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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河文化的基本定位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是对黄河文化的基本定位，是我们深刻认识黄河文化内涵及其功能的指导思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形成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和，它虽然不是中华文明的全部，但它是中华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从旧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出现了有明确特征的文化形态（如宁夏水洞沟遗址的河套文化）。华夏先民选择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就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为最早的人类提供了养育生命的水源、易于栖身和生存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狩猎采集和耕种条件。他们在黄土高原最早进行旱作农业，最早在中下游各支流流域进行农业开发。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6000年就有了粟、黍等旱地作物，这些中国最早的农业种植就出现在黄河流域。农耕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并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同时也培育了从事农耕的民族。人们逐渐学会联合起来治理水害，学会利用水利进行种植，进一步使黄河融入生产生活，社会有了更大进步。游牧民族进入沿河区域后，继续利用水的优势，推动农耕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两种生产方式的互补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交融。从夏、商、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延续数千年，社会经济以农耕业为基础，又推动了城镇等居住中心的形成，以及连结这些中心及四周的交通的拓展。在不断吸收、扩展的同时，各民族间的往来交流更为紧密，相互融合壮大成为趋势，最终融为一个整体。这一切，源于黄河的滋养，源于黄河文化的不断整合。历史表明，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发样之地、凝聚之地，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直接根源。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愈加壮大强盛，是因为中华民族有坚韧不拔的自信和毅力，有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有极具聪明才智的创造力，有追求“和合”“盛世”的精神支柱。这些民族的品格和精神像奔腾的黄河一样，日夜不息，传承不断，培育和铸就了博大多彩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彰现，沿黄河流域的各个分散的势力，在与水害拼搏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联合起来的重要性，经过不断分化、聚合，最终由分散走向统一，统一成为进入黄河流域各民族的共同追求；沿黄河流域以农耕业为基础的发展，带动了灌溉工程、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算术等，产生了四大发明，对世界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沿黄河流域以农耕业为基础形成的上层建筑，包据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宗法制度及治理观念、传统习惯等，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延续文明进步、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诸子百家思想、史学文学巨作、各类艺术成就、宗教信仰和传播、伦理道德、天人合一观念等，大都发芽形成于黄河流域，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之道、发展动力，成为当今中华民族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 “根”和“魂”是一个覆盖整个黄河流域的大范畴、大概念，是我们认识和理解黄河文化内涵的总思路。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过雪山，越高原，穿峡谷，纳百川，注平原，横跨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如今流经9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黄河流域省份总人口4.2亿，占全国总人口30.3％。黄河流域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26.5％，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地带。黄河流域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占10％左右。解读黄河文化这个大题目，必须要置于大背景下，要有大视野。但黄河流域每段地域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变迁各异，所呈现的地域文化表现形态、内涵特征各有不同。所以，我们在认识和研究黄河流域具体地域的文化时，要以总思路为基本依据，和地域特征结合起来，作具体分析，以求得到实事求是的阐释。 二、宁夏黄河文化的生成 宁夏处于黄河上游，黄河从甘肃中部冲出黑山峡在中卫南长滩流入宁夏，经中卫、吴忠、银川、石咀山四市入内蒙古境，全长397公里。据地质专家考察，黄河发育是在长期过程中，受地质板块运动的影响，分段独立形成水系，最终连通成一条大河。有一种说法是，从二、三百万年前开始的地质构造的第四纪，是黄河孕育发展的时期。那时包括宁夏北部的河套区域周围都是湖泊，造山运动逐渐把这个区域抬起来，原来湖泊里的水流向周边，湖泊缩小后连在一起形成阶段性河流，这是最早的一段黄河。100万年前，由于河水的冲刷，把三门峡打开，河水向东而去，连接起下游的湖泊，通向海洋，这是黄河形成的第二段。到十几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高原的湖泊开始集中起来向东方的低处流，至河套后与以下的河水相连，最终形成了黄河。也就是说，黄河分三段形成，首先形成的是河套这段黄河，宁夏平原正是处于黄河河套西部。 流经宁夏的黄河段，一个突出的优势是地理条件优越。黄河在宁夏境内山舒水缓，平川沃野，经过宁夏平原，自然落差约200米，河面稍低于地面，引水灌溉条件得天独厚。有贺兰山为屏障，气候宜人，阳光充足，极具宜耕、宜牧、宜居的环境，又傍历史上的丝路大通道和南北民族交汇之地，人流、物流频繁，为黄河开发打下了基础。 宁夏与黄河，经过了漫长的开发利用、磨合相融的历史过程，一个先决条件是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实施，从而可以整合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开发，这就是被西方学者称之为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国家有权力有能力组织实施大型工程。秦汉时在短时间内可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移民从中原内地移至今内蒙古、宁夏、甘肃一线，并安置下来屯田戍边，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难以办到。安置移民屯田开发的起因与民族关系的变化直接相连。秦统一之前，宁夏北部地区原为羌戎所居之地，人口稀少，他们生活在干旱荒漠地带，过着游牧、采集、狩猎和原始旱作农业的不稳定生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与北方匈奴的矛盾突出。秦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攻取河南地（今宁夏平原及内蒙古河套地区），沿河置县，从此大量戍军抵御匈奴，成了秦汉两朝的基本国策。为解决军需供应，西汉初，晁错提出移民屯边，主父偃建议在河套屯田，赵充国详陈屯田制之利，使屯田戍边系统化为一种明确的制度。仅汉武帝时期，三次向西北地区移民就达100多万，进行屯田戍边。宁夏平原是安置移民屯田的主要地区，带来中原农耕种植技术的大量移民，在宁夏平原开渠引水，灌溉农业得到普遍发展。此后历朝历代都继承这一传统，充分利用灌区的有利条件，修浚旧渠，开挖新渠，扩大灌溉面积，灌溉农业渐成宁夏平原的主业。北魏初年，北方统一，中原及南方移民于今宁夏平原引水垦殖，宁夏平原灌溉面积约60万亩。至盛唐时期，边防稳定，民族相融，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得到较快发展，自流灌溉渠系初具规模，灌溉面积超过100万亩。西夏政权建立后，宁夏平原成为其赖以生存的“膏腴之地”，灌溉面积达160万亩。元、明、清时期重农务本、奖励开垦，宁夏引黄灌区得到稳定发展。至19世纪，宁夏引黄干渠已有20余条，长度超过1500公里，灌溉面积最高达到210多万亩，成为名副其实的粮食生产基地。 实行移民屯边的初衷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解决戍边军需的供应问题，而结果却通过穿着士卒衣衫的农业人口，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传到宁夏河套等边远地区，利用黄河灌溉，开发了大片良田，造就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绿洲。绿洲的出现，促进了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深深地影响和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于统一局面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宁夏黄河沿岸区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整个黄河流域最早形成的灌溉农业区、精耕农业区，成了北方的重要粮仓之一。由此而形成的地域文化自然是以农耕业为主干的文化，以利用黄河资源为核心的文化，这就是宁夏黄河文化。因为以宽阔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条件，宁夏黄河文化具有开阔、大气而又稳定、舒展的气质；因为中原不间断移民及其传播交流的影响，宁夏黄河文化主要吸收和扩展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生态观，而且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农耕技术和农耕工具；因为处于与北方诸民族交汇地区，宁夏黄河文化更具有包容性、融合性。 三、宁夏黄河文化的内涵特点 宁夏黄河文化内涵丰富，它包含黄河流域宁夏段全部文明成果的内容和元素，有各民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生产和创造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精神诉求、思维模式、语言表达、文学艺术成果以及行为方式等精神层面的内容；有生产对象、生产技术和工具、饮食、服饰、建筑、制作等物质层面的内容；还有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有时代特征的地域文化，如移民、边塞、军事、战争以及开渠治河等内容，还有依黄河而生存的各个民族所创造的民族文化的内容。黄河文化是宁夏最具有全局性和代表性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十分重要，农耕文化、边塞文化、移民文化、丝路文化、长城文化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等表现形态，其总的根源都在于黄河文化。 宁夏黄河文化不仅具有黄河流域共性的特征，同时又具有自身一些突出的特点： 1、黄河水文化与农耕文化高度融合 黄河水文化一般是指人们对黄河水资源的认识、开发、利用及管理、保护的知识等；农耕文化一般是指人们对农耕生产的认识、对自然规律的顺应、掌握，以及农耕技术、工具的创造发明等。这两种文化的表现形态和知识内涵都是宁夏地域文化的主要内容，但更为突出的是，这两种文化在宁夏高度融合为一体，长久传承，广泛应用，不断丰富，成为宁夏黄河文化的主要内容。 自秦汉开发以来，各族人民不断加深对黄河及其规律的探索认识，充分利用两岸土地平整宜于农耕、河床稳定又有适度跌差的自然优势，开渠引水，自流灌溉，又通过内地移民引进中原成熟的农业技术，用牛耕作，使用和内地相同的铁制农具，麦、菽、谷等农作物先后被引进种植，将中原的农耕文化扩展到边陲地区。东汉时创造了“激河之法”，在河中落石下沉，形成潜坝，抬高渠口水位，以提高灌溉效益。北魏薄骨律镇将刁雍，根据农民的耕作实践和经验，运用轮灌办法，既保证了农作物对水分的要求，又尽量扩大了灌溉面积。西夏时，发明了“垫草”围堰固渠技术。西夏颁定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法典中，涉及水利管理的法律条文有5门40多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开了水利工程维护和灌溉管理列入国家大法的先河。元在宁夏设立河渠司，专门负责农田水利建设。忽必烈派水利专家郭守敬到宁夏治水，郭守敬对唐徕渠、汉延渠等干渠和几十条支渠进行彻底修缮、改造，修筑水坝和水闸（斗门），釆用“卷埽”的办法护堤，使灌溉体系更加完善。清雍正时兵部侍郎通智到宁夏主持开渠事务，修筑惠农渠，动员民众沿渠两岸种植杨柳树。宁夏引黄灌区的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工程规模、灌溉面积等在历史上处于当时的领先水平，灌溉渠系、排水沟系及一些闸坝涵洞等工程的基本格局保留至今。 宁夏黄河灌区开发的长期实践，形成了将黄河水文化与农耕文化有机结合的知识体系，这种文化的积累和应用，指导和推动了黄河灌区的建设，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利用黄河水和水利设施进行农耕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延续至今的中国最早灌溉农业区的典范。 2、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宁夏黄河灌区自秦汉开发后，原来环境脆弱、生产单一、封闭落后的荒蛮之地，面貌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在开发初期，大规模的移民和屯垦，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人们也尝到了天时、地利的甜头，渐渐形成顺应自然经营灌溉农业的生产方式。此后历朝政府将这一地区作为移民实边的重点，在不断容纳人口的同时，扩展灌区土地，人、地关系保持着基本协调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南下，宁夏平原农耕与游牧并行发展，移民垦殖并未中止，农耕一直是主业。隋推行均田制和轻赋税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加。唐时在宁夏平原形成了较完善的干渠、支渠相配套的自流灌溉系统，粮草充足，成为当时人口迁入的重要地区。明代充分利用宁夏黄河灌区的水利优势，发展军屯、民屯、商屯生产，因屯田而形成的“屯堡”，演变成了后来的乡镇、县城。清代时期，宁夏平原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品种增加，成为这一地区历史上农业最为发展繁荣的时期。 在长达两千多年开发历程中，对黄河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协调了宁夏平原水、地、人的分布，在人口不断增加和经济承载力持续提高的同时，不断创造新的生态平衡，培育了人工水文网，成为西北干旱区地下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最终形成了宁夏引黄灌区这块绿洲。如果没有这块绿洲，环绕四周的三大沙漠就会连成一片，其后果不堪设想。这块绿洲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起着维护黄河中上游及华北、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作用。人们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的另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与黄河结成友善关系至关重要。对黄河的合理有效开发，赋予了人地生存和改善的空间，这是“天人合一”的结果，是祟尚传统“道法自然”的结果。这一传统观念在宁夏黄河流域各族人民中根深蒂固，呵护黄河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也创造了许多保护黄河的有效措施，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相协调的传统局面。 3、民族融合共建家园 从先秦戎族进入宁夏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就不断进入宁夏平原，他们将草原游牧文化带入宁夏的同时，很快接受了有更大利益的灌溉农业。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安置归附的匈奴、鲜卑等部众，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迁徙南下。进入宁夏平原的各民族，渐渐由牧转农，继而定居务农，融入为开发灌区的新成员，有许多融入汉族之中。唐代是各民族融合的又—高峰期，这个时期朝廷实施“羁縻府州”政策，安置内迁的少数民族部众，宁夏平原也是设置羁縻府州的主要地区。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亲到灵州（今吴忠利通区），接受铁勒、回纥等少数民族部众的归附，并妥善安置，少数民族部众共呼唐太宗为“天可汗”。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友好事件。西夏时期大批党项人进入宁夏平原，他们崇尚吸收中原汉文化，看到宁夏平原得天独厚的发展农耕业的优势，很快从游牧生产方式为主转型为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在西夏统治的两个世纪里，宁夏黄灌区有了新的扩大和发展，成了众多少数民族相交相融的地区。到了清朝，宁夏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民族关系有所改善，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人口有了大的增加。嘉庆年间，宁夏北部地区的人口，较之200年前的明嘉靖年间超过10倍。 有统计说，历史上宁夏地区曾有20多个民族定居繁衍，如果加上流动迁徙的民族，应不止于此。宁夏黄河灌区开发以来，无论哪个民族、通过什么途径移民于此，他们都要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开发基础，顺势而为，承续农耕。他们都意识到黄河之利的重要性，在继承灌溉传统的同时，又扩大灌区，再度移民，通过推进农业生产获得更大利益。可以说，各民族共同开发了黄河，共同经营了黄河，也共同保护了黄河。在这个相依相融的历史过程中，有些民族演变成汉族或其他民族，有些民族不存在了。但无论如何演变，存在或消失，他们都曾凭借黄河提供的生命动力和汇集作用，凭借宁夏平原这个舞台，相互吸收，不断壮大，演出过本民族的史剧，为中华文化的多彩和中华民族的融合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最终的归宿，是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黄河是他们共同的母亲河，民族融合也成为这一地区的悠久传统。 四、“新秦中”“新天府”与“先行区” 两汉盛世，宁夏黄灌区出现繁荣景象，可与当时最富庶的关中平原相提并论，被誉为“新秦中”。此后，史籍中留下了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地区的称赞：隋唐称为“塞北江南”；西夏时期黄灌区已是“岁无旱涝之虞”；明代“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清代“宁夏富庶甲于秦陇”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宁夏的黄河灌溉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先后建成的青铜峡、固海、盐环定、扶贫扬黄、沙坡头等水工程以及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工程，扩大灌溉面积并将黄河水引入宁南干旱地区，引黄灌溉面积比新中国成立初增加了4倍多。如今，“天下黄河富宁夏”已成为宁夏最亮的名片。这一切，源于黄河之利、农耕之功、民族之力。 改革开放以来，宁夏黄河灌区一直是宁夏经济建设的核心区。从“黄河经济”战略，到银川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大银川”战略，到宁夏经济核心区发展战略，到“黄河金岸”发展战略，其一脉相承的是以黄河灌区作为发展重点、经济增长极，从而带动全区的经济发展。 2008年由《中国国家地理》发起进行的十大“新天府”评选活动，宁夏平原被评为十大“新天府”之一。“新天府”评委会认为，总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的宁夏平原，不仅依旧是中国西北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特色农业基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宁夏平原又是国家向西开放、特别是向阿拉伯地区开放的重要平台。 2017年10月10日，国际灌排委员会在墨西哥城宣布宁夏引黄古灌区入选2017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是在黄河主干道上第一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也是宁夏第一个世界遗产项目。国际灌排委员会称赞它为世界灌排工程的典范，代表着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卓越成就。 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一条分界线，即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是一条大致呈45度倾斜的基本直线，这就是“胡焕庸线”。“胡焕庸线”的历史和地理特征造就了东、西两侧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胡焕庸线”造成的差异是很难突破的。但宁夏黄河灌区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在被认为干旱贫瘠的北方地区，在被沙漠包围的地区，也可以创造出环境、土地、人口较好协调发展的区域，创造出一片充满生机的绿洲，“胡焕庸线”的局部突破不是不可能的。宁夏黄河灌区之所以被誉为塞北江南，比喻成“胡焕庸线”以东的景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宁夏视察时指出：“宁夏要有大局观念和责任担当”，把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任交给了宁夏。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在沿黄9个省区中，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就是宁夏。宁夏的5个地级市中，4个都是沿黄分布。黄河虽未流经固原市，但引水工程已使黄河水流向南部山区高地。固原市境内的清水河，是宁夏境内黄河上游最长的支流。全区近90％的水资源来自黄河，沿黄地区集中了全区66％的人口、80％的城镇，78％的人口喝的是黄河水。目前宁夏黄河流域面积约8600平方公里，总灌溉面积达到828万亩。宁夏引黄灌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区总量的4/5。宁夏沿黄地区创造了全区90％的经济总量。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就指出：“宁夏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宁夏要从国家战略全局中、在全国生态体系中、在黄河流域协同治理中，来看待自身的定位和发展，跳出一时一域，考虑“国之大者”。宁夏受益于黄河最多，黄河不仅是宁夏发展的基础和出路，也是服务于全国大局的着眼点，宁夏理应先行一步，担当使命，作出样子。 建设“先行区”，传承彰显黄河文化，发挥其社会功能和时代价值，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郑州座谈会上讲的，“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宁夏黄河文化是宁夏各族儿女创造的，凝聚着宁夏各族儿女的内在力量，她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坚实保障，也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途径。传承彰现黄河文化，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发挥其社会功能和时代价值，对于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各族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建设美丽新宁夏，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作出规划，从人力、精力、财力各方面加大投入。一方面是硬件建设，包括文旅设施、遗迹遗址保护、展陈场所、标志性建筑等；另一方面是软件建设，包括设置相应的机构、组织研究队伍、开展保护、传承、创新研究和多种形式的普及活动，让黄河故事进学校、上课堂、登舞台，鼓励文学艺术创作，开展各类宣讲、研讨、展览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调动各族人民内在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文化自信的巨大作用，让古老的黄河焕发青春，再创历史新辉煌。 （陈育宁 宁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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