遭到了左右掣肘， 难以坚持施展。边境的安定没能持
续多久， 西夏李元昊在公元 1041 年、 1042 年闰九月， 两次对陕甘一线
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战争， 边患狼烟四起， 生灵再遭涂炭， 居住在边塞一
带的羌汉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此时勤勉为官的范仲淹， 求治平天下， 与天下同安乐的强烈责任感
变成了内心的愧疚和牵挂， 面对已是千疮百孔， 一片凄凉的宋朝江山，
他是 “进亦忧” ， “退亦忧” ， 时时袭上心头的国难乡愁， 让他彻夜难眠。 这
位白发将军在雁鸣南飞， 月照孤城的边塞秋至之际， 禁不住仰望明月，
举笔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 《渔家傲》 ：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是一个志向远大、 文武兼备的读书人， 亦是一位才情满怀，
杰出的政治家。 当我们重读这首不同凡响的 《渔家傲》 时， 塞北秋景宛然
在眼前浮动， 在那苍凉悲情， 无奈生哀的高吟低回中， 边疆战士外溢的
英雄气概与儿女情重的内心感怀，交响成了一曲忧国忧民， 刚柔相济，
至今仍激荡人心的悲壮之歌。 这种溢满心胸又无可奈何的慷慨， 是范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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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心中求治平天下， 以天下苍生为重美好理想的浩然长叹。
然而， 心中的悲凉并没有使范仲淹就此消沉颓丧。 就在宋庆历二年
（公元 1042 年） ， 朝廷因主战派占上风， 决定与西夏开战， 责令西北边塞
几路兵马同时出击，范仲淹仍坚持主张以防御为主， 反对贸然出兵。他
顶住各方压力， 抗命不战。 并给宋仁宗上书， 表明自己不苟众议， 不肯进
兵开战的决心。范仲淹不顾后果的抗命， 自然被朝廷再次贬谪。
此时的西夏， 虽然自 1040 年以来， 连取三大战役的胜利， 但因战事
频发， 与宋朝边界已久不通市贸易， 生活物质十分匮乏， 国计民生艰难，
李元昊也感到战争难以再打下去。 无奈之下与宋朝议和， 讨价还价一年
之久， 终于达成宋朝与西夏的阶段性和平共处。
五
此时，遭受贬谪途中的范仲淹， “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
守” 的平和心态， 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数年风土塞上行， 说是江山意暂清。
求取罢兵南国去， 满楼苍翠是平生。
西夏的党项人自唐代就是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游牧民族，延续到宋
代彼此关系也很密切。但是， 自李元昊建立西夏国， 与宋朝就成了你死
我活的敌人， 边关从此烽烟四起， 杀戮对抗不断。这对于宋朝的官宦而
言， 对西夏应采取何种立场，显然是个重大的政治考验， 从中国的传统
意义而言， 这也正是检验知识分子人格操守的人生关口。 范仲淹正视西
夏李元昊叛宋立国的严重危害， 但是， 他以推己及人的博爱， 仍视广大
的西夏党项羌民众是与中原汉民平等的苍生，是他追求与天下众生共
安乐的弱势群体。正是出于这种理念， 他在延州主政时， 为加固边防修
建各种设施，给予流落在边关的羌人，同汉人一样有做工求生存的机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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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来在主持陕甘边政防务时， 以至大至刚之气， 对西夏不主动出击
的决心始终不动摇， 即便一再遭到朝廷的贬谪， 人生的理想受到重大打
击，人格风范遭到横加践踏， 他仍以不虑自身荣辱的舒展心绪， 不慌不
忙， 写下了 “求取罢兵南国去， 满楼苍翠是平生” ， 那似乎诗情画意式的
心灵自白。
范仲淹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的高洁情怀， 用他生命的历程，成为
关心国计民生，忠贞不渝为天下所有民众忧其苦、求其乐的真正实践
者。 在对待异族党项羌广大民众时， 他将民族气节朝着人格尊严和道德
操守的层面升华， 淡化的是所谓民族气节和民族大义的敌对和膨胀。 范
仲淹处理民族矛盾时的高风亮节， 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永世和睦昌盛， 无
疑显示出了大德大智的榜样力量。
就在庆历六年（公元 1046 年） ， 范仲淹 58 岁时， 应友人滕子京之
邀， 为重修黄鹤楼作记时， 将自己年轻时就常常诵念于口于心的 “先天
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 写进了 《岳阳楼记》 。由此， 将从屈原开
始追求的中国文人精神理念， 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良知层面， 这如椽大
笔书写的经典箴言， 在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的长廊中熠熠闪光， 昭示于天
下。 而岳阳楼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心怀天下， 先忧后乐精神象征的巍
巍大厦。
范仲淹虽然在后期官至朝廷的枢密副使 （副宰相） ， 但因为力主改
革朝政， 被保守派逼上了政治改革的祭台， 成为了朝廷腐败内斗的牺牲
品。晚年的他职位调动频繁， 在 64 岁那年前往颍川任职， 途中至徐州竟
一病不起， 溘然长逝， 随母安葬在今河南伊川。他死后的祭祀大典移至
苏州天平山， 史载有几百位羌族酋长和百姓， 赶来跪在他的灵前恸哭不
已， 哀悼斋祭了三天才离去。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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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范仲淹生前求治平天下，与天下共安乐的理想抱负和谋天下太平
之策， 虽然没能如愿， 成了他 “委经纶于一梦” 的永远牵挂。但他宽厚博
爱的品性，刚正不阿的人格，却成为了千秋万代中国人生命的滋养。
他的英名和功绩深深扎根在中国世代老百姓的心中， 走过千年， 走到
了今天。
在他生前与死后，读书人和老百姓自发为他修建的祠宇遍及大江
南北。 那出自于范仲淹之手赞扬汉代隐士严子陵， 传诵千古的名句： “云
水苍苍， 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 已成为了后代人们对他心灵
仰慕的祝颂。这是冥冥之中， 历史评价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 它发出的
振聋发聩回响， 将永远激荡在中国江山多娇的山川大地上。
此刻， 遥望延安清凉山上屹立的范公祠， 心中不禁默默诵吟着祠门
两旁镌刻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教诲， 仿佛看到啸傲
于天地之间的一股人间正气， 随着延河流水， 舒缓前行， 融入黄河滚滚
的浪涛， 依依北望鄂尔多斯高原， 直泻南下又迅疾东折， 一路高歌， 朝着
太阳升起的地方， 去拥抱蔚蓝喧嚣的大海， 那儿， 将会又是一个崭新的
天地。
作者：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委会副主任
原载 《鄂尔多斯学专刊》 201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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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事略
郝继忠
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 （1540 年～1586 年） ， 也作 “胡图克台彻辰” 、
“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 明朝汉文史籍称 “切尽黄台吉” 。 是成吉思汗第
十九代孙， 北元后期蒙古鄂尔多斯万户首领之一， 是阿勒坦汗政权中重
要人物。著有 《十善福经白史》 。
库图克台曾祖父巴尔苏· 博罗特为蒙古右翼三万户之上济农， 祖父
衮必里克墨尔根 （明汉文史籍称吉囊） 为鄂尔多斯万户济农。父诺木塔
尔尼郭斡台吉为鄂尔多斯万户伯速特、 卫新 （乌审） 二部领主。 库图克台
彻辰洪台吉与其叔祖阿勒坦 （明汉文史籍称俺答） 汗为同时代人，又是
阿勒坦汗的得力助手。其生平载于 《蒙古源流》 和 《万历武功录》 。 《万历
武功录》 赞曰： “切尽为人明敏， 而娴于文辞， 尤博通内典” ， “雄视一套，
投足左右， 便有轻重” ， “善用奇兵” 。该书中的 《切尽黄台吉列传》长达
3400 字， 记载库图克台与明朝相关军政事务， 尤详于通贡、 互市。而 《蒙
古源流》 侧重记载其处理民族内务、 征伐、 礼佛。 两书对库图克台的记载
各有千秋， 可互证。
按 《蒙古源流》 记载， 库图克台的军政活动始于明嘉靖四十一年 （公
元 1562 年） 。 库图克台率鄂尔多斯万户军队西行远征四卫拉特 （瓦剌） ，
至额尔齐斯河与土尔扈特交战， 击杀喀喇 · 博兀喇， 收服辛必斯、 土尔扈
特二部之半， 班师还营。 譹
訛 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年） ， 库图克台又行兵土
伯特， 在锡里木济之三河交汇处， 与当地佛教界建立政治关系， 收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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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后， 携勒尔根喇嘛等 ３ 人返回鄂尔多斯。 譺
訛
隆庆五年 （1571 年） ， “其五月， 俺答迁使奉表称臣， 贡名马三十匹。
上御建极殿受之， 使太史奉金册， 封俺答顺义王。”
譻 訛
《三云筹俎考》 载：
“隆庆五年五月， 内俺答在得胜市边外晾马台封王时， 同东西各台吉头
目昆都力哈、 老把都、 永邵卜大成、 切尽黄台吉等三大部夷人， 并各衙门
原差通官，在彼讲定。有俺答等随令头目打儿汉首领等四名对天叫誓
……”
譼 訛
“隆庆辛未， 吉能 （鄂尔多斯万户济农， 即诺延达喇—— — 笔者） 遣
切尽等至俺答所曰： ‘幸为我告制置使王崇古， 请得贡市比宣大’ 。俺答
随令切尽， 纠合都督同知昆都力哈……等， 贡马五百有九匹。内进上马
三十匹， 鋄银鞦辔马鞍一副， 而切尽亲为表文……制置使王崇古阅其表
文， 大都感上许俺答封王通贡恩， 顾辞多参以佛语。 乃及封还， 而令其表
视俺答式以进。 切尽谨如约， 然后下令， 令择五色银合枣骝骟马四十匹，
咨送礼部， 复选择以进，余番得畜边营。”
譽 訛 库图克台上交明朝的表文，
表达了鄂尔多斯万户大小封建主请求封贡的愿望。
“其秋， 套虏吉能等， 亦愿输贡处……并请于朝， 许其开市入贡， 酌
延绥、 宁夏悉如宣大例报可， 赐吉能都督同知官， 余以次拜指挥千、 百户
秩凡四十九人， 并赠衣币。”
譾 訛
（切尽） 初授指挥佥事， 是时贡市始成。诸
部酋既得汉官， 皆相传以为荣。 切尽独心怀鞅鞅， 以为 ‘汉将军不当以众
人遇我乎’ ！”
譿 訛
“明年 （辛未—— — 笔者注） ， 能 （吉能—— — 笔者注） 乃遣切
尽黄台吉、 威进恰他不浪、 莽会台吉请贡。 切尽等迎谢悉如礼。汉法： 临
市， 建黄帏， 诸夷南向叩头者四。切尽等乃竟执夷礼， 卸冠叩谒， 志气扬
扬， 甚自得也。 第偏索铁锅弗得， 退后有言……于是， 抚臣郜光先喜能恭
顺， 请赐能及切尽等绮币有差。”
讀 訛
《明史》 记载： “西部吉能及其侄切尽
等亦请市， 诏红山墩暨清水营。市成， 亦封吉能为都督同知。”
讁 訛 时明朝
首辅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十一月前后的书信中称： “威正恰者不知前已授
官否， 渠能制吉能， 即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尽黄台吉通佛经， 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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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昨在宣大调伏俺答、 老把都二酋， 甚有功于中华。 故特赐赏赉。 此二
人者， 一宜以计用之， 一宜以礼处之” （ 《明经世文编》 卷三二六） 。 輥
輮 訛
隆庆六年（1572 年） ，库图克台的两个弟弟布延达喇浩拉齐巴图
尔、 赛音达喇青巴图尔行兵托克摩克 （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 ， 至锡喇
河 （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 ， 进攻阿克萨尔合罕， 掠其人畜， 擒其夫人。 青
巴图班师返至尼楚衮 · 哈苏鲁克， 阿克萨尔合罕率兵十万追战。青巴图
与库图克台十七岁的长子乌勒哲 · 伊勒都齐等人当先攻入， 青巴图兄弟
二人战死， 乌勒哲·伊勒都齐乘马中箭， 后获救而返。 輥
輯 訛 此年， 库图克台
的活动在《万历武功录》里记载较详。
“明年壬申春， 二月， 切尽乃蹈水临边， 关吏亟问： ‘尔来何为？ ’ 切尽
对曰： ‘边外朵颜三卫为达子， 乌思藏为回子、为西番， 并我等入贡， 必不
敢往寇。 吾来， 为瓦剌也’ 。 ” 库图克台率部在今河西走廊地区缓慢行动，
途中遇雨雪， 以致牛马消耗， 艰苦万状， 恳请明开互市， 不许。 “切尽内深
次骨， 乃益谬为驯谨， 诫诸部所过毋抢番， 毋抢汉， 令下即起营。 ” 闰二月
朔， “切尽往马蹄寺礼佛毕， 即使夷使向抚臣索车渠数珠， 莲花子数珠及
西番 《十王经》 。先是， 延宁抚臣郜光先为切尽请敕赏， 幸报可……传檄
切尽同伊母并部夷二百余人， 叩头受敕赏而去。 ” 三月， “实以马牛， 与所
部诸男妇皆布疮。” 行旅艰难。 “于是烹茶礼佛， 而请番僧祈禳。” “是月
也， 切尽婶母满都虎亦至镇番……切尽传檄酋妇， 令其边外行。” “切尽
诸酋虽不下数千人， 而所统领， 动称数万。 颇闻出寇瓦剌， 各番夷杀死酋
长数人， 兵马物故者， 亡虑数千人。顷者， 潜伏嘉峪关外边， 而与哈密酋
长母恨等给欢， 而复鸠顺义王及河套诸部酋会集， 以大抢瓦剌为务。”
輥 輰 訛
“其五月， 崇古转迁切尽黄台吉、 威正恰他不能官为指挥同知……诏从
之。”
輥 輱 訛
“制置使崇古乃请指挥佥事切尽黄台吉、 威正恰他不能稍转指挥
同知， 并授打儿汉等秩百户。诏报可， 诸夷喁喁然， 益感德慕义， 称藩保
塞。”
輥 輲 訛
《明实录》 隆庆六年二月癸巳条载： “虏酋指挥佥事切尽黄台吉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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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夷尤为恭顺， 宜于互市日厚加赏赉， 上允其议。”
輥 輳 訛
万历元年 （1573 年） ， 库图克台又率兵出征。 “岁次癸酉，年三十四
岁出征， 精选赛音夫人所称之四营五供， 以先锋七百兵而行， 直至哈苏
鲁克复仇。托克摩克之阿克萨尔合罕， 率兵十万迎战于额锡勒塔卜 （似
指伊塞克湖） 之地。 彻辰洪台吉降旨： ‘不论何人， 不得先我入其此阵， 吾
必自为先锋’ ……生擒阿克萨尔之子三索勒坦， 分别惩治， 而后释之。 如
是狠报二弟之仇， 振旅而还。”
輥 輴 訛 同年，
“宣大制置使王崇古录监市功。 上
有诏： 赐切尽黄台吉等彩段二表里， 织金纻丝衣一袭。然而切尽尚在海
上， 何以叙之？从延宁督臣戴才、 抚臣郜光先议也。于是， 抚臣张守已以
所颁彩帀， 召切尽叩领。”
輥 輵 訛
万历二年 （1574 年） ， 库图克台闻布延巴图尔洪台吉 （诺延达喇之
子， 明汉文史籍称把都儿） 兄弟征伐卫拉特四部， 将所率军队后撤， 留辎
重于别尔库勒 （巴尔思阔， 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 率军队在济勒
曼山 （扎勒满汗山， 今新疆哈密东北之雅尔玛罕山， 明汉文史籍称哈密
北山） 后， 攻打巴噶图部。 库图克台之子乌勒哲· 伊勒都齐带兵追战三月
之久， 因粮断绝， 至图巴罕山之阴， 掳掠了绰罗斯部的人畜。 輥
輶 訛
“明年甲
戌， 督臣石茂华又奏， 切尽比年力主贡市， 请于所进上马价， 每匹加五
金， 留边马匹加十金。 故事，敕书属太史， 帀帛出内帑。 仍会戎部， 遣通事武
职署丞凡三人， 赉赴塞上， 而以大官治筵宴， 遇之不谓不优渥矣。”
輥 輷 訛
万历三年 （1575 年） ， 库图克台率鄂尔多斯万户军队返回。 輦
輮 訛
“明年
乙亥春， 三月， 清水营法当开市， 抚臣朱笈使使者召切尽。 切尽令部夷我
著太等并指挥佥事或收气黄台吉赴市， 而又以马弱， 延引至六月。自二十
九至次月初三， 又自七月二十五至次月初三。市毕， 秋毫无犯。”
輦 輯 訛
万年四年 （1576 年） ， 博硕克图 （布延巴图尔洪台吉之子， 明汉文史
籍称卜失兔） 即鄂尔多斯济农位。 札萨克图汗 （明汉文史籍称土蛮） 任命
库图克台为五人执政理事，在鄂尔多斯万户中政治地位仅次于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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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尽见西海丙兔 （俺答之子—— — 笔者） ， 同克臭、 银锭、 著力兔、 大成及
松山宾兔 （俺答之子—— — 笔者），岁在庄浪岔山口、 铧尖墩小市， 亦请为
比。 抚臣侯东莱拒之甚严， 得解免。 及大市， 则又不至。 但诸部皆凛凛奉
约束唯谨， 则切尽指示功也。 制置使石茂华请给敕道一道， 正赏一分， 加
赏一分。 是年秋八月还套， 躬率百余骑， 赴清水营互市。 塞上诸将卒以为
旷观， 争睹厥为何如面貌。即识者亦谓切尽倦于游， 而或有橐弓卧鼓之
意乎？ 切尽益念诸小部及畜产俱在肃州边外讨来川 （今甘肃北大河—— —
笔者） ， 复欲西行。而以我兰河、 靖虏， 击刁斗， 坚壁， 未可仓卒出。”
輦 輰 訛
“是岁， 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三十七岁， 诣其叔阿勒坦合罕奏曰：
‘既报昔日明人取城之仇， 复与汉国议和矣。 次报卫拉特之仇， 降服而取
其国矣。 今者合罕之寿已高， 渐至于老矣。 闻贤者言， 有益于今生及后世
二者唯经教云， 又言此西方存雪之地， 有大慈观世音菩萨之真身焉云。
请之来， 以效昔日圣忽必烈彻辰合罕与胡图克图帕克巴喇嘛二人之例，
而修政教， 岂非盛事乎？ ’ 阿勒坦合罕深然之， 遂与右翼三部议和。 ”
輦 輱 訛 阿
勒坦派三人使者， “礼请圣识一切索诺木扎木苏胡图克图” （即索南坚
错， 三世达赖喇嘛—— — 笔者） 到青海与阿勒坦汗会晤， 索诺木扎木苏接
受邀请。 輦
輲 訛
《明史》 亦有相关记载： “自丙兔据青海， 有切尽台吉者，河套
酋吉能从子， 俺答从孙也， 从之而西。屡掠番人不得志， 邀俺答往助。俺
答雅欲侵瓦剌， 乃假迎活佛名， 拥众西行。”
輦 輳 訛
万历五年 （1577 年） ， 蒙古右翼三部在察卜齐雅勒地方首派八百余
众迎接索诺木扎木苏， 库图克台为首的迎接是第三次， 人众达三千， 规
模超出前两次。 輦
輴 訛
“丁丑春， 赴西宁请曰： ‘吾欲往西海， 迎活佛， 饮长生
水， 庶几得保残躯， 可乎？’ 关吏戒严， 又弗许。 先是， 切尽约俺答， 携众西
援， 以求得志于番夷。俺答虽口许……殊不欲往……切尽善用奇兵， 西
抢置勿论， 忽从中须臾起， 而以迎佛饮长生水耸动之。 于是， 俺答携三娘
子倾部而往西海迎佛， 兼请开市鬻茶……是年， 按臣兴玠新得俺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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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切尽请给都督金印， 则其心喜切尽可知矣。切尽见俺答迎佛， 正堕
其术， 仰视天而俯视地， 自以为可雪宿耻。”
輦 輵 訛
“其五年四月， 俺答及昭勇
将军把汉那吉等， 入贡如初……以故俺答求索无厌， 乃请迁哑儿开、 大
周思、 哈汉秩及切尽黄台吉金印。”
輦 輶 訛
万历六年 （1578 年） ， 五月， 阿勒坦汗及库图克台率数万部众到达
青海， 与索南坚错会晤。 这次历史性的会晤， 《蒙古源流》 记载较详。 会晤
期间， 举行盛大法会， 库图克台诵读了欢迎献词。索南坚错赠阿勒坦汗
以 “转千金法轮之咱噶喇瓦抡彻辰合罕” 之号， 赠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
以 “库喀·噶尔弼彻辰洪台吉” 之号。 輦
輷 訛 盛会期间， 阿勒坦汗和库图克台
等对元朝忽必烈帝时期所订的 《十善福经白史》 法规进行修订， 由库图
克台在封建主大会上宣读。 輧
輮 訛
切尽 “戊寅， 复聚打儿汉及宾兔、 丙兔， 并赴红山、 清水、 中卫、 扁都
口、 铧尖墩大小市， 而使汉关谓我实恭顺。 顷之， 督臣石茂华果奏： ‘北虏
互市已竣， 而不知联翩住牧， 声势相倚， 意欲何为乎’ ？” “己卯、 庚辰 （万
历七年、 八年， 1579～1580 年） 入贡。俱称 ‘龙虎将军’ 。”
輧 輯 訛
“岁次庚辰， 其年四十一岁时， 输自宁夏城， 上自宁夏城， 下至榆林
城， 由二十一城， 输以无数之帑藏矣。”
輧 輰 訛 而 《明史》有不同记载：
“八年
春， 始以活佛言东还， 而切尽弟火落赤及俺答庶兄子永邵卜遂留青海不
去。 八月， 丙兔率众掠番并内地人畜， 诏绝其市赏。 俺答闻之， 驰书切责。
乃还所掠， 执献为恶者六人， 自罚牛羊七百。帝嘉其父恭顺， 赉之银币，
即以牛羊赐其部人，为恶者付之自治， 仍许贡市， 俺答益感德。 而火落赤
侵番不休， 守臣檄切尽台吉约束之， 亦引罪输服。”
輧 輱 訛
库图克台之 “己卯、 庚辰入贡俱称龙虎将军” 问题， 《万历武功录》 对
库图克台的官秩记载脉络清楚， 隆庆五年为指挥佥事， 翌年五月迁指挥
同知， 万历五年请都督金印， 后为龙虎将军。而《蒙古源流》 记载隆庆四
年拟赐龙虎将军之号及玉印黄卷， 其间以故耽延， 未及领受。 如此， 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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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坦汗受封， 与理不通， 恐误。 隆庆五年诺延达喇济农才为都督同知，
库图克台官秩高于济农更不可能。
万历九年 （1581 年） ， “辛巳春， 使夷使撒字户把都以其书微告我汉
关言： ‘东虏决策犯辽阳有状， 不可不早自备之。’ 是年， 秃退， 哈汉二酋
妇，借兵于切尽， 切尽不许。”
輧 輲 訛 秃退台吉曾随库图克台西进， 曾曰：
“吾
所走道视切尽， 亦由水塘出境。 ” 后 “还套， 切尽黄台吉归之于正” 。 《明实
录》 万历九年六月甲寅条载： “西海住牧贡酋丙兔越犯洮州， 抢掠番汉人
畜。 随差官役前去宣谕俺答并切尽黄台吉等即差夷人切责丙兔悔过， 听
受约束。”
輧 輳 訛 同书万历十一年正月丁卯条记， 明廷要求库图克台去管制
扰边侵掠西部而返的火落赤。 上述二事与 《明史》 记载时间不合， 待后考
证。但从侧面说明库图克台的军政实力在明廷视野里和右翼蒙古内部
已有相当的影响。
万历十年至十一年 （1582～1583 年） ， 库图克台 “壬午、 癸未， 同卜
失兔、 那木太、 丙兔等赴市。是年， 三娘子与恰升台吉争板升， 切尽左袒
恰台吉， 语在 《三娘子传》 ” 。 輧
輴 訛 查 《万历武功录·三娘子列传》 ，
“争板升”
事为癸未年九月始。 三娘子即阿勒坦汗 （1581 年薨逝） 之遗孀。 “三娘子
见大成比妓拥俺答所遗诸部落及板升甚雄， 谋欲为不他失礼室之，而阴
以为利。 恰台吉与三娘子政有隙， 弗从。 三娘子急使酋长扯布……等， 引
精兵二千人， 围大板升……大战于板升……而恰台吉又不肯秋毫所予，
解忿者甚难。”
輧 輵 訛 大板升即福化城、 归化城， 今之呼和浩特市。大板升原
归阿勒坦汗嫡系部众， 后归大成台吉 （即把汉那吉） 所有， 成为土默特部
最强者。大成故去， 三娘子恐板升落他人之手， 欲将大成遗孀嫁给其子
不他失礼。 此举遭恰台吉等反对， 后引发内战。库图克台等出面调解， 约
法三章。三娘子再攻大板升， 库图克台谴责三娘子违约， 全力支持恰台
吉和大成夫人。 輧
輶 訛
万历十二年 （1584 年） ， 库图克台 “互市， 亦如之， 市毕， 诸虏为切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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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迁秩。”
輧 輷 訛 秩为俸禄， 与职位是否有关， 该条记述过简。
万历十三年 （1585 年） ， “乙酉五月， 切尽先进上马一十五匹。卜失
兔以请增赏不至……市毕，群河套、 松山、 西海诸虏， 纷纷籍籍， 或欲修
筑瓦剌， 或欲寇抄西番。 督臣郜光先使使者风谕切尽及卜失免： ‘昔年瓦
剌之祸， 尔忘之乎？ 慎勿复往’ ……乃遣虏骑诫西行诸部， 毋轻称兵……
而诸虏又自镇番、 龙首堡载败， 既不得志于内地， 又不得志于瓦剌。 且嘉
峪关诸虏道逢回夷， 又被虏略。自是， 切尽雄心稍稍消耗矣。”
輨 輮 訛
“是年，
切尽黄台吉马先进， 卜失兔阿不害久不至……况卜酋为一套之长， 而切
尽终受节制。比年切尽马先入， 诸部夷皆谯让之……辄令切尽马独先
入， 必至扼腕难堪， 恐切尽自是弗敢先矣。”
輨 輯 訛 库图克台先于博硕克图
向明朝入贡， 遭鄂尔多斯封建主的指责， 而明廷担心库图克台以先进
贡自重。
是年，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坚错来到库图克台的住牧地。 “岁次乙酉，
年四十四岁时至彻辰洪台吉家之也可 · 锡伯尔地方，于蔑克噜克泉旁，
坐禅三日 （清朝译本为三月， 蒙文史籍 《明镜》 和《明珠》 亦为三月—— — 笔
者注） ， 修成能收三界者圣马明王佛之道， 授胡土克台彻辰洪台吉， 托尔
罕 · 珠拉彻辰夫人二人为首之全体施主以无尽修行之灌顶， 及几多接引
缘法之法旨焉。 ”
輨 輰 訛 也可 · 锡伯尔， 即伊克锡伯尔，今乌审旗南部大石砭一
带， 在萨拉乌苏河右岸。 按 《达赖喇嘛传》 （牙含章编著） 记述， 索南坚错在
这里与蒙古封建主进行会谈， 并调停了三个蒙古部落之间的战争。 輨
輱 訛 另
据 《内蒙古喇嘛教史》 转述， 索南坚错为库图克台修建的锡伯尔庙主持
开光仪式， 给僧徒受戒， 为信徒诵经祝福。 輨
輲 訛
万历十四年 （1586 年） ， “丙戌， 切尽先进上马二匹， 它悉以次贡市，
是时， 归华寺比丘宛冲习学鞑靼、 畏吾、 西番番字， 向随切尽传经译字，
积功劳。宣大督臣郑络请授宛冲都纲。比万历初喇叭沙乞例也。”
輨 輳 訛 侧
面说明库图克台懂汉、 藏、 吾畏儿等文字。这年， 博硕克图的得力助手哈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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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把都尔故去。 “明年 （万历十四年） 正月， 督臣郜光先奏指挥佥事哈汉
把都尔死……是时， 卜失兔虽倔强乎， 然阴佐之者， 实哈汉把都尔。 今且
物故， 卜失兔如失左右手。 而后而乃使就切尽黄台吉之范围。 ”
輨 輴 訛 此时的
库图克台成为鄂尔多斯部内势力最强大者。
“时鄂尔多斯之彻辰洪台吉， 岁次丙戌， 年四十七岁薨逝后， 令赛罕
囊素、 瓦齐尔·托密·公固什、 阿喇沁卫征·乌尔鲁克、 伯吉彻辰·济雅噶
齐等赉送福事， 则瓦齐尔 ·达喇 ·达赖喇嘛深为痛悼， 乃降旨曰： ‘彼已趋
菩提之道去矣， 更有何说！ 只惜汝等， 自弃乃福， 掷一斛之舍利子等灵宝
于地矣！ ’ 言讫， 乃发善愿， 深结佛法之明命矣。 ”
輨 輵 訛 索南坚错及使者痛悼
吊祭， 为历史之余响。
按 《万历武功录》 记载， 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薨于第二年。 “丁亥冬，
切尽逢雾露死。上从督臣郜光先议， 悯切尽勤劳， 赐以恤典。是时， 切尽
虽物故乎， 然胡中事无大小， 无不愿以切尽为法。切尽子侄火落赤等最
桀骜， 特为切尽所节制， 不得悉其虎狼耳。临死， 属其酋妇妣吉， 善自保
部夷， 尤惓惓无忘天恩为戒。惜哉！其不讲于长生之术也。”
輨 輶 訛
无论何年， 库图克台的逝世， 时为大事一件， 震动中原朝堂， 漠南蒙
古地区也影响巨大。明神宗与三世达赖喇嘛政教二巨头痛惜追悼库图
克台， 见其影响之深之大。
库图克台所处的历史时代，正是漠南蒙古地区逐渐出现割据的时
期。 靠近长城的蒙古地区， 包括鄂尔多斯， 出现较和平的社会环境。 蒙古
右翼封建主与明建立贡市关系时， 阿勒坦汗成为蒙古事实上的领袖， 而
鄂尔多斯部的实力较弱， 但与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保持亲密关系。 阿勒坦
汗所进行的内外战争， 鄂尔多斯全力以赴。诺延达喇及博硕克图为济
农的时代， 正是鄂尔多斯部影响相对衰弱之秋， 内部不统一， 后向外扩
张，库图克台在军政上大展身手， 养精蓄锐， 建立宏业。
库图克台在蒙古右翼与明朝通贡互市上， 贡献巨大。 西三边镇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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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互市不同程度均与库图克台有关，那时明与鄂尔多斯有关的马市为
四处， 即延绥红山寺堡、 宁夏清水营、 中卫、 平虏卫。1575 年， 仅延绥一
镇， 鄂尔多斯万户售马牛羊 8197 头匹。 与明和平相处， 一定程度上也促
进了鄂尔多斯地区的发展。 库图克台作为历史上的一位政治家、 军事家
和经济家， 纵横政坛， 内理民族事务， 理乱纠错， 维护团结统一， 上与中
原朝廷友善， 和谐相处， 经济上通有无计民生， 佳话连篇。明代汉文史
料， 从隆庆至万历初近二十年中， 明廷对其高度评价， 这在少数民族人
物中不多见。
库图克台倾情于藏传佛教， 并致力于此， 是漠南蒙古贵族引进黄教
第一人。 黄教的引进， 促使漠南蒙古摈弃萨满教中野蛮的用活人及牲畜
为死者殉葬祭祀的陈规陋俗， 禁绝萨满教， 倡导修福修德， 停止掠夺战
争， 这无疑在当时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
作为史学家， 其所著 《十善福经白史》 在蒙古史学史上， 是承前启后
的伟大著作。依 《蒙古史学史》
輨 輷 訛 评价， 库图克台是封建佛教史学史确立
初期最优秀的史学家， 是当时蒙古封建主中一位开明的代表人物， 对当
时的蒙古政治、 文化生活起过重要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是决定蒙
古历史思想发展过程的封建宗教史学史发轫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之
一。库图克台的曾孙萨冈彻辰于清康熙元年 （1662 年） 编著完毕的 《蒙
古源流》 ， 史料部分参阅了《十善福经白史》 。 《十善福经白史》 现有汉文
及日、 德、 英等多种文字译本。
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已超越其所处历史时空。 他薨逝后， 葬于今萨
拉乌苏河西北的伊克翁贡。 有清一代至民国， 乌审旗札萨克特派人守陵
祭奠。 另一说， 库图克台陵墓后迁到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金鸡滩之大
坟滩， 春夏之交， 蒙汉人民前来祭奠。清顺治六年 （1649 年） 建立的达日
罕喇嘛庙， 三百五十余年专祭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 供奉他所用过的部
分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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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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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著， 陈弘法汉译，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88年 5月第 1版
作者： 乌审旗史志办副研究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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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冈彻辰的历史哲学观
格 · 孟和
萨冈彻辰的哲学思想是双重性的复杂体系。其中混杂着宗教和哲
学、 信仰和理性、 历史和文学的相互渗透、 相互结合。 呈现出佛教化的蒙
古哲学思想史阶段的一系列特点。蒙古人丧失政权后， 回忆过去， 寻找
根源， 寄托希望， 期盼出现一个伟大人物， 拯救民族，恢复黄金家族政
权， 再现辉煌。因此， 利用一切手段和可能来美化、 神化祖先， 编造很多
离奇的神话和古怪的故事。 同时利用佛教增强人们的信仰意识， 用各种
征候前兆渲染祖先和帝王的言行， 加大信仰迷信的力度， 这与佛教神学
的目的论不谋而合。书中臣民百姓唱歌赞美时说： “见君之所向无敌也，
知实承天命之圣人矣” （道润梯步译校： 《新译校注 〈蒙古源流〉 》 第 138
页， 以下只注页数） 。这时成吉思汗自命得意， 自认为奉 “承天命” 而就位
的， 是代 “天” 行事的。书中有段神话般的描写： 一日， 成吉思汗正座宫
中， 从天窗落下一个玉碗， 降在他的手中， 内有盛满而不溢， 似酒而奇香
的饮物。他旁若无人， 独自饮着， 这时他的弟兄们说： “主上奈何独享天
之所赐也？”成吉思汗觉得他们说得有理， “遂赐其所余，四人更相啜
之” ， 但都咽不下去， 这才明白， 他们则说： “此乃汝父玉皇天尊赐与汝圣
主天子之宝器甘露也， 我等过言而争之矣。汝真我等命世之主也。后此
行事， 愿听令旨。 ” 他则自命不凡地吹嘘说： “以我承皇天之命， 曩即合罕
位时， 赐我以龙君之玉玺焉。 而今值此胜夙仇也， 天帝赐以甘露矣。 以此
度之， 汝等所言盖是也” （第 142 页） 。 这完全是虚构的事， 为的是美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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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神化君主， 使人敬仰， 强化人们的信仰意识和汗权神圣的思想。但
是， 美化神化是一回事， 而残酷的现实又是一回事。 现实是痛苦的、 不堪
设想的。 于是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宗教的信仰， 人为的敬仰。而更多的
是理性地思考， 解悟出失败的缘由， 设想未来的前途， 从而使人们不仅
复述过去的历史，而且也要反思或追溯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用文字写
下来的历史。萨冈彻辰就列举了七本。有的学者考证， 这不是全部所用
书目， 只是其中最主要的史料， 这种对历史的认识的再认识， 就是反思，
就是在进行哲学思考， 这就能揭示出历史深层的奥妙， 说明和批判历史
的意义。有的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过分强调历史事实， 而贬低传说、 神
话和故事， 这有情可原的。但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审视时， 不仅注重历史
事实、 传说、 故事， 而且更多地关注其蕴涵的思想意义， 关注作者的思想
动机和目的。 有时意义胜于事实。 因为意义中包含着更多的思想内涵和
宝贵智慧。 编造历史传说， 虚构神话故事， 反映了作者的理性思考。 按照
思考的逻辑轨迹， 可以发现作者的哲学感悟和价值观念， 发现民族群体
的心态和愿望。这是追溯过去历史的更为重要、 最有价值的地方。
宗教和哲学是同一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 是 “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
思想领域” 。
① 17 世纪的史书特别是 《蒙古源流》 中哲学和宗教相结合是
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色。 萨冈彻辰世界观的双重性， 不仅表现在唯心
主义和唯物主义兼而有之上，而且也表现在宗教世界观和哲学世界观
的结合上。 宗教和哲学是相互区别、 相互对立的， 但又是相互包含、 相互
融合的。 萨冈彻辰的自然史的 “三坛说” 的朴素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一
接触人类史就陷入了唯心主义， 认为人是神的化身， 佛是主宰一切的，
最后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出现同流合污的情况。这是因为当时佛教作
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精神力量而出现的，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支配着社会的一切。 因此作为精巧的唯心主义为粗俗的宗教辩护， 而粗
俗的宗教又作为精巧的哲学的基本内容， 成为蒙昧主义哲学。同时，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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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朴素性和不彻底性以及观点之间的矛盾抵御不
了宗教的渗透而成为宗教的俘虏， 成为宗教唯心主义。 萨冈彻辰在人类
起源问题上坚持的就是信仰主义，这种信仰主义的实质在于使哲学服
从于宗教， 攀附于神学， 变为论证佛教的工具， 沦为宗教的婢女。 这是信
仰代替理性， 宗教窒息哲学的必然后果。正如蒙古学学者沙 ·比拉指出
的那样， “他在思考历史和思考命运之意外变化时，总是从宗教观中寻
找慰藉，而且看来从宗教观中得到的满足要比努力思考之所得更多一
些” 。 ② 蒙古族接受佛教过多的教仪教规， 过多的迷信神学， 过多的宗教
观念， 而忽略了佛教哲学的思辨能力， 轻视佛教哲学功能， 结果， 蒙古哲
学在佛教化的过程中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而向前发展。
萨冈彻辰上下求索的问题， 不仅使蒙古史的研究更加纵深发展， 而
且使蒙古史成为一个有源有流的， 具有了完整性、 系统性和世界性。该
书从史书角度， 首先， 利用真实的历史资料， 提供了元末至清初蒙古大
汗的完整系谱。但有些历史事实， 没有运用， 而是有意回避。其次， 利用
有一定历史根据的传说故事， 但把历史事实和传说故事混在一起， 分不
清真假。 最后， 为了历史的完整性、 系统性和世界性的需要， 杜撰虚构一
些神话故事。 他力图以佛教模式， 用汗的 “传位世系” 把蒙古的祖先附会
到印度西藏的王统，提出了蒙古源出印藏之说。这样虚构一些历史事
实， 是主观条件和客观局限所造成的， 也是撰写历史的追根溯源的思维
方式的必然结果。 对此恩格斯说过： “用理想的、 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
知道的现实的联系， 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 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
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 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
现， 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 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③ 人
在认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过程中均有类似情况。 当时编造的历史传说、
神话故事， 甚至蒙古源出印藏之说， 均属如此情况。问题在于我们一方
面剔除其 “十分荒唐的见解”， 用 “现实联系” 来补充缺少的事实，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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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分析其 “天才的思想” ， 把握其 “后来的发现” 。
《蒙古源流》 中提出的 “天才的思想” 表现在对蒙古人丧失政权的原
因作了历史性的具体分析。萨冈彻辰从哲学的高度， 历史的方位， 总结
经验教训。认为元朝的强盛， 明朝的兴旺， 清朝的凯旋都是 “敬奉佛教，
修明政教二道” （第 205页） 的结果。 把元朝看成是执行 “政教二道” 并行
的典范。 它的垮台是托欢贴木尔的行为造成的。 政道上过分相信汉臣朱
葛并置蒙古近臣的警告于不顾之缘故， “偏溺谄佞， 使其大都城陷于敌，
失其玉宇之大政矣” （第 221 页） 。一句话， 托欢贴木尔破坏了 “政教二
道” 并行的基础， 而导致了悲剧后果。复兴的蒙古国的衰亡也是林丹汗
“心中生嗔， 而化六国于乌有” （第 329 页） 。 所谓“嗔” 是指佛教的三毒之
一， 嗔怒是指 “仇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 。 ④ 书中形象地说： “合罕怒则毁
其政， 大象怒则毁其城” （第 328 页） 。把国家的存亡仅仅看成是合罕的
“谄佞” 、 “生嗔” ， 看成是几个汉臣和近臣的原因， 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
义。尽管分析不甚正确透彻， 但毕竟作了一些分析， 这是很可贵的， 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 “成了 17 世纪史学家对元朝末代皇帝政绩的一个独
特的历史评价”
⑤ 的一家之言。 在书中分析了蒙古东西部的矛盾， 东部蒙
古封建主之间的内讧， 卫拉特以及达延汗的功绩， 都围绕着 “政教二道”
并行的方策， 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汗统政治思想， 维护嫡长继承制。 认
为 “只有血统纯正的成吉思汗后代， 首先是元帝国的创始人忽必烈的
后代， 才能当蒙古首领、 全体蒙古人的主宰者” 。 ⑥ 这是他辨明是非的
坚定不移的原则和矢志不渝的信念， 认定诺延的实际标准和处世为人
的态度。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用印度， 西藏， 中国佛教产生和兴衰的曲折经
历， 告诉人们， 佛教在蒙古的传播和兴旺尚未达到高潮， 忽必烈是初兴，
阿拉坦汗中兴， 弘扬佛教大有希望， 复兴蒙古政权大有可为。 “朝代有尽
恒史换， 昼夜交替是规律” ， 根据这个规律他在结尾诗中写到： “兴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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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无过傲， 遭败之际莫灰心， 日落须弥暂成夜， 明天还会放光明” 。这表
达了他对蒙古族复兴的可能性有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 他认为， 关
键在于以政治世， 以教治心。正确的执行政教两道并行的治国方策， 为
此把汗权和教权相统一， 使合罕与喇嘛联合， 认为 “圣喇嘛与施主合罕
二人， 如日月二象升于青冥高天而居焉” （第 386 页） 。 他提出加强汗权，
扬威佛教， 实现蒙古族团结统一的政治主张。 但现实与萨冈彻辰的主张
反差太大。 现实是国已灭， 权已失， 为此只能推崇佛教， 只能以传统文化
为基础， 从佛教那里寻找答案， 著书立说， 教化后代， 寄希望于未来。只
能如此， 别无他途。这是因为， 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是一件重大事
情， 对蒙古族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思想
文化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在佛法无边， 佛音遍地， 佛光笼罩着人们的思
想文化的社会里， 只能运用佛教提供的理论、 语言和模式，说明蒙古的
“源” 和 “流” ， 追溯过去历史， 分析成败原因， 才能使人接受， 产生共鸣。
同时 “有的史家为了证明 ‘黄金家族’ 的神圣不可侵犯， 将成吉思汗的祖
先与印度—— — 西藏的王统联系起来，企图以佛陀的威严维护自己祖先
的尊严” 。
⑦ 这就是蒙古源出印藏之说的历史文化缘由， 也是撰写蒙古史
创新体例和模式的根据。
萨冈彻辰的高明之处在于从哲学思维的角度把蒙古史的“源” 和
“流” 作为整体， 从政教二道并行的治理国家方策中找到丧失政权的原
因， 这是正确而深刻的思想。当然没有深入分析其社会经济上的根源，
没有从民族矛盾， 阶级斗争角度分析并寻找原因， 这是一个严重的局限
性。同时， 又从这里同样找到了佛教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喊出了反抗和
否定佛教的呼声。他用特有的哲学洞察力和反思方式， 超越具体事实，
神话故事， 冷静深思， 执著求索， 经过一番沉思， 发现政教二道之间， 合
罕和喇嘛之间的矛盾。举例说， 忽必烈继位后， 是否接受 “灌顶” 皈依佛
教之事， 与玛迪· 都瓦迪发生一场争执。 忽必烈借用喇嘛年幼， 不愿在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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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顶” 时坐下面， 明确地说： “我何可坐彼孺子之下乎？可问彼孺子， 若
我居床上， 彼孺子居下座而受灌顶， 则可。 若不可， 何可受其灌顶乎？” 秦
贝夫人中间调解说： “今传经授灌顶时喇嘛居上座， 合罕居下座， 施行朝
政时， 喇嘛合罕二人平居上座则何如？ ” 合罕， 喇嘛二人则都说： “此姑可
也” （第 197 页） 。其实这种调解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问题实质不是上下
座位， 而是争地位论主次， 是政教二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阿拉坦合罕
身患重病， 即将死去， 众臣们议论说： “此经教之益安在哉？既无益于合
罕之金命， 岂能利后世之他人乎？此等喇嘛乃欺诳者也。 今当弃绝此辈
僧徒” （第 397 页） 。经过事实的教育， 经验的总结， 教训的启迪， 理性的
思考， 居然喊出 “经教无益” 的呼声，怒斥喇嘛为 “欺诳者” ， 提出把他们
“弃绝” 的要求。 这是思想解放的火花， 求索的真谛， 真理的智慧， 历史的
进步。 火花虽是微弱的， 智慧是点缀性的， 但毕竟掀起了反佛教的， 否定
神学的小小浪潮， 朝真理方向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其精神是可贵的， 其
意义是深远的。 后来撰写的一些历史著作中出现了否定 “蒙藏同源流” ，
破除史书的这个体例、 模式和风格的倾向， 批判佛教的启蒙运动，使蒙
古人醒悟过来， 得到了解放。这就是从萨冈彻辰的著作中 “预测到的一
些后来的发现” 和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蒙藏同源论” 这种史书体例和模式， 与 《蒙古秘史》 相比， 其历史视
野和理性思考的方位大有不同，揭示了新的历史观的内涵和追溯过去
的哲学成果。作者不仅认为蒙古汗统， 而且世界汗统都来源于 “拥戴之
王” 玛哈 ·萨玛迪合罕。 书中所说的 “诸罕” 有很广泛的含义， 用汗统的传
位世系联系世界历史， 这样扩展了历史视野， 打开了新的思路， 把蒙古
史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宏观地考察和分析，从而树立了世界历史的意
识，破除了蒙古人的历史创始于成吉思汗祖先的那种旧模式。这是 17
世纪史学家们的最大贡献。 其实， 这种世界历史的意识产生的根源在于
蒙古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在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伟大实践经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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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实际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波斯的拉施特主编
的 《史集》 ， 伊朗的志费尼所著的 《世界征服者史》 ， 蒙古人撰写的 《蒙古
秘史》 、 《蒙古源流》为代表的著作， 把蒙古历史的 “源” 和 “流” 结合起来，
外国人和蒙古人的著作， 相互补充， 相得益彰， 构成了完整的世界性的
《蒙古史》 。
人的 “自然史” 的兽性和“人类史” 的 “人性” 是立足于 “神性” 或 “佛
性” 的。而蒙古人的萨满教崇尚的 “天” ，与印藏崇拜的 “佛” ， 都是神性，
这是两个宗教的共同点，从而找到了蒙古文化和佛教文化相融的结合
点， 蒙古传统哲学接受佛教哲学的契入点。 萨冈彻辰的 《蒙古源流》 就是
从这个契入点入手， 成为结合的成果。该书把成吉思汗说成是 “奉苍天
之明而生者” ， 是 “天裔” 、 “天之子” ， 承天命而就合罕位， 人主代 “天” 行
事， 征战讨伐是 “天” 意， 要 “拜天” 保证胜利。如他自吟道：
奉我上界玉皇天父之命，
收服天下十二强逆合罕；
令暴乱横行之诸小罕归正，
辛劳开辟我大国之疆域焉 （第 169页） 。
这些论天的思想是蒙古族传统思想的基本内容， 与佛教的菩萨、 神
转世等说法其精神是一致的。这样 “天”和 “佛” 的统一， 把萨满教的 “天
命论” 和佛教的 “转世论” 结合起来， 体现出神性， 表现在从玛哈 ·萨玛迪
合罕一直到蒙古汗统传位世系都是神的 “代言人” ， “天” 的意志， 佛的
“化身” ， 前代合罕的 “转世”。所生的这些子孙， 大都被描写成 “瑞相全
备， 顶显阿弥陀佛相， 美貌灵异之子” （第 45 页） 。以此把佛尊为印、 藏、
蒙的至高无上的神， 这个神在 “天上” ， “天子” 在人间， 提出了 “天佛”
合一的观点， 把萨满教与佛教合二而一， 成为文化由冲突到融合的新
的象征。
在信仰和思想上如此， 而治理国家上推行 “政教二道” 并行的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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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政教合一， 主张神学与汗统联姻， 鼓吹佛教的作用。 认为 “佛神法力
无边” ， “佛法之光普照大地” 。特别把用佛法修身的喇嘛们说成是神通
广大， 能 “驾日光” ， “翱翔于空中” ， “行于水面” ， “能使枯骨化为黄金” ，
“能发雷如天” ， “役使天神， 罗杀及八部神将如奴隶然” 等等。这样夸大
佛教在治理国家、 致天下于安乐方面的作用，其目的一方面是把萨满教
和佛教神学杂糅一起，缓和二教之间的矛盾，并逐渐由佛教替代萨满
教， 从根本上改变蒙古人的宗教信仰， 削弱蒙古文化的作用， 以达到长
期奴役蒙古族的目的； 另一方面， 政权丧失了， 萨满教的 “天” 逐渐降位，
佛成为永恒的、 至高无上的、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精神支柱， 从而极力
泯灭蒙古人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思想， 把 “佛” 当成维系民族信仰的绳索，
成为凝聚民众力量的精神纽带， 从而提高喇嘛的权势地位， 成为社会的
政治势力， 以使他们统治和控制社会。实践证明， 这样对蒙古社会造成
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自然史和人类史与人相互制约着。执行 “政教二道” 治理国家需要
人。 事在人为， 离开人， 社会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人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
和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如何创造， 就看人
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萨冈彻辰对人的问题特别感兴趣， 尤其是对贤哲们
的作用进行过多方面的思考和认可。 他依据历史上成功者的经验， 寄希
望于勇于献身的英雄豪杰、 文武贤士。认为他们是立国之栋梁， 兴族之
良才， 复权之贤哲。 他说： “为获真谛舍己生命，造福于民甘愿献身； 不惜
牺牲金刚玉体， 唯见圣权繁盛时辰” （结尾诗） 。这种爱才之心， 护才之
情， 用才之理的人才观是很难得的， 至今还有着现实的重大意义。
萨冈彻辰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 有浓郁的个性特色。 中国哲学史专
家冯友兰先生说： “就我来说， 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 人只要还没
有死， 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 至
于作系统反思的就更少。一个哲学家总要进行哲学思考， 这就是说，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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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人生进行反思， 并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 。
⑧ 蒙古哲学思
想史上萨冈彻辰是对历史事实和现实问题所做的哲学思考最全面、 最
深沉； 对 “人生进行反思” 得最系统、 最深刻。仅就这一点他也有资格当
哲学思想家。 这种思考和思想渗透在著作的字里行间， 集中反映在结尾
诗中。 由于历史的拘囿， 政治局势的影响， “所有这些当然是用一种隐晦
的形式， 以道德训诫的口吻和佛法的精神写出来的”
⑨ 。但充分表明了
作者为民为国分忧解难的心情， 人生自立奋斗的精神和自重自信的
坚强意志。结尾诗是自然哲学的结晶， 历史哲学的精华， 人生哲学的
真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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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
于虞愚俞 （蒙古） 沙·比拉著、 陈弘法译： 《蒙古史学史》 ， 第 245、
234、 237、 243页，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88年
榆 《宗教词典》第 1131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年
舆义都合西格主编： 《蒙古民族通史》 ， 第四卷。 第 431页， 内蒙古大
学出版社， 2002年
余冯友兰著： 《中国哲学简史》 ， 第 3~4页，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
作者： 内蒙古师范大法政学院教授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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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世纪坛的缺憾
郝诚之
中华世纪坛建于世纪之交，显然是为了通过世纪回眸，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非常有意义。 诚如中华世纪坛组委会所言： “我们要回顾悠悠
光荣的历史， 更要展望和创造无比辉煌灿烂的未来。 ” 世纪坛 《中华千秋
颂》 全图， 构思不凡， 笔力老到， 人物栩栩如生， 让人有走进时间隧道之感。
但令人遗憾的是， 忘掉了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
泽东生前念念不忘的 “元朝太祖” 、 “世界英杰” 、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同样是世纪之交，当有八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个别学者忘掉了自己
的英雄成吉思汗的时候，只有二百多年建国史的美国学者和法兰西的
学者没有忘记， 有正确历史观的中国历史学家没有忘记。2000 年 12 月
26 日， 美国 《时代》 杂志向世界郑重宣布了 “对本千年十个影响最大的
人物” 的评选结果， 中国的成吉思汗荣登金榜！他是上个千年的 “大人
物” ， 英雄事迹显赫于 13 世纪： 盖世无双。由他奠基， 其子孙相继开拓、
建立的蒙古大帝国， 在欧亚两洲辽阔的版图上， 持续数世纪之久，影响
极大。美国著名作家哈罗兰姆在 《人类的帝王—— — 成吉思汗传》中说：
“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 竟能为五十多个民
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法制典章， 维持大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秩序。” 当时
的历史记载， “信差可以纵横五十个经度； 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 可以
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 。 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总馆长戴浩石先生在
给内蒙古博物馆的信函中坦言： “就在 30 年前， 我们对中国内蒙古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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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文化或夏家店文明有何了解？ 有谁知道匈奴艺术或辽契丹艺术？ 甚至
成吉思汗帝国的诞生还被设想成是一代突然冒出来的民族！ 渐渐地， 内
蒙古在学者们眼中变成了世界文明的摇篮之一。如此， 在他的怀抱中，
西方穿越草原可找到自己的足迹； 远东也能认出自己的影子。 ” 《中华世
纪坛青铜甬道铭文》 一书写得翔实， 洋洋 30 万言， 史家手笔。不但根据
考古成果， 披露了中华民族 “雏形国家并不仅见于黄河流域， 相反， 已知
的第一道文明曙光首先出现在 （流经内蒙古和辽宁的） 西辽河，以 （内蒙
古赤峰市） 红山文化的石祭坛、 女神庙、 积石冢为标志” ； 而且根据历史
事实， 记载了公元 1206 年以来， 关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业绩的近 30 处
蒙元帝国的珍贵文献， 确认 “宋辽夏金元” 中的 “元” ， 同 “明清” 中的 “清” 一
样， 都是中国朝代；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君主和汉族君主一样， 都是中华
帝王。史学家们不带偏见地说： “蒙元时期是中国最开放、 最强大的黄金时
期之一， 成吉思汗的文治武功， 不但远超秦皇、 汉武、 唐宗、 宋祖， 而且与世
界史上最显赫的亚历山大、 凯撒、 拿破仑等相比， 他们也不过像泰山脚下
的小丘” （马冀， 《细说成吉思汗》 ， 东风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
有人会说， 外国人的评价、 专家的评价要考虑， 政治家、 军事家的评
价更要考虑。我同意， 并且提供以下四项事实：
一、 1939 年 6 月 21～22 日， 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劫持成吉思
汗灵柩，国共两党共同完成了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向甘肃兴隆山的千里
移灵工作。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内蒙古
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专家考证： 当时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 中共中央
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 八路军代表滕代远， 八路军总部联络部长王若飞
等在延安城东十里铺迎灵棺， 入灵堂， 举行祭典。 灵前是毛泽东主席、 中
共中央及统战部、 八路军总部及政治部、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敬
献的花圈。 谢觉哉主祭， 滕代远和边区代主席高自立陪祭。 党政军代表、
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恭读祭文， 评价成吉思汗是 “元朝太祖， 世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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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 陕甘宁边区政府曾组织两万军民迎送灵柩。在延安十里铺搭设的
灵堂， 横额赫然四字 “世界巨人” ； 两侧对联是 “蒙汉民族更紧密地团结
起来”和“继承成吉思汗精神抗战到底” （见郝文强《成吉思汗陵的变
迁》 ， 《内蒙古地方志》 2003 年第二期和荣升 《在祖国的怀抱—— — 祖国各
地蒙古族探索》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二、 1990 年 9 月 26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内蒙古伊克昭
盟参观成吉思汗陵园时，发现正殿成吉思汗大理石雕像后的墙壁上挂
着一块大帷幕， 问陪同的伊盟盟委书记陈启厚： “那里边是什么？ ” 陈答：
“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当年打仗曾到达过的亚欧两洲一些地方的地图，
因有异议， 就把它遮挡起来了。 ” 江总书记说： “那是一段历史， 历史事实
谁也不能否认， 也不能修改。不要遮挡， 让大家看” （据陈启厚忆述） 。
三、 1981 年 3 月 19 日， 《人民日报》 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 《爱国主
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精神力量》 ， 把成吉思汗列为 “为中华民族的
历史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 之一。1985 年 6 月， 为了帮助广大青年
熟悉和了解这些杰出人物的事迹， 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 中国青年
出版社组织编写了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 ， 介绍军事家的一集就有成
吉思汗， 撰写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邱树森。
四、 近两三个世纪以来，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军事家， 深
入研究成吉思汗， 探讨他的业绩， 评价他的功过， 掀起一股 “成吉思汗研究
热” 。有关著作纷呈送出， 蔚然可观。 中国军事学院原政委段苏权将军有感
而言： “成吉思汗是一个大政治家、 大军事家， 历史上亚历山大、 凯撒等世界
著名军事家都比不上他。现在国外研究他的人比国内多，我们不能甘居落
后， 要赶上去” （见 《名人眼中的内蒙古》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1948 年， 美国布尔霖将军的著作 《成吉思汗》 中文版问世时， 国民
党陆军大学教育长万耀煌将军为该书作序， 盛赞成吉思汗是 “战略家” 、
“韬略家” 、 “军事科学家” 、 “民族英雄” 。他把中国古代以兵书称著的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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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成吉思汗并列尊为 “造就中国军威” 、 “发扬兵学奇辉”的两大有世
界水平的军事科学家。 他说： “中国兵学至孙子而集理论之大成； 至元太
祖成吉思汗而呈实践之巨观。 此二人者， 遥遥相距千祀， 一则援笔以言，
一则仗剑以行， 卒以造成历史上中国军威震轹欧亚之伟业， 发扬数千年
中国兵学蓄精养锐之奇辉。” 分析二人的渊源关系时他写道：成吉思汗
“其果尝寝馈于孙子学说与否， 诚弗敢臆断； 而其必深胎厚息于中华民
族数千年来战胜攻取之战争经验， 则为我所敢确断者也” 。
上述四项都说明， 成吉思汗是中国蒙古族的 “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
做出杰出贡献” 的世界公认的伟大人物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明文指出： “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
灿烂的文化。” 毛泽东同志生前一再要求要研究和懂得中国的历史， 并
认为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 或懂得甚少，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是
不能容忍的。 他说： “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 在许多党员的心
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 对于
自己的祖宗， 则对不住， 忘记了” （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 ，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755～756 页） 。在举世瞩目的矗立在
首都北京的中华世纪坛的浮雕壁画 《中华千秋颂》 全图上， 有意无意地
漏掉成吉思汗，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英国著名大诗人拜伦在 《哀希腊》 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产生的诗
人是这样名震海外， 然而在本土却又那样的默默无闻。” 成吉思汗在我
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陕西省博物馆的专家讲： “陕西历史上的周、 秦、 汉、 唐， 内蒙古历史上
的辽、 金、 元， 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壮观的历史时期， 在中华民族发展
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 （ 《继往开来》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笔者认为， 沧桑无语， 江山更迭， 规律永驻。 雄踞在中华大地上的少
数民族， 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都曾和中原汉族的历代王朝有过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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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的战争和相濡以沫的和平。 然而战争是短暂的相对的， 而和平是长
久的、 主导的。 这是作为历史主人的各族人民意志力的表现和选择。古
人云： “凭君莫话封侯事， 一将功成万骨枯” 。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
的缺点 “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 使人理解， 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毛泽东 《纪念孙中山先生》 ， 《毛泽东选集》 第 5 卷， 第 321 页） 。
北京专家的如下这段话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蒙古建立元朝， 实现了
全中国的大统一， 不仅打破了长城的阻隔， 而且消除了南宋以来南北的
分裂和对峙。 元大都作为全中国的京城， 做出了特有的历史贡献： 草原游
牧文化、 中原黄河文化、南方水乡文化， 在这里大交汇、 大融合” 为 “大都
文化” 。不仅如此， “大都文化还经历了中外文化的大碰撞、 大交融。如果
说当今中国的开放政策促成了中西文化在我国的大交流，那么， 700 多
年前的元大都已经有此经验， 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李汉秋 《千年等一
回—— — 人文奥运相约汉卿重现》 ， 《人民政协报》 2002 年 2 月 26 日） 。全
国政协副主席、 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 全国政协常委、 民进党中央副主
席楚庄， 著名文物保护专家、 全国政协委员胡继高， 著名文史专家、 北京
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所长、 全国政协委员王晓秋，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全
国政协委员刘景录和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 在 2002年 “两会” 期间， 曾联
名提案， 建议在北京建 “元大都博物馆” ， 在现有的元大都遗址公园建 “关
汉卿纪念地” ， 认为“元大都文化” 是 2008 年 “人文奥运” 的一道不可多得
的亮丽风景线 （章建湖 《一份提案表达了这样的希冀—— — 让 “关汉卿” 二
○○八年回到北京》 ， 《人民政协报》 2002 年 3 月 8 日） 。正如全国政协常
委、 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夏日所说： “成吉思汗所以伟大， 所以是中华
民族的英雄， 是因为他搞国家统一， 搞民族大团结，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
的一个象征， 也为全世界的文化交流、 融合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梁敏子也持此观点， 她说， 从世界文
明交流的角度看， 元上都在世界历史上也产生过伟大的作用。在古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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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和欧洲的历史发展中， 如果没有蒙古史， 如果没有元上都的历史，
则是不完整的历史。 因此， 中国政府和内蒙古人民对元上都遗址的保护，
是对世界文明历史遗产的保护， 非常符合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准
则 （见 《内蒙古日报》 2001 年 12 月 11 日王大方文章） 。
《中华千秋颂》 视野宽阔， 把外国旅行家马可 ·波罗和传教士利玛窦
等都精雕细刻在上， 却把本国英雄成吉思汗忽略不计了。 中华千秋人物
的标准什么时候被 “演绎” 成这样内外不分？ 我们认为， 不应该对本国的
少数民族的伟大英雄视而不见，不尊不敬。那不是 “多民族、 大一统” 的中
华民族应有的胸怀、 风度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治学态度。 1790～1800
年曾是美国首都的费城的特拉华河大桥上，高大的印第安酋长的青铜
塑像， 俯视着桥下穿梭般行进的汽艇。1864 年俄国的贵族克鲁巴特金，
看过中国满洲里西面的形如巨蟒， 横亘中、 俄国境的蒙元帝国的军事堑
壕遗址之后， 在专著中称其为 “成吉思汗长城” 。 在国外， 在网站， 你问内
蒙古， 人家可能一下子答不上来， 但你若要问中国的成吉思汗， 绝对无
人不晓。他们会伸出大拇指， 说那是世界的大英雄。 有的来访的学者对
我们说： “中国哈尔滨有 ‘斯大林大街’ ， 台北市有 ‘罗斯福大道’ ， 中华世
纪坛大型浮雕壁画中为什么不给成吉思汗一席之地？”
史以文存， 文以人立。 一个民族的精神是这个民族自信心、自尊心、
自豪感的基础。孙中山先生说， 中国从一个 “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 ， 至
近代一落千丈， 成为一个 “次殖民地” 其根本原因 “就是我们失去了民族
的精神” （ 《人民政协报》 2001 年 6月 21 日， 彭真怀 《缅怀孙中山先生致
力于国家统一的伟言》 之援引） 。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为什么只有中国历
史没间断， 文化没中断？ 就是因为中国的民族问题、 民族关系处理得好。
我们一直坚信 “国家的统一， 人民的团结， 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
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泽东语） 。何况， 易代修史是我们中
国的一个很好的历史文化传统。后人应比前人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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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证历史的连续性， 修史的客观性， 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为时代、 为
后代负责的责任感。
成吉思汗不应当被我们遗忘。不管他是汉族， 还是少数民族， 只要
是 “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热情、 天才和活力” 的代表， 就是我们 “解
释历史” 必须 “描绘” 的对象 （黑格尔语） 。希望 2008 年世界奥运在北京
召开之前， 北京市政府能办一件事， 即中华世纪坛 《中华千秋颂》 大型浮
雕壁画增补历史人物时， 切记把成吉思汗加上， 以补缺憾。
附： 中华世纪坛管理中心给作者的复函
尊敬的郝诚之先生：
您的大作 《中华世纪坛的缺憾》 已收悉，对您提到的世纪坛 《中华千
秋颂》 不应漏掉成吉思汗的意见， 我们认为很重要， 应当引起重视。 我们
将把您的意见向北京及中央的有关领导汇报。
中华世纪坛建设中涉及的一些历史问题均是专家论证后由中央或
北京市有关部门审批的， 它的修改及增补也须得到批准， 但我们相信一
切正确的意见都会得到落实的。
感谢您对中华世纪坛的关怀，并希望今后不断地对我们的工作给
予指教。
我们在得到有关领导的批示后， 将及时把结果报告给您。
谨祝研安
中华世纪坛管理中心
2003 年 10 月 27 日
作者： 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主任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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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统一 还是煽动分裂
潘照东
近年来， 关于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 这一命题的
研究， 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一些学者在文章、 报告中认为， 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是 “侵略” 、 “入
侵” ， 是 “中华民族的 ‘灭亡’ 、 ‘亡国’ ” ， 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例如， 2009 年 5 月 28 日 《南方周末》 副刊 “在这里， 读懂中国” 专栏
用整版发表了冯八飞先生的 《我的中国性格》 一文， 文中说， “南北朝五
胡乱华已可算作亡国” ， 元朝灭宋 “是中国第一次亡国” ， 清灭明 “是中国
第二次亡国” 。
又如， 2010 年第 14 期 《南风窗》 载谢奕秋先生的文章 《海陆统筹：
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 文中指出， 明朝以后， “定都北京的中央政权把
主要精力用于防备来自北方的蒙古、 日本或俄国势力的侵袭” 。将蒙古
族视为与沙俄、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一样的 “侵略者” 。
再如， 2010 年 8 月 17 日， 应邀为 “第七届草原文化主题论坛” 做主
题报告的武汉大学哲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级教学名师赵林先生，
在题为《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的学术报告
中， 宣传了西方人的 “黄祸” 论， 指出： 匈奴、 突厥西迁与蒙古西征毁灭了
发达的欧洲文明， 造成了历史的倒退； 拓跋鲜卑、 蒙古、 满洲等北方游牧
民族 “侵入” 中原， 入主中原，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大破坏， 其结果则是游
牧民族被融合、 游牧文化被中华文化所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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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的文艺作品， 特别是影视作品中， 也时常可以听到类似的
声音。这就应当引起重视了。
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 要 “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
人民、 推动发展的功能，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增强民族凝聚力
和创造力” 。
如果仅仅是学者在书斋里坐而论道，发表什么奇谈怪论以标新立
异， 倒也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 《南方周末》 、 《南风窗》都是国内发行量较大、 影响较广泛的
报刊， 其舆论导向自然不能不引起关注； 而身为 “国家级教学名师”的赵
林先生， 在 “第七届草原文化主题论坛” 上应邀宣讲 “新黄祸” 论， 我身为
草原文化的研究者， 如果不能有所回应， 也就是不够礼貌了。
首先， 应当指出， 冯八飞先生、 谢奕秋先生、 赵林先生的 “国家” 、 “民
族” 观念， 是荒谬的。
“中国” 者， 谁人之国家？ 中国乃是中国人即构成中国人的各个民族
之共同的家园。
“中华” 者， 谁人之民族？中华民族乃是构成中华民族的 56 个民族
之统一的称呼。
诚然， 在历史上， “中国” 作为国家疆域的范围， “中华民族” 作为民
族共同体的内涵， 都有变化的过程。
在秦、 汉以前， “中国” 与中原相似， 一般是指关中、 中原一带。周朝
建立时， 齐鲁尚属于东夷之地， 两淮为淮夷之地， 吴、 越、 楚、 巴、 蜀等地
尚为“被发文身、 雕齿漆额” 的南蛮之地； 燕、 赵、 晋、 陕中部、 北部， 大都
为诸狄所居； 宁、 甘、 青等地大致为西戎牧地。此后， 随着统治疆域的扩
大、 变易， “中国” 逐渐演变为现在的疆域。 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伴随着
封建王朝的更替。这种更替虽然是执政者的改变， 是旧王朝的灭亡、 新
王朝的取代， 却不是国家的灭亡。 如果说元灭宋是 “亡国” ， 清灭明是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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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那么， 元朝不是中国吗？ 清朝不是中国吗？ 如果説元朝不是中国， 那
是什么国？如果说清朝不是中国， 那又是什么国？
“中华民族” 的概念， 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 从 “华族 - 夏族 - 华夏
族 - 商人 - 周人 - 秦人 - 汉人 - 唐人- 宋人 （辽人、 西夏人、 金人） - 元人
- 明人 - 清人 - 华人 - 中华民族” 逐渐形成的。 在东汉以前， 并无 “汉人” 的
称呼。而国外则多以当时中原王朝的名称来称呼中国人。特别是唐代， 国
势强盛， 影响深远， 欧美各国至今还将华人聚居区称为 “唐人街” ，将汉装
称为 “唐装” ， 等等。华夏民族的形成， 是许多原始部落血缘融汇的结果； 汉
民族的形成、 发展、 演变， 也是不断吸收各民族血缘的结果。特别是， 中国
历史上曾经活跃的北方游牧部落、 草原民族， 有许多都从社会舞台上消失
了。除了一部分融入了后来兴起的游牧民族， 有相当部分融入了汉族。
同时， 曾入主中原或建立过地方政权的北方游牧民族， 大都也未认为
自己是 “异族” ， 而认为自己同样是炎黄子孙， 特别是黄帝之后。例如， “匈
奴，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曰淳维” （《史记 ·匈奴列传第五十》 ） 。 拓跋鲜卑
始祖名昌意， 为 “黄帝少子， 受封北土， 国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 （ 《魏书 · 序
记》 ） 。在 “五胡十六国” 中， 匈奴刘渊建汉， 表示骄胡与刘汉一家， 自己继承
汉统； 匈奴赫连勃勃建夏， 表示自己为黄帝之后， 以夏为社； 氐族苻坚建立
前秦， 羌人姚苌建立后秦， 鲜卑乞伏国仁建立西秦， 皆表示自己的王朝为
秦朝之后续； 拓跋鲜卑建北魏， 以曹魏为正统； 匈奴刘曜建前赵， 羯人石勒
建后赵， 慕容鲜卑建诸燕， 则是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国为名。其间虽然包含
了维护统治需要的权宜之计， 同时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凝聚力，
是有利于民族团结、 社会发展的， 怎么能说是 “亡国” 呢？
实际上， 西晋末年爆发的社会动乱，并非始自 “五胡” ， 而是始自 “八
王之乱” ， 这是历史常识。 “五胡建政” 是从天下大乱的无政府状态走向
安定统一， 进而实现天下大治的过渡阶段。 诸胡建政之后， 采用汉制， 选
拔、 任用汉族官吏， 形成胡人之君与胡人之臣、 汉人之臣共同执政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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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取代了东汉、 魏、 晋豪强大族把持朝政的局面， 促进了民族、 文化的
交融， 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至拓跋鲜卑建立北魏， 统一北方， 为隋、 唐
二朝结束自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荡、 国家大分裂， 实现中国封建社会的
第二次大统一， 并创造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因此， 中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个民族共同参与、 共同促成的。 不了解这一
基本点， 便会对中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的概念得出完全错误的认识。
其次， 将草原民族入主中原说成 “入侵” 、 “亡国” ， 等同于帝国主义
侵华，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是为中外分裂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张目。
冯八飞先生、 谢奕秋先生、 赵林先生可能没有学过中国历史，或者
只是将封建正统历史观、 大汉族主义奉为圭臬， 因而得出了北方草原民
族入主中原是如同帝国主义 “侵入” 并造成 “亡国” 的结论。研究中国历
史的人都可以发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典型的螺旋式上升的
特点—— — 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建立之后， 大都励精图治， 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 经过一段恢复、 发展， 进入繁荣阶段； 随着统治阶级的腐败，社会
矛盾激化， 经济停滞、 社会衰退， 在自然、 社会诸因素的作用下， 爆发社
会动乱， 如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内战、 农民起义、 民族战争， 等等，
进而导致社会分裂。西晋末年、 唐朝后期， 均是如此。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 国家的统一、 政治的更兴， 往往都是通过封建
王朝的更替来实现的。 这种更替， 或是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交接或
兼并战争实现， 或是通过农民战争推翻旧王朝、 建立新王朝实现，或是
通过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实现。 这三种形式虽然不同， 但都是有利于
中国封建社会的进步， 有利于国家统一的， 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
成吉思汗崛起朔漠， 首先统一蒙古高原， 建立大蒙古国， 即确立了
南下攻金、 伐西夏， 进而统一全国的战略。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 至其孙忽
必烈攻灭腐败无能的南宋， 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 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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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第一个繁荣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
统一、 空前的大繁荣， 怎么能说是 “亡国” 呢？怎么能与帝国主义的 “入
侵” 相提并论呢？
明朝中后期， 政治衰败， 权奸、 阉宦相继操纵朝政， 社会陷入动乱。
朱明王朝已无力实现自我更新。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王朝后却迅速腐
败、 瓦解， 丧失了革故鼎新的能力。 而崛起辽东的清朝励精图治， 实现统
一， 进而在蒙古科尔沁、 喀喇沁等部配合下， 攻入山海关， 逐步统一全
国。 在当时的情况下， 清朝是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新兴的、 进步的、 统一
的政治力量。 如果不是清朝实现统一， 则中华大地不知又要陷入多长时
间的分裂之中。 清朝的建立， 又一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进步， 并创造了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康雍乾盛世， 将中华文明发展到新的高度， 怎么能
说是 “亡国” 呢？怎么能与帝国主义的 “侵入” 相提并论呢？
第三， 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 还是煽动分裂， 是一个原则问题。
有人说， 学者发表个人的观点，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用不着大惊小怪。
如果是无关乎国家、 民族命运的 “纯学术问题” ， 当然用不着杞人忧天。
但是， 冯八飞先生的文章是在国内发行量很大、 影响很广的 《南方
周末》 副刊 “在这里， 读懂中国” 专栏发表的。 那么， 作者与编者 “在这里”
要引导读者 “读懂”一个什么样的 “中国”呢？ 是唯以汉族为 “正宗” ， 而其
他少数民族均为 “异族” 、 “外国” 的中国吗？
赵林先生的 “新黄祸” 论， 是在 “第七届草原文化主题论坛” 上作 “主
题报告” 发表的。 这样的观点成了主题， 草原民族成了 “外国” 的 “异族” ，
草原民族南下中原、 入主中原成了与帝国主义侵华一样的 “入侵” ， 那还
说什么 “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 长江文化均是中华文化的三大起源、 三
大组成部分之一” ？还谈什么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 （笔者
2002 年在昭君文化节 “文化产业” 论坛作主题报告时首次提出） ！
倘若北方草原民族是来自 “外国” 的 “异族” 侵略者， 那么，西域诸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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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青藏高原诸族呢？ 西南诸族呢？ 如果按照冯八飞、 谢奕秋、 赵林诸位
先生的逻辑推导下去，中国岂不是仅剩下了汉族了吗？这样， 岂不是给
国内外分裂势力提供了极好的口实吗？ 看看， 你们中国自己的学者、 “国
家级教学名师” 提出来的， 北方草原民族是 “外国” 的 “异族” ， 西域、 青
藏、 西南诸族自然也不能例外吧， 都是 “外国” 的 “异族” 吧？那你中国岂
不是要 “以长城为界” 了， 西域、 青藏、 西南诸地都不是你中国的呀！
《南方周末》 副刊的 “编者按” 称： 冯八飞先生的文章 “在作者的新浪
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个多月，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 《南方周末》 “编辑经
过压缩并征得作者同意， 予以发表， 意在引起读者、 网友们垂注和继续
讨论， 非本报完全同意作者观点之谓也。”
舆论是有导向作用的。作为一家发行量很大、 影响很广的报纸， 相
信 《南方周末》 的编辑们也不会忘记这一点。那么， “本报” 同意的 “作者
观点” 是什么？“不同意” 的 “作者观点” 又是什么？ “意在引起读者、 网友
们垂注和继续讨论” 的 “意” 又是什么呢？
冯八飞先生的大作提出， “你问我什么是中国性格， 其实就是问： 什
么是中国？”
那么， “什么是中国性格？ ” 是提倡和而不同、 和谐共处的性格？ 还是
提倡 “华夷之辩” ， 主张 “以华制夷” ， 坚持大汉族主义、 煽动民族分裂的
性格？
那么， “什么是中国” ？是统一的中国？还是分裂的中国？是各民族
共同创造的团结和谐的中国？还是内乱不止、 动乱、 分裂的中国？
作者：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原载 《鄂尔多斯学研究》 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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